呢，却还要解释老半天。单凭这一条，就不成功。
我看李泽厚是没什么事可做没什么路可走了。他恐怕只能在“晚风”中，继
续编织他的“世纪新梦”。毕竟，“人活着，总有梦”。没有梦，人，“特别是那些
为人类制造幻梦的知识分子，又如何能活呢”？所以我们不能没有梦，也不能没
有李泽厚这样的知识分子，哪怕他们不过是“痴人说梦”。
李泽厚曾用孔子佛祖的话来为他的《世纪新梦》作结，我也借来结束本文吧
——
子曰：如之何，如之何。
佛云：不可说，不可说。
那就不说也罢。
□走近顾准
一奇才与厄运
写完李泽厚，再来谈顾准，感慨良多！
如果说李泽厚还只是“想当”思想家，那么，顾准则无可置疑的“就是”思
想家。有人说顾准是近五十年来中国唯一的思想家，还有人说“幸亏有了顾准，
才挽回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思想界在那个可耻年代的集体名誉”（请参看骆玉明《近
二十年文化热点人物述评》）。这些说法或许可以讨论，但不管怎么说，早在
1974
年便已“盖棺”的顾准，都将以“思想家”或“思想者”而被论定。
不过，我想谈的却不是他的思想，而是他这个人我从来就认为，研究一个历
史人物，弄清他的思想固然重要，琢磨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也许更有意思或意义。
思想总是有限的，再说我们也并不一定都打算当思想家或别的什么家，但我们却
无一例外地要做人。
做人，才是最根本的。
顾准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旷世奇才。早在
1930年，十五岁的他便以
其在会计学方面的成就和造诣，在上海工商界崭露头角，被誉为“奇特的少年天
才”。十九岁时，他出版了我国第一部银行会计学专著，以后又多次与会计学泰
斗潘序伦合作出书甚至捉刀代笔，成为会计学界一颗耀眼的新星。二十三四岁时，
他一面担任高级职员，一面从事地下活动，同时还在圣约翰、之江、沪江三所教
会大学兼任教职，流畅地使用英文和日文授课，让那些一贯自命不凡的名牌大学
学生深为折服。中年从行政领导部门转岗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后，更是
博览群书，学贯中西。他精通数学、历史学、经济学，在哲学、法学、宗教学、
社会学、政治学诸领域都取得了非同一般的研究成果，范围跨越自然科学和社会
科学、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译著、论著甚多而思想、方法超前，被称作“中国
的哈耶克”（奥地利思想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如果他像陈寅恪、钱钟书那
样，有着家学渊源、留洋经历倒也罢了，然而他却出身不过学徒，学历不过初中，
少年为生计困扰，青年为革命奔波，中年受政治迫害，晚年被癌症折磨。如此艰
难困苦，却留下丰富的思想遗产，以至于被认为“后生晚辈尝鼎一脔，倘能继轨
接武，光大其说，必能卓然成家”〔李慎之《点燃自己照破黑暗的人》），真真令
人叹服。
顾准又是一个老革命家。早在三于年代，便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下斗
争，并于
1935年人党，以后又奔赴革命根据地，在“沙家浜”当专员，在延安
当学员，在山东当游击司令。1949年，三十四岁的顾准，作为中共高级干部掌
管了远东最大的城市上海的财政税务大权，与陈毅、潘汉年、方毅等同为上海市
政府党组成员，并成为显赫的副市长候选人。这时的顾准，真可谓意气风发，光
彩夺目，前程似锦。上海多少领一点世面的人，无不知晓他的大名，无论按照旧
社会的眼光，还是新中国的标准，年轻的顾准都是男性羡慕的“成功人士”，女
性心仪的“白马王子”，光是求爱的情书就不知收到多少。如果说真有了什么“天
赋”和“运气”的话，那么，命运对顾准似乎不薄。孔子说：“吾十五而有志于
学，三十而立。”顾准呢？十五岁当校长，二十岁当局长，岂非“天资聪颖”又
“少年得志”？
然而顾准成名早，倒霉也早。1952年
2月
29日，事前毫无思想准备的顾
准，在“三反”运动中被当做“思想老虎”（而且是“大老虎”）揪了出来，撤职
反省，成为建国后第一次政治运动的祭品。灾难一旦开了头，就停不住脚。此后，
顾准就一再受到打击和迫害。1957年和
195年，顾准两次被戴上“右派”帽
子，被秘密逮捕，送去劳改，成为我国唯一个两次戴帽的“双料右派”。在接踵
而来的“四清”和“文化大革命”中，更是受尽磨难和摧残：挨不完的批斗和毒
