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听了您上面的回答，觉得您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那么，您的写作和您
的个性有没有关系呢？
答：应该说是有关系的。我提倡的，就是个性化研究和个性化写作。所谓“个
性化研究和个性化写作”，也就是按照自己的真性情来研究和写作。我在《书生
意气》一文中说过这样的话：一本书，如果不是用真性情写的，就不是好书，甚
至不能叫书，不配叫书，顶多只能叫做“伪书”。我可不愿意写什么“伪书”。
问：看来，您也是一个性情中人。
答：但愿如此。书生意气么！没有意气，就不是书生了？
问：但据我所知，并不是所有的书生都能保持意气，按照真性情来研究和写
作呀？
答：的确如此。这是很可悲的。
问：为什么会这样呢？
答：原因是多方面的，我只想谈谈个人的原因。王朔批评余秋雨说：他这个
人活着比写作更重要。其实很多人也这样。但在我看来，就连写作都不是最重要
的。
问：您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
答：做人。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写作固然应该比活着重要，但做人却比写作
还更重要。一个人，如果连人都做不好，我很怀疑他能做好学问做好文章。
问：那么您认为应该怎样做人？
答：做人包括两个方而的问题：“做什么样的人”和“怎样做人”。这两个问
题其实是有关联的。比如你想做一个虚伪的人，自然是虚情假意地去做；想做一
个认真的人，自然是认认真真地去做。如果想做一个性情中人，那就只能按照自
己的真性情去做。这样的人写起文章来，也一定是真性情的。
问：您认为自己做得怎么样？
答：也不怎么样。毕竟，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许多事情，并不能当真由着
自己的性情去做。在现实生活中，我其实是一个很拘谨的人，条条框框很多。所
剩无几的一点真性情，大约只能保留在我的著作中。
五从知青到教授
问：易先生，刚才您谈到个性问题，我想知道，一个人的个性是怎样形成的？
是天生的呢，还是与生活经历有关？
答：两方面原因都有吧。
问：那么您的个性、还有您风格的形成，也和您的生活经历有关了？
答：是这样。
问：那么，您能简单谈谈您的生活经历和读书治学的道路吗?
答：简单的说，比较复杂（笑）。我当过知青，而且，还是“资深”的，195
年就到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边缘的一个军垦农场当农
工，体面的说法叫“军垦战士”。
问：有点像现在的打工仔、外来妹？
答：有点像，又不一样。他们代表着中国社会历史的一次重大变革，我们可
不代表什么，尽管那时我们的口气比他们大得多，是要去“解放全人类”的（笑）。
但很快就发现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不要说解放不了全人类，就连解放自己，也
大成问题。
问：那您是怎么“解放”自己的？
答：先是碰上了一次招工的机会，被招到乌鲁木齐一家大型国有企业的子弟
学校当中学老师。那时不像现在，可以随便“跳槽”。我从农场到工厂，差不多
是逃出去的，其情节完全可以写一篇《胜利大逃亡》的小说。
问：后来呢？
答：就得感谢邓小平了。1978年，恢复了研究生招生（恢复本科生招生是
在
1977年）。我以同等学力考取了武汉大学的研究生，毕业以后又留校任教。
留校也不容易。因为按照当时的政策得“哪来哪去”。但当时的武汉大学校长刘
道玉说“人才难得”，坚持要留下来，为此还惊动了当时的教育部长蒋南翔和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王恩茂。最后是教育部专门为我的毕业分配下了一个文
件。刘道玉是一个非常爱惜人才的校长。这样的校长现在是很难得了。顺便说一
句，恢复高考的建议最早也是由时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的刘道玉提出的，后来由
小平同志拍了板。所以，无论于公于私，我都要感谢刘校长。他被免去武汉大学
校长职务四年后，我到了厦门大学。
六任何经历都是财富
问：现在我们知道您是一个经历坎坷的人。我想知道的是，这些经历对您有
好处吗？
答：有。任何经历都是财富。比方说，我就比许多大学教授更懂得民间的疾
苦和底层的黑暗。因为我在社会的最底层生活过，和曾经劳改、劳教过的人一起
劳动（他们当中不少是冤假错案），干最重的活，吃最差的饭，亲历种种迫害和
摧残，也亲历种种迂回曲折的抗争。正是在那个曾经被诗意地描绘过的地方，我
知道了生活不是诗。
问：难怪您对社会生活和人性弱点的观察那么冷峻透彻，入骨三分。
答：也就是心里比较明白而已。俗话说，吃一亏，长一智。亏吃多了，人也
