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病吃药哪怕就几片阿斯匹林也要靠单位报销（说得不好听也就是讨），你叫他
如何硬得起来？
的确，要想有思想的独立，必先有人格的独立；而要想有人格的独立，又必
先有经济的独立。大家都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但鲁迅先生能够“吃了人家的
也不嘴软”，原因之一恐怕就在于他不必餐餐都吃人家的。这才能坚持思想言论
的独立自由。问题是，鲁迅先生可以靠稿费版税养活自己，又有多少学人能靠学
术研究获得经济上的独立。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真是谈何容易。还是陈寅恪自
己说得好：“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
”
七最是文人不自由
文人不自由，学人更不自由。
学人为什么就更不自由呢！因为文人可以只发牢骚而学人总要做事做学问。
要做事做学问，就要有条件；而如果你非要坚持什么“自由思想，独立精神”，
这些条件便很可能与你无缘。正如夏中义所说：“事情很明白，当你不思依傍权
力，则权力所支配的种种恩惠也就不再赐你，而其制控的诸多不便或不幸倒可能
如鬼魂缠你。
”（《九谒先哲书》）比如同是研究《再生缘》，郭沫若可以尽阅当时
所能看到的珍贵资料，包括北京图书馆馆藏、郑振铎捐赠的“海内孤本”，陈寅
恪就看不到。他只能凭记忆搜索，请助手查找，最兴师动众的也不过是靠“私谊
”
请外地的学生帮忙，条件差到哪里去了？郭沫若可以在全国学术界众所瞩目的
《光明日报》上以“排炮”的方式发表一连串文章，陈寅恪却只能以“偷渡”的
方式，由章上钊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带出境外刊行，事后还要被追查，境遇之悬殊
又何以道里计？结果，尽管郭沫若是在
1960年经人介绍读了陈寅恪的著作后，
才心血来潮要研究这个课题的，却能迅速地使之成为国内学术研究的热点，而陈
寅恪的《论再生缘》虽然早在
1954年便已完稿，却只能如陆游所咏之梅花，“释
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根本无人问津。
这可真是天壤之别。有权，就是比没权好哇！所谓“权”，并不等于或只是
政治权力，也包括学术权力。它可能是一种行政权力，也可能只是一种话语权力。
比如能批给你一大笔科研经费，为你调查研究、收集资料大开方便之门，让你看
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等等，运用的是行政权力；说一不二，一言九鼎，“说你行
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则是在运用话语权力了。话语
权力也很厉害呢！它能决定一个人在学术界混得怎么样，能不能混出个名堂来，
甚至混不混得下去，同样堪称“生杀予夺”。君不见，多少有着真才实学的人默
默无闻，多少有着真知灼见的著作埋没不彰，而某些平庸之辈的平庸之作甚至狗
屁不通的东西却被捧上了天，就因为后者掌握了话语权力而前者没有么！
行政权力与职位有关，话语权力与地位有关，但在中国现行体制下，两者之
间往往有一种说不清楚的瓜葛和猫匿。长期以来，中国的学术活动尤其是学术评
价（评奖、评职称、批课题等等），一直在行政化的体制下运作。而且，随着所
谓“量化管理”的推行，学术的体制化还有愈演愈烈之势。体制是不由分说的。
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体制也是一视同仁的。无论谁和体制作对，哪怕脱离休制，
都将一事无成，甚至连饭都没得吃。
这里面也没有什么世道公不公的问题。世道从来就不是为少数坚持“自由思
想，独立精神”的人设立的。它只为那些愿意“入时合流”的人设立，也只为他
们服务，给他们好处。你既然不愿意，那就别到我这里讨什么“公道”。在这一
点上，它只问“是否”（纳入体制），不问“亲疏”（血缘交情），因此不是“不公”，
而是很“公”。
所以，你不能和体制对着干。你得自觉地纳人体制，在体制规定的轨道上运
行。比方说，你得先去读个学位。而且，光有硕士学位还不行，还得有博土学位。
然后，你得去评职称，从助教、讲师、副教授一直升到教授。当了教授也还不行，
现在教授也分等呢！比如“博学”（博士生导师），据说就比普通教授高一等。要
不然那些“博导”们为什么会把这头衔印在名片上，就像把名牌商标留在西服袖
口上一样？不过现在“博导”也如过江之鲫了。东西多了就不值钱。所以你还得
去争取别的头衔，比如能够决定别人能否升职、得奖、当博导的评审委员。总之，
你得去当学术界的“大佬”。到那时，你就“牛”了，你写的书再破也能出版，
你写的论文再臭也能发表，你随便申请一个什么鸟课题都会批准，有着花不完的