打，写不完的交代和检查，干不完的脏活和累活，受不尽的歧视和侮辱，妻子离
婚自杀，子女断绝关系，老母亲睽违十载而不能相见，最后是身患绝症而不得医
治，真所谓“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顾准所受之苦难，可以说是到了非常人所
能忍受的极致。
这就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了。一方面，他是老革命、中共高干、中国科学院的
研究员、知识渊博的学者、哈耶克式的思想家、才学超群铁骨铮铮的非凡男子（直
到“文革”后期仍有知识女性愿意嫁给他）；另一方面，他又是思想恶劣的“阶
级异己分子”、不可救药的“双料右派”、死不改悔的“反革命”、麻风病人一样
的“不可接触者”、鳏老病穷的“丧家犬”、牵连家人的“白虎精”。两两相比，
反差实在太大。于是我们就想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二才气与傲气
原因是多方面的。
社会历史方面的“客观”原因或者说“大气候”就不去说了。在那个荒唐的
年代，就连章乃器这样的共产党的老朋友都要被打成“右派”，就连彭德怀这样
的元帅元勋都要被置于死地，就连国家主席刘少奇手持《宪法》都保护不了自己，
遑论其他？问题是，即便所有的人都挨整挨批，也并非所有的人都被整得那么厉
害，更并非所有的人一开始都挨整。不整别人偏偏整你，就必定还有个人方面的
原因。
建国初期即在政治运动中翻船倒台的中共高干，无非两种人。一种是确有罪
行、错误和问题的，如刘青山、张子善，如高岗、饶漱石；另一种就是为了“完
成任务”而被拉出来凑数的了。当时毛泽东亲自督战，上令“限期展开斗争”,
并具体下达“打老虎”的指标：各大军区、各大省、各大城市至少几百只，而上
海的指标则是“上千只”。天晓得这些数字是怎么估算出来的！但没依据归没依
据，该完成还得完成。因为你如果完不成这个数字，那你自己就是“大老虎”。
没法了，为完不成指标而苦恼狼狈不堪的上海市委，只好提出“思想老虎”的崭
新概念。这下子“打虎工作”就容易开展了。因为定“思想罪”是不要证据的。
所以，尽管所谓“三反”，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也尽管顾准既未贪污（相
反还很廉洁），又没浪费（相反还很节约），更没有官僚主义（相反还十分联系群
众实事求是），仍然被当做“大老虎”打翻在地，因为可以很便当地说他思想上
贪污、思想上浪费、思想上官僚主义么！
这就是“草菅人命”了。事实上，没那么多“老虎”，又要完成指标，不草
菅也是不可能的。问题是即便凑数，也多少要有点“谱”。比如黎玉，是著名的
“老运动员”把他揪出来，无非是把“死老虎当活老虎打”。那时的当务之急是
“抓大老虎”。黎玉官居市委委员兼市委秘书长，可以算是“大”;“历史上一贯
犯有严重错误”，可以算是“虎”。把他揪出来，上上下下包括他自己也都无话可
说，倒霉的黎玉也只好自认倒霉。又比如《解放日报》社长恽逸群，“将报社资
金借给他人办企业”，算是有“贪污”嫌疑；市府副秘书长曹漫之，“用美国汽油
清洗家中的油漆墙壁”，算是有“浪费”嫌疑；市总工会党组成员程公琪，“一贯
家长式作风，影响干部团结”，算是“官僚主义严重”，马马虎虎好歹还算交代得
过去（其实这几位都是深受党内外尊敬的优秀干部，且均已平反）。顾准有什么
呢？既无“前科”，又无“现行”，既无“罪言”，又无“劣迹”，为什么要拉他出
来凑数？更滑稽的是，顾准所受的处分，在市委的档案里，无案可查，无迹可寻，
没有半张书面正式文件，当然也就没有半点“正当理由”了。草菅人命一至于此，
也实在太离谱了点。
事出有因。一种猜测是：某些方面对顾准很有意见，早就想于掉他，这一回
不过有了机会而已（《顾准全传》作者高建国即持这种观点）。这是有道理的。我
们现在已无从得知这“某些方面”都是些什么人，为了什么来头这么大，又这么
强硬，连陈毅也不得不勉强同意他们的意见，但要说顾准旱就被人盯住，必欲去
之而后快，则完全可能。
顾准实在太“扎眼”
顾准的惹人注目甚至招人嫉恨是显然的。少年得志，此其一；树大招风，此
其二；才气逼人，此其三。顾准实在太聪明了。当会计，他能一边双手“打飞归
”
（两只手在两只算盘上同时计算），一边和人闲聊天；当局长，他能在主席台上
一边主持会议，一边写年度总结报告，同时对别人的发言做摘记，亲眼目睹的干
部都惊呼“顾局长大约有三个大脑”！唯其思路敏捷聪颖，才能在建国初期的大
上海身兼数职，也才能在无论是当学徒、当教员、当领导、当学者时，都先人一
步高人一筹。
有才气的人多半都有傲气，而顾准的“不服管”在上海、华东乃至中央都是
