能虐待，囚犯不能侮辱，就因其有“天赋人权”之故。
人的哪些权利是“天赋”的？这是一个说不清的问题。但说话与不说话（沉
默）的权利肯定包括在内。因为动物不会说话，只有人会说话。这个仅属于人的
东西当然无可争议地是人的基本权利。在未能弄清楚语言能力生成的原因之前，
把这份光荣归之于上帝是很自然的事情。既然是上帝教会了人说话，那么说话就
是人的“天赋人权”，任何人都不得剥夺。其实，按照唯物史观，劳动创造了人，
使人学会了说话，所以说话和劳动一样，也是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既然说话是
基本人权，那么不说话（沉默）便更是基本人权。同样的，不说出来的话（思想），
自然也属于这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思想和言论享有自由，不能构成犯罪，道
理就在这里。
当然，世界上并没有上帝，自然也就没有什么“天赋人权”。事实上没有这
种人权是“天赋”的（详后）。包括思想权、言论权在内的种种人权，都不是“天
赋”的，而是“争”来的。不过，在争取人权的斗争中，上帝的假定存在，倒确
实是帮了大忙。
中国人同样没有这个便宜可占。因为人既然不是“天生”的，那就只能是“人
做”的。“天生”的人有“天赋人权”,“人做”的就没有，至多只有“人赋人权”。
一种权利，如果是人赋予的，当然在理论上也就可以由人剥夺。中国有句古话：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其“理论依据”就在于，
个人之所以“成人”，是因为“父生之，君食之”。臣子的人权既然系由君父所赋
予，自然也就只好任其剥夺。
所以，在旧中国，一个人是很容易“不是人”的。他可能因“不会做人”而
自己丢了那份权利，也可能因“得罪他人”而被剥夺做人资格。无论哪种原因，
结果都很糟糕。
第三，天生是人就“自由自在”，必须做人就“身不由己”。前者之所以“自
由自在”，就在于他们把决定一个人是不是人的终审权交给了上帝。上帝既然是
最高的和唯一的仲裁者，则其他任何人便不再具有裁定的权利。所以，一个西方
人活在世上，固然在行为上不能不守规矩，比方说必须遵守国家法律、公共秩序、
社会公德和游戏规则等等，却不必看别人的脸色，听别人的闲话，把别人的意志
当做自己的意志、以别人的喜怒好恶作为自己的喜怒好恶。相反，每个人都可以
有自己的意志，自己的情感，自己的选择，甚至自己的“隐私”。你可以不赞成
我的态度、倾向，不同意我的立场、观点，看不惯我的作风、做派，但你无权干
涉我。甚至，如果你真是一个正派的人，那么，当我这些小小的权利受到侵犯时，
你还会挺身而出保护我。因为这些权利，既是我的同时也是你的“天赋人权”。
保护这些权利，即是保护我们每个人作为人的权利，当然比你我之间的“私见不
和”重要得多。故西哲有云：我坚决反对你的意见，但我宁愿牺牲生命也要捍卫
你发表这意见的权利。至于你我的分歧，则完全可以坐下来慢慢讨论。即便一时
得不到统一，分不清是非，也不要紧，了不起最后一齐拿到末日的审判席上，让
上帝去裁决好了。
咱们中国人，可就麻烦多了。咱们既然没有“天赋人权”，那就至多只有“天
赋人权”。既然没有“原始罪恶”，那就难免会有“现世罪恶”；既然没有上帝来
做“是不是人”的仲裁者，便只好请他人来做仲裁者。
他人可是比上帝更难对付。
九他人不是上帝
首先，他人比上帝更难伺候。上帝只有一个，他人却有许多。“人多议论多”，
做起“事”来也许是“热气高，干劲大”，可做起“人”来却“意见杂，是非多”。
比方说一个老头带着孙子赶一头毛驴进城去。他应该怎样处理他们的走法呢？两
个人都在地上走，放着毛驴不骑，被认为是“太傻”;老头骑孙子不骑，或孙子骑
老头不骑，一则是“不爱幼”,则是“不尊老”，都被认为“太不像话”；老头和孙
子都骑上毛驴，又被认为“太狠心”。最后那老头只好对自己的小孙子说，看来
咱俩今儿个只好抬着驴进城了。
这个笑话的本意，大约是奉劝国人凡事要自己拿主意，不要什么都听别人的。
但在实际上，自作主张又谈何容易！因为，一个人倘若当真自己做起主张来，比
方说，那老头和他孙子果真抬起驴来走路，可笑不可笑、可行不可行！先不说，
原先那些发表议论的人，肯定都会一齐愤怒起来。怎么着？我们这么多意见你都
不听呀？难道就你们自己正确？也太自以为是了吧？眼里还有没人？等等，等
等。结果，那老头仍旧“不是人”。
其次，他人又是很容易得罪的。比方说，一个“小媳妇”，每天早上，是应
该早点起床干活服侍公婆呢，还是应该晚点起床多体贴一点丈夫呢？便很难掌
