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时，陈寅恪即有“非所论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的说法，他自己当然也不
会囿于“一党之恩怨一府之消亡”。看来，准确的说法是：陈寅恪和国共两党都
没有关系，也不想有什么关系。他只想作为一个独立的学人，进行自己独立的学
术研究。我们最好还是不要违背先生的心愿，把他扯进政治斗争中来。事实上正
如《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作者陆键东所言，政治这个范畴，“已难以覆盖
陈寅恪的文化意蕴，也无法盛得下陈寅恪的人文世界”。
那么学术呢？陈寅恪在学术上的意义又如何？他的学问、学识、学养、学术
水平和学术成就无疑是顶尖级和超一流的，要不怎么被称作“教授中的教授”（郑
天挺语），公认为史学大师、文化巨匠、旷世奇才？早在二十世纪中叶，陈寅恪
便已“站在一个旁人难以企及的学术境界”，其学术成就则涵盖了历史、宗教、
语言、文化、文学诸领域，被视为一座丰富的文化矿藏。但学问大不等于成就大，
成就大也不等于意义大。陈寅恪的学术意义究竟有多大，我可没有资格来妄说，
而且也认为并不重要。因为陈先生的学术意义再大，也构不成他成为热点人物的
原因。史学毕竟不是显学么！对柳如是、再生缘感兴趣的人想必也不会太多。这
些课题，和我们又有什么相干，犯得着大家都来过问？陈寅恪如果有意义，那意
义一定是超学科甚至超学术的。上海学者夏中义就持这种观点。他认为陈寅恪的
意义不在具体的学问、学术，而在学统。所谓“学统”，也就是“一种把学术作
为生命意义来追求的学人传统”。这玩艺，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先天便很缺失，直
到乾嘉学派那里才算有了点眉目，再到梁启超著《清代学术概论》时才算理清了
思路。但“竖看百年中国学术史，从晚清、民国到共和国，能真正自觉地用生命
去践履”，并“使自身化为学统之链所以历代未绝的悲怆一环者”，那真是舍陈寅
恪而其谁（《九谒先哲书》）！也就是说，正是由于陈寅恪认准了这一条道儿走到
黑，那个来之不易又命若游丝的“现代学统”，才总算没断了香火。
这当然比谈学问深刻多了，但仍然可疑。可疑之处就在于，如果那“学统”
并无意义或失去了意义，还要不要坚持？如果我们有了意义更为重大的事情，这
“学统”可不可以放弃？依我看，那个“学统”既然是乾嘉学派和梁启超他们搞
出来的，又只有百把年历史，不坚持也罢，天塌不下来；而陈寅恪的一些弟子门
生（比如汪燕）之所以和先生分手，则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建设新中国，解放全
人类，显然比坚持什么“学统”意义重大得多。
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谈陈寅恪？
三孤傲怪僻之谜
读《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常常会有倒吸一口冷气的感觉。
尽管陈寅恪的故事在那个时代远不是最触目惊心的，也尽管该书作者陆键东
尽量用了一种平实的史笔来讲述那发生的一切，但还是看得我惊心动魄，而印象
最深者，除陈寅恪的清高自负外，就是他的孤傲与倔强，骨气与胆量。他真敢！
1953年，中共中央历史研究委员会在中国科学院设立三个历史研究所（上古、
中古、近代），拟请陈寅恪任二所〔中古所）所长，他开出的条件居然是“允许
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而且，“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
要全部的人都如此”。这还不算。他还要毛泽东或刘少奇给他开证明，“以作挡箭
牌”。如果只是他陈寅恪一个人或中古所搞点“特殊化”倒也罢了，他还说“最
高当局也应该和我有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这就实际不是要全国学术界都不
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了，岂非存心“逆历史潮流而动”？以草间布衣一
介书生，而公然要求“最高当局”也听他的话，从他之说，此等“狂妄”，岂非
空前绝后胆大包天？
他也真做得出！系里组织拜年，被他拒之门外；北国政要来访，也被多次挡
驾。拒人千里之外，已是悖乎常情，何况被拒者竟是赫赫有名炙手可热的康生康
大人？虽然对康生的拒绝是“有礼貌”的，理由也还说得过去：陈先生病了，正
在卧床休息。但当真愿意一见，也还是可以见一见的，至少可以在病榻上敷衍一
下，然而无论学校办公室的人如何动员。陈寅恪就是不见！不见康生，也不见别