出了名挂了号的。这个世界上似乎没有他不敢顶撞的人。他对上海私营工商业进
行资产重估，上级部门严厉申斥，被他顶了回去，而且出言不逊，语带讥讽；他
参加中苏联合考察，苏联专家蛮横霸道，也被他顶了回去，而且语气强硬，毫不
恭顺。他甚至对毛泽东亲自发动的“反右斗争”讽刺挖苦，颇有微词，当着许多
人的面说子什么“现在老和尚要认一下错，也不可能了”。这就不但是“反党”（顶
撞上级部门）、“反苏”（顶撞苏联专家），而且是“反毛”了。因为
1957年
5月
初，毛泽东在动员“大鸣大放”时曾幽默地说过：现在大家对小和尚意见多，也
可以对大和尚提意见么！如此“三反”（反党、反苏、反毛），难怪康生看了他的
材料后，当众恶狠狠地骂道：“顾准这种人不是右派，谁是右派？"
顾准的这些言行，原本出于公心和良知，也是维护党的威望和领导，但在他
人看来，即便不是“反党”，至少也是“狂妄自大，目无领导”。顾准的“狂妄”
同样也是出了名挂了号的。早在三十年代，胡乔木便对三联书店创始人之一、上
海救国会副总干事徐雪寒说：“你同顾准说话时要当心！这个同志很有能力，但
也有些自傲。他会掂量你的斤两。如果你没有水平，他会看不起你的。”徐雪寒
说：“我不把自己当做党的领导，只做一个党的联络员，总行了吧？”结果，徐
雪寒和顾准谈得很好，而且成了很好的朋友。1995年春召开的“顾准八十诞辰
纪念会”，就是徐雪寒和顾准的另一位老友骆耕漠联合倡议的。
徐雪寒没有被顾准“看不起”，不等于别的干部没在他那里吃过瘪挨过训碰
过钉子。许多熟悉顾准的老干部都说：“他是一个典型的才子型知识分子干部，
城府不深，自尊心极强，有时与人说话，显得得理不让人，又耿又倔，争辩时甚
至言语尖刻，容易伤人。”这大约是确实的。因此，当有人举报顾准扬言“三年
当市长，五年当总理”时，就连陈毅也信以为真。顾准本人是一再否认的，而且
多次辩诬。以顾准之真诚耿直，如果当真说过，不会不承认。但尽管是谣言，却
谁听了都觉得“像”：第一，顾准确有这个能力，至少当市长没有问题。第二，
顾准确实敢于任事，该他管的他管，不该他管的看着不对劲或者有了想法，也敢
于插嘴插手，很像“有野心”的样子。更重要的是，口气像。怎么个“像”呢？
还不是向来口气就大，而且一贯口没遮拦，心里怎么想嘴巴就怎么说！
的确，顾准总是“忍不住”。即便当了“右派”，戴了帽子，打入十八层地狱，
也本性难移。1958年，他在河北石家庄赞皇县农村劳改。下放干部响应毛泽东
的号召，大搞“土法炼钢”和“技术革命”，他却站在一旁大大咧咧地冷嘲热讽：
“什么土法炼钢铁？一场蛮干罢了！”不经过生产实践，怎么改革农具和磨子？
这也是一场蛮干！”说完还不算，还要加重语气冷冷甩出一句：“哼！我不能不反
对你们的蛮干！”全然忘了自己的“罪人”身份。你想，顾准翻到沟底了还这么
“猖狂”,“高高在上”时还不定怎么样！
所以，要整治顾准，真是太容易了。因为他的“辫子”实在太多，一抓一大
把。1951年，中央财政部要调他去担任预算司长，陈毅找他谈话，他却表示愿
意留在上海。不去也就罢了，何况陈毅也同意。可是，当同事问他“何时入阁”
时，——那时把调入中央部门戏称为“入阁”，他却说什么“入阁以后就成了盆
景，长不成乔木了”。这是什么话！什么叫“盆景”，什么又叫“乔木”？中央部
门都是摆设啊？中央部门是限制人才发展的地方啊？你把党看做了什么，又把自
己当成什么人？如此胡说八道，不拔舌下地狱才怪。
难怪顾准会成为建国以后首批“挨枪子儿”的“出头鸟”了。
三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
现在想来，少年得志的顾准，确实是天真了点。他只知道天亮了，解放了，
革命成功了，人民胜利了，却不知道夺取全国政权，这才是万里长征走了第一步，
后面的路还长得很、尤其是改造国民性，建设新文化，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
和法制，那可真是任重而道远。事实上，正是顾准所受的这些无妄之灾，促使他
认真思考“娜拉走后怎样”（即革命成功后该怎么办），但这是后话。
1957年以前的顾准，却是书生气十足。照他看，参加共产党闹革命，就是
为了争取民主自由。现在革命胜利了，还不能随便说话吗？他哪里知道，他的那
些仗义执言甚至半开玩笑的话，后来统统成了罪状。比如，刚到中科院时，顾准
曾说过：我当官当不好，来庙里当个坐得住的和尚总行吧？这是玩笑话，至多也
就是发牢骚，却被认为是反党。因为这话明摆着就是对
1952年的处分不满，而
这个处分是组织上给的。因此，对处分不满，就是对组织不满，也就是反党。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