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总结过去，指导现在，设想末来。因此，思想家往往产生于社会历史发生重
大变革的时期，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便正是这样一个关头。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
放是二十世纪中国的第三次伟大变革，其意义并不亚于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变革
和毛泽东领导的第二次变革。这就为李泽厚这样的思想家提供了“用武之地”。
李泽厚常常不无自得地说起他和邓小平的“一致”。但正如骆玉明教授所言，当
时真正起到思想解放作用的，还是政治领导层发动的真理标准讨论以及其他宣
传，李泽厚用学术词语表达的意见远非举足轻重（《近二十年文化热点人物述
评》）。他和邓小平的“一致”，充其量不过只能说明他“运气”很好罢了。
李泽厚的“幸运”还不止于此。作为一个思想家，他还拥有一大批能够理解
和回应他的人。思想是需要回应的，而智慧也只能靠智慧去启迪。如果说我们这
一代人从李泽厚那里得到的是智慧的启迪，那么，李泽厚则从我们这里得到了思
想的回应。回应不等于赞同，而毋宁说是一种共鸣，一种灵魂与灵魂之间的呼唤
与应答。无论是“叙齿”（年龄）还是“排辈”（学历），李泽厚和我们都算“两
代人”。两代人之间，是会有“代沟”的。而且，通常的情况是，下一代理解老
一辈，要超过老一辈理解下一代。比方说，我们看老妈老爸，就比老妈老爸看我
们清楚；儿子女儿看我们，又比我们看他们透彻。李泽厚面对“代沟”偏能“马
作的卢飞快”,不能不说他运气好，——他碰到了特殊的一代。
这实在是历史给子李泽厚的机遇。
李泽厚抓住了这个机遇，因为他是有备而来的。诚如骆玉明教授所言，李泽
厚是在“文革”的荒唐年代仍然保持着清醒的思考并且从事着文字撰述的少数知
识分子之一。尽管顾准比他尖锐（也比他深刻），钱钟书比他博学〔也比他精专），
但钱钟书的影响远不如李泽厚〔钱的著作并没有多少人真正看得懂），而顾准的
著作在当时还无法面世。而且，没有前期思想解放运动的铺垫，顾准也未必能产
生后来那么大的影响。不管怎么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连续地在中国社
会中造成震动，并影响整整一代人的，也就是李泽厚一人而已。
于是，李泽厚便光芒四射地表现出他的魅力。
三魅力
也许李泽厚不知道，也许他知道了也不以为然，在八十年代初那个春天那个
花季，他之所以风靡了神州颠倒了众生，首先不是因为他的思想，而是因为他的
文笔。虽然已事隔二十年，我仍然记得读李泽厚时的那份心情：那时，李泽厚每
有新作发表，朋友间都要奔走相告。我们甚至特别喜欢他的那些“小文章”。一
句“八十一二岁高龄的宗白华老先生的美学结集由我来作序，实在是惶恐之至：
藐子小子，何敢赞一言”（宗白华《美学散步》序，1981年），曾让我们击节不
已；为《美学从书》所作的那篇短序，“字数可多可少，范围尽量广泛，性质、
题目、体裁不拘一格，中国外国咸宜，介绍论说均可，或专题，或综合，或重资
料，或谈观点，或理论评述，或文艺欣赏，或高头讲章，或论文汇集。水平不求
多高，只要言之有物，实而不空就好”（1980年），则几乎能整段地背下来。闲
篇散章的魅力和影响尚如此，更不用说他那本《美的历程》了。
李泽厚的魅力在《美的历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被视为《中国美学史外编》
的《美的历程》一书，起先曾以《关于中国古代艺术的札记》为题，在上海文艺
出版社的《美学》（第二期，1981年）发表前二章。初刊之日，便广为传颂、纸
贵洛阳。读者盼其全书，如久旱之望云霓。次年
3月，该书由文物出版社正式出
版后，十年之内印了八次，后来又有了多种版本‘比如广西师大出版社的插图本），
无疑是学术著作中最畅销的。即便现在看，它的“含金量”仍然很高。因为它不
但跨越五千年历史，贯通多种艺术门类，而且兼具历史意识、析理深度、艺术敏
感，还颇有美文气质”（骆玉明《近二十年文化热点人物述评》）。这样的著作能
有多少呢？凤毛麟角吧？
以十几万字的篇幅来完成这样一个“美的历程”，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且
能做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该细密处细密，该留连处留连，丝丝入扣，顺
理成章。在看似漫不经心的巡礼中触摸到文明古国的心灵历史，诚非大手笔而不
能为。但最初打动我们的却不是这些，而是它的气势和情调。这就像是欣赏艺术
品，当我们刚刚接触到一件雕塑、一幅绘画、一个青铜器或一首乐曲时，我们是
