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易中天中华史18 第十八卷：王安石变法(2)

[2]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五十二熙宁七年四月甲戌日条、《宋史·郑侠传》。
[3]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五十二熙宁七年四月甲戌日条。
[4]见《宋史·郑侠传》。
[5]郑侠自请处分，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五十二熙宁七年四月甲戌日条。
[6]王安石新法的规定，见司马光《涑水记闻》，转引自李焘《长编》卷二百五十二熙宁七年四月甲戌日条注。
[7]以上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五十二、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熙宁七年四月丙戌日条。两宫指斥王安石乱天下，李焘记为“他日”，毕沅记为“久之”，林语堂《苏东坡传》认为是郑侠献图当晚。但据《宋史·王安石传》，似在郑侠受到处分之后，王安石罢相之前。
[8]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五十二熙宁七年四月己巳日条。
[9]见《宋史》之韩维传、王安石传。
[10]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五十一熙宁七年三月乙丑日条、《宋史·韩维传》。实际上，神宗与韩维的讨论有多次，韩维的应对既有面陈，也有上书，但核心是废除新法，故此处从简。
[11]下雨的日子和下诏的日子一样已不可考。据李焘《长编》卷二百五十一熙宁七年三月乙丑日条注，废除新法是在三月二十八日，即郑侠献图后的第三天。据《宋史·韩维传》，当日即天降大雨。据《宋史·郑侠传》，下雨是在废除新法以后三天。今姑从《宋史·郑侠传》。
[12]见《宋史·郑侠传》。
[13]以上见《宋史》之神宗本纪和哲宗本纪。
变法迫在眉睫
宋神宗继位那年，二十岁。
这是一个好年龄，既充满热情，又非少不更事。而且按照正史的记载，这位名叫赵顼（读如须）的英宗皇帝嫡长子似乎天生就是当皇帝的料。尤其让士大夫们交口称赞的，是他知书达理，尊师重道：读起书来废寝忘食，见了老师毕恭毕敬，大热天也不用扇子，侍奉两宫更是极尽孝道。尽管官修史书难免溢美之词，但我们愿意相信这是真的。[14]
事实上神宗刚刚继位便让人刮目相看，他发出的第一道诏令竟是大行皇帝的丧事从简。他还解释说，仁宗皇帝宾天之时，先帝（由于不是仁宗亲生）要避嫌，不敢裁减。朕却没有这个顾虑，正好继承先帝遗志，厉行节约。[15]
不难想象，舆论又是好评如潮。
然而这位应该不错的皇帝，死后的庙号却是神宗。
这是一个说不上好也说不上不好的盖棺论定。因为按照谥法，民无能名曰神，也就是“无法评价”的意思。中华帝国史上庙号神宗的有两个，还有一个就是明的万历。但万历皇帝是数十年不理朝政的，赵顼却励精图治奋发有为。如此天差地别却都叫神宗，可真是让人不知说什么才好。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大宋君臣有难言之隐。
麻烦在于评价系统。按照传统观念，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叫“三不朽”。宋神宗的道德品质当然无可挑剔。他仁慈，体察民情恤孤养老；他谦恭，克己复礼敬畏辅相；他简朴，从不大兴土木游山玩水；他勤政，总是把帝国的事务放在首位。因此，就连对变法一事颇有微词的官修史书，也不得不承认赵顼是有德之君。[16]
赵顼的优秀品质甚至很早就表现了出来。他被封为颍王的治平元年某天，手下人给他做了一双漂亮靴子。爱美之心原本人皆有之，何况这时赵顼才虚龄十七，自己又长得漂漂亮亮帅气至极，因此接过靴子看了又看，爱不释手。
旁边的韩维却说话了：亲王也需要舞靴吗？
赵顼满脸通红，立即把靴子扔了。[17]
这虽然是一件小事，却很能说明问题，至少说明赵顼是有志青年。对于大宋王朝，他是有主人翁意识的。他很想将列祖列宗的事业发扬光大，也希望帝国能够长治久安，这才放下身段虚心纳谏，并不以亲王或皇帝的身份文过饰非盛气凌人，反倒如正史所言，折节下士，海纳百川。
这种作风他一直保持了下来，以至于朝中大臣争论不休时难免举棋不定，对王安石的支持也不能一贯到底。但这里面其实情况复杂，更不能说是他的道德缺陷。
然而说到立功，就意见分歧。变法派认为他有功，反对派认为他有过。此时临朝听政的又是反对派的后台老板高太后，只不过当妈的不方便骂儿子，其他人更不敢，便只好含糊其词，宣布“不知说什么才好”，上庙号曰神宗。
那么，宋神宗不该变法吗？
不，应该，而且可以说是迫在眉睫。
最严重的问题是国库空虚。神宗继位三天，三司使（国家财政委员会主任）韩绛等人，就给皇帝陛下交了一份财政状况报告，奏折里赫然写了八个字：百年之积，惟存空簿。
也就是说，账上一文钱都没有。
没有钱的原因在《大宋革新》一卷中已经讲过，帝国的财政收入都用来养官、养兵、买和平了。比如四年前为仁宗皇帝办丧事时，由于给文武百官和首都驻军赐酒赐肉，开封地区弄得一只羊都没剩下。呵呵，一次赐宴就能用光京师全城的羊，官员和军队的人数之多可想而知。[18]
但是没有办法。赵匡胤留下之“祖宗家法”的核心思想是维护皇权，基本国策则是能花钱买就花钱买。于是，契丹和西夏那边每年要交岁费，文官集团的人数和俸禄也要逐年增加，罪犯和难民则编入厢军养起来，免得他们造反。也就是说，为了维稳，赵宋官家只能天女散花般地撒银子。
这样花钱，谁扛得住？
