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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说：不，这是天大的好事。知人善任可是尧舜都感到困难的，何况陛下刚刚即位？万一用了奸邪，台官谏官都明哲保身一言不发，岂不坏了陛下的大业？
神宗又问：吴奎阿附宰相吗？
司马光答：不知。
神宗再问：巴结宰相和巴结皇帝，哪个好些？
司马光答：都不好。前者固然是奸邪，但，一味迎合主上，揣摩圣意，见风使舵，也不是正人君子。
这就是皇帝不想听的话了。什么叫不迎合？难道唱反调就好？难怪朕指挥不动，也难怪不是今天这个罢工，就是明天那个称病，原来他们满脑子是这种思想！哼哼，此风断不可长，此人也得再看一看。于是第二天，司马光便改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御史中丞则换了别人。[37]
单凭这一点，司马光就只能待命。
其实即便没有这些插曲，熙宁年间的司马光恐怕也只能在洛阳专心致志编撰《资治通鉴》。因为他虽然看到了帝国的弊端和隐患，也主张改革，却反对变法。在那封写给仁宗皇帝的万言书中，此公明确指出解决财政问题的出路是节约开支和藏富于民，改革的关键也可以概括为八个字：在于择人，不在立法。[38]
也就是说，旧制度没有问题，问题出在用人不当。既然如此，司马光怎么可能赞成变法？更麻烦的是，司马光并提不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只是一味地讲修心治国善于择人之类的大道理，这种空话又岂能解帝国的燃眉之急？[39]
能让神宗为之一振的，便只有王安石。
王安石和司马光都是神宗皇帝看中的人，他起用这两个新锐前后只差一天，头一天任命王安石为江宁知府，第二天就任命司马光为翰林学士，时间是在神宗皇帝即位的三个月之后，可见皇帝的另眼相看和迫不及待。[40]
司马光却坚决不肯接受任命。
皇帝只好把他召到御前询问。神宗说：古之君子，要么有学问没文采，要么有文采没学问。爱卿却兼而有之，请问为什么要推辞翰林学士的任命？
◎治平四年（1067）有关事件一览表
月 日 事件
正月 初八 英宗驾崩，神宗即位
十一 三司使韩绛等上书称国库空虚
神宗下令英宗皇帝丧事从简
三月 欧阳修被诬
闰三月 二十五 王安石任江宁知府
二十六 司马光任翰林学士
四月 初八 御史中丞王陶弹劾韩琦、曾公亮十七 韩琦、曾公亮上表待罪闭门不出
十八 王陶弹劾未果，宣布罢工
十九 命司马光与王陶对调，司马光拒绝
二十二 参知政事吴奎请罢王陶未果，宣布罢工二十三 王陶与吴奎并罢，司马光权御史中丞二十五 吴奎官复原职
九月 二十三 王安石任翰林学士
二十六 韩琦和吴奎被免去宰相和副宰相职务二十七 神宗召司马光询问朝政
二十八 司马光改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
十月 初二 令司马光专心修史
初九 赐新书名《资治通鉴》
司马光说：臣不会写四六骈文，无法草拟诏书。
宋神宗说：不用。像两汉那样就行。
司马光说：本朝惯例不可。
宋神宗说：爱卿进士及第，怎么可能不会写骈文？
司马光竟掉头就跑，皇帝也只好派宦官去追，追上以后仍然不肯受命。宦官只好根据皇上的命令，将诏书硬塞进他怀里，司马光这才勉为其难地当了翰林学士。
王安石的态度同样让朝廷头疼。实际上，神宗皇帝最早的考虑，是要把他召到中央政府来工作，没想到远在江宁的王安石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请病假。最后，皇帝急了。他问宰辅们：这个人到底是真有病，还是在讲价钱？
众说纷纭。曾公亮认为王安石是真有病，吴奎认为他不来是因为韩琦在朝，韩维则认为他胸怀大志，不是可以随随便便就召来的。此事当然不可能有结论。好在，王安石接受了江宁知府的任命，这才没有继续讨论下去。[41]
显然，如果说司马光是被神宗看在眼里，那么，王安石则是被皇帝记在心中。这不仅因为韩维的不断推荐，更因为此人还没有在政治舞台上亮相，就已经满堂喝彩了。
[32]见黄以周等《拾补》卷一治平四年四月庚午日条。
[33]见李焘《长编》卷一百九十五嘉祐六年九月丁丑日条、《宋史·司马光传》、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嘉祐六年九月壬戌日条。
[34]见黄以周等《拾补》卷一治平四年四月己巳条。
[35]见李焘《长编》卷一百九十六嘉祐七年五月丁未日条。
[36]薛向事迹见《宋史·薛向传》。从中不难看出，薛向并没有什么恶行，反倒做过好事，对他的指控则只有“未能完全做到不敛财过度，统计数字难免失实”这样一句空话。
[37]以上司马光与宋神宗的谈话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五、黄以周等《拾补》卷二治平四年九月壬寅日条。据两书，韩琦罢相是在九月辛丑，前后只差一天。另据杨仲良《纪事本末》卷五十八、黄以周等《拾补》卷一，治平四年四月丙寅，宋神宗命司马光为御史中丞，与王陶对调，被司马光拒绝。庚午，王陶被贬，任命司马光权御史中丞，癸酉日受命。这次谈话后第二天，即九月癸卯，改任司马光为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任命滕甫为御史中丞。
[38]见李焘《长编》卷一百九十六嘉祐七年五月丁未朔日条。
