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无权，二无势，三无财，四无力，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又能干什么？唯一能
做的，也就是把目之所见耳之所闻心之所想说出来吧？叫他不说，哪里做得到？
因此，该说还得说。而且，还得说真话，不说假话。这里说的“真”，不是
真诚，而是真实。“文革”中，有多少人“真诚”地说假话啊！以至于事后一想
起来就羞愧难言，一一不仅为“假话”,更为“真诚”（请参看本书《忏悔与做人》）。
显然，真实才是更重要的。你可以不把所有的真实都说出来，但说出来的必须真
实，这也是一条底线。
至于顾准，对自己的要求就更高了。他不但要求自己所说的全部真实，而且
还要把所有的真实都说出来。这就注定了他必定要受苦受难。因为即便只是不说
谎，有时也是要受罪的。“文革”中，顾准因为不肯按照某些人事先指定的内容
或思路交代问题、出具证明，便不知挨了多少打。但在顾准看来，无论出卖灵魂，
还是出卖朋友，都是不可容忍的可耻行为。而实事求是和决不为虎作伥，则是做
人的起码准则。为此，他甚至不愿意对与他有隙、曾经整过他的人落井下石，更
不要说把患难与共的同志和朋友出卖给恶魔了。1965年
2月，他被康生下令秘
密逮捕。面对威胁利诱，顾准不惜以绝食相抗争，打死不开口，使张闻天、孙冶
方、骆耕漠、狄超白、林里夫、巫宝三、李云等人和各个时期的熟人无一受到政
治牵连，自己却因“态度特别恶劣”而罪加一等，成为“极右派”。
顾准为捍卫人格尊严和保护他人吃了不少苦头，却也赢得了相当多的尊敬和
他共过事尤其是共过患难的人，都公认他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宁折不弯的硬骨
头，也是可以以生死相托的正派人。因为顾准对朋友不但忠诚信任，而民体贴入
微。老战友陈易因为议论毛泽东和江青而被打成“反革命”，顾准不顾自己身处
逆境，常常去看望他，却不让他来看自己。顾准对他说，我是死老虎，名分已定，
你还没有结案，别让他们找到岔子，陈易说话嗓门大，顾准怕他祸从口出，陪他
散步时总是挑僻静处走。1974年
12月
2日
23时，顾准的生命已细若游丝，却
惦记着守护在旁的弟子吴敬琏，要他“打开行军床休息”。谁都没有想到，顾准
拼死挣扎讲出的这句话，竟是他的“最后遗言”。
人间自有公道，付出总有回报。顾准的侠义赢得了敬重，顾准的真心换来了
友情。顾准临终前，守护在他身边的，正是这些以心换心的朋友。双目几近失明
的学部委员（即院士）骆耕漠，拄着拐杖，顶着寒风，四处奔走央告，八方辗转
求人，终于让顾准住进医院，获得名医（其间亦多亏中国医学科学院党委书记杨
纯和铁道兵某兵团政委张崇文的侠肝义胆）。年过六旬的林里夫，不顾自己头上
有帽子，身上有重病，坚持每天由他为主护理顾准，做饭、喂药、倒便，一手包
下。林里夫和陈易还把自己的女儿也喊到医院来帮忙。挚友张纯音，弟子吴敬琏，
更是一有时间就守在床前。在最后的岁月里，有如此之多的友情，顾准真是“痛
并快乐着”。
的确，顾准是不幸的。直到含冤去世，都没能见上子女一面，也没能见到睽
违十载的老母亲。那时，他的慈母就住在公安部大院，和顾准的住处只有一街之
隔，却彼此望穿双眼不能一见。在那个不见天日的年月里，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
顾准，只能孤身一人在无边的黑暗中蜷缩着身体舔食自己的鲜血、泪水和耻辱。
顾准又是幸运的，他有那么多关心他爱护他的好人。在他两次落难之后，是中国
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两次收留了他。这实在是顾准不幸中之万幸。经济所是一个人