没错，北宋经济是繁荣的。可惜，经济增长的速度永远赶不上开销的增长。据统计，仁宗皇祐年间，国家财政收入三千九百万，支出一千三百万，占收入的三分之一。英宗治平年间，收入四千四百万，支出八百八十万，占收入的五分之一。到了神宗的熙宁年间，收入虽达五千零六十万，支出却也是五千零六十万，竟占收入的百分之百。[19]
请问，神宗这个皇帝可怎么当？
何况这还只是说法之一。另一个统计数字却显示，英宗时期朝廷便已入不敷出，仅治平二年（1065）的财政赤字就达一千五百多万，其中非正常开支一千一百五十多万。这个数字跟前面的说法差距甚大，很难判断孰是孰非，却雄辩地证明当时帝国的管理实在是混乱至极。[20]
混乱也不奇怪。正如《大宋革新》一卷所说，赵宋官家为了巩固皇权，防止谋反和政变，故意将制度和机构设计得非常复杂。他们先是从政府夺走兵权交给枢密院，结果兵部成为虚设；又夺走财权交给三司，户部也成为虚设。枢密院和三司都能自行其是，不必跟中书省通气。于是，国库早已空虚，枢密院还在招兵买马；民众早已贫穷，三司还在横征暴敛。最可笑的是，有一次某官员居然同时接到了中书省和枢密院的不同任命，竟不知到何处就职才是。
在如此混乱的状态下，尸位素餐的不乏其人。神宗继位第三个月，朝廷决定提拔开封知县到开封府工作。然而皇帝找这个人谈话，却发现他对自己管辖范围内的事，居然一问三不知，气得神宗皇帝不知说什么才好。[21]
这样看，朝廷岂不是花大把银子养了一群废物？
确实如此，甚至连废物都不如。因为他们还要内讧，还要钩心斗角。还是在这个月，神宗接到投诉，两位监察官员弹劾参知政事（副宰相）欧阳修，罪名是与儿媳通奸。
这对于标榜“以德治国”的大宋王朝而言，当然是天大的丑闻，欧阳修本人更是不能不答辩。他上书皇帝说：此事禽兽不如。如果是真，臣犯天下之大恶；是假，臣负天下之至冤。因此，恳请陛下主持公道，宣谕公正之臣查问：闺中隐秘之事，御史何以得知，秽行又何以败露？
欧阳修到底是欧阳修，一下子就抓住了要害。举报人当然答不上来，一会儿说记不住了，一会儿又说监察官员有权捕风捉影。查来查去，造谣者居然是欧阳修的小舅子。皇帝盛怒之下，将那两个监察官员同时贬职。
这件事耗费了神宗许多精力，结果却如此摆乌龙，皇帝再次气得无以复加。他愤怒地对那几个人说：放着许多军国大事不管，管人家的私生活干什么！当然，还有一句话他没说出来：养着你们这帮废物，难道就是让朕闹心的吗？[22]
宋的官场，真的已经腐朽。
就连重臣们也让神宗感到失望。熙宁元年（1068）四月初一，退居二线的老宰相富弼来宫中见他。皇帝满怀希望也虚怀若谷地向这位三朝元老请教，得到的回答却是：愿陛下对外二十年口不言兵，对内维持安定团结就好。[23]
神宗听明白了。富弼是知道自己锐意革新，才故意这么说的。看来，王朝的国家机器已经生锈，不改革不行。依靠那些元老，那些旧人，还有那些老办法，也不行。
吐故纳新，已是唯一选择。
[14]见《宋史·神宗本纪》及赞语。
[15]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五治平四年正月庚申日条。
[16]见《宋史·神宗本纪》及赞语、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五治平四年正月丁巳日条。
[17]见杨仲良《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以下简称《纪事本末》）卷五十六治平元年六月戊午日条。
[18]以上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九、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五治平四年正月己未日条。
[19]见（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十五所引。
[20]这个统计数字见《宋史·食货志·会计》。
[21]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九、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五治平四年三月丙辰日条。
[22]欧阳修被诬一事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九、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五治平四年三月各条，同时请参看《宋史·欧阳修传》。
[23]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六熙宁元年四月壬寅朔日条，参看《宋史·富弼传》。
韩琦罢相
神宗继位后八个月，宰相韩琦被免职。[24]
这可不是小事，反倒应该说是天大的事。因为这位河南安阳人不但是仁宗、英宗和神宗三朝的元老，而且是曾经与范仲淹并肩作战抵抗西夏的前线指挥官，更是英宗时期朝廷的半边天。没有他，英宗和神宗没准都做不成皇帝。
故事，也许还真得从头说起。
那是嘉祐八年（1063）四月初一凌晨，宰相韩琦和其他大臣得到消息，原本已经圣体康复的仁宗皇帝，在昨夜三更突然驾崩。幸运的是，曹皇后非常镇定。她吩咐，宫门断然不可夜开，立即密传辅臣黎明觐见。因此，当韩琦等人赶到的时候，曹皇后已是一身孝服梨花带雨地站在帘前。
皇后哭道：相公，官家没有儿子，奈何？
韩琦说：不是有皇子吗？
这里说的皇子，就是英宗赵曙。他原本是宋仁宗堂兄的儿子，只是由于仁宗的三个儿子都早早夭折，才被皇帝养在宫中，又在韩琦、欧阳修等人极力主张下被立为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