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理：如果对方是小人，可能会把你卖了；如果对方是软蛋，可能会去做伪证；
如果对方诚实，可能会傻乎乎地招供了你；如果对方可靠，则可能会为了保护你
而牺牲自己。“总之，心中毫无阻碍，说话毫无顾忌的人，很可能害人又害己。
”
这话说得实在是够世故的。但如果当真世故，又不会说出来。可见钱钟书还是憋
不住。憋不住，便只好对两个素昧平生的年轻人说。因为倘若惹出事来，还可以
赖账。又可见，钱钟书还是有点小世故。
说来也是有趣。顾准是搞政治的人，却书生气十足钱！钟书呢，原本是书生，
却比顾准更懂政治。1957年“大鸣大放”的陷阱，钱钟书就没有掉进去。是年
春天，钱氏即有诗曰云：“驻车清旷小徘徊，隐隐遥空碾薄雷。脱叶犹飞风不定，
啼鸠忽噤雨将来。”这是何等的政治敏感：“风不定”而“雨将来”，那就还是闭
上嘴巴，不要“鸣”吧！那天意难测的遥空，已然隐隐地碾着雷霆呢！
然而顾准却听不到雷声。其时他正在中苏联合考察的旅途中，不知北京已是
风声鹤唳，专政机器正张开巨网，专等“毒蛇”出洞，“游鱼”上钩，更不知道
他的“反党言论”和“政治问题”在北京已被揭发。心直口快的顾准，肆无忌惮
地大放厥词，天天发表“右派言论”，弄得自己头上和维吾尔姑娘一样，辫子一
大把。这就和钱钟书相差太远。1957年春，钱钟书也在去湖北省亲的旅途中，
且反右斗争尚未开始，不少人鸣得正热闹，钱钟书却听得见“隐隐遥空碾薄雷”，
知道“啼鸠忽噤雨将来”。他的一生平安，难道不正是其睿智所使然？
但这还不是最主要的。
五顾准不是钱钟书
最主要的是，顾准不是钱钟书。钱钟书是一个纯粹的读书人。读书人不等于
就不问政治，却可以不介人政治，从而做到慎思不妄言。而且，钱钟书还不像中
国许多读书人（比如冯友兰）那样，把自己看得非常重要，认为自己应该而且能
够“为帝者师”、“为王者师”；更不像中国许多读书人（比如顾准）那样，认为
自己腰杆是硬的，肩膀是铁的，可以担尽天下的忧乐，挽狂澜于既倒。他十分清
楚自己不过一介书生，能做的只有学问。而且，把学问做好也不容易。能让学术
薪尽火传，就对得起每天吃的那份粮食了。因此他能超脱。
顾准却不能超脱。因为他既是读书人，又是革命者，而且首先是革命者。对
于他来说，革命比读书做学问重要多了。如果说，陈寅恪是以学术为生命并拼死
力争，那么，顾准则是以革命为生命并拼死力争的。他不能够把自己从这个青年
时代就为之献身的事业中分离出来。即便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开除党籍，
他也要大声宣布：“我是共产党员！
”
因此，“娜拉走后怎样”这个问题，别人可以不思考，作为革命者兼思想者
的顾准却不能不思考；别人想清楚以后可以不说出来，顾准却不能不说出来。这
就是顾准常常“忍不住”的根本原因。而且，由于上述问题具有不可回避的现实
性和操作性，就注定了顾准必然要对现实问题发表意见，哪怕这个所谓“现实问
题”只不过是房子怎么盖，饭怎么吃，怎样既应付上级又不让农民吃亏太多等等。
顾准和钱钟书的区别还在于他们对人的看法不一样。钱钟书“真的知道人一
‘两足无毛动物’一一之丑陋、愚蠢、虚伪，是没法子的事情，知道世界喜欢
在荒诞滑稽里闹成个兴高采烈的样子”（骆玉明《近二十年文化热点人物述评》）。
所以钱钟书并不把自己的能力看得太重，也不把别人的荒唐看得太重，因而能够
活得干净、明快、轻松、潇洒，在明智清醒的同时保待一份幽默感，还能偶尔任
