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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见《宋史·太祖纪一》。
[7]查《辽史》，并无当年入侵中原的记载。
[8]见司马光《涑水记闻》。
[9]见司马光《涑水记闻》，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乾德元年二月条，《宋史·石守信传》。
[10]关于这个问题，请参看邓广铭《宋史十讲》。
[11]见《旧五代史·汉书·隐帝纪下》、《旧五代史·周书·太祖纪一》。
[12]见《旧五代史·周书·太祖纪一》。
[13]见司马光《涑水记闻》。
[14]此节请参看邓广铭《宋史十讲》，邓广铭《辽宋夏金史讲义》宁可序。
约法
据说，赵匡胤同意称帝，是讲了条件的。
条件讲在“拥逼南行”之时。当时赵匡胤勒住了马，对兵变将士说：你们贪图富贵，硬要立我为天子。那好，我有号令，能听从吗？如不能，就地解散，我们各奔前程。
兵变将士一齐下马说：唯命是从。
于是赵匡胤约法三章：小皇帝和老太后是我旧主，不得惊犯；众王公和诸大臣是我同僚，不得凌辱；朝廷府库和老百姓家，不得侵掠。遵命者赏，违法者斩，做得到吗？
众将士异口同声：诺！[15]
赵匡胤这才“勉为其难”地当了皇帝。
这当然是事先就设计好了的剧情和台词，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此前那些篡夺政权的野心家，往往许诺进城之后放纵士兵掠夺，以此诱使军人参加政变。赵匡胤却反其道而行之。这就不但雄辩地证明了陈桥兵变是他主谋，也证明此人并非一般的军阀，而是有着深谋远虑的政治家。至少他明白一点：夺天下可以靠武力，保政权却要得人心。
宋能延续三百多年，并非没有道理。
已经无法知晓，赵匡胤什么时候思考了这些问题。但可以肯定，这绝非他一时兴起。因为他不仅在政变之时对部下严加约束，更在即位之后对自己无法预测是贤是愚、是仁是暴的子孙后代，立下了严厉的祖宗家法。
那是一个神秘兮兮的故事。据说，赵匡胤在太庙寝殿的密室里，立了一块四尺宽、七八尺高的石碑。所有的新皇帝即位，都要在禀告列祖列宗之 后，进入密室诵读碑文。随同新皇帝走到碑前的，只能是一个不识字的小宦官，其他人则必须远远地肃立恭候。新皇帝跪下来默诵完毕，便牢记在心并身体力行。如有违反，据说就会天打五雷轰。
太祖之后北宋的八位皇帝，应该都履行过这种宗教仪式般的手续；而那块石碑的神秘面纱，则由于金兵攻陷宋都启封密室而被揭开。原来上面镌刻的，也是约法三章：
一、保全柴氏子孙（即后周皇族）；
二、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之人；
三、不加农田之赋。[16]
碑，现在已经找不到了。碑文，后人也记载不一。就连有没有这块碑，也都成问题。但，赵匡胤“祖宗家法”的真实性，应该无可置疑。因为北宋的皇帝都基本上做到了保全柴氏子孙和不杀士大夫两条，太祖有此家法更是两宋朝野的共识。因此即便有皇帝想杀人，也会受到抵制。
比如宋神宗。
神宗画像选自故宫南熏殿旧藏宋代帝后画像轴。
宋神宗赵顼，北宋第六任皇帝，为宋英宗长子。神宗年间王安石当权，推行“熙宁变法”，即下卷中华史重点讨论的“王安石变法”。
神宗就是支持王安石变法的那个皇帝，由于年轻气盛而难免冲动。有次因为陕西用兵不利，要杀一个小官。不过他也知道这件事并不容易，所以第二天上朝的时候，就特地向宰相问起：朕昨天批示要杀的人，执行了没有？
宰相答：正要上奏。
神宗说：怎么，有疑点吗？
宰相答：祖宗家法不杀士人，臣不愿陛下破戒。
神宗沉默良久，然后说：那就脸上刺字，流放。
这时，站在旁边的中书侍郎章惇（读如敦）说话了。
章惇说：那还不如杀了他。
神宗问：什么意思？
章惇答：士可杀不可辱。
