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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琦说：怎么会！
皇后说：那好吧，就听你的！于是命令掀开帘子，然后对躲在帘子后面的人说：曙儿，现在你是皇帝！
赵曙却吓了一跳：我不敢当！我不敢当！
说完，掉头就跑。
宰辅们也不由分说，一齐拥上前去围住赵曙，有的帮他解头发，有的帮他换御衣，乱作一团。韩琦当机立断，回过头来对翰林学士王珪下达命令，要他立即起草遗诏。
王珪也吓坏了，不知所措。
韩琦一声断喝：大行皇帝在位多少年？
王珪这才知道如何下笔，赵曙也这才当上皇帝。[25]
然而大宋似乎命运多舛。英宗继位仅仅三天，就在四月初四晚突然发病，近乎精神失常。初八日上朝时，居然呼天抢地到处乱走。韩琦只好上前一把抱住，也只好请出曹太后垂帘听政。后面的故事《大宋革新》中已经讲过，为了保住英宗的皇位，韩琦甚至押上了自己的身家性命。[26]
接下来，就该为太后撤帘、英宗亲政努力了。
一年后，英宗病愈。韩琦便挑了十几件政事，到西阁请英宗批复，然后拿着文件到东殿，一条条向太后汇报。
太后听了说：处分很是得体！
韩琦说：这是皇上的批示，而且批写如流。皇上能听政如此，实乃天下万幸，臣等之福。先帝陵寝复土之后，臣就应该退出中枢。现在，可以请太后恩赐一处郡县了。
据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此为宋仁宗曹皇后像，神宗时，曹皇后被尊为太皇太后。该图为绢本设色，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太后大吃一惊：相公怎么可以退？要退也是老身。老身原本就该住在深宫，每天坐在这里实在是万不得已。相公请不要走，一定要留在政府，容老身先退就是。
韩琦跪下说：太后圣明！却不知哪天撤帘？
太后不回答，站起来就走。
韩琦立即厉声吩咐礼仪官：撤帘！
帘子迅速落下。仓促间，居然还能看见太后的身影。[27]
韩琦，岂非英宗的半边天？
其实就连神宗继位，他都有拥戴之功。治平三年（1066）十二月，英宗病重，请立皇太子的奏折却被扣留。已被封为颍王的嫡长子赵顼忧形于色，问韩琦自己该怎么办。
韩琦说：愿大王日夜不离皇上左右。
赵顼说：这原本就是人子天职。
韩琦说：不是为了这个。
赵顼明白了，从此日夜守护在父皇身边。
韩琦则对英宗说：太子不立，天下不安，请陛下圣裁。
英宗这时已经病得说不出话来，只是点头。
韩琦便将纸笔递给英宗，英宗哆哆嗦嗦写下“立大王为皇太子”几个字。韩琦又说：必须是颍王，烦请陛下再亲笔书写。英宗只好又批了三个字：颍王顼。
写完，皇帝潸然泪下。
枢密使文彦博悄悄对韩琦说：看见皇上表情了吗？人到了这个时候，就算父子之间，也不可能没有想法。
韩琦说：国事就该如此，又能怎样？[28]
英宗皇帝也果然一病不起，一个月后驾崩，赵顼则顺理成章继承了皇位。不过，大臣们请赵顼继位时却发生了一件怪事：已经去世的英宗突然手指头动了起来。次相曾公亮吓了一跳，赶紧对首相韩琦说：要不再等等？
韩琦却说：慌什么！就算先帝复活，那也是太上皇。[29]
凡此种种，对于赵顼而言当然要算力挺。所以后来有人要陷害韩琦，神宗就不能答应。他说：告诉你吧，要不是他韩琦，朕也只是一个皇亲国戚罢了。[30]
然而韩琦还是被罢免，而且因为一件小事。
这件小事叫宰相押班。依照礼制，皇帝上朝时，要有人带领其他官员恭行大礼山呼万岁，叫押班。不过，唐代押班的是监察御史，宋代规定为宰相和副宰相。但，宰相副宰相公务繁忙，礼仪性的朝会便无暇出席，当然也不押班。
这就让人抓住了把柄。
出面投诉的人叫王陶，职务是御史中丞。按照中华帝国的监察制度，中央政府的监察官员都叫御史，监察机关在西汉叫御史府，东汉以后叫御史台，明清两代叫都察院。御史台的长官叫御史大夫，副长官叫御史中丞。不过，御史大夫一职，唐代官不常置，宋代只做荣衔，元代例由皇太子或贵戚兼任，御史中丞便成为实际长官，号称台长。
其他监察官员，则叫台官。
台官是有监察权的，王陶却决定先礼后兵。他以御史台的名义行文中书省，要求对方就不押班一事做出解释，结果中书省不予理睬。王陶又以御史中丞名义行文宰相，对方又不予理睬。于是这位台长便上奏皇帝，正式弹劾首相韩琦和次相曾公亮专横跋扈，操弄国柄，藐视君主。他指出，君弱臣强绝非国家之福，罢黜二人才是对他们的爱护。
韩琦和曾公亮也立即上表待罪。韩琦说：陛下只要派个小宦官就能将臣带走，臣何尝跋扈？曾公亮则说：宰相不押班由来已久，破坏规矩的不是我们两人。皇帝身边一个官员也说：宰相固然有罪，指为跋扈却未免欺人太甚。
神宗听了，为之动容。
王陶见连上数章都泥牛入海，便宣布罢工。他说：看来臣之所言一无是处，哪里还敢再管闲事？恳请陛下将臣驱逐出京。自今日起，臣只在私宅待罪，不敢再进御史台。
同样，韩琦也以被劾之臣应该等待处分为名，宣布不再上班。神宗只好和稀泥，将王陶调任翰林学士。副宰相吴奎得到消息义愤填膺。他对神宗说：王陶血口喷人，反倒获得美差，世人会把陛下看作什么君主？
于是，吴奎也称病不朝。
