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时，就不会那么天真了。汪籛碰壁五羊城以后，受到不少埋怨。比他年长的其
他陈门弟子都认为他不该用“官腔”和先生说话，更不该惹老师生气，甚至有人
痛斥他“不知天高地厚”。这实在是冤哉枉也！汪籛对恩师的敬仰和感激是终其
一生的。正因为“感恩戴德”，他才会那样说话。因为他对马列主义的服膺是真
诚的。事实上在汪籛的学术研究中，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陈寅恪的治史方法浑
然天成，了无陈寅恪所痛恨的“贴标签”的痕迹，文风新颖，令人耳目一新。这
难道不是好事？正因为此，汪籛和陈寅恪谈话时，才会充满了“时俗”的口吻。
在他看来，弟子发现了取得了真经而不与先生分享，那才是不道德。
历史的悲剧或悲剧性也正在这里：汪籛和陈寅恪都是真诚的，道德的，而双
方的格格不入却一至于此。一个要“革命”，一个要“守节”，这一场冲突是在所
难免的了。问题是，陈寅恪为什么要对汪籛发那么大的脾气，以至于说出“你不
是我的学生”这样的话？
答案也许就在由汪籛笔录的《对科学院的答复》里面，在这篇自述中，陈寅
恪说：“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
”“独立精神和白
由意志是必须争的，几须以生死力争。
”“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
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这其实也是陈寅恪的一贯思想，因此他在《答复》
中开篇就说，“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而碑文
的核心和灵魂，也就是这八个闪亮高岸的文字：自由思想，独立精神。
五自由思想，独立精神
真正震撼我们的，也正是这八个字：自由思想，独立精神。
几乎所有的人都很看重这八个字，夏中义也不例外，但他却把这八个字归到
乾嘉以来的所谓“学统”里去了，并称自由思想为学统之骨，独立精神为学统之
魂。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竟然能产生于毫无独立自由可言的中国传统社会，而且
还诞育于文化钳制最烈的乾嘉时代，这本身便很可疑。就算是吧，话也不能这么
说。学统，甭管它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总归是“统”。有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
作为魂骨自然很好，但反过来把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统”将进去，却未必是什
么好事。况且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也不是什么“学统”之类的玩艺可以“统”得
起来的。因为一“统”,就不自由、不独立了。什么是自由思想、独立精神？所谓
“独立”，就是不依附，当然也不依附于什么“学统”；所谓“自由”，则不但包
括怎样想，也包括想什么，还包括不想什么。也就是说，想不想，怎样想，想什
么，都是我的自由。我可以自由地按照这种思路去做学问，也可以自由地按照那
种思路去做学问，甚至我还可以不想做学问。不想做学问，也是一种自由思想，
却与“学统”无涉。当然，学问家还是要做学问的，但如果不把话说到这个地步，
则那个“自由思想”仍不自由。
因此我不认为这是一个什么学统问题，而是一个做人问题。我的观点是，学
问可以不做，人却不可以下做；学统也可以不要，人格却不能不要。没有人格的
独立，哪有独立｛的精神？没有意志的自由，又何来自由的思想？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对陈寅恪也就多了一份理解。就说陈先生，再坚持的“不
宗奉马列上义”吧，是他陈寅恪反感马列主义，或者反对马列主义吗？恐怕未必。
马克思主义毕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项重要成果。任何不带政治偏见、有学术良
知与良心的知识分子，都会对它持有一种敬重的态度。但问题是，这份敬重必须
是我发自内心的，而不能是别人强加于我的。事实上，早在“宣统三年”,陈寅恪
就已经读过了《资本论》原文，他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也十分重视经济因素的作用
和阶级意识在政治斗争中的反映。就算没有这些，也不等于陈寅恪反对马克思。
因为马克思的学说，就是马克思自由思想的结果，也体现着马克思的独立精神。
不自由，不独立，哪来的马克思主义？难道《资本论》是按照官方意志写的，或
者申请过“国家级课题”?
所以，肯定陈寅恪，不等于否定马克思。在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问题上，
他们是相通的。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是高于一切的。既高于政治，也高于学术。
比方说，尽管有陈寅恪“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的夫子自道，友人吴宓
“盖藉此以察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素存焉，
绝非清闲、风流之行事”的理解回护，还是有不少人对陈寅恪耗费十余年时间撰
写《柳如是别传》不解，认为不值得。毕竟也就是一个柳如是么！小题当然也可
以大做，但再大也是“小题”，而身为“大师”和“巨匠”的陈寅恪，难道不该
去建构更为体大思精的史学广厦？
其实，这里没有什么值不值的问题。陈寅恪耗费十余年时间撰写《柳如是别
传》不值，梁宗岱种菜养鸡就值？梁宗岱何许人也？他是法国象征派大诗人保罗?
