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依照这些批判者的逻辑，一个人无论受了什么处分，也无论这处分是否正确，
都应该跪下来，感恩戴德地“谢主隆恩”才是。
顾准的另一条罪状，则是在黑龙江坝的选址问题上和苏联专家意见相左。顾
准坚持自己的意见，原本不过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但在批判者看来，
反对苏联专家就是“反苏”，而“反苏”就是“反社会主义”。既“反党”,又“反
社会主义”，不是“右派分子”又是什么？
不必一一列举了。逻辑变成了这个样子，还有什么真理可言道理可讲？而当
权力者存心要置某人于死地，并诉诸“群众运动”时，你说的每句话，做的每件
事，都可能是自投罗网。面对接二连三的批判，顾准所能做的，也就是在紧抿的
唇边带着几分嘲讽之意，睿智的眼睛里流露出睥睨的目光。
这就进一步激起了“革命群众”的愤怒。
的确，顾准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整治、批判和迫害，还不在或不完
全在于他的口出狂言或信口开河，更在于他的“得理不让人”。他这个人，平时
就恃才傲物、目空一切，得了理，那还了得？自然是死都不让。他顶撞上级部门，
顶撞苏联专家，就因为他有理么！甚至在沦为阶下囚、俎上肉时，只要他认为真
理在自己一边，也“不向恶魔让寸分”。这就坏事了。在顾准自己，是“坚持真
理”，在别人看来，则是“顽固对抗”。好嘛，那就先杀杀你的威风，扫打你的气
焰。这正是顾准在“同类人”或“同案犯”中挨整特别厉害、挨打次数特别多的
原因之一。顾准总是书生气十足地要和那些整人的人讲道理。他哪里知道，整人
可并不一定要有理。整人本身就是一件没有道理的事，要什么理？自然是“整你
没商量”。甚至，当整人被视为“革命行动”时，这个世界上最没有道理的事就
变成了最有道理的事情。因为“革命”是最大的道理，也是最高的权威。“革命
”
这个大道理，自然可以管你顾准的那些小道理。你有理，他还有理呢！你不让人，
莫非那些手中有棍子可以打，脚下有皮鞋可以踢，嘴巴上有“道理”可以喊叫的
人会让？你和他们讲道理，那才‘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在这样的情况下，保全自己的唯一办法，就是赶紧“转变态度”
,“低头认罪”，
至少也做“低头认罪”状。再起码，沉默，不吭气，什么也不说，哪怕少说两句，
总可以吧？然而顾准不。只要有机会，他就说，而且还要大声说，当众说。194
年
11月，顾准刚刚摘掉“右派”帽子，便面对欢迎他的家人大声说道：“我不反
对‘三面红旗’？胡说八道！我就是反对‘三面红旗’!"194年，在批判所谓“张
（闻天）孙〔冶方）反党集团”的会上，当别人都一边倒地慷慨陈辞，或划清界
限，或落井下石时，顾准却站起身来，以略带嘲讽的目光，睥睨着大批判队伍，
铿锵有力地宣布：“我自己顽固坚持自己的世界观和政治一经济思想”,“我等着
挨整！”结果怎么样呢？“右派帽子”又一次戴到了他的头上。而且，因为他“态
度恶劣”，这回定的是“极右”。
是顾准不识好歹不知厉害吗？否。如果说“少年得志”时的顾准，确实有些
“不知天高地厚”，那么，在吃尽了苦头并被整得死去活来以后，他对自己言行
的严重后果应该有着足够的思想准备。但在他看来，真理和人格比肉体更重要。
因此他决不肯轻易低下自己高贵的头。不就是孤立吗？那好，你不理我，我也不
理你。不就是毒打吗？那好，于脆把脸送过去，让你打个够，反正打死也不就范。
不就是低头弯腰“坐飞机”吗？哼！“你别看我前面的头都快低到地面了，其实，
后面的尾巴快翘到天上去啦！”在“文革”那个斯文扫地的年代，不少“牛鬼蛇
神”、“反动权威”都紧紧夹着“尾巴”。不少人逢人就点头哈腰，卑躬屈膝。起
码，也要穿得“朴素”点，“普通”一点，甚至衣衫褴缕，以示接受改造，洗心
革面。然而，在明港“五七干校”,“罪行”最重的顾准，不但从不讨好任何人，
还公然在大家都破衣烂衫时，身着西方绅士的背带裤，配西装背心，戴玳瑁眼镜，
在众目睽睽之中昂首阔步，一脸对人爱理不理的神态。顾准的傲气、傲骨，并不
因多次的批斗和毒打而有所收敛。
顾准“出格”的事情还很多。“文革”初期，当其他“牛鬼蛇神”都老老实
实、规规矩矩遵命把自己的“罪行”写成大字报时，顾准却只在一张白纸上写下
两个大大的黑字“读史”。而且，还要亲手贴到布告牌上，贴上后还不走，还要
像个参展的画家似的，一直守候在自己的“作品”旁，泰然地望着逐渐聚拢的众
人。如此公然对抗运动，公然向“革命左派”叫板，没有一身正气一身傲骨一身
虎胆，岂是做得出来的？