就学乖了。但我从来就不是一个乖巧的人。将来大约也不是。不是不会，而是不
愿意。这就注定以后还要吃亏。那就吃吧，无非又增加一些经历或者说财富而已。
问：难道要成为一个作家，就一定得受苦受难吗？
答：话当然不能这么说。这么说，就未免太残酷了。但一个人太一帆风顺并
不好，吃点苦头也未必是坏事。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就尤其如此。伟大的艺术品背
后，总是横卧着人类亘古的苦难；而自己没有亲历过苦难的人，也实在难得有那
份博大深沉的悲悯情怀。他们多半只能写些甜糯娇嗲的矫情之作，招摇撞骗一时
而已。
问：那么，是不是经历越丰富越好？
答：丰富一点当然好，单纯也无妨，关键在于善于体验和观察。对于一个真
正的画家来说，一片绿叶也会有丰富的色彩层次。但如果有条件，还是要多走走，
多看看。老是呆在一个地方．连感觉都要麻痹了。
问：听了您的讲话，我很受鼓舞。我当然没有您那么坎坷的经历，但现在也
挺不顺的。我做的工作，不是我想做的，又换不了，呆在单位里度日如年，就像
坐牢一样，那我应该怎么办呢？
答：李敖有一句话，叫做“天底下没有白坐的牢”。他说这句话，当然是为
了和国民党算账。意思是你让我坐了牢，你就得付出相应的代价，哪有白让你关
上几年的道理？但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理解：我既然被迫坐了牢，那就不能
白坐，得坐出点名堂来。你想，坐牢己是不仁，白坐岂不更亏？那么怎样才算不
白坐？就是要把它看做一次体验人生的机会，一次难得的机会。这样，不但天底
下没有白坐的牢，也没有白吃的苦，白受的挫折和打击。所有这些，都将成为我
们的财富。存放的时间越长，利息也就越高。
问：请您给我们年轻人说几句话好吗？
答：年轻好啊！财富可以积累，健康可以追求，唯独年轻是求不来的。正所
谓“过了这村就没那店”。所以我很羡慕年轻人，但并不嫉妒。我衷心祝愿人家
鹏程万里，祝愿好人一生平安。可惜，这没有人能担保（笑）。因此，一旦有难，
请记住这句话：“天底下没有白坐的牢。”当我们遍尝人生的酸甜苦辣时，我们的
心灵也会变得丰富强大起来！（鼓掌）
（本文根据多次演讲和座谈会上的答问整理而成）
□艺文杂评
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摄影原本不是艺术。
摄影一开始是作为一种技术来发明的。其目的是“记录”。所以摄影天然地
有一种“现实主义倾向”。高明的摄影师总是能抓住最值得永久保留的那一瞬间。
在那一瞬间，他轻轻地揿下快门，那些稍纵即逝的过眼烟云就被保存了下来，并
构成了“历史”。
不过，尽管只是“记录”，也有记得好与记得不好之分。这就像写字，虽然
目的原本是记录与传达，也有写得好与不好的。由于“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这
也可以理解为人的一种艺术天性），写得好看的字总是更受欢迎一些。久而久之，
把字写好，或把片子拍好，就成了写字和拍照的一种责无旁贷的要求。于是写字
就成了一种艺术，我们管它叫“书法”。拍照当然也成了一种艺术，我们管它叫
“摄影”。作为艺术的摄影已不等于拍照，正如作为艺术的建筑不等于房子，这
道理谁都明白。
既然是艺术，就有了和其他艺术门类的关系。
和摄影关系最密切的是绘画。绘画和摄影一样，也曾有过“记录”的功能，
即所谓“存形莫善于画”，因此摄影一出现，就有人惊呼绘画恐怕要下课了。好
在绘画的意义并不仅仅是“存形”，也就不至于因摄影更善于“存形”而黯然神
伤地退出历史舞台（却也不得不向非写实的方向去做些探索）。当然，摄影也不
必因此背上“忘恩负义”的罪名，因为摄影着实得益于绘画不少。如果没有绘画
培养出来的构图、色彩、线条、肌理等艺术感觉，我很怀疑摄影是否当真能够成
为一门艺术。
现在摄影又和文学发生关系了，这似乎也顺理成章。因为绘画与文学是有瓜
葛的。莱辛的《拉奥孔》就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不过，与这个德国佬极力区分
诗画相反，咱们中国人则更倾向于把它们撮合起来，并把“诗情画意”视为一种
美的境界。诗有情，画有意，自然也就成全了不少“金玉良缘”。
摄影和文学却没有什么“木石前盟”。摄影和绘画虽然都是视觉艺术，或者
说，它们创造的都是静态的平面视觉形象，却也有一个至关紧要的不同之处。这
就是：摄影作品是机器拍摄出来的，绘画作品却是一笔一笔徒手画出来的。当画
家在画布上作画时，画迹同时也是他心灵的轨迹。这就使绘画较之摄影更接近于
心灵，也更接近于文学。尽管如此，绘画与文学的结合也仍有诸多不便。不是绘
画成为文学的附庸（如插图），便是文学成为绘画的点缀（如题款），天衣无缝妙
趣天成者并不太多。摄影要和文学结合，就更得小心了。弄不好，便成了“拉郎
配”。胡乱为摄影作品配上一段文字，或者随便为文学作品配上一张图片固然不