梵乐希的异国之友，世界大文豪罗曼?罗兰的忘年之交，巴黎文化沙龙的座上嘉
宾。他的诗人气质和文学才华就连一向崇尚高贵和浪漫的法国文化人也为之倾
倒。然而他却去种菜养鸡！因为他作为外语系的“大白旗”，在
1958年便被劈
头盖脸地痛批。他平时常常挂在嘴边的“天才教育主义”和“老子天下第一”更
是成为众矢之的。那好，你们不承认我“学问第一”、“教书第一”，我就来个“种
菜第一”、“养鸡第一”。不让种不让养，我还有“喝洒第一”、“力气第一”（据说
诸如此类的“第一”竟有七十多个）。反正老子就是“天下第一”，就要“天下第
一”，你能怎么样！
这其实是用一种极端的方式来坚持自己的“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了，因此
“理所当然”地引起了“革命群众”的震怒，被斥为“对抗运动”的“新花招”，
但也一定在某种程度上为陈寅恪所理解。陈寅恪是很喜欢梁宗岱的。
1961年吴
宓来访，中山大学以陈寅恪夫妇的名义设宴招待，陪宴者的名单由陈寅恪夫妇拟
定，而席中就有梁宗岱夫妇。余则为刘节夫妇、梁方仲夫妇和冼玉清，都是陈寅
恪的相好相知。
实际上陈寅恪又何尝不是这样做的？他体弱目盲，当然无法去种菜养鸡。但
他同样可以去“不务正业”。比方说，不上课，不发表论文，不做“公认”该做
的“大课题”。陈寅恪曾自谓其《论再生缘》一文乃“颓龄戏笔，疏误可笑”，这
决不是什么“自谦”或“自嘲”，而毋宁说是“自得”和“自许”,即“宁作戏笔，
不入时流”。不错，我是要做研究，也可以做大课题，但必须按照“自由思想，
独立精神”去做。如不能，则宁肯不做，或者去做“无益之事”，正所谓“闲同
才女量身世，懒与时贤论短长”。
显然，问题并不在于做什么，也不在于值不值，而在于它是否本之于“自由
思想，独立精神”。如是，则值；如不是，则不值。而且，对于陈寅恪、梁宗岱
他们而言，只要是自己的自由选择，哪怕是“著书唯剩颂红妆”，哪怕是“一腔
心事付荒唐”，一旦做了，也一定是“天下第一”。一流就是一流，他变不了一二
三流。
梁宗岱让人激赏和敬佩之处正在这里。
陈寅恪让人震惊和敬重之处也正在这里。
这也正是我不想多从学术的角度来谈陈寅恪的原因。毕竟，学术成就再大，
也是有限的，何况其思想还“囿于咸丰同治之世”，其议论还“近乎湘乡（曾国
藩）南皮（张之洞）之间”，并不多么值得肯定和赞扬。又何况陈氏的著作中，
也确实如骆玉明教授所言，“往往呈现历史的羁绊，乃至某种陈腐的情感”（如被
林贤治指出的“没落的士大夫情调”)！但陈寅恪的人格精神却是超学科、超学术、
超时代的，也不光是对做学问的人有意义。学术上的是非对错远不是最重要的。
正所谓“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唯此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纪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尽管陈寅恪王国维他们
的追求，距离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独立自由还相去甚远，但能有此一说，便已属不
易。至少，他们是在尽可能堂堂正正地做人，从而“为天下读书人顿生颜色”!