当然，为了“活下去，并思考”，在那个最黑暗的年代里，顾准也曾违心地
写过“认罪交代”，但这决不意味着他是可以任意欺侮凌辱的。比方说，他可以
承认自己是“右派”、“反革命”、“牛鬼蛇神”，却断然不肯承认自己在劳动时“偷
奸耍滑”。其实“偷奸耍滑”云云，原不过是“革命左派”为召开所谓“地头批
判会”胡乱找的借口；而召开所谓“地头批判会”，则是为了表示自己“阶级牛
争观念强”，时时都在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这类批判会，是最没有道理可讲
的。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开，以谁为靶子，用什么做借口，都往往随心所欲，心
血来潮，无非显示“革命左派”有权任意处置“牛鬼蛇神”而已。而且，在“革
命左派”看来，“牛鬼蛇神”都是罪大恶极、罪该万死的人。说你“偷奸耍滑”，
那还是轻的。然而顾准却认为这是对自已人格的极大侮辱，因为他一生做事认真，
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偷奸”什么叫“耍滑”，凭于什么要认账？不认账，那就
打。打也不认，那就再打。如是者二，一直打得顾准遍体鳞伤、惨不忍睹。但是，
面对法西斯淫威，顾准却死活不认这个鸟罪。当“革命左派”揪住他，恶狠狠地
问“你到底服不服罪”时，顾准高高地昂起头来，以惊天地泣鬼神的拼死态度大
声喊道：“我就是不服！”在场的劳改队员和干校人员，无不为之深深震撼。这就
不是傲气，而是骨气了。正是这铮铮铁骨凛凛正气，使我们一想到顾准这两个字，
就肃然起敬，心潮难平。古人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
行高于人，众必非之。”顾准一身都是才华，而且都长在外面；一身都是骨头，
而且也都长在外面。在中国，一个人只要有了其中一条，便几乎注定不会有什么
好果子吃，顾准却兼而有之。那么，他不受磨难谁受磨难，他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四也有幸免于难的
其实，也并非所有像顾准这样既有才气又有骨气的知识分子，都会落到他那
种下场。
比如钱钟书。
钱钟书也是极有才气的人。“才高八斗，学富五车”这八个字，用在钱钟书
身上，那可真是当之无愧，一点含糊都没有。早在三十年代，吴宓就说过：“当
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在老辈中要推陈寅恪先生，在年轻一辈中要推钱钟书，
他们都是人中之龙。”但如果硬要做比较，无妨说论“学”,钱钟书或略逊于陈寅
恪；论“才”，则钱钟书，略高于陈寅恪。比方说，他竟然能用宋明理学家的语
录来写情诗，把那些主张“存天理，灭人欲”、道貌岸然的教条变成爱情宣言。
如此化腐朽为神奇，连钱钟书自己都忍不住要自负地说“自来无第二人”。实际
上，当今之世，能在治学与创作之间左顾右盼、游刃有余，而且，两方面都能取
得卓越成就的，大约也就是钱钟书了。这就非有过人的才气而不能为。你看他的
《围城》，“写得何等机智睿哲！那里面的警句妙语，多到“美不胜收”或者“拥
挤不堪”的程度，以至于有“卖弄才情”的批评。卖弄不卖弄且不去管他，有才
情却总归是事实。这样的书，陈寅恪就写不出。当然，他也不会去写。钱钟书也
是有骨气的。他最痛恨和厌恶那些在名利场加官场里混来混去的“知识分子”，
最痛恨和厌恶那些市侩、风派、软骨头。据说，他曾“情绪激动”地大骂冯友兰
“简直没有文人的骨气”，也没有“节操”；对郭沫若和章士钊迎合“上意”撰写
《李白与杜甫》、《柳文指要》两书嗤之以鼻，不屑一顾。至于他自己，当然更不
会趋炎附势、献媚邀宠。甚至，他还会“不识抬举”。“四人帮”横行时，上面曾
通知他去参加国宴。这在一般人看来，即便不是大大的面子，至少也是“赏脸”，
应该“受宠若惊”的。钱钟书却说：“我不去，哈!我很忙，哈!”来人连忙声明：
“这是江青同志点名要你去的！”钱钟书却回答如故：“哈！我不去，我很忙，我
不去，哈！”来人觉得无法交代，便问可不可以说钱先生身体不好，起不来，钱
钟书却一点面子都不给，反倒郑重声明：“不！不！不！我身体很好，你看，身
体很好！哈！我很忙，我不去，哈！”结果，江青也拿他没办法。其实，这在钱
钟书，又算什么！当年批斗“牛鬼蛇神”和“反动学术权威”时，别人都被斗得
狼狈不堪，惟独钱先生却头上顶着高帽子，胸前挂着大牌子，从贡院前街走回下
面胡同宿舍，任凭街上的孩子哄闹取笑，却毫不畏缩惶惊，高视阔步如故。这种
风骨气度，与顾准何异？
钱钟书也有傲气。他的“恃才傲物”、“狂妄自大”，和顾准相比，只怕是有