来不及仔细琢磨它的。我们很难一下子体会到它的深刻含义，也不可能马上把它
的形式结构看清楚。所有这些，都是以后的事，而且也许需要反复欣赏、反复体
验、反复品尝、反复咀嚼，才能“品出味来”。而在当初，在与艺术品砰然相遇
又悴然心动的那一刻，我们总是“一下子”就被感动和震撼了。我们分明感到有
某种“说不清”的东西在吸引和呼唤着我们。《美的历程》便正是这样。甚至我
们还可以说，它的魅力，就在于它的“说不清”。
的确，这是一部说不清该算什么的著作专论？通史？散文？札记？都是，又
都不是。它是一个鸭嘴兽，是兽也是禽；它是一个猫头鹰，像猫也像鹰。你还可
以说它是个“四不像”，非驴非马，不伦不类。但你无法否认一点，那就是：它
是独一无二与众不同的。
与众不同，正是《美的历程》使我们心仪之处，也正是李泽厚使我们心仪之
处。
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做到“与众不同”的。它需要胆，需要识，还需要才。
有胆才敢做，有识才能做，有才，才做得出、做得好。李泽厚恰恰正是这样一个
才华横溢的人。《美的历程》一书写得真是英姿勃发，才气逼人。单看标题，便
气度不凡：龙飞凤舞、青铜饕餮、魏晋风度、盛唐之音，更不用说每过几页就有
一段华彩乐章了。实际上，《美的历程》是可以当做艺术品来看待的。它充分地
表现着李泽厚的艺术魅力。
但更重要的还是胆与识。
我在《闲话中国人》等多部著作中说过，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是群体意识，
而要求“大家一样，人人有份”则几乎是中国人的“集体文化尤意识”。在这样
一种文化氛围中，标新立异，与众不同，乃是做人的大忌。只有历史上数得着的
那几个顶尖级的大英雄大人物才敢如此。但即便英雄如毛泽东，一开始也是受排
挤的。受排挤的原因，除路线之争外，我猜想他的“出格”也是其中之一。直到
后来，毛泽东成了众望所归公认的领袖，与众不同才不再成为问题。毛泽东可以
与众不同，不等于别人也可以。恰恰相反，到了“文革”期间，六亿人民就连衣
服都穿得一模一样了，何况写文章？那更是必须一个模式一个腔调，否则就是大
逆不道。他李泽厚是什么人，也敢与众不同？显然，这就必须有足够的人格精神
和人格力量来支持不少人指责他的许多结论过于武断，但武断的背后又何尝不是
自信，以及敢作敢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武断”也不容易呢！就是借给你
一个胆子，只怕也不敢。正是在这里，在“武断”和“狂妄”的背后，我们感受
到了李泽厚的人格魅力。但仅仅如此显然不够。时间毕竟已进人八十年代，敢于
标新立异的人多起来了。社会上的那些“问题青年”，就胆敢身著“奇装异服”，
穿喇叭裤，戴蛤蟆镜，提收录机招摇过市，能说他们也有“魅力”？真正具有人
格魅力的人，背后必定有理想和信念来支持。对于一个思想家来说就更是如此。
事实上李泽厚之所以会把他的文章著作写得与众不同，从根本上讲就因为他的思
想是与众不同的。就在
1981年，李泽厚在回忆起自已的读书生涯时，便夫子自
道云：“我不喜欢人云亦云的东西，不喜欢空洞、繁琐的东西，比较注意书籍、
文章中的新看法、新发现，比较注意科学上的争辨讨论。
”（《走我自己的路》）这
其实也就是李泽厚文章著作的特点：决无陈词滥调，决不人云亦云，新意时见，
新说迭出，充满新鲜气息，唯其如此，他才在表现出人格魅力的同时，也表现出
思想的魅力。
这实在是很不容易的，甚至要冒很大的风险。果不其然，他那篇《走我自己
的路》刊出后，“一位标榜人道主义的善良领导”便紧张兮兮地跑到李泽厚家里
对他妻子说：“怎么能用这种标题？这还了得？"
是。不得，因为年轻人听进去了。五年以后，这句马克思喜欢的格言也成了
年轻人最喜欢的格言，到处出现，谁不说谁不够“品位”。就连小品节目中蔡明
扮演的那个歌星都会说，只不过被她说成了“走别人的路，让自己说去吧”!是啊，
人生其实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要么走别人的路，那就
只能让自己去说了。李泽厚不愿意让自己去说，他选择了走自己的路。
李泽厚是一个先行者，他走在了前面。
跟在后面的，是崛起的新一代。
四意义
李泽厚的确具有一种先驱者的意义,在
1979到
1989这十年间，李泽厚在学
术界几乎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他总是在出版新著作，发表新见解，提出新问题，
阐述新观点，甚至不断引进和创造新名词、新概念、新提法。异质同构、儒道互
补、有意味的形式、文化一心理结构、主体性、积淀，等等，等等。其中有的虽
非李泽厚所发明，却也多为李泽厚所倡导、传布。应该说，改革开放以后，积极
引进西方现代学术新观念、新方法的倒也不乏其人，但能够“活学活用”、“立竿