钱。你将坐着飞机在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飞来飞去，讲学做报告或者参加评审
会，放的每一个屁都很香，看着谁不顺眼就把他给灭了，就像阿
Q革命成功以后
那样：“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
”
这确实很有诱惑力。当然，为此你得先做一点点事情。比方说，你得想方设
法每年都发表点论文。其中所谓“权威刊物”多少篇，“核心刊物”多少篇，都
是有定数的。你得想方设法去获奖。其中“省部级”多少，“国家级”多少，也
是有定数。还得去申请课题。这些课题是哪一级的，有多少钱，在评定你是否能
当教授、当博导，是否能获得重要岗位津贴时都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最后，你
还要填许多表：评职称要填表，报课题要填表，申请博士点、重点学科，申请博
士生导师、重要岗位津贴也都要填表。这些表几乎每年都要填，而且要填一辈子。
还有点也很重要，那就是当你申请这个申请那个时，必须投其所好，不能由着自
己的性子来。比如申请课题，那是有“指南”的。你想做的不一定在“指南”里，
在“指南”里的你又不一定想做。但能不能申请到课题，却是你能不能升教授、
当博导、成为学术界“大佬”的先决条件。所以你只能放下手中想做的题目，去
做你不想做的事情。这没有什么价钱可讲。相反，你还得挖空心思去对号入座。
请注意，以上所说，只是按照制度规定必须去做的事情，尚不包括诸如此类
的“诗外功夫”和“画外功夫”。经常到领导和前辈那里“走动走动”，请学术权
威和社会名流题写书名或作序，邀齐了哥们儿姐们儿来吹吹拍拍等等。还请注意，
上述过程有可能是漫长的，没完没了的。因为即便你当上了什么，还会有更高一
级的什么等着你去当。何况在你争取当什么的时候已欠下了一大笔人情债要还。
于是，当你把这一切都打点停当，踌躇满志准备干点自己想干的事情时，恐怕就
会发现你——其实已经不是自己了。
那时候，还说什么“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呢？
八豁出去，就能了
其实，有些事，也不过就是“一念之差”。就说前面那些东西吧，当真想通
了，也没什么了不起。不就是学术地位吗，不就是话语权力吗，不就是科研经费
吗，不就是岗位津贴吗？不就是当教授当博导，吃香的喝辣的，坐飞机住宾馆，
在主席台前排就坐，放个屁都有人鼓掌吗？我们能不能不要？不要，你可就管不
了我啦！平时我们总说豁出去了，豁出去了，也就是说，豁出去，就能“了”。
问题是你豁不豁得出去。
陈寅恪不能说是完全豁得出去的人，但至少部分地豁出去了。比方说，他能
不在乎他所作的研究是否有用，是否入时：“平生所学供埋骨，晚岁为诗欠砍头。
”
他也不太在乎自己的著述是否能名垂千古；“名山金匮非吾事，留得诗篇自纪年。
”
但他对自己身后这些著作的命运还是在乎的：“拟就罪言盈百万，藏山付托不须
辞。”他还不是“满不在乎”。
陈寅恪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能够做到并不在乎自己的所作所为有没有意义。
意义，这是我们绕不过去的最后一道弯，迈不过去的最后一道坎。我可以不要名，
不要利，不要有用，不要别人承认，但我总不能不要“意义”吧？连“意义”都
没有，我做它干什么？
然而陈寅恪却似乎把“意义”看得很淡，一再宣称自已不过“聊作无益之事，
以遣有涯之生”。这话理所当然地被许多人看做是自嘲、反话、激愤之辞，或表
现了他的痛苦和无奈。我们当然已无法确知陈寅恪说这话的真实想法，但我宁愿
把它看做一种彻底，一种为了坚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而悟到的彻底，尽管
彻底得很无奈。
彻底是很重要的。彻底才无碍，才无羁，也才无所畏惧。因为所谓“自由思
想，独立精神”看重的不是“内容”，而是“形式”。也就是说，它并不在乎你想
的是什么，有没有意义，只在乎你之所想是不是独立自由的，是则是，否则否。
你想的东西再没有意义，只要是独立自由地想出来的，就是“自由思想”。反之，
即便再有意义，也不是。
从这个角度来看陈寅恪的许多“自嘲”、“自贬”、“自损”，我们就会有别样
的体会。1952年，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出版，陈寅恪为该书所作之序却被
人删去。陈致信杨树达先生云：“拙序语意迂腐，将来恐有累大者，今删去之，
亦未始非不幸也。”陈此处之听谓“迂腐”自别有意味，但陈寅恪的著作中从思
想到行文均不乏“迂腐”甚至“陈腐”之处，恐怕也是个事实。问题是，“迂腐
”
难道就不是一种声音，就该灭绝。如果“迂腐”该灭绝，那么，和“迂腐”沾边
的，比如陈腐、陈旧，还有刻板、呆滞，是不是也该灭绝？如此推论下去，请问
又有什么不该灭绝？
意义也一样。如果没有意义就不能存在，就该灭绝，恐怕世界上的人早就死