[39]据黄以周等《拾补》卷一治平四年四月癸酉日条，司马光受命权御史中丞当天即上书称：天下细小之事，皆未足为陛下言之，敢先以人君修心治国之要为言。再据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五治平四年六月戊申日条，当时旱情严重，难民流入京师，司马光还在讲“圣王之政，使民安土乐业而无离散之心，其要在于得人而已”。
[40]据李焘《长编》卷二百九、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五，任命王安石为江宁知府是在治平四年闰三月癸卯，任命司马光为翰林学士是在该月甲辰。
[41]以上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九、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五治平四年闰三月庚子日条及癸卯日条。
王安石进京
比司马光小两岁的王安石是江西临川人，字介甫，而且跟前者一样也是官员的后代，也是从小就博览群书，后来又考中进士。据说，王安石甚至原本排名第一，只是由于仁宗皇帝不喜欢他考卷中的一句话，这才屈居第四。
犯忌讳的那句话，叫“孺子其朋”。
孺子就是小孩子。春秋时，齐景公跟儿子做游戏，自己嘴里咬着绳子扮着牛，让儿子牵着走。没想到他儿子一跤摔下去，景公的牙齿就断了，从此留下“孺子牛”的典故。
显然，孺子没问题，犯忌讳的是朋。这个字让皇帝想起了朝中的朋党之争，而朋党是最让君主头疼和反感的，尽管仁宗不可能知道，党争还将由于王安石的变法而加剧。
于是皇帝说：有这句话，就不能当魁首。
大家都觉得冤，王安石自己却并不在乎。[42]
这样一个人，当然也不会在乎担任什么官职，长官对自己又有何评价。我们知道，王安石进士及第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扬州任淮南签判，长官则正是韩琦。由于读书写作常常通宵达旦，王安石上班时往往来不及梳洗，便被韩琦误以为他寻花问柳夜夜笙歌。于是有一天，韩琦终于忍不住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年轻人，要上进，不可自暴自弃啊！
对此，王安石的反应是一言不发。[43]
这让韩琦很不高兴，两人的关系也没有改善。后来韩琦罢相离开京师，神宗皇帝曾经问他：爱卿离职，谁可以接替这个位置呢？王安石怎么样？
韩琦断然否定：不可以！[44]
王安石却继续我行我素。按照当时的惯例，他在扬州任签判期满之后，可以回京参加考试，从而成为皇帝秘书班子的成员。王安石却放弃了这个机会，到今天的浙江省宁波市去当知县，又到舒州（今安徽省潜山县）去做通判。他甚至谢绝了文彦博和欧阳修的推荐，一心一意做地方官。
当然，此后王安石也做过京官，但总是不安心，也总是要求调到地方上去，理由则既正当又充分：先父未葬，二妹当嫁，母亲年老多病，自己家贫口众，京师这样开销巨大的地方实在是住不起，恳请朝廷收回成命云云。[45]
◎王安石年谱
时间 年龄 事件
1021（天禧五年）十一月 1岁 出生于今江西省樟树市1042（庆历二年）三月 22岁 进士及第，任淮南签判1046（庆历六年） 26岁 任鄞县知县1051（皇祐三年） 31岁 任舒州通判1054（至和元年）九月 34岁 任群牧司判官1057（嘉祐二年）五月 37岁 任常州知州1058（嘉祐三年）二月 38岁 提点江东刑狱1058（嘉祐三年）十月 任三司度支判官1060（嘉祐五年）十一月 40岁 命修起居注，不受命1061（嘉祐六年） 41岁 为工部郎中、知制诰1063（嘉祐八年）八月 43岁 母卒，归葬江宁1067（治平四年） 47岁 任江宁知府、翰林学士1068（熙宁元年）四月 48岁 自江宁进京，入对1069（熙宁二年）二月 49岁 任参知政事，开始变法1070（熙宁三年）十二月 50岁 任宰相1074（熙宁七年）四月 54岁 罢相，任江宁知府1075（熙宁八年）二月 55岁 官复原职，再次拜相1076（熙宁九年）十月 56岁 再次罢相，判江宁府1079（元丰二年）九月 59岁 封荆国公，人称王荆公1086（元祐元年）四月 66岁 卒
然而王安石越是辞官，朝廷就越是要他做官。双方都很执着，也都有耐心，不惜展开拉锯战。最有戏剧性的，是在嘉祐五年（1060）十一月，王安石和司马光同时被指派修起居注，也就是帮皇帝写日记，两个人竟一齐辞官。结果是司马光辞了五次，最后只好接受。王安石却死活不肯，甚至在诏书送达时躲进了厕所里。信使只好将诏书放在王安石的桌子上，王安石又追上信使退回了委任状。[46]
不过，第二年被任命为知制诰时，就没再辞官。
这样在京师待到嘉祐八年（1063）八月，王安石终于回到又叫金陵的第二故乡江宁，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因为他的母亲去世了。也许就在这时，他写了一首脍炙人口的词：[47]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归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谩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芳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48]
据说，当时以《桂枝香》的调式写金陵怀古词的有三十多家，只有王安石这首是千古绝唱。就连才华横溢的苏东坡读了以后都这样赞叹说：那老家伙只怕是野狐狸精。[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