握。结果是：起晚了得罪公婆，起早了又得罪丈夫。无论怎么样，都躲不过“得
罪”二字。
他人之所以容易得罪，就因为“他人”不是“自己”。自己的心思尚且还不
一定都“摸得透”；他人的想法，怎么就定能“吃得准？”吃不准，便会出错，
而且很可能“错”了自己还不知道。比方说，前面说的那个小媳妇，就很可能会
遇上这样的情况：丈夫孝敬父母，要她早起；公婆心疼儿子，要她晚起。这样，
她的问题就会反过来变成“起晚了得罪丈夫，起早了得罪公婆”了。
更糟糕的是，她还可能会这样：起得早，丈夫恨她不懂温存，公婆也不领情，
认为她是“作秀”；起得晚，公婆怨她不懂孝敬，丈夫也不满意，认为她是“偷
懒”。这下子，她可真是“左右不是人”，怎么也不讨好了。这样想来，你说做人
难不难呢？
做人之难，还不仅在于此。
众人人多嘴杂，意见分歧，标准不一，心思各异，倒也罢了。因为意见可以
兼听，标准可以统一，心思可以猜测，多少总还可以有点希望。麻烦在于，所谓
他人，既不是铁板一块的整体，又不是各自独立的个体，而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关
系网络。每个人，都不过是这网上的一个“结”。正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你
不小心得罪了某个人，其结果使很可能是得罪了这网上的一大片。
那么，一个人也不得罪，行么？也不行。因为人和人不一样。不得罪坏人，
就得罪了好人；不得罪小人，就得罪了君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朋友，也都有
自己的仇人。你得罪了一个人的朋友，固然是得罪了他；你不得罪他的仇人，没
准也是得罪了他。何况朋友的朋友并不定都是朋友，仇人的仇人也不一定都是仇
人。有“面和心不和”的假朋友，也有“捐弃前嫌，握手言和”的旧仇人，你哪
里弄得清、看得懂？一不小心，就可能稀里糊涂地得罪了人。得罪了人，会怎么
样呢？结果当然可能很多，但有一条是完全可能的，就是不把你“当人看”。因
为你已经把决定自己“是不是人”的鉴定权、评价权和证明权都交给了他人。那
么，得罪他人，岂非拒绝了这一鉴定、评价和证明，自己宣布自已“不是人”？
你既然自己不把自己当人，那就怪不得别人了。
因此，在中国，最重要的一点，是万万不可轻易得罪人。咱们中国有那么多
谁也不敢得罪的“老好人”，原因之一，只怕就在这里。
他人既然如此难以应付，那么，我们在做人时，不理睬他人，行么？
不行。因为我们做人的权利，不是“天赋”的，而是“人给”的。给我们权
利的这个人，就是“他人”。在中国文化中，自己是不能称作“人”的。称作“人
”
的都是“他人”。比方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
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等。在这些说法中，“人”总是与“我”、
“己”、“吾”相对立的。既然只有他人才是“人”，才能给我们做人的权利，我
们当然不能无视他人的存在，除非你不想做人。
但，即便是不想做人，也是不成的。请问，不做人，做什么呢？神仙做不了，
做猫做狗也未必能如愿。所以，在中国，说一个人日子过得好，便说他“快活得
像神仙”；说一个人境遇极差，便说他“连猪狗也不如”。乐似神仙，也就是说做
人并不快活；猪狗不如，则是说还得做人。因为你倘若不去做人，那就连猪狗都
做不了，岂非“猪狗不如”了
又有谁，愿意“猪狗不如”呢？
于是我们只好去做人，只好去看别人的脸色，听别人的闲话，把自己的一切
都交给别人去评头论足，而把一肚子的委屈都留给自己。因为你既然决定做人，
那么，别人当然也就有权对你的想法发表意见，对你的行为发表评论，对你的作
风发表看法，也有权对你不接受他们的意见、评论和看法表示愤怒，并进而推论
你“不会做人”，甚至“简直不是人”。至于你的左右为难，无所适从，他可管不
着，因为做人的是你自己，又不是他们。
于是，我们便不禁羡慕起西方人来。
还是西方人好。他们把一切都交给了上帝，自己反倒自由自在。也还是西方
人合算，他们一次性得罪了上帝，便谁也不怕得罪了。不像咱们中国人，把“做
人”的责任留给了自己，却把“是不是人”的决定权交给了别人。也不像咱们中
国人，没有上帝好得罪，又不敢得罪他人，便只好去得罪自己。
那么，我们也去制造或进口一个上帝，然后也去得罪他，继而再宣布上自己
也有“原罪”，也“天生是人”，行吗？
不行。
十天赋人权，还是约定人权
中国这块土地，不出产上帝，也无法进口（这问题说来话长，暂时不说也罢）。
