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皆空”。“空执”就是执著于“空”，不知“空亦是空”。祖印明，就是这么个角
色。可见，只有破了“空执”，才能真正觉悟，也才能进人“无碍境界”。因为既
然连“空”都已否定，也就等于否定了一切。一切都已否定，也就一切都可作为，
当然也就自由了。
慧能显然是破了“空执”的（或者压根儿就没有），所以坦然地接受了衣钵。
在他看来，不受衣钵固然是空，受了衣钵又何尝不是空？既然如此，受与不受，
有何区别？反倒是那位祖印明先生，执著于空，硬要和慧能论个是非，才真是“执
迷不悟”呐！六祖再世，看了他的诗，不但不会作答，还可能会拿板子打他的屁
股或光头
这个和尚成不了佛，也就理所当然。
话说说话
说话，好像是人人都会的。
说话，是人之为人的特征。动物不会说话，它们只会“叫”。会叫当然也不
容易，因为还有连叫都不会的。会叫也不简单，因为叫声能传达信息，说明问题，
表示态度，比如“狼来了”或“我要你”之类。尤其在遭遇天敌或发情求偶时，
禽兽们是会叫得很欢的。某老和尚曾有诗云：“春叫猫儿猫叫春，听它越叫越精
神。老僧也有猫儿意，不敢人前叫一声。”会叫，能叫，敢叫，可以肆无忌惮地
放开嗓门大叫，是不是很幸福？
会说话，就更幸福了。
会说话怎么就幸福呢？因为你可以表达单凭叫声不足以表达的意思和情感。
比如“试问闲情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表达得何等地准
确、细腻？倘若不会说话，大约也就只能哼哼，那多没劲？甚至你还可以用不同
的方式来表达同样的意思。朱德庸的《醋溜
CITY》中有这么一段：某男向某女
求爱，问“我能不能上你的床？”女怒。该男便改口说：“我能不能明天早上从
你床上下来？"这就有趣多了。但如果是猫儿，便只能持之以恒地叫个没完：我要！
我要！我要！
这份幸福也不是随便谁都能获得的。据《圣经》上说，上帝偏心眼儿，把这
份幸福给了人。他只让人会说话，还只让人给万物起名字。也就是说，他赋予人
“命名权”。所以，信上帝的西方人，便认为说话是人的“天赋人权”。你可以不
同意某个人的意见，但你不能不准他说话。相反，当这个人说话的权力被剥夺时，
你还应该起而捍卫之，故西哲有云：我坚决反对你的意见，但我宁愿牺牲生命也
要捍卫你说出这意见的权利。
不过，据说偏心眼儿的上帝也很小心眼儿，他听说人要修一座通天塔，从地
面一直通向天堂，便暗地里做了手脚，让不同地方的人说不同的话。这下子，语
言不通，彼此无法交流，人心也就涣散，通天塔的建成，自然成了永无期日的事
情。
说话，真是何等重要！
其实，就算没有上帝的这个小动作，说话也是必须学习和研究的。因为一个
人光是会说话还不行，还得说得清，说得对，说得准确，说得漂亮。这就要学习，
要研究，而说话也就成了一门学问，叫“语言学”。具体的说，又有语音学、语
法学、词汇学、修辞学、方言学等等。方言学是研究不同地域人如何说话的。不
过，研究外国人说话就不叫“方言学”了（刚开始时也管外语叫方言），得叫“外
国语言文学”。不同国别的人说话不一样。也不光是语音不一样，语法、语汇、
语感，都不相同。在欧洲好些语种里，名词是有性别的。这在东方人看来，就匪
夷所思。比如“背心”，在德语中是女性的，在法语中却是男性的。这就可笑。
莫非背心这玩艺儿，在德国女人穿得男人穿不得，在法国又男人穿得女人穿不
得？还有，明明是男人穿的衬衫，在法语中却是阴性的，岂非意味着男人把女人
穿在身上？倒是温柔浪漫体贴得很！同样，老外看咱们，也觉得很麻烦。又是伯
母又是舅妈又是婶娘，七大姑八大姨的，搞那么复杂干什么？一个
aunt不就都
打发了？哈！他不知道，即便伯母、舅妈、婶娘，在咱们这儿，还分着亲伯母、
堂伯母、表伯母，亲舅妈、堂舅妈、表舅妈，亲婶娘、堂婶娘、表婶娘呢！如果
加上干亲，则还有干伯母、干舅妈、干婶娘。分个姑姑姨姨的算什么！
即便同为一国人，说话也仍有许多名堂。比如男女之间谈情说爱，说法就不
一样。男人多半会说“我爱你”，女人则喜欢说“我恨你”；男人多半会说“你真
好”．女人则喜欢说“你真坏”（故时谚有云“男人不坏，女人不爱”）。某国发生
一起“约会强奸案”，女方指控男方的证据，便是她事前已说过了“NO”。该男
极为委屈地在法庭上嘟哦说："NO,NO！法官大人，您知道，她们从来就是说
NO
的！"古人和今人说话也不一样。古人说话之乎者也的，今人就不这么说了。如果
饭店里的服务生一上来也和《镜花缘》里君子国的酒保一样，开口便间：“要酒
一壶乎？要菜一碟乎？”准得吓你一跳。在赵丽蓉和巩汉林合演的那个小品《如
此包装》中，巩汉林和他手下的那些小姐们一见而就扬手耸肩，又是“嗨”又是
“嗯哼”，不也把老太太吓了一跳？
再有就是关系和身份了。《红楼梦》第三十一回写晴雯和宝玉使小性子拌嘴，
袭人忍气吞声来劝，说“奸妹妹，你出去逛逛儿，原是我们的不是”。谁知反倒