宰相、副宰相和御史中丞一齐罢工当然很严重，最后的结果则是王陶、吴奎和韩琦先后离开原职，远走他乡去做地方官。当然，这里面有过反复。比方说为了安抚韩琦，曾经将罢黜的吴奎复位，韩琦却坚决不肯再任相职，神宗也只好恭敬不如从命。告别时，据说君臣二人都眼泪汪汪。[31]
但这只是悲剧的序幕罢了。韩琦和神宗都明白，他们的合作已经到头，共治天下更无可能，不如就此别过，还能留下念想和情谊。实际上，王陶并非没事找事，韩琦的唯一过错则只在他是老臣和旧人。神宗是一定要启用新锐的，非如此不能励精图治。更何况，他也已经有了人选。
[24]据《宋史·神宗本纪一》、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五治平四年九月辛丑日条。
[25]见李焘《长编》卷一百九十八嘉祐八年三月辛未晦、四月壬申朔日条及注。
[26]见李焘《长编》卷一百九十八嘉祐八年四月乙亥日条、己卯日条、壬午日条及六月癸巳日条。同时请参看《大宋革新》第二章。
[27]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一治平元年五月戊申日条、杨仲良《纪事本末》卷五十四治平元年四月条。
[28]见李焘《长编》卷二百八、杨仲良《纪事本末》卷五十六治平三年十二月条。
[29]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五治平四年正月丁巳日条。
[30]见黄以周等《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以下简称《拾补》）卷一治平四年四月壬申日条注引《韩魏公家传》。
[31]见杨仲良《纪事本末》卷五十七、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五、黄以周等《拾补》卷一治平四年四月诸日条。三书记载略有出入，本书杂取之。下节相关事件同，不另注。
司马光待命
神宗皇帝看中的人，是司马光。
证据就在前面那个案子里。当时，神宗为了平息韩琦和王陶双方的怒火，曾经打算将王陶调离御史台，由司马光出任御史中丞，王陶改任翰林学士，也就是让司马光和王陶两人对调。这个想法遭到了韩维的批评。韩维说，宰相跋扈可是要杀头的。王陶如果说得对，宰相岂能无罪？不对，王陶又岂能只是调离？恐怕应该当庭对质，判明是非。
司马光也不肯就任。他说：御史台人见人怕。陛下任臣如此要职，臣不敢辞。但是，如果弹劾宰相便被罢免，那就说明御史中丞做不得。王陶虽然未免小题大做，维护礼法却没有错。所以，臣要等到宰相押班以后才能就职。
神宗皇帝只好作罢。
然而他看重司马光却毋庸置疑。因此，虽然司马光曾经抗命，却仍在吴奎和王陶同时被处分那天再次被任命为御史中丞。应该说，年轻的皇帝对司马光是寄予厚望的。[32]
事实上，神宗也并没有看走眼。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属山西）人，宝元初年进士，仁宗末年已成为活跃于政坛的新锐人物。当时，皇帝迟迟不肯建储，宰相们一筹莫展。司马光便提醒韩琦说：相公一定要只争朝夕。此刻如不昭告天下，将来万一哪天半夜三更从宫中传出片纸，上面写着由某某某承继大统，请问还有回旋余地吗？
韩琦连连拱手：敢不尽力！[33]
再看司马光在韩琦一案中的表现，更是可圈可点。神宗任命王陶为翰林学士未果，又想任命他为侍读学士，司马光便向皇帝力陈利害。他说：这两个职位资级相近。王陶如果担任侍读学士，吴奎肯定继续罢工。这时，陛下敦促他则会失去威望，罢免他则会失去人心。再说王陶在待罪期间得到美差，恐怕也不敢接受，岂非两边不落好？
那么，又该怎么处理呢？
司马光的建议，是不让王陶继续担任御史中丞，恢复到之前的旧职。这样一来，吴奎无话可说，不敢不出；王陶也心安理得，坦然接受；至于舆论，自然平息。[34]
这样看，司马光简直就是当宰相的料。
司马光也是一个有使命感和责任心的人，对帝国的弊端和隐患更是看得清清楚楚。嘉祐七年（1062）五月，他给仁宗皇帝写了一封信，洋洋洒洒，下笔千言。其中最让人不得不佩服其先见之明的，是这样一句话：臣恐国家异日之患不在于他，在于财力屈竭而已矣。[35]
这，不正是宋神宗要变法的重要原因吗？
何况司马光道德品质无可挑剔，学识才华难有人及。即便在那群星璀璨人才辈出的时代，他也是出类拔萃的。那么请问，司马光为什么没能成为熙宁年间的领军人物？
首先恐怕是他不能让皇帝十分满意。
就在韩琦罢相的第二天，司马光被召到延和殿。尽管此刻他那御史中丞的官衔前面还有一个“权”字，也就是“暂时代行”之意，但对皇帝的咨询依旧知无不言。
话题很自然地就谈到了人事。
司马光问：陛下知道薛向的为人吗？
薛向是理财高手，正是帝国急需的人才，人品却似乎有争议。其实，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薛向品质恶劣。但在正统士大夫看来，善于理财肯定是小人，肯定见利忘义。王安石变法备受争议终至失败，这是原因之一。[36]
可惜就连神宗皇帝也未能免俗。他说，薛向固然很难说是正人君子，只不过会理财，也懂边防。
司马光说：理财确实会，边防未必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