六劝君免谈陈寅恪
陈寅恪是了不起的，可惜我们学不来。
首先是“顶不住”。无论是谁，当真要坚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就必须
有本事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要知道，压力并不仅仅来自官方，来自当局，也
来自民间，来自群众。比方说在“文革”前，官方对陈寅恪还是相当关心、爱护、
客气、尊重，乃至于“护短”的。反倒是群众对陈寅恪很不买账，极为不满，正
所谓“群情虽未汹涌，但相差也不太远”。实际上，历史系一再坚持批判陈寅恪，
一再坚持将陈寅恪划为“中右”，在一定意义上即代表着“民意”。这也是该系领
导人在受到上级批评时颇感委屈，一有风吹草动又故伎重演的原因之一（另一个
原因则是他们认为自己的做法“大方向”是正确的）。所以，上面的弹压归弹压，
下面的动作归动作，批判会还是照开不误。既然不能把陈寅恪揪到会场上来，那
就在会场当中放一把椅子，以为代表，缺席审判，直弄到“千夫所指”的地步。
陈寅恪能“横眉冷对千夫指”，我们能吗？
不是说我们不可能拥有陈寅恪那样的人格力量，而是说人格力量究竟有多
大，还值得怀疑。《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作者问得好：“文化的品格到底有
多大力量，能使一个人‘顽固’地坚守着逆潮流的、已等同‘过街老鼠’的精神
世界？”说到底还是“有恃无恐”。陈寅恪的地位太高来头也太大了。他可以因
为没有及时收到戏票而向副省长大发雷霆，质问“你这个副省长到底管事不管
事”，咱也能？不能，就只好撤退。你可是不要小看“群众”呢！“群众”的力量
是很大的。一人一口唾沫，就能把你淹死。我在《闲话中国人》等书中多次说过，
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是群体意识。其具体表现，就是要求凡事都“大家一样，人
人有份”。那么，凭什么我们大家都学习马列学习政治，你陈寅恪就可以不学习，
还要吃香的喝辣的？同理，凭什么我们大家都随波逐流，唯独你陈寅恪就可以坚
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想不通。想不通就要革你的命。一时半会革不了，
就等待时机。时机总是会有的。比方说，“文化大革命”。那时，就连陶铸都被揪
了出来，看谁还能保得了你！
显然，我等一般学人如果也想坚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除非全社会都
认同独立自由，不要求“大家一样，人人有份”。但现在却很难。
其次是“守不住”。怎么个守不住呢？因为要“学以致用”。中国的读书人，
或曰知识分子，内心深处历来就有一个解不开的疙瘩，那就是总觉得自己的满腹
经纶得有地方派个用场，否则实在是可惜了的。所谓“有用”，倒不一定是拿去
换饭吃，换钱花，更主要的还是要有利于国家民族国计民生。因此这种想法不但
不可耻，反倒很崇高。
这种崇高感会很容易地解除坚守“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心理防线。比如
历史学家周一良就是。周一良也是陈寅恪的学生，却同时又是“文革”中臭名昭
著之“梁效”（即所谓“清华北大两校大批判写作组”）的成员。这在别人看来是
耻辱，周先生现在自己看来也是耻辱，但当时的感觉却是庆幸，庆幸什么？庆幸
自己所学的知识总算派上了用场。这不能简单地看做是周先生为自己“附逆”行
为所作辩解的“托词”，而应看做是他的真实想法。周先生是读过旧书的人，从
小满脑子灌输的就是“修齐治平”那一套。按照这一套说教，一个人之所以要读
书，是为了修身；之所以要修身，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说学以致
用，服务于政治，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事情。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
家”，实现的不但是一个读书人的人生价值，也是知识学问的自身价值。相反，
有一肚子学问却没人看重赏识，没有用武之地，那是最让人难熬的。这时，如果
来了个买家，而且是大买家，你还不赶紧卖出去？
甚至还有自己送上门的，比如冯友兰就是。冯友兰也是参加了“梁效”的，
因此也和周一良一样，颇为情议所不容。说起来冯先生也是海内大儒，怎么会如
此糊涂？其实，与其说是“糊涂”，不如说是“自觉”。对此，夏中义的《九谒先
哲书》有很好的分析。我同意他的观点：冯先生是颇有些“圣人情结”的。他的
理想，是要成为“当代中国的孔夫子”,成为当局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首席顾问。你
既然打算通过权力中枢来施展“为王者师”的抱负，就得先让权力瞅着你顺眼；
而讨好权力之捷径，则莫过于“顺着说”。这当然无妨看做一种策略，却也是一
种危险的游戏。因为无论如何，“顺着说”和“自由思想，独立精神”是不能兼
容的，而顺了第一回，就会有第二回、第三回。结果，一路顺将下来，冯先生几
乎已不知道自己是谁。最后，“国师”没当成，反倒当了“梁效”。冯友兰守不住，
周良守不住，我们就守得住?
第三是“耐不住”。坚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其实就是坚守个人立场，
不以社会的好恶为好恶，不以他人的是非为是非。那好，你既然已经“自外于群
众”，也就不能指望别人在乎你、看重你，把你当回事，也不能指望别人理解你、
赏识你，听你那一套。总之，选择了独立自由，就只能走一条孤寂的道路，你能
耐得住这份寂寞么？
就算耐得住吧，也还有道坎儿不大容易迈得过去―一你可以甘于寂寞，“不
求闻达于诸侯”；你可以孤芳自赏，不把别人放在眼里；但你总要吃饭吧？连陈
寅恪都感叹自己是“求医万里，乞食多门”，咱们比他就更不如。吃的、穿的、
住的，都是“人家”的，而且并不富余。一旦“人家”不给了，咱就会衣食无着，
咱就得扫地出门。我在《你好，伟哥》一书中说过：人们总喜欢骂中国的学人和
文人没有骨气，却常常忽视一个现实问题：他们每个月就那么几个小钱，上有老
下有小，又要养家又要糊口，头顶上那几片瓦和脚底上的立锥之地都是单位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