惹起晴雯醋意，冷笑儿声说：“我倒不知道，‘你们’是谁？……明公正道的，连
个姑娘还没挣上去呢，也不过和我似的，哪里就称起‘我们’来了！”原来袭人
虽然和晴雯一样，都是丫环，但袭人和宝玉“那个”过了。有了“关系”，便忘
了“身份”，结果生生挨了晴雯一顿抢白。
最后是艺术性。自打人学会了说话，慢慢地就有了说得好说得不好、说得俏
皮说得不俏皮、说得漂亮说得不漂亮之别。也就是说，说话便成了一门艺术。一
个钢琴家到个小城市去开独奏音乐会，演出那天却观众寥寥。这个钢琴家便走到
台前一鞠躬说：“我发现你们这个城市的人都很有钱，因为你们每个人都买了两
张票。
”这是不是很艺术？卡斯特罗说：“有人问我古巴的大学生卖淫吗？我说不，
大学生不卖淫，但古巴的妓女都有大学文化水平。
”（据《三联生活周刊》）这算
不算很艺术？好像也算。
说话当然还与道德有关。因为一个人如果不道德，他得到的评价通常就会是
“太不像话”。所谓“太不像话”，也不一定就是说话粗鄙下流，或吹牛撒谎、狂
妄自大、信口开河，也包括种种不道德的行为，比如偷鸡摸狗、欺上瞒下、忘恩
负义、过河拆桥等等。但道德不道德，要说成是“像话不像话”，可见那“话”
有多重要。
说话，是不是有很多名堂？
有名堂，就要思考、琢磨、研究、议论，也就有了这套丛书。
我相信大家都会喜欢这套书，因为我们都不想“不像话”。
（本文系为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的一套语言学丛书所作的总序）
□盘点李泽厚
一缘起
盘点李泽厚，决非赶时髦。
李泽厚已经不时髦了。2000年冬天，——也许正所谓“世纪末”吧，李泽
厚应邀南上作客一家开在大学附近的民营书店。书店老板是个做事低调的人，对
此并未大事张扬，只不过在店门口贴了一张不起眼的小告示，却也引得一群青年
学子注目。他们兴高采烈地指指点点奔走相告：太好了！李泽楷要来了！
李泽楷？有没有搞错？
实在的说，当我听到这个真实的“笑话”时，却有些笑不起来。没错，李泽
楷与李泽厚，只不过一字之差，看走了眼也不足为奇。问题是，他们当真是看走
了眼吗？未必：说白了，这些学生之所以把“李泽厚”看成“李泽楷”，只因为
他们心目中根本就没有李泽厚。
于是，在那一瞬间，我感到了世事的苍凉。
想当年，李泽厚是何等了得啊！八十年代的大学生、研究生，有几个不知道
李泽厚的？就连他那本其实没多少人读得懂《批判哲学的批判》，也是许多青年
学子的架上之书枕边之物。有人甚至宣称以七七、七八级本科生和七八、七九级
研究生为代表的一拨人是“读朦胧诗和李泽厚长大的一代”。这活也许说得“过
”
了一点。但不管怎么说，当年李泽厚的知名度，决不亚于今日之李泽楷。然而今
天的大学生，已大多不知李泽厚为何许人也了。老话说，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
西。白云苍狗，本是当然。但，从八十年代初到如今，不过二十年光景，李泽厚
就“过”了“气”，无乃过速乎？
我终于没敢把这个真实的故事告诉李泽厚。毕竟，他是我所敬重的前辈，何
况我也是所谓“读朦胧诗和李泽厚长大的一代”中之一员。面对面的，实在难以
启齿。但我还是忍不住要把这个真实的故事讲出来。因为这已不是李泽厚或李泽
楷个人的事。正如现在的年轻人只知道比尔（盖茨）不知道保尔（柯察金），并
非比尔或保尔个人有什么是或不是，实在是时势所使然。何况这个并不好笑的笑
话背后，也不乏耐人琢磨的东西。
其实，就连我们这些人，现在也不读李泽厚了。李泽厚出了新书，《世纪新
梦》、《论语今读》、《己卯五说》等等，也买，但未必读，读也不激动，更没有当
年那种如饥似渴先睹为快的感觉。我们买李泽厚的书，毋宁说是“怀旧”的成分
多于“求新”。也就是说，李泽厚在我们这一代人这里也已经“过”了“气”。我
不敢大言不惭地说我们已经“超越”了李泽厚，但对他不再感兴趣，却也是事实。
这和现在的年轻一代倒是没什么两样。不同的仅仅在于，我们不否认李泽厚对我
们的影响，无论我们当年或现在是否赞同他的那些观点（事实上也从来就没有全
部同意过）。毕竟，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李泽厚是重要的，他的影响也是抹
都抹不掉的。
这样一个整整影响了一代人的人物，为什么转眼之间就成了明日黄花？是李
泽厚变了，还是我们变了，或者是时代变了结果李泽厚和我们都变了？
这倒是应该也值得弄清的问题。
因此，我决定“盘点”李泽厚。为我自己，也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文化。
二机遇
所谓“盘点”，其实也就是“反思”（实际上我并不可能对李泽厚进行“全面
”
的盘点）。反思是哲学家爱说的话爱做的事。哲学家在教会了别人反思的同时，
也使自己变成了反思的对象。这是没有法子的事，就像历史学家也可能变成历史