才荟萃的地方。张闻天、孙冶方、骆耕漠、狄超白、林里夫、巫宝三，还有年轻
的张纯音、吴敬琏，皆为一时之选。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是正直正派重感情的人。
这就造成了一个奇迹：当人与人的关系变得比狼与狼的关系还不如时（狼不吃同
类），顾准的周围却散发着人间的温暖。没有这温暖，顾准活不下来，也不可能
留下那么丰富的思想遗产。正如王元化先生所说：“人活着不仅需要使自己温饱，
还需要精神养分，而友情就是其中的一种。”也正如王元化先生所说，顾准能获
得如此之多的友情，“证明中国有些人纵使处在最恶劣的环境下，仍旧良心未泯，
他们心中那朵正义的火焰始终在燃烧”（《＜顾准全传）序》）。是啊，没有良知、
良心、正义感，就不会有什么真正的友情，更不会有知识者和思想者的友情。作
为一个知识分子，知识固然重要，人品就更重要。顾准的幸运，就在于他遇到的
人，不但学问好，而且人品好。在这些人看来，他们在顾准危难之时伸出的援手，
不过是一个正派人该做的事，是应当应分的。正如事隔多年以后骆耕漠接受采访
时淡淡地说的：“做人嘛，应该这样。
”
做人，才是最根本的啊！
这里特别值得一说的是张纯音和林里夫。林里夫是顾准的老朋友，落难则比
顾准还早。在延安的“抢救运动”中，他被康生诬为“内奸”，打得植物神经紊
乱。从上海奔赴延安的顾准却不避嫌疑，常常请他喝酒。喝酒时，顾准开玩笑说，
林里夫是个受惠必报的人；林里夫则激动地说，顾准是个值得一辈子深交的朋友。
事实证明他们都没有看错人。更为难得的是，林里夫和顾准并非观点相同之人。
他们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都有很大分歧。而且，林里夫因为受旧疾植物神经紊乱的
影响，“文革”中在顾准那里作客时不免出言不逊，甚至情绪偏激地叱责顾准，
顾准对他却仁义如初，而林里夫也在顾准病重时证明了自己的正直、友爱和敦厚，
证明了他也是值得深交一辈子的朋友。
这就是“道不同而相知相契”了。这是极为难得的友谊。中国人的交友之道，
要么是不问是非只问亲疏，要么是死守门户党同伐异，学术的论争弄不好就变成
人身攻击，学派之间壁垒森严，不是互相攻击，就是老死不相往来，观点相左而
高谊如故的极少。然而，心灵的契合其实比观点的相同更难得，人品的同气相求
也比思想的同声相应更重要。因为我们可以不思考，也可以不做事，但我们却必
须做人。
当然，如果心灵和思想都相契合，气质和品位都相一致，那就更难得了。顾
准和张纯音就是这样的朋友。张纯音是个心地善良又侠肝义胆的知识女性。她的
父亲是早期享受“庚款”资助留学美国的学人，母亲是胡适和李大钊的亲炙弟子，
外祖父则是和钱穆齐名的国学大师。有着非凡家教的张纯音，从青年时代起就具
有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和不同凡响的独到见解，从不苟同俗见，随波逐流。唯其
如此，她才能在顾准被泼满污水的身上，发现闪光的东西，甚至一见如故。顾准
逝世后，张纯音深情地缅怀说：“我还记得，在经济所第一次见到顾准，他便笑
着说：你就是张纯音吧？他的灵魂是睿智的！”张纯音和顾准，几乎天然地有着
心灵的默契。
于是，张纯音便成了顾准晚年的唯一位异性知己；因为是知己，因此能理解
顾准的思想，并支持和帮助他把这些思想整理出来，这是汪璧做不到的。因为是
女性，因此能给予顾准体贴人微的关心和爱护，给予顾准不是亲情却胜似亲情的
友爱，这又是骆耕漠、林里夫、陈易、吴敬琏他们做不到的。受难的顾准能有张
纯音，是最值得欣慰的事。从
1971年到
1974年，和顾准长谈千余小时，帮他