过之而无不及。当年在清华读书的时候，就“才气无两，睥睨一世，老师宿儒，
敛手称扬”。本科毕业后，学校想让他留下来读研究院，他却口出狂言：“整个清
华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这话顾准就说不出。尽管
1949年
以后的钱钟书已不再“少年气盛”，晚年更是变得恬淡平和，但骨子里的东西其
实是改不了的，因此也仍会做出一些非常人所能做的事。比方说，大年初二权威
人士来拜年，他居然只开一条门缝，把人家挡在门外说：“谢谢！谢谢！我很忙！
我很忙！谢谢！谢谢！”这事顾准也做不出。
钱钟书当然还有书生气。1982年夏天，胡乔木写了几首诗，请钱钟书帮他
看看、改改，说是自己“做旧诗总是没有把握”。这在胡乔木，无非表示一种礼
贤下士的姿态，在钱钟书，也只要动一两个字，再打个哈哈，便彼此相宜，大家
都有面子了。谁知道通晓世故洞察人情的钱先生，居然“书生气又发作了”，把
胡乔木的诗改得一塌糊涂，涂改、批注甚多，弄得胡乔木哭笑不得，只好由李慎
之来打圆场。事后，钱钟书去信向胡乔木“致歉”，道是“我只能充个‘文士’，
目光限于雕章琢句；您是‘志士仁人’而兼思想家”，因此自己改的“好多不合
适”云云。话说得很客气，但那“味儿”谁都听得出来。
这也不奇怪，钱钟书“毕竟是书生，即便再“深自谦抑”，那一份“书生意
气”其实是清除不尽的。他和顾准一样，常常有“忍不住”的时候。实在耐不住，
就会骂人。于是，钱钟书平日闯下的祸，到了他老病不能言的日子一桩桩爆发，
累坏夫人杨绛。先是他当年在西南联大，是否说过“吴宓太笨”，杨绛说不可能，
因为吴亦是钱钟书敬爱的老师，她还特地让人写下书面证词，好像要提供庭审似
的；后是钱钟书在美国有没有骂过冯友兰，杨绛说不可能，因为冯友兰是钱钟书
的‘五大恩师’之一。但她的辩白相信的人实在不多。"（骆玉明《近二十年文化
热点人物述评》）为什么信得人不多呢？就因为那些话那些事，都带有钱钟书的
风格，就像“三年当市长，五年当总理”很像顾准的脾气一样。的确，无论禀赋、
性格、才华、人品，顾准和钱钟书都不乏相同之处。因此，他们都是“文革”后
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科科学学部最受中青年学者崇敬的人。那时蜇居在八号楼、
还在思考“娜拉走后怎样”这个大问题的顾准，身边聚拢了一批中青年“顾迷”；
而正在六号楼撰写《管锥编》的钱钟书，身边也聚集着一批中青年“钱迷”。这
不但说明，杜绝思想交流，阻碍知识传播，让天下灭绝人性，“只不过是专制主
义者一手遮天的病态妄想而已”（高建国《顾准全传》），同时也说明，顾准和钱
钟书两人，有着怎样的个人魅力。
然而两人的境遇，却也有天壤之别。
1949年以后的钱钟书，大体上风平浪静，少有磨难。非但如此，他还颇受
“恩宠”。他是《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主任（一说顾问）和《毛泽东诗词》
英译本的定稿人，据他自已说，还因此而为“吃一堑，长一智”发明了一句押韵
的英文成语。他也可以公然“谢绝”江青的“盛情邀请”，不去人民大会堂参加
国宴。这种“福份”，顾准连想都不要想。钱钟书即便在“文革”中受冲击，其
“最高纪录”也不过挨了一耳光，比起顾准差点被活活打死，岂可同日而语？
原因同样是多方面的。比方说，两人身份不同。顾准是党员，钱钟书在党外；
顾准是领导干部，钱钟书是专家学者；顾准虽然有名，但那是“官声”，比起钱
钟书的“文名”来，就差得远了。总之，顾准很容易被看做“党内异己分子”，
钱钟书则多半被尊为“党外社会贤达”。这样两种不同的身份，即便犯了同一案
子，处分也是不同的。建国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对党内的处分总是比党外的重，
这也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吧！何况钱钟书又没有犯过案。
这就有意思了。以钱钟书的个性，其实是很容易出事的。知子莫如父。钱钟
书的父亲钱基博老先生，早就发现他这儿子有一种惹事生非的禀性，便特地给他
起了个“默存”的字，语出汉代扬雄的“默默者存”，意思是要他管住自己的嘴
巴，少惹些口舌之灾。现在我们知道，钱钟书并不能完全管住自己，却也不是完
全管不住。1992年，有两个年轻人（董磊和孙小玲）受托去钱家取校样，钱先
生居然对这两个素不相识的青年提出如下忠告：“一个人对自己身边的人甚至自
己的朋友，在与他们说话时要十分谨慎。”接着钱先生讲了为什么要谨慎从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