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易中天中华史12：南朝，北朝(2)

那么，中国的匈奴又如何？
匈奴继承大汉
阿提拉的祖辈们越过伏尔加河的时候，中国的匈奴人已经演完了自己最后一场大戏。没有证据证明他们是同一个民族，更没有材料显示他们之间有过联系，尽管西方史学家通常都将中国的匈奴人和阿提拉的同胞称为Huns，也尽管他们跟突厥和鞑靼一样都是蒙古利亚人。[4]
然而这两种Huns却不可同日而语。
区别是明显的。至少，阿提拉并不在乎罗马文明，中国匈奴人——准确地说是迁徙到内地的南匈奴，却对汉文明充满了敬意和向往。这种区别甚至表现于他们对双方通婚的态度：阿提拉把收编罗马和日耳曼姑娘看作对方纳贡的一种形式，中国南匈奴的看法则相反。
这里面的消息意味深长。
事实上，早在阿提拉把最后那位日耳曼公主抱上婚床的四百八十三年前，中国匈奴的呼韩邪单于就迎娶了汉宫的宫女王昭君。这样的联姻当然并非首次，第一次是刘邦将宗室女作为公主嫁给冒顿单于，之后的惠、文、景、武也纷纷效仿。目的则很明确：以女人换和平。
但这毫不妨碍南匈奴把自己看作大汉皇帝的外孙，如果他们想要这样的话。实际上在曹操执政的晚期，南匈奴的酋长就已经改姓为刘。他们的说法是：既然冒顿单于是高皇帝的女婿，我等当然可以使用外祖父的姓氏。
这可是汉高祖始料未及的。
刘邦当然也不会想到，五百年后，匈奴会宣称自己才是大汉王朝的合法继承人。公元304年，也就是西晋的太安三年，一位匈奴酋长在左国城（今山西离石）宣布自己是历史上第三位汉王。四年后（公元308年）他迁都平阳（今山西临汾），又宣布自己是新的大汉皇帝。[5]
说这话的人叫刘渊。
刘渊本是汉化的匈奴。作为曹操任命的匈奴左部帅之子，他从小生活在洛阳宫中，饱读诗书文武双全，深受司马昭的赏识和名士们的赞扬。刘渊自己也胸怀大志。称王之时，有人提出要复兴呼韩邪单于旧业，刘渊却说：要做就做汉高祖、魏武帝，呼韩邪有什么好学的！
呵呵，好大的口气！
不过刘渊等人毕竟是汉化的匈奴，深知名正言顺的重要性，而上天也给足了他们机会。当时正值八王之乱，司马皇族内讧频起，骨肉相残。在刘渊集团看来，这就雄辩地证明天命不在晋，而在汉。汉人既然不能兴复汉室，那就交给他们的弟弟好了。兄终弟及，天经地义。
于是刘渊集团宣布，作为汉高祖的外孙和汉皇帝的表兄弟，匈奴有权合法地接管大汉政权，尽管这个政权即便从刘禅亡国算起，也已经中断了四十年。
剩下的事情便只是安排好演出。高皇帝刘邦、光武帝刘秀、昭烈帝刘备被尊为三祖，文帝刘恒、武帝刘彻、宣帝刘询、明帝刘庄、章帝刘炟（读如达）被尊为五宗。被魏和晋篡灭的汉，在匈奴的蒙古包里神奇地复活。
那么，这是汉文明的复活节吗？
当然不是。
事实上刘渊的理想是匈奴人做天子。对此，他其实说得很明白：夏大禹和周文王都是夷狄，谁当帝王难道有什么一定之规？国号叫汉，只不过汉有号召力。[6]
他这是借壳上市。
可惜汉匈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并非自称高皇帝外孙就可以化解的。晋武帝时，有人建议重用刘渊，反对派的说法便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后来刘渊称王，拥立派的说法则是“晋为无道，奴隶御我”。一个怨恨对方的种族歧视，另一个则时时怀有戒心，他们并不和谐。[7]