梳理思想、权衡轻重、分析问题并提出建议的，是张纯音；在干校让女儿给被监
管的顾准悄悄送钱送奶粉送东西，陪顾准散步谈心解闷的，是张纯音；顾准病重
时，一直守在床前亲侍汤药的，是张纯音；顾准去世后悲痛得大病一场以致于几
乎不能行走的，也是张纯音。鲁迅先生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
视之。”顾准有张纯音这样的知己，实在是不枉此生了。何况他还有那么多的知
心明友，还有越来越多也越来越能够理解他的后辈学人和读者，那么，顾准还会
死不瞑目吗？
不，他的灵魂可以安息了。
（本文所引之史料，均见于高建国《顾准全传争》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0年
版）
□劝君免谈陈寅恪
一不该热的热了起来
已故历史学家陈寅恪在辞世多年后忽然成了文化新闻的热点人物似乎是没
有什么道理的事情。史学不是显学，陈先生不是文化明星、大众情人。没错，这
些年文坛荧屏上有不少是“历史”，而且上演的是轰轰烈烈，风头十足，好像全
国人民都有历史癖，患过健忘症似的。然而，最走红的“历史小说”和“历史剧
”
又是什么呢？《还珠格格》和《雍正王朝》。前者已明说是戏说，后者已被史学
界斥为“歪说”。历史在文艺作品中能不能被“戏说”或“歪说”，这是另一个问
题。《西游记》就是戏说，《三国演义》则是歪说，或不乏歪说成分。但戏说、歪
说并不等于实说、正说，总归是一个事实。它们和陈先生以及陈先生所治之史八
竿子打不着，也是一个事实。所以，历史小说和历史剧走红，并不意味着历史学
家也走红，也该走红。何况那历史小说和历史剧还是戏说？事实上历史学家无论
生前身后多半都是很寂寞的。唐长孺先生曾自撰墓志铭曰，“生于吴，段于楚，
勤著述，终无补”，说的大抵是实话。一个历史学家可能会因其学术成就而成为
文化名人，却很难因此而成为热点人物。如果成了，那就一定有别的原因，比如
吴晗。
陈寅恪也不同于其他些文化人。他不是金庸，不曾写过从政治家、科学家到
“引车卖浆者流”都人见人爱的新派武侠小说，也没那么多门徒和拥趸。他的著
作，选题既很专门，文字也很古奥，感兴趣的人不多，看得懂的人也不多，感兴
趣又看得懂的更是凤毛麟角，哪里会弄得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他也不是余秋雨，
不曾炮制过“香喷喷甜津津有点嚼头，完了还能吹个泡泡”的“文化口香糖“，
亦不曾发表过声讨盗版集团的《告全国人民书》。那个小女生或小男生会去买《元
白诗笺证》和《柳如是别传》。柳如是？柳如是是谁？是王菲吗？还是田震？陈
寅恪又是谁？是江国真、赵忠祥吗？
陈寅恪还不同于吴晗、梁漱溟。他不曾被指控为”文艺黑帮“头子，在一夜
之间成为全国上上下下口诛笔伐的对象。他也不曾在建国之初公然向伟大领袖叫
板，以后又在”批林批孔”时公然对抗，宣称“只批林，不批孔”；陈寅恪的最
后二十年基本上是冷清寂寞默默无闻的。他甚至不同于钱钟书。钱先生和陈先生
一样都是学贯中西博通古今，也是淡泊名利不事张扬。他的《管锥编》、《谈艺录》，
也没多少人看得懂。但钱先生毕竟写过〈围城〉呀,还被拍成电视连续剧，拍的还
挺成功。这就举国皆知，趋之若鹜了。
那么，陈先生可曾与大众传媒缔结过良缘呢？没有。所以我赞同骆玉明教授
的说法：“陈寅恪最不应该成为公众人物。
”
然而“最不应该成为”的最终还是“成为”了。而且，还弄到了人人都拿他
来附庸风雅，谁不说陈寅恪谁就缺心眼儿的程度。至于这些说词究意有多少符合
历史事实，又有多少最得逝者之心，那就只有天晓得了。正所谓：身后是非谁管