性一下。顾准却相反。在他看来，人也好，世界也好，目前这种状况都是不对头
的，而且是有办法的。因为不对头，所以他要革命；因为有办法，所以他要思考。
他在晚年不要命地阅读、翻译、思考、写作，就是想找出一个使人类避免苦难、
得到幸福的办法来，并把这办法告知世人。可见，顾准其实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和
理想主义者，尽管他主张“经验主义”；钱钟书则其实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和现实
主义者，尽管他生活在超现实的学术世界里，而且活得快乐。实际上，真正的乐
观主义者是不会快乐的，彻底的悲观主义者才快乐。所谓“乐观主义”，实际上
是相信世界总会变好，他总有一个理想模式在那里。然而世界在事实上又并不如
他所想象的那么美好，因此他们痛苦。悲观主义呢，没有那个理想模式，也不认
为世界当真就会多么好，现在这样就不错了结果他们快乐。
钱钟书确实是活得比较轻松潇洒的。就连做学问，也看不出有丝毫吃力的地
方。骆玉明教授说陈寅恪的学问总是用力很重甚至是固执的，钱钟书的学问则显
得“通脱而活泼”。但要想学问做得“通脱活泼”，首先得为人“通脱活泼”才行。
钱钟书就是这样的人。从季康夫人杨绛的文章中我们得知，钱钟书是既聪明绝世
又痴顽透顶的。比方说，他会在大热天里，用毛笔墨汁在熟睡的女儿肚子上画一
个大花脸（那时女儿还是一个小娃娃）。或者把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埋在女儿被子
里，听她惊叫然后大笑。总之，钱钟书对待人生，多少带点游戏态度。甚至对待
学问，也多少带点游戏态度。而顾准和陈寅恪是少有这种游戏态度的。他们也开
玩笑，也有幽默感，也谈笑风生，却不会游戏人生。只有生性顽皮而又看穿一切，
远政治而又多谈文艺的钱钟书，才能以游戏的态度艺术的态度看待生活，活得富
于情趣和情感。
问题在于钱先生不但活得不沉重，也不肮脏。顾准曾不止一次不无沉重地说：
“我的手上没有血。”钱钟书的手上又何尝有血？但顾准为了手上不沾血而付出
的代价，钱钟书却似乎没有付出过。这固然有客观上的原因（钱钟书没有顾准那
么多说不清的关系要交代），却也与钱钟书的处世哲学不无关系。钱钟书基本上
是坚守“默默者存”的诫言，闭门不问天下事的。有人甚至因此而指责钱先生，
认为像钱先生这样面对暴政保持缄默，至少在顾准的光照下应感到“无地自容”。
依我看这是苛求了。而且，这种苛求并不好。顾准当然是勇敢的、坚毅的、让人
敬仰的，但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成为顾准。成不了且不说，当真都成了，没
准也可怕。要求所有人都成为英雄，其结果很可能是造就一人批暴徒；而承认大
家都很平凡普通，其实成不了英雄反倒天下太平，都能过安生日子。用顾准的话
说，就是与其号召大家做“海燕”，不如承认多数是家雀，同时承认家雀的各种
权利（《顾准日记》）。世界毕竟是由普通人组成的。对于普通人来说，做人只要
有一条底线就可！以了。比方说，手上不能有血。又比方说，不能做亏心事。只
要能守住这条底线，保全自己也就无可厚非。在这方面，并不普通的钱钟书倒是
为众多的普通人作出了表率。
正直的知识分子其实有很多类型。有顾准那样的，也有钱钟书、陈寅恪这样
的。陈寅恪也没有像顾准那样去拿鸡蛋碰石头，明知不可而为之。但陈寅恪同样