见影”，做到“融会贯通”、“用人如己”的，还首推李泽厚。李泽厚有着过人的
聪明，别人手中的兵器，到了他手里，都能玩出新花样来，而且玩得出神人化、
得心应手、举重若轻。比如他用“有意味的形式”来讲彩陶纹饰、就让人叹服，
尽管他那个“有意味形式”和贝尔的“有意味形式”并不一回事。
李泽厚又是极为敏感的。他总是能把握住思想文化的历史脉搏，不失时机地
把学术界的关注目光引向一个又一个新领域。八十年代后的“美学热”、“文化热”，
便都与李泽厚有关。几乎可以说，李泽厚的目光扫向哪里，哪里就会热起来。于
是，他就在这十年间中国思想文化的进程中留下了自己明显的足迹，甚至不少学
说都打上了他的烙印。现在再来讨论前面那些提法和论争的是非对错已经没有太
大的意义了。事实上李泽厚的许多观点和提法从来就没有得到过普遍的认同。争
议一直存在，而人们的认识则在前进。但对于一个思想家来说，这并不重要。或
者说，这很正常。马克思说过，哲学并不要求人们信仰它的结论，而只要求检验
疑团。同样，我们也可以说，真正的思想家并不一定非得别人同意他的观点，而
只希望能够启迪智慧。
李泽厚的意义正在于此。
李泽厚是一个在学术界大多数人还一片茫然时筚路蓝缕的人。那时，学术界
刚刚从“文革”的重创下醒过神来；一些人心有余悸，许多人严重失语。不要说
做学问，连话都不会说了。甚至在批判“四人帮”的时候，使用的也仍是“四人
帮”的腔调。这是一种连“党八股”都称不上的话语模式，色厉内荏，外强中干，
了无生气，乏味透顶。这种人人憎恶的文章套路之所以还能延续一段时间，除习
惯使然和一些人胆小怕事〔怕别人说自己不够马列不够革命）外，也还因为大家
不知道不这样说话，又能怎样说。
开始时李泽厚也一样。他也写了诸如《实用主义的破烂货》（1979年）一类
的文章。但很快他就改弦易辙了。李泽厚
1980年的文章便已让人耳目一新。甚
至
1979年出版的《批判哲学的批判》便己是纯正的学术著作，全无八股腔调。
同年出版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亦然。不过两书均嫌太过“专门”和“学术”，
其影响便不如《美的历程》。《美的历程》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读的。在当时的情
况下，它和朦胧诗一起，起到了一种“启蒙”的作用。
如果说朦胧诗让我们知道原来诗还可以这样写（甚至就该这么写），李泽厚
则让我们明白原来学问还可以这样做（甚至就该这么做）。比方说，讲哲学，可
以并不一定要套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争；讲文艺，也不一定要套上现实主义
和浪漫主义之别。然而在此之前，这种套路是被视为金科玉律的。结果就闹出很
多哭笑不得的事情来。比如李贺，照理说只能算是“浪漫主义”的。又因为李贺
的诗“‘鬼气”太重，便只好算做“消极浪漫主义”（李白则是“积极浪漫主义”）。
后来毛泽东的意见发表了，他老人家喜欢李贺。这下子文学史家们就狼狈了。伟
大领袖怎么会喜欢“消极”的东西呢？只好另找证据，证明李贺其实是“现实主
义”诗人：那么李贺究竟是什么“主义”？什么都不是。中国文学史，根本就不
能那么讲。李泽厚不这样讲，也就无此尴尬。这在当时，却不能不看做一个“重
大突破”。
但李泽厚的意义还不仅于此。
就我个人而言，《美的历程》以及李泽厚的同期其他著作让我明白了一个大
道理，那就是：人，为什么要有学术研究，为什么要做学问？不是为了功名利禄
（如果那样，就该“趋时合流”），而是为了人生。也就是说，为人生而学术。因
此，一个人文学者，就应该把学术研究和人生体验结合起来，把历史的遗产当做
鲜活的对象，把做学问、写文章、出版著作变成自己生命的流程。《美的历程》
就是这样做的。比如“苏轼的意义”一节，讲到苏东坡写完“小舟从此逝，江海
寄余生”，虽“挂冠服江边”，却不过回家睡觉，并没有“拿舟长啸去矣”时，李
泽厚说："本来，又何必那样呢，因为根本逃不脱人世这个大罗网。”如果没有人
生的体验，这样精辟的话岂是说得出来的？历史的遗产一旦被看做鲜活的对象并
与自己的人生体验相结合，就成了活生生的东西，也就不会有少尸臭了。过去（也
包括现在）一些学者专家教授流的文章之所以那么僵硬呆板枯燥无趣，味同嚼蜡
不堪卒读，并不完全是一个文字表述能力问题。归根结底，还是没有把自己的研
究对象看做活物。他们在研究木乃伊的同时把自己也变成了木乃伊。哀莫大于心
死。心已死，文字还能活起来？
学术著作变成木乃伊的另一个原因，还在于这些学者们总在说别人的话，至
少是总在用别人说话的方式说话。因为他们并不是为人生而学术，而是为某种现
实的利益而学术。这就不能不格外注意是否符合公认的“学术规范”和“量化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