得，满村听说蔡中郎。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和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冷和热。最不该热的热了
起来，就定事出有因。
二事出有因
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比如国内民众的关心，便多半带有好奇心理。的确，像陈寅恪这样可以公然
不参加政治学习，不接受思想改造，不宗奉马列主义的知识分子，在五六十年代
还真没几个。然而陈先生不但做到了，还基本上安然无恙。他这颗“刺儿头”不
但没被剃掉，中共高层反倒对他关怀备至，礼遇有加。就连饮食起居这类生活小
事，也曾有劳身为“封疆大吏”的陶铸亲予过问，又是送牛奶，又是派护士。在
那个就连陈毅元帅都吃不到苹果的“三年困难时期”，陈家居然“鸡鱼等肴撰甚
美甚丰”，让前来探视的老友吴宓感慨不已。这才真是怪了！于是人们就很想知
道，陈寅恪这“瞎老头”受此优待，究竟凭的是什么？
疑团很快就因史料的披露而冰释。原来这陈寅恪并非等闲人物。他的祖父陈
宝簇，未出道时就为曾国藩所器重，后来官居湖南巡抚，是戊戍变法时推行新政
的风云人物。父亲陈三立（散原先生），早年和谭嗣同、徐仁铸、陶菊存一起，
号称“晚清四公子”，晚岁则以诗文著称，被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评价为鲁迅
之前中国近代文学成就最高者。在一个重血缘，重门第，重传承，重渊源的国度
里，这已经足够让人肃然起敬了。何况陈寅恪本人也十分了得，他十二岁时就东
渡日本，以后又游历欧美十数年，回国后与赫赫有名的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
同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而
1925年吴宓举荐他任此教席时，他才三十五
岁。他学问大的吓人。据说外语就懂几门（也有说下几十种的）、名气也大得吓
人，据说毛泽东访苏时，斯大林还专门问起他。英国女王也曾来电问其健康。这
些都让人啧啧称奇，哎呀连声。如此之多的光环加之于身，被推介给大众也就不
足为奇，
但这些显然不是我们所关心的。
海外学人的关注则难免带有政治色彩。他们看到的是陈寅恪最后二十年生活
的另一面：衰老病残，冷清寂寞，心情郁闷，晚景凄凉，最后被迫害致死，死不
瞑目。对此，他们表现出强烈的不满、极大的愤慨和深深的惋惜，这是可以理解
的。我们也一样么！然而海外某些先生（如被李敖称之为“国民党同路人”的余
英时），硬要有意无意地把陈寅恪塑造成国民党政权的“前朝遗老”，认为他留居
大陆后不久就后悔自己的选择，甚至对自己的“晚节”感到愧耻，为“没有投奔
台湾而悔恨终身”，便未免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人，有此想当然甚至自作多情了，
反倒是身为国民党台湾当局“国防部长”的俞大维，由于对陈寅恪知之甚深，其
悼念文章便丝毫不从政治取向上着墨，因为原本不必“多此一举”么！
没错，陈寅恪在
1949年以后是不怎么积极合作，更不要说“靠拢组织”；
他身为全国政协常委却从不进京，对思想改造之类的运动更是语多讥讽，能不理
睬就一概不予理睬。但这只是他的“独立立场”使然，与他对国共两党的爱憎好
恶毫不相干。他要当真喜欢国民党，当初怎么不跟着到台湾去？事实上陈寅恪的
心思是很明白的，那就是“不论哪一个政府我也没有关系，只要能够继续让研究
古物”。这话虽然是冼玉清说的，却很能代表陈寅恪的心声。早在谈到王国维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