的人。不见也就罢了，他还要赋诗云，“闭户高眼辞贺客，任他嗤笑任他嗅”，直
弄到“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的地步。是陈寅恪不喜交往不近人情
吗？不是。陈寅恪也是有交往的。他交往的人，不但有校长（如陈序经）、教授
（如冼玉清），还有护士、伶人、工友。被一般人认为“不好接触脾气大”的陈
寅恪，对老校工梁彬却十分客气热情，信任有加，不但称他为“彬叔”，还让他
参与此家事。陈寅恪并不是性格乖僻之人。
那么，是陈寅恪讨厌政治，或如董每戡所言，是“书生都有嶙赠骨，最重交
情最厌官”吗？好像也不是。陈寅恪也不是所有的官都不见，所有的官都不交。
他和傅斯年的关系就很好，和胡适的关系也不错，而胡适可是做过“官”的，傅
斯年更是一生效忠国民党，且“死而后已”。这里也无关乎国共两党之争。因为
陈寅恪也和许多共产党高级干部有交往甚至有交情，或在内心深处敬重他们，比
如陈毅、陶铸、杜国库、冯乃超。也许，陈寅恪夫人唐筼对冯乃超的评价多少透
露出一点消息。唐筼说：“冯副校长虽是个老党员，但倒是个念书的。
”也就是说，
是不是党员或官员，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不要紧，要紧的是读不读书，或是
不是读书人。胡适是，傅斯年是，郭沫若、胡乔木、周扬也是，游走于国共官学
之间的章士钊当然更是。陈毅和陶铸虽然不是学人或严格意义上的读书人，却也
是有知识有文化有学问有才华的“孺将”，而且尊重知识和学术。由是之故，他
们也得到了陈寅恪的尊重。
但分寸还是有所不同：除身为“一方父母”的陶铸外，共产党这边，最受陈
寅恪欢迎敬重的是陈毅。陈毅得到的情感回报是“肃然起敬”。次为杜国庠。他
得到的回报是“道不同然相知高谊仍在”。胡乔木也不错，他得到了“中国传统
为师者的那一份慈爱”。郭沫若的情况比较微妙。毕竟双方都是才高八斗、学富
五车的人，也都不是等闲之辈。然而，一个是“马列主义史学”的代表，一个是
“资产阶级史学”的重镇，针锋相对水火不容又都风流儒雅德高望重，也就只能
寒喧多于交流，在谈笑风生的背后仍是格格不人了。郭对此其实也有清醒的认识，
谓之“壬水庚金龙虎斗，郭聋陈瞽马牛风”，虽是笑话，却有深意存焉。
不过郭沫若这个“戏言”的水平之高，却也不能不令人叹服。郭属龙，陈属
虎，两人又观点相左，当然是“龙虎斗”;郭耳聋，陈目盲，两人又立场不同，当
然是“马牛风”。但如此之巧对〔绝对〕，大约也只有郭沫若才想得出。故龙争虎
斗唇枪舌剑之余，也未尝没有惺惺相惜。尽管十年以后，郭沫若还是在其新著《李
白与杜甫》中对早已含冤去世并无还手之力的陈寅恪杀了个回马枪。
最惨的是康生，他吃了闭门羹。康生其实也应该算是“读书人”的。他是毛
泽东身边的“大秀才”，读过很多书，文笔极好，书画俱佳，艺术品位也很高，
而他的大奸大恶在当时还尚未暴露无遗，或不为外人所知。无论从哪方面（政治
地位或文化修养）讲，他都应该见得着陈寅恪的，却被拒之门外。1949年以后，
康生哪碰过这种软钉子？于是他就来了个“软着陆”，只用轻飘飘两句话，就让
《论再生缘》的出版几乎成了永无期日的事情。
比康生待遇稍好点的是周扬。周扬本来也是要吃闭门羹的，只是因为看陈序
经的面子，不想让陈序经太为难，陈寅恪才勉强答应见周扬。但周扬在中山大学
东南区一号二楼上显然没吃到什么好果子。“陈寅恪的态度是挑战式的”，而一向
辩才无碍的周扬则显得底气不足、几无招架之功。尽管如此，回到招待所后，周
扬仍掩饰不住自己的兴奋，因为他总算见了陈寅恪一面。当然，他对陈寅恪的感
觉也和许多人一样：“有点怪。
”
比康生更惨的是某些学人。他们遭到了陈寅恪的讥讽甚至痛骂。早在
1952
年，陈寅恪就写诗讽刺他的那些北国同仁，还特地把这首诗寄给北京大学的教授
邓之诚：“八股文章试帖诗，尊朱颂圣有成规，白头学究心私喜，眉样当年又入
时。
”这显然是讽刺从
1949年到
1952年短短三年间，学人们纷纷“弃旧迎新”、
“弃暗投明”，放弃轻车熟路的旧研究方法，生吞活剥马列主义，炮制新八股。
其中，便不乏年事甚高者。比如辅仁大学校长、历史学家陈垣，
1949年时六十
九岁，当然是“白头学究”了。1953年底，陈寅恪又当着汪簇的面，连续两天
怒骂那些加人了民主党派的朋友，称之为“无气节”、“可耻”，喻之为“自投罗
网”。据说，陈寅恪大动肝火，“态意评点人物，怒说前因后果，极其痛快淋漓”。
看来，陈寅恪对所谓“时尚”，所谓“新学”，已是积怨甚深，对那些一心想要“眉
样入时”的“读书人”，也到了深恶痛绝的地步。
这就决不只是什么个性孤傲、性格怪僻了。
四人品与气节
陈寅恪的这种态度很容易被人误认为是反又对现政权，反对共产党，反对马
列主义。其实不然，倘若如此，他为什么不去香港、台湾，为什么同意担任全国
政协委员，还要和杜国庠、冯乃超这些共产党人交往，他甚至也不是什么社会活
动都不参加。1954年
5月
3日的“敬老尊师座谈会“他就参加了。还戴了大红