看来，即便是改姓为刘，匈奴在汉人眼里也仍然是胡人。因此刘渊的侄儿兼养子刘曜当了皇帝以后，便干脆撕下了假面具，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他也不再祭祀刘邦等人，而是以冒顿单于配皇天，高祖刘渊配上帝。[8]
不过刘曜已是“汉—前赵”的末代皇帝，成就帝业则是在刘聪时代，尽管刘曜也功不可没。刘聪是刘渊的第四个儿子，也在西晋的首都洛阳长大，小小年纪便成为闻名京城的书法家、汉学家和汉语作家，堪称冠绝一时。
刘聪，岂非更是汉化的胡人？
然而刘聪身上流淌的却是匈奴的血。他身材高大膂力过人，能拉三百斤的弓，绝非西晋那些文弱书生可比。因此他不但在受到威胁时毫不犹豫地夺取了皇位，也把西晋最后两个皇帝和他们的王朝都送上了断头台。
两位晋帝都是被刘曜俘虏的，一个在洛阳（公元311年），一个在长安（公元316年）。他们被刘聪杀掉时，一个三十岁（晋怀帝），一个十九岁（晋愍帝）。死前，他们都充当了刘聪的酒吧服务生，倒酒，洗杯子，晋愍帝还被叫到厕所里为刘聪翻马桶盖，随行的晋臣无不失声痛哭。
刘聪一怒之下，便把他们都杀了。[9]
其实就算不杀，这些人也生不如死。怀帝投降后，刘聪封他为会稽郡公，还请他吃饭。刘聪说：当年你做豫章王的时候，朕跟一位朋友前去拜访，你说闻名已久，给朕看你写的歌词，送给朕许多礼物，这些事还记得吗？
晋怀帝说：臣岂敢忘，只恨当时不识龙颜。
刘聪说：你们家骨肉相残，怎么那样厉害？
晋怀帝说：天命在大汉（刘渊政权），所以臣家要为陛下打扫房间腾出地方，这是臣等的“自相驱除”。如果臣等精诚团结，弘扬武皇帝的基业，陛下如何能得天下？
好一个“自相驱除”，真可谓无耻之尤！刘聪听了却大为满意，当即赏给他一个漂亮女孩，尽管后来刘聪还是毒死了这亡国之君，并把那姑娘据为己有。[10]
这样看，怀帝已是奴颜婢膝，为什么还要杀他？
仇恨，还有恐惧和厌恶。
实际上刘聪的两次杀人，原因恐怕都在这里。有一天他外出打猎，让晋愍帝穿上军装担任开路先锋，沿途民众见了都忍不住流下眼泪。于是刘聪敏感地意识到，人心在汉在晋，不在他们这个假冒伪劣的。这几乎是无法改变的现状和现实。除了杀人，他想不出别的办法。[11]
那时刘聪的心里，一定五味杂陈。
心情复杂是必然的，因为身份认同是大问题。事实上当刘渊集团自称大汉的合法继承人时，也就同时意味着承认汉政权才是正统，汉文明才是正宗。因此他们是入汉入华，不是乱汉乱华，更不是灭汉灭华。问题是，当时又有谁能这样理解？就连他们自己也未必想得清楚。
民族大融合，看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其实不但汉人与胡人，就连胡人与胡人也有矛盾，有冲突，有斗争。晋愍帝被害十一年后，匈奴的“汉—前赵”也灭亡了，举起屠刀的正是另一个胡人。他杀了前赵末代皇帝刘曜，把中国北方变成了自己的舞台。
这是公元329年的事。此时，距离中亚匈奴人引起的欧洲民族大迁徙（公元374年），还有将近半个世纪。
从刘渊称王到刘曜被杀，汉化匈奴人的这个政权只存在了短短二十五年，就像流星划过夜空。然而大一统的局面却被撕开了口子，清风带着血腥吹了进来，新民族和新文明则将在血与火的交汇中诞生。只不过这万里长征的接力赛，还得有更多的火炬手才能跑完全程。
羯人石勒
接替前赵的是后赵。
后赵的皇帝是石勒。
石勒是羯人。
羯（读如竭），又称羯胡。他们可能是小月氏（读如月支或肉支）的后裔，可能是西域胡的一种，可能是匈奴的附庸或混血，也可能是伊朗人种。总之，分布在上党（今山西潞城一带）的羯人是来历不明和形迹可疑的。但以其深目、高鼻和多须，一望便知非我族类。[12]