坚守着他的底线，那就是“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就是“士可杀而不可辱”，就
是饭可以不吃，衣可以不穿，学问也可以不做，而气节不能亏。所以读《陈寅恪
的最后二十年》就和读《顾准全传》一样，有一种透不过气来的感觉。是啊，陈
寅恪的底线如此之多，还要公开亮出来，他活得怎能不沉重！顾准则不但活得沉
重，而且艰难。在那个拒不承认“家雀”生存权利的年代里，公然宣称大多数人
不过是“家雀”,是会被群起而攻之的。他不但会被讥为“蓬间雀”，还会被视为
“过街鼠”。因为那时“家雀”们都不认为自己是什么“家雀”，都以为自己是“鲲
鹏”。你把“鲲鹏”说成是“家雀”,不是自找麻烦吗？于是，原本也可以做做“家
雀”的顾准，便不得不去做“海燕”，并为此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六绝望之望
1974年
11月
11日，顾准被确诊为癌症晚期，癌肿大如鸡卵、卡在心脏与
气管之间，并已扩散，实际上已无法医治。这时的顾准，可真如批判他的那些人
所言，只有“死路一条”了。对于顾准这样的革命者来说，死原本不足畏。甚至，
由于他多年来受尽苦难受尽折磨，死亡于他，可能还是一种解脱，至少不比生来
得沉重。然而顾准却死不瞑目。
因为直到临终那一刻，他的五个字女没有一个来看他。顾准的子女和他正式
断绝关系，大约是在
197年底。此前，同年
1月
18日阴历小年夜，妻子汪璧
已提出离婚，在家的孩子也开始不再理他。这当然是因为顾准第二次被打成“右
派”，并且成了“极右派”，而“文化大革命”已全面展开，政治形势变得更加严
峻。在这个人人朝不保夕的日子里，顾准继续留在家中，只会给这个家庭带来更
大的灾难。考虑到“1957年以来我欠下这个家庭这么多债，以后不应该再害亲
人”，顾准同意了妻子和子女的要求；而且，说实在的，他不同意也得同意。
但，藕虽断，丝相连；人还在，心不死；离开家庭孤身人过着形影相吊生活
的顾准，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妻儿。他甚至痴情到这种程度：刚刚挨完批斗，擦
把脸，便抓紧时间搞翻译，还天真地幻想着今后能用这些稿费补贴子女。至于一
次次的找寻，一次次的联络，一次次的托人传话，就更不在话上。现在，他已经
病入膏肓，行将就木，就是想“害人”也害不了啦！在这人生的最后日子里，他
多想看看自己的子女呀！哪怕只看一眼也好啊！
被老友陈易称为“英雄肝胆，儿女心肠”的顾准，此刻几乎只剩下这唯一的
一个心愿了。他的另一个心愿——完成宏大的研究计划，已无法实现。但不能再
写作，是没有法子的。再见子女一面，总是可以想办法的吧？这个念头如此的强
烈，以至于顾准咬紧牙关，又做了一件违心的事。在顾准被确诊为癌症晚期后，
在他朋友们的强烈呼吁下，经济研究所决定给他摘掉“右派”帽子，但前提条件
或者说必须履行的手续，则是在一张预先写好“我承认，我犯了以下错误……”
的认错书上签字。这对顾准，无异奇耻大辱，同样将死不瞑目。因此，尽管来人
反复说明，他们完全出于好意，顾准仍倔强地表示，承认错误是万万不能接受的。
他不需要、也不在乎摘什么帽子。但是，当他听朋友们说，“如果你摘了帽，子
女们就会来看你”时，顾准忍痛含泪用颤抖的手签上了这个死都不肯签署的文件。
他流着泪对骆耕漠、吴敬琏说：我签这个字，既是为了最后见见我的子女，也是
想，这样也许多少能够改善一点子女的处境。这可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顾