研究的对象一样，原本不过是他们的“宿命”。李泽厚成为一个有影响的人物，
有多方面的原因。李泽厚成名很早。早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李泽厚就因一场
美学论争而崭露头角名重京城，竟成了一个美学学派的“领袖”和“宗师”。那
时，1930年出生的李择厚也还是个“小年轻”，年纪和现在名噪一时的“新青年
”
余杰差不太多吧（可惜余杰的成色却差了很多，这可真是“一代不如一代”)！想
那时也真是个天真烂漫的年代。许多现在看来实属低层次的问题，却被朝气蓬勃
地讨论着，并因此而人才辈出。李泽厚那个在逻辑上都不通的美学观点（美是客
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更可谓红杏一枝，很是领了好些年的风骚。
不过，李泽厚的影响超出学科范围，真正成为一代青年学人的精神偶像，却
是在八十年代初；而他的崇拜者、追随者、赞同者、欣赏者和心仪者，则主要是
七七、七八级本科生和七八、七九级研究生，以及他们的同龄人。
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
没有比这一代人更倒霉的了。长身体的时候吃不饱饭，长知识的时候没有书
读，最该有所作为的时候去了农村（据说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历尽千辛
万苦好不容易找回了自己的位置，其时已是“老大徒伤悲”，以后的情况也十之
八九不如意。“好事”未必有份，“坏事”件件摊上；生孩子要有计划了，提职位
要看文凭了，评职称要考外语了，分房子要掏钞票了。好容易熬出头来，弄不好
又要下岗了。真是步步紧跟时代变化，步步赶不上趟。只有极少数“运气好”的，
总算能在已为人妻人夫甚至已为人父人母时，又重新回到课堂。这就是七七、七
八级本科生和七八、七九级研究生的主要组成部分。
然而，我们这一代人又是幸运的。中等教育是在“文革”前完成或接受的，
那时学校里推行的还不是或不完全是“应试教育”。升学的压力没有现在这么大，
有时间阅读大量的课外书（这是其中许多人能够以“同等学力”在恢复高考后的
激烈竟争中脱颖而出的原因之一）。在“文革”中，在农村里，我们经风雨见世
面，摸爬滚打，历尽磨难，有如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狠狠折腾了一番。有的炼
就“金刚不坏身”，有的使遍“十八般武艺”，有的已学会“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有的则更是“天不怕地不怕”。反正“有妈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我都能对付”
!
更重要的是，我们赶上了“思想解放”的好时代。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
一标准”相号召的思想解放运动，虽然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高层领导发动的，
却和我们这些刚刚从社会底层浮出水面的大龄学生心心相印，息息相通，一拍即
合。陈旧的知识早已不能满足我们的需求，陈腐的说教更让我们顿生厌恶。心有
余悸战战兢兢回到讲台上的大学老师们，立马就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群”不好对
付”的学生。
这时，李泽厚来了。
李泽厚来得很潇洒。
和一般意义上的专家、学者不同，李泽厚毋宁说是一个“思想家”。他拥有
的财富不是“知识”而是“智慧”，他从事的工作也不是“治学”而是“思考”。
他甚至没有什么“专业”。哲学、美学、社会、心理，都是他涉足的领域；历史、
政治、文学、艺术，都是他研究的范围。当然，他最擅长的还是思想文化史。他
的三部思想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
史论》）影响深远，而他的《批判哲学的批判》也意义非凡。相比较而言，他的
《美学四讲》、《美学论集》反倒显得单薄了。只有《美的历程》是不朽的，尽管
他自己更偏爱《华夏美学》。
思想家和学问家的区别之一，就在于学问家什么时候都能有，思想家却不是
任何时候都能产生的。如果“生不逢时”，就算产生了也没用，或等于没有产生。
因为学问家的工作是传承知识。当然总得有人一代一代传下去，这就总要有人当
学问家，也总会有人当学问家。思想家的任务却是对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进行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