光了。你想，这世界上究竟有多少人能说出有意义的话，又有多少人句句话都有
意义？何况一个问题或一句话有没有意义，原本就是不大说得清楚的事情。杞人
忧天数千年，天并没有塌下来。那么，杞人还该不该忧天，杞人忧天还有没有意
义？哥德巴赫猜想猜了那么多年都没能猜出来，究竟有多少意义，还要不要再
猜？实际上，科学史上许多课题开始时是没有什么意义，或看不出什么意义的。
正因为历史对无意义表现了宽容，才有了今天科学长足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
极少数的“有意义”其实是靠众多的“无意义”来支持的。没有“无意义”就没
有“有意义”。比如在我们看来，吃蜘蛛是没有意义的（其实皮洛耶人就吃），但
如果没有人吃蜘蛛（也包括吃别的“不能吃”的东西），我们今天也不会吃螃蟹。
更何况，如果我们今天以“没有意义”为由不准别人想某个问题说某句话，
那么，明天别人也可以用同样的理由不准我们想某个问题说某句话。你可以这样
限制我的思想，我也可以那样限制你的思想，最后的结果，必然是大家都不能自
由地思想。而不能自由地思想，其实也就等于不能思想。
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自由思想或发展学术）讲，我们都得肯定“无意义
”
的意义。而且，为了彻底，为了确保思想的自由，我们还得否定意义的追求。
否定意义的追求，有这个必要吗？既肯定“有意义”，也宽容“无意义”，难
道就不好就不行吗？果真如此，当然很好。可惜，如果我们的口号如此，就不会
有人去做“无意义”的事了。有意义的事不做，却去做无意义的，谁会这么傻？
那么，大家都去做有意义的事，又会怎么样呢？就会放弃“自由思想，独立精神”。
因为一件事有没有意义，不是你自己个人说了算的。要么是社会大众说了算，要
么是权威人士说了算。只有当他们认可了你的意义，你的所作所为才是“有”意
义的。显然，这就必须以他人的是非为是非，以他人的标准为标准，哪里还可能
有什么“自由思想，独立精神”?
事实上，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总是“毛”，总想附在某张“皮”上，就因为
他们总想有意义。在中国，纯粹的知识、学问，从来就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当它
服务于现实，比方说能够安邦治国或者富民兴国时，才可能被认为是有意义的。
中国的读书人为什么那么热衷于济世热衷于做官？就因为只有这样，“无意义”
才能转换为“有意义”。所以，与其说中国知识分子有一种“政治情结”，不如说
他们有一种“意义情结”。
于是，为了使“无意义”转换为“有意义”，中国知识分子不得不有意无意、
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附在某张“皮”上。因为单独的“毛”没有意义。单独的“毛”，
无根无底飘浮不定，风一吹来就满天飞，不要说别人看着没劲，自己心里都不踏
实。
然而知识分子之所以是知识分子，不仅因为他有知识，更因为他是“分子”，
既是极少数，又有独立性。如果附在某张“皮”上，那还是“分子”吗？王瑶先
生说得好：“分子不独立，知识也会变质。”显然，要想无愧于知识分子的称号，
就得坚持独立立场；要想坚持独立立场，就不能附在某张“皮”上；要想不附在
某张“皮”上，就不能太在乎意义能不能实现。但意义如果不能实现，即等于没
有意义。因此，当我们决定选择和坚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时，就得先问自
己一句：你能不能豁出去连“意义”都不要？
意义其实是最难豁出去的。但“若为自由故，意义亦可抛”。因为你如果连
意义都可以豁出去不要，那就没有什么豁不出去的了。正如一位诗人所说的——
船完全被撞破之后，也就不会沉没了。它的，每一块零散的木板，将永远漂浮在
海上。
要谈陈寅恪，就必须先把这些问题都想清楚。我们想清楚了吗？
□忏悔与做人
一忏悔引起的话题
上个世纪末，中国的文化人忽然讨论起“忏悔”来了。
事情是由余杰的一篇文章《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引起的。一个人看不惯
另一个人，或对他有意见，要批评他，甚至揭他的老底，原本也很平常。只因为
批评者和被批评者都是名人，便一时间弄得沸沸扬扬，其间不乏戏剧性情节。比
如起先是小余横刀立马，军前叫阵，颇有“手持钢鞭将你打”的气势，但转眼间
却在成都魏明伦的客厅里和大余握手言欢谈笑风生，并表示“佩服余秋雨的胸
襟”，还共同讨论起“保护文明和走向社会”的问题了。此案三位当事人，年纪
大点的两位，一位是剧作家，一位是戏剧理论家，年轻的那位又初出茅庐，这两
年正被人哄抬得有些找不着北，哪里架得住这一来二去？因此所谓“和解”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