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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嘛！原来报答一个人的恩情，就是让他去死！
这种表白，岂非更加虚伪？
当然，王炎午未必这么认为。相反，他的劝死很可能是真诚的，真诚到连自己都泪流满面，同道们也一个个激动得浑身发抖。这就更加可怕。因为这种虚伪和残忍已经不是个人的，而是集体的，甚至是一种集体无意识。于是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什么样的文化，才会结出如此恶果？
这笔账算不到老祖宗头上。
没错，中国古代确有“主辱臣死”的传统，但在以前却只是主张和观念，并非法定义务和道德准则，没有谁说非死不可。管仲就没有死，还受到孔子的肯定。关羽降曹，更是无人责难。那么请问，管仲和关羽可以不死，文天祥为什么就一定得死？不要说什么他的死能够激发南宋军民的爱国热情和抗元斗志，就连王炎午自己都承认复国已无可能。既然如此，他对文天祥不依不饶，究竟是搭错了哪根神经？
何况之前的主辱臣死，都是当事人自己的选择，没有别人苦苦相逼，更没有只逼别人自己不做的。尽管我们并不赞成动辄自尽，但说得到做得到，至少还是真君子。
然而在南宋末年，我们看到的却是两种伪君子。一种是留梦炎那样的，虚伪而无耻；一种是王炎午这样的，虚伪而变态。此后两个物种都繁衍不息，明清更是遍地开花，只不过在鼎革之际，民间不乏王炎午，朝中多为留梦炎。
那么，培养出这两种伪君子的又是什么呢？
[11] 王炎午在《宋史》中无传，在《南宋书》和《新元史》中有简短记载，清人笔记小说中则多有提及和渲染。其生祭文天祥一事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四至元十六年十月条，祭文见其所著《吾汶稿》。他离开文天祥军中的原因，《南宋书·王炎午传》的说法是母亲去世，王炎午《生祭文丞相文》的说法是父亲去世，母亲病危。
[12] 请参看丁志可《王炎午：生祭文天祥的“义士”》。
[13] 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四至元十六年十月条。
[14] 王炎午在《生祭文丞相文》的序言中说，誊抄张贴祭文的是他和他的朋友刘尧举，但并无“字大如掌”等说法。另据《吉安府志》等书，见到文天祥的不是王炎午，而是王幼孙。他宣读的生祭文也不是王炎午的，而是他自己的，内有“人皆贪生，公死如归；人为公悲，我为公祈”等句。此说同样可疑，不予采信。
[15] 见王炎午《生祭文丞相文》。
[16] 请参看丁志可《王炎午：生祭文天祥的“义士”》。
[17] 见《元草堂诗余》卷下。
[18] 在这个问题上，本书完全赞成丁志可文的观点。
朱熹的意义
南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九月十五日，也就是文天祥英勇就义一个半世纪前，有个男孩在今天的福建省南平市尤溪县毓秀峰下出生。添了男丁，进士出身的一家之主当然是满心喜悦。只是他不会知道，此时此刻，秦桧正在从大金逃回大宋的途中；而他这个几乎与南宋同龄的儿子，则将影响之后的好几百年，甚至改变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 [19]
没错，这个男孩就是朱熹。
朱熹是文化里程碑：前有孔子，后有朱子。没有孔子就没有儒学，没有朱子就没有理学。儒学让我们民族有了主流思想和核心价值，直到辛亥革命以后被颠覆；理学则让价值和观念落到实处深入人心，变成像宗教教义或先知圣训那样具有神圣性和权威性，又规范日常生活的东西。 [20]
这当然非同小可，却只能长话短说。
那么，什么是理学？
理学又叫道学，理学家又叫道学先生。叫道学是由于要传承弘扬夏商周三代的先王之道，叫理学则不但因为天道即天理，而且因为更重视义理的研究和阐释。这两种称呼其实并无严格区分，大体上北宋叫道学，南宋叫理学。 [21]
显然，理学的核心就是两个字：天理。
天理是什么呢？
朱熹说：
所谓天理，复是何物？仁义礼智岂不是天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岂不是天理？ [22]
原来就是三纲五常，这不是董仲舒早就说过的吗？
确实是老调重弹，但有意义，也有发明。
意义在于儒学的振兴。我们知道，儒学原本是孔子等人站在官方立场创造的民间思想。由于是民间思想，所以只是春秋战国时期各种思潮之一，也不乏生命活力。但由于无论孔子，还是孟子和荀子，都是为了替统治者寻求治道，因此思想是独立的，立场是官方的。再加上他们的主张符合宗法社会的中国国情，便使儒学变成官学有了可能。
结果，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然而独尊不是独存，罢黜也不是消灭。汉武帝只是规定如果做官就得读经，不想做官的仍然可以读子。经就是儒家经典，子就是诸子百家。经在朝，子在野。所以，儒术虽然独尊，百花依然齐放，百家依然争鸣，只不过百花只能作为野花在山林绽开，诸子之说也登不得大雅之堂。
儒学，成为钦定的国家意识形态。
东汉末年，帝国大厦轰然倒塌，两汉经学也因腐朽僵化而被弃如敝屣，代之而起的是玄学和佛学。佛学是外来异族文化，玄学是体制内异端。内外夹击，再加五胡入华，南北对峙，半死不活的儒学更是命悬一线，气若游丝。
不过，魏晋南北朝是乱世，倒也没人理会。
隋唐重建太平。炀帝打通南北，太宗融合胡汉，统一的帝国需要统一的思想，结果却居然是统而不一。这固然因为正如《隋唐定局》所说，大唐是混血王朝和世界帝国，必然秉承开放兼容的理念，同时也与统治者的需要有关。武则天崇佛，唐玄宗修道，韩愈则因反佛被打发到地老天荒。总之他们更倾向于儒释道三教合一，对儒学并不青睐有加。