因此即便贸然地引了进来，也会“水土不服”或者“变种”，比方说变成皇帝或
圣人，而“原罪观念”则会变成“人性本恶”。“性恶”和“原罪”可是两回事。
原罪观念会引出什么样的逻辑结论，前而已经说了。性恶理论的逻辑结论却是：
既然人性本恶，那么，你要想成为一个好人，就得不断地改造世界观，当然也就
得不断地“斗私批修”,“灵魂深处闹革命”。因为不通过这种改造，恶是不可能
变成善的（无伪则性不能自美）。阿弥陀佛！这种理论的苦头我们可是吃够了，
深知它也未必就比“性善论”（每个人天生都是好人，因此必须保持自己的清白）
好多少，那就还是算了。
其实，问题并不在于人权必须天赋，也不在于我们必须做人。做人从来就是
必须和必要的，天赋人权的理论也有问题。什么权利是天赋的呢？想当然，大约
生命权总是。如果连生命权都不是天赋的，其他权利如隐私权、思想权、言论权
等等只怕就更难说。正因为生命权是天赋的，所以不能杀人，因为你无权剥夺他
人的生命权。那么，杀人的人（杀人犯）呢？他的生命权是不是天赋的？如果说
不是，则等于说某些人的人权小是天赋的；如果说是，则我们就无权剥夺他的生
命权，不能把他也杀了（反对死刑者的“理论依据”大体如此）。但不杀他，便
等于说他可以杀人，而且杀了也白杀。一个人，如果有权任意剥夺他人的生命权，
还有什么天赋人权可言？况且，个人可以任意剥夺他人的生命权，社会却没有这
个权利，默认他对他人“天赋人权”的剥夺，这是什么道理，什么逻辑？
权利从来就是平等的，也是对等的。你要享有生命权，就必须同时尊重和保
证他人的生命权；如果你剥夺了他人的生命权，社会就有权也剥夺你的生命权。
“杀人偿命，借债还钱”，就是这个道理。
问题还不仅仅在于“惩罚”，更在于“制止”。一个杀人犯的生命权意味着什
么呢？意味着他还可以继续杀人，继续任意剥夺他人的生命权。当然，我们可以
把他关起来，不让他再去杀人。但关要关得住。这个人，完全有可能越狱这就意
味着还有更多的生命权被剥夺；就算关得住吧，那些先前被杀的人呢？就白杀
了？如果某个人可以白杀，岂非所有的人都可以白杀？天赋人权又从何说起？剥
夺杀人犯的生命权，等于说社会有权剥夺某些人生命的权利，则人权并非天赋；
不剥夺杀人犯的生命权，就等于说他享有剥夺他人生命的权利，人权同样并非天
赋。天赋人权，是不是有点问题？
事实上，没有哪一种权利是天赋（上帝赋子或自然赋予）的，包括人权。一
个人，只要父母把他生下来，就天然或当然地享有人权或生命权，那是扯淡。如
果生在野地里，只怕就没有。即便生在人类社会，也要看那社会讲不讲人权。不
讲，也没有。就算是讲人权的社会，这权利也不是天赋的，而是社会赋予公众约
定的。任何权利都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约定，任何约定也都只对参加者有效。你
不参加某个协会或俱乐部，你就不能享有这个协会或俱乐部会员的权利。人权就
是人类社会这个“协会”或“俱乐部”会员的权利。前提则是你必须参加或不能
退出人类社会。
也就是说，你必须“在场”。
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还要说“退场”是每个人不可或缺的权利，是人权的
重要内容呢？就因为人权不是自然权利。自然权利是无可选择的，社会权利则可
以选择，也必须选择。因为它是人与人之间的约定。没有选择的约定其实是无效
的，没有了自由的选择则不是选择。选择是约定的前提，自由则是选择的前提。
所以，自由是约定的前提的前提，没有自由的约定同样无效，甚至根本不能叫做
“人的约定”。这样，人权作为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一种约定（也可以说是“根
本大法”)，就决不能反对和背离自由原则，更不能取消人的自由。退场既然是人
的自由选择，就不能不规定为人权的基本内容。人权，无论它对个人做怎样的限
制（没有限制的权利同样不是权利），也不能限制心灵的自由和意志的自由（一
旦限制，人权自身的依据就会被颠覆了），这是人权的“底线”。唯其如此，隐私
权、思想权和言论权，才是人的基本人权。
不过，无论我们可以怎样退场，有一个“场”是永远不能退的，这就是人类
社会。因为一旦退出人类社会，就不是人，也就无所谓人权了。这也是一根“底
线”。可见，无论对社会而言，还是对个人而言，人权都有所限制。所以，任何
人权都是“有限人权”。
这也并小奇怪。自由，从来就是以不自由为前提的。至少是，一个人，只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