成，就算那图片和文字在内容上是“相关”的，也未必就是“摄影文学”。因为
那仍然可能只是“图解”或“说明”。摄影与文学，还是同床异梦，甚至画蛇添
足，节外生枝，佛头著粪。
不过这丝毫也不意味着摄影与文学的结合是不可能的。摄影也好，文学也好，
当它们确实是艺术的时候，它们就同样是人类情感的对象化形式。也就是说，它
们都是“有情有义”的，问题只在于怎样才“情投意合”。这很有点像音乐与文
学的关系。音乐与文学是很有缘分的。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长言之，
这就是诗；长言之不足故咏歌之，这就是音乐。但尽管如此，仍有人怀疑它们之
间的联系。汉斯立克说同一首乐曲完全可以配上意思相反的歌词，比如奥菲欧的
咏叹调“我失去了欧里狄西，我的痛苦无与伦比”，就可以换成“我找到了欧里
狄西，我的幸福无与伦比”。这倒也是“事实”。然而，汉斯立克没有看到，无论
那歌词如何置换，这首咏叹调固有的“奥菲欧情调”，即奥菲欧在幸福或不幸来
临时特有的情感气质和情感方式却是不会变的。当我们欣赏奥菲欧咏叹调时，不
是别的，正是这种特殊的情感气质和情感方式（情调）使我们感动。于是我们就
发现了不同艺术门类融为一体的秘密所在，那就是情调。也就是说，无论各类艺
术的内在品质和表现手段如何地两样，只要它们表现的情调相同，就有可能完美
地结合起来。所谓“珠联璧合”，不正因为珠也好，璧也好，都有着晶莹温润的
情调吗？
摄影与文学的结合也是如此吧？在此前提下，诸如摄影求实，文学要虚，摄
影诉诸视觉，文学诉诸想象，以及摄影与文学是否存在“互补”关系等等问题，
都可以无庸考虑。共同的情调将使这一对有情人成为眷属。而且，还将和许多“模
范夫妻”一样，既各自独立，又相互依存，亲密而有间。它们完全不必迁就对方，
反倒应该把各自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那才叫“异曲同工”呢！
生命与灵气
——焦胜《生命之诗’9999900000摄影展》序
我第一次见到焦胜，印象最深的便是他那蓬松长发间一对明亮、坦诚、聪慧
和充满灵气的眼睛。
我知道这是艺术家的眼睛。
正是靠着许许多多这样的眼睛，那一组组玻璃镜片才变成了灵气充盈的活
物，摄影才从技术走向了艺术，从光学和化学走向了美学；而胶片上之所流溢者，
也才不仅是药水的轨迹，更是生命之诗。
这是诉诸视觉的诗，更是诉诸心灵的诗。
因此，无论其对象是社会还是自然，其镜头是长焦还是广角，其目光是感性
还是理性，其手法是传统还是现代，其形式是抽象还是具象，其风格是冷峻还是
热忱，其构思是工巧还是随意，其格调是清新还是沉着，其语言是流丽还是凝重，
我们都无不可从那光影交错色彩纵横之处，读到生命之诗涌流，看到作者那充满
灵气的眼睛。
因为所谓灵气者，原不过是生命的活力和艺术的本真。
不可说却又可画的
——江国祥禅油画说
禅不可说。从六祖坛经，到禅门公案，种种比喻，声声棒喝，归根结底，就
是一句话：禅不可说。禅不可说，那么，可画么？照理说也不可画。六祖褐云：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我们无妨也套他一句：“本来无一物，如何画得来？”
绘画，无论是何画种，有何画风，总归要创造可视形象。用绘画形式去表现无色、
无状、无形、无相之所谓“禅”，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
然而，禅又不可不说，下可不画。不说，何以知禅之为禅？不画，又何以表
达对禅的体验？于是，中国历史上的禅画家们，便采取了一种“便宜之法”，即
以禅意入画，借画境悟禅境。因为“青青翠竹，本是法身，郁郁黄花，莫非般若”。
禅之有无，原在有意无意之间。禅意既已早在笔先，则画面之上，笔墨之间，自
然禅趣盎然。再加上这些画家所绘，又多是些平沙落雁、江山暮雪之类的题材，
或暮色如烟、寒林似墨的幽境，因此读者也就不难从中体味到一种超凡脱俗、物
我两忘的透彻澄明，从而得到“禅悦”（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审美感受）。自王维
以来，所谓“禅画”，大体如此。然而，广州画家江国祥先生的画，却全然不同。
在江国祥先生的作品中，已全然没有烟岚萧寺、幽涧寒松之类的景象，也没有空
灵飘逸的笔墨和清旷淡雅的意境，有的只是一片澄明和单纯。在这里，繁杂纷纭
的大千世界已被纯化和抽象为色彩，基本单色的背景上，流走着也凝固着厚重的
颜料，扩散着也收缩着线性的张力，从而构成一种奇特的画面，莫名其形，莫名
其状，莫名其意，以至于画家自己也不能为之命名，而只能名之以同样莫名奇妙
的代号。莫非真的是“道可道”则“非常道”,“名可名”则“非常名”？
的确，江国祥的画是不可解读的，但却并非不可体验。就拿《25一 1一 1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