接下来，是混乱的五代十国。
赵匡胤结束了过去开创了未来。这个依靠政变夺取政权的军阀为了江山永固，崇尚文治抑制武功，立下祖宗家法要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士大夫没有政治资本和军事力量，就只能依靠思想；而能够平治天下的，则只有儒学。
振兴儒学，势在必行。
然而这谈何容易。唐高宗以后，禅宗作为中国化的佛教勃然崛起，到两宋更是风靡天下，就连理学的创始人程颢和程颐兄弟也都体制俨似禅家。宋儒处在这样的环境，不啻四面楚歌。不向佛教开火，就不可能夺回阵地突出重围。 [23]
此时此刻，就看朱熹的了。
朱熹枪法很好，一眼看出佛学的要害是空无。他也十分清楚推出这个结论的逻辑：世间万事万物都是由于因缘和合而由法产生的。但是万法皆空，所以是无。
这就好对付，武器则是理。朱熹说，世界上其实有两种存在，有情有状的叫作器，无形无影的叫作理。所有的器都是由理产生的。为什么呢？因为任何事物的存在发生，都不可能没有道理。用朱熹的原话说就是：做出那事，便是这里有那理。台阶有砖头，就有砖头之理；地上有竹椅，则必有竹椅之理。船只能行于水，车只能行于陆，都是理。 [24]
结论是：每个事物都有自己的理，没有理就没有物。
于是有人问：什么东西都没有的时候呢？
朱熹答：只有天下公共之理。
这个公共之理，就叫太极。
太极是万物之理的总和。也就是说，每个事物都有自己的理，比如砖头或竹椅之理。这些理都有极至。理的极至就叫作极，极的极至则叫太极。用他的原话说就是：事事物物皆有个极，是道理之极至。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
但是，朱熹又提醒我们：太极可不是说有个物事光辉辉地在那里，只是说当初皆无一物，只有此理而已。就连太极这两个字也是没有的，叫这名字仅仅是为了说明问题。
如此看来，朱熹的理像极了佛教的法。
朱熹却认为不同，完全不同。他说：太极是五行阴阳之理皆有，不是空的物事。他还说：释氏只见得个皮壳，里面许多道理他却不见。哈哈，这怎么可能是佛教的法？ [25]
更重要的是，除了理，还有气。
气是天理的载体。朱熹说：有此理后，方有此气。既有此气，然后此理有安顿处。也就是说，太极并不是无所事事地待在那里。它还要变成事物，而且是通过气。 [26]
所以，天理或太极，不是空无。
理通过气变成万事万物的结果，是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但这绝不意味着太极的分裂，而是万事万物对太极的禀受。朱熹说，这就好比月光洒在江湖洒在人间，到处都能看见，月亮却只有一个，并未分裂。 [27]
精彩吗？精彩，非常精彩！ [28]
天理太极，简直就是核武器。
的确，朱熹的理很像西方哲学中的绝对理念，虽然比不上黑格尔，却类似于柏拉图。在中国思想史上，已经是相当具有哲学意味的概念。这是不可小看的。 [29]
还有一点也很像黑格尔。黑格尔说过：凡是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就是现实的。朱熹则这样说：凡天地生出那物，便都是那里有那理。是不是看起来一样？ [30]
可惜，根本不同。正如恩格斯所说，当时几乎所有人都误读了黑格尔。黑格尔从来就不认为现存的东西都无条件是现实的。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合理会变成不合理，现实会变成不现实。凡是现存的，都是应当灭亡的。 [31]
朱熹却完全没有这个意思。他讲天理讲太极，不仅是要对抗佛教，更是要维护儒家伦理，宣扬三纲五常。他的逻辑也很简单：君臣父子之类的道德规范不是早就有了吗？那就肯定有它的道理。由于一切道理都来自太极，所以君仁臣忠父慈子孝等等就是天理。谁敢违抗，天理不容！
很好！但，既然如此，为什么出问题了呢？
因为天理之外，还有人欲。
[19] 秦桧回到南宋是在建炎四年十月二日，故此刻正在途中。
[20] 钱穆《朱子学提纲》称：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旷观全史，恐无第三人堪与伦比。
[21] 元人撰写《宋史》时，仍称理学为道学。其对道学的理解，见《宋史·道学传序》。
[22] 见《朱子文集》卷五十九。
[23] 本段亦请参看《朱子学提纲》。
[24] 见《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卷四。
[25] 以上均见《朱子语类》卷九十四。
[26] 见《朱子文集》卷五十八。
[27] 见《朱子语类》卷九十四。
[28] 以上所述又请参看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
[29] 黑格尔讲出了绝对理念自身运动创造世界的内在逻辑，即肯定、否定和否定之否定，朱熹没有，所以不如黑格尔。
[30] 黑格尔的说法见《法哲学原理》序言，朱熹的话见《朱子语类》卷一百一。
[31] 见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据苏振申《中国历史图说》。
在儒教精神的指导下，朱熹制定了冠婚葬祭诸礼。上图为朱熹所制定的部分葬仪行列，分别是摆香炉的香案、奉灵牌的灵车、功布饰旗帜、亲族护灵柩前进。这些葬礼模式，民间现今仍旧奉行，没有多大改变。
天理与人欲
人欲是理学的大敌，比佛教厉害多了。
最早意识到这一点的是程颢和程颐兄弟，正如天理其实是他们的概念。程颢就不无得意地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拈出来。或者说，是自家体贴出来的。 [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