实际上羯人也备受压迫和歧视。我们知道，胡的本义是兽类下巴的垂肉，这就已是蔑称。羯本义则是割去睾丸的公羊，那就更是蔑称。称为羯胡，实在是侮辱至极。
羯，是胡人中的胡人。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弱小的民族。他们很可能是作为匈奴人的战俘或奴隶而被带到中国的。因此，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羯人的权益得不到任何保障，只能做牛做马任人奴役。西晋官员甚至把他们当作商品投放市场，辗转贩卖时头上都戴着木枷，两个人共一副。
石勒就是这样的奴隶。
奴隶石勒原本是个羯人部落的小帅，多少也算有点身份。然而他们民族的命运是那样悲惨，这个小帅便注定要受尽磨难。事实上他当过佃农，做过买卖，还打算干贩卖人口的勾当，只不过并州刺史抢先一步，把他也抓去卖了。
幸运的是，买主解除了他的农奴身份。不幸的是，获得自由的石勒又落入乱军手中。这就让他明白，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忍气吞声是没有出路的。羯人要想摆脱被奴役被宰割的命运，唯有自强。
石勒揭竿而起。
从乱军手中逃出后，石勒召集山野亡命之徒，拉起了一支凶悍的土匪队伍。以此为本钱，他由打家劫舍而攻城略地，由投靠他人而占山为王，终于完成了从奴隶到将军的转换，成为匈奴汉国一员骁勇的战将。到刘渊称帝第二年，石勒攻陷了冀州，兵力也增加到十多万人。
关键时刻到了。
作为草莽中崛起的枭雄，石勒完全可以继续他的杀戮生涯。作为屡被汉人欺辱的羯胡，他也有了报仇雪恨的资本。然而公元309年的石勒，却表现出对汉文化的敬重和向往。他在军中为汉族知识分子专门设立了一个部门，叫君子营，还将汉人张宾尊为谋主，奉为上宾。[13]
汉人张宾是张良一类的人物，当然知道那乱世不乏可乘之机，因此把石勒选定为自己的刘邦。张宾说，我一生阅人无数，只有这个羯胡将军能够共成大事，于是手提宝剑到军门大呼求见。石勒则在张宾的预见和计谋屡试不爽之后，对这个算无遗策的谋士言听计从。[14]
张宾的到来让石勒如虎添翼，何况这个天赋极好的羯族酋帅早已磨炼得胆大如斗心细如发。公元314年，也就是与刘曜会师攻陷洛阳俘虏晋怀帝的三年后，石勒和张宾又通力合作，一口吞掉了盘踞在幽州的王浚。
王浚出身名门望族，在西晋末年趁着战乱招降纳叛割据一方。当时北方士族为了躲避胡人，纷纷前去投靠。王浚不明白这是因为人心思汉，还以为天命在己，居然做起了皇帝梦，完全不知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石勒却很谨慎。
对幽州垂涎已久的石勒采纳张宾的建议，派人带着礼物向王浚致意。在一封充满外交辞令的信中，石勒谦卑地自称“小胡”，并诚恳地表示愿意支持王浚称帝。王浚看了又惊又喜。他问来人：石将军的话可信吗？
来人说：我们将军确实英雄盖世，也并非对称帝一事不感兴趣。只不过他很明白，自古以来只有胡人名臣，没有胡人帝王，这正是石将军见识过人之处。
这话很符合汉人的观念，王浚也就坚信不疑。
王浚放松了警惕，石勒便决定突袭。三个月后，他以送礼和劝进为名，赶着数千头牛羊大摇大摆进了蓟城（蓟读如记，今北京市）。这些牛羊其实是用来堵塞街巷，以便对付王浚部队的，如果王浚在城中设有埋伏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