准的这份痴情实在感天动地，就连经济所“革委会”的负责人也动了恻隐之心，
去信给顾准的幼子，要他们来医院护理。
然而得到的答复是：不来，不来，就是不来！顾准的幼子顾重之（一个才二
十出头的年轻人）回信说：“在对党的事业的热爱和对顾准的憎恨之间是不可能
存在什么一般的父子感情的。
”“我是要跟党跟毛主席走的，我是决不能跟着顾准
走的，在这种情沉下，我们采取了断绝关系的措施，我至今认为是正确的，我丝
毫也不认为是过分。
”
他们终于一个都没来，恩断义绝，何至于此，何至于此啊！
顾准的家庭悲剧，无疑是当时千万个家庭悲剧之例；与“有问题”的父母“划
清界线”，也是当时带有普遍性的一种行为，而且受到肯定和鼓励。问题是，并
非所有“黑帮”、“走资派”、“三反分子”、“牛鬼蛇神”的子女配偶，都和他们断
绝关系。刘少奇的没有，邓小平的没有，陈寅恪的没有，钱钟书的没有，我认识
的一些人也没有。就算声明“划清界线”、“断绝关系”，也不过是明断暗不断，
或者在运动初期揭发批判，运动后期又重返家庭。至少，在其弥留之际，总要来
尽点人子的义务。正如顾准怅然慨叹的：“人都快死啦，还怕受什么影响!”像顾
准子女这样“绝情”的，还真不多见。
原因究竟何在？是他的子女不好吗？不是，顾准曾对他的“小朋友”徐方（咪
咪）说：我的子女，那可是叫花子吃老鸭——个个好哇！是他们当真来不得吗？
也不是。军宣队发了通知，经济所“革委会”也希望他们来，政治上还能有什么
问题？再说顾准的告别仪式，长女顾淑林和长子顾逸东也去了么！难道活人见不
得，死人就见得？到医院去护理病人是“划不清阶级界线”，参加告别仪式就是
“阶级立场坚定”？讲不通嘛！那么，是他们和父亲没感情吗？更不是。顾准是
不怎么管家顾家。早期工作忙，没时间；后来当右派，没资格。何况被隔离审查
和送去劳改又有好几次。但不等于子女们就从未得到过父爱，更不等于对他们父
亲的死活就无动于衷；参加告别仪式那天，顾淑林和顾逸东特意提前一个半小时
赶到协和医院，等着向父亲的遗体告别。仪式结束后，姐弟两人抱头痛哭，“心
中的哀伤难以言传”。事后，顾逸东把一切责任都揽了下来：“过去的事情，都是
我这个做兄长的责任，请求世人不要责怪我的弟妹。”可见，他们既非无情无义
之人，也非品质恶劣之人，然而他们的所作所为却又实在难以让人接受和理解。
是不好理解。再怎么说，顾准也是他们的爹呀！没错，当时的顾准确实又“黑
”
又“脏”，谁沾边谁倒霉，但也不是人人避之唯恐不及。顾准的弟弟陈敏之、老
朋友骆耕漠、弟子吴敬琏等等就没有回避（顾准病危时他们都在床前陪伴），就
连张纯音的女儿咪咪（徐方），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也和顾准成为朋友。就在
顾准的子女拒绝来医院看望护理他时，远在兰州的咪咪却给她敬爱的顾伯伯写信
说：“我就是你的亲女儿。”两两对比，难道不发人深思吗？难怪当顾淑林和顾逸
东参加告别仪式时，一位老先生看他们的眼光，会“像刀子一般”。
我们不想责备谁，我们也没有资格责备谁。我们自己在那个荒唐年月里干的
荒唐事还少吗？有什么资格对别人说三道四？但事情却必须搞清楚。为了历史的
悲剧不再重演，我们必须找出原因并引以为训。
那就恕我不恭了。
七两难选择
依我的猜测，子女们不愿见顾准，倒未必是自私（怕受牵连和影响），多半
也是心里有一份怨恨（这点想必他们现在不愿意说出来）。所谓“怨恨”，也未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