花，这也是一种”时俗“么！怎么并无反感，反倒欣然？这里面一定还有更深一
层的原因。陈寅恪的政治态度一直是个谜，他好像谁都看不惯。袁世凯当大总统，
他讥为巴黎选美：“花王哪用家天下，占尽残春也自雄”；张群组阁，他讥为妓女
作秀：“催妆青女羞还却，隔雨红楼冷不禁”；国民党长江防线失守，他也幸灾乐
祸：“楼台七宝倏成灰，天堑长江安在哉”。但如果你认为这是因为向往新中国，
或是怀念旧上朝，恐怕就错了。他在回忆洪宪称帝一事时说，当时不少文人都对
袁某人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让他深为道德的沦丧而痛心。“至如国体之为君主
抑或民主，则尚为其次者”。君主还是民主，这在许多人看来是至关重要必须力
争的，而陈寅恪以为其次。那么，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呢？
是道德，是人品，是气节。
1964年
5月，陈寅恪向自己晚年最知心的弟子蒋天枢托以“后事”，并写上
了带有“遗嘱”性质的《赠蒋秉南序》一文。在这篇不足千字的短文里，陈寅恪
称自己虽“奔走东西洋数万里”而“终无所成”。现在又“奄奄乖死，将就木矣”
,
但也有足以骄傲自豪者，那就是：“默念平生因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
告慰友朋。”也就是说，他陈寅恪一生之最为看重者，不但不是金钱地位，甚至
也不是知识学问，而是人品与气节。
事实上陈寅恪愿意与之交往或表示敬重的，不论是国民党共产党，还是无党
无派，都是人品极好的人。陈毅，光明磊落，直率坦诚；傅斯年，为人正直，疾
恶如仇；刘节，秉性梗直，宁折不弯；冼玉清，一生清白，遗世独立。有意思的
是，他们多少都有些脾气。比如陈序经为人是很谦和优容的，但当有关当局强迫
他加入国民党时，他把“乌纱帽”惯在桌子上：“如果一定要我参加国民党，我
就不做这个院长。”又比如杜国庠一生为人宽厚平和，但面对极左思潮也会拍案
而起，气愤地表示“批判陈寅恪批得太过分”！因此他们也都往往会做“傻事”，
说“蠢话”。比如刘节就曾在
1958年“大放厥词”：什么大跃进人人意气风发，
“一起发疯”倒是真！这种“逆言”也是说得的？但他实在忍不住。当然，他们
多半也都没有什么“好下场”。
没有好下场是明摆着的，甚至是他们“自找”的：“文化大革命”中，刘节
听说“造反派”要批斗陈寅恪，竟奋然表示愿意替代陈先生上台挨斗，并视为一
种荣耀。如此“不识好歹”,“自讨苦吃”，如此“螳臂当车”,“以卵击石”，还
能有什么好结果？然而，明知没有任何好处，同时也于事无补，他们却偏偏还要
做；也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人品质的高贵。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陈寅恪“吾道不孤”!
然而陈寅恪作为一个历史学家，还有更深的想法。在
1950年正式刊行的《元
白诗笺证稿》一书中，他谈到这样一个历史惯例：但凡新旧交替之时，总有人占
便宜，也总有人吃大亏。那些乖巧的小人，“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而那些
刻板的君子，则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为什么呢？就因为其时新旧
道德标准和新旧社会风气“并存杂用”。有的人善于利用形势适应环境，有的人
则无此“乖巧”而已。
显然，陈寅恪是把自己的某些“老朋友”，看做了“乖巧的小人”。
于是我们大体不清楚了。为什么陈寅恪对杜国庠那样和自己“道不相同”的
共产党人信任敬重，对某些先前的“同道”反倒蔑视而戒备？就因为前者“气节
不亏”。陈寅恪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他当然不会不知道在那个时代，坚持马列
主义，信仰共产主义，要担怎样的风险。那是要掉脑袋的！所以，新中国成立以
后，他们大讲马列主义，就不但可以理解，而且也理所应当。他们“本来”就是
马克思主义者么！
那些“眉样入时”的“白头学究”们却“原本”不是。“不是”当然也可以
变成“是”，但要看怎么个变法，以及为什么要变。如果是自己通过学习研究，
改变了观点，倒也理属正常，无可厚非。然而一夜之间毫无思考，就来了个
180
度的大转弯，便很可疑。在陈寅恪看来，这不是降身辱志，便是投机取巧。但不
论何种情况，都是“变节”。气节一亏，则其人不可取矣！
事实证明，陈寅恪的看法并不完全正确。1949年以后，中国学人的改变立
场观点，宗奉马列主义，有的是“曲学阿世”，有的不是。汪籛就不是。他属于
“心悦诚服”的那一类。否则，当他自告奋勇充任“说客”，南下广州请老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