神宗声色俱厉：让朕快意的事，一件都做不得吗？
章惇面不改色：如此快意，不做也好。
神宗只好把一口气咽进肚子里。[17]
难怪太祖会说：你们以为当皇帝容易呀？[18]
其实，没有哪个统治者是观音菩萨，也没有哪个统治者不喜欢随心所欲。能够像宋太祖和他的继承者那样，为了长远利益而克制自己，在那个时代就算很不错了。
不妨再举一例。
有一次，太祖皇帝在园子里用弹弓打麻雀，一个名叫张霭的监察官员却紧急求见。原本兴致勃勃的太祖，只好放下弹弓接见了他。然而此人说了半天，全都是鸡毛蒜皮。于是皇帝勃然大怒：你说的事有那么急吗？
张霭说：总比打麻雀急一点。
太祖气得发抖，拿起斧柄就敲落了张霭两颗牙齿。
张霭却慢慢弯下身子，捡起牙齿放在袖中。
太祖冷笑：怎么着，拿去做证据控告朕吗？
张霭答：告是告不了，但史官会记录在案。
太祖只好赔礼道歉。[19]
显然，太祖赵匡胤脾气并不好，自尊心也强，更不认为臣僚可以跟皇帝平等。但是他有追求，希望长治久安；也有敬畏，害怕留下骂名。所以，他比其他军阀头子克制。
如果不克制呢？就变成五代之后第六代了。
因此，太祖皇帝能克制就克制，他的臣僚比如赵普也能坚持就坚持。有一次，赵普推荐一个人任某职。申请报告交上去，太祖不批。第二天，又交同一份报告，又不批。到第三天，推荐如故，气得皇帝将奏折撕碎，扔到了地上。
赵普却面不改色，一片片捡起来。
过了几天，撕碎的奏折被粘贴完整再次送达御前。
太祖也只好没了脾气。
又一次，还是为了任命，皇帝跟宰相顶起来。
太祖说：朕就不批，你能把我怎么样？
赵普说：有罪当罚，有功该赏，古今如此。何况刑罚也罢奖赏也好，乃是天下之刑赏，不是陛下一个人的，怎么能以个人好恶来决定贬责和升迁呢？
太祖大怒，站起来就走。
赵普则不紧不慢亦步亦趋跟着走。太祖走进宫里，赵普就站在门口，一站就是半天。太祖又只好没了脾气。他派人从宫中传出话来：朕准了，照宰相的意见办。[20]
此事在历史上一直传为美谈，其实却恰恰证明，帝王就是帝王，大宋也不是什么法治国家，赵匡胤的祖宗家法更不具有“宪章”的性质，反倒是专制的铁证。因为这故事和那约法的潜在前提是：皇权无限制。皇帝真要杀人，或者硬不批准某项任命，天下人也奈何他不得，只能忍着。
赵匡胤，只不过碰巧选择了开明专制。
同样碰巧的是，他也有人情味。
说起来赵匡胤也是性情中人。他当了皇帝以后，仍常常到臣僚家里串门。去得多的是赵普家，以至于赵普退朝之后都不敢换衣服。某夜漫天大雪，太祖居然也推门而入。始料未及的赵普刚刚换了便衣，狼狈不堪，皇帝却毫不在意地大喊“嫂子烤肉来吃”，结果是君臣相谈甚欢。[21]
这样人性化的管理，当然很得人心。
明代宫廷画家刘俊绘制的《雪夜访普图》表现了“雪夜访普”的历史场景。在这幅图中，赵匡胤和赵普都坐在榻上，可见当时虽然已经有了椅子，却并不盛行。此画为绢本设色，纵143.3厘米，横75厘米，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不过如此随意，有时也会让臣僚紧张。又一次，太祖突然来到赵普家，只见屋檐下放了许多坛坛罐罐，都是吴越王从杭州送来的。太祖说：海货可是好东西，打开看看。
打开一看，全是金子。
赵普跪下来磕头：臣实不知情，否则就奏闻陛下了。
太祖却哈哈大笑：无妨，尽管拿去用。那些家伙，还真以为国家大事都是你们这些书生在做主呢！[22]
这才是一语道破天机。
事实上，无论赵宋皇帝怎样善待宰相和大臣，都不意味着他们会割让皇权。恰恰相反，先集地方之权于中央，再集中央之权于皇帝，才是他们真正要做的事；而要实现这一政治改革的目标，又首先要限制和分割宰相之权。
[15]据《宋史·太祖纪一》，司马光《涑水记闻》，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建隆元年正月条。
[16]此事始见于南宋笔记《避暑漫抄》。此书作者或称陆游，或称叶梦得，或误为叶梦得《避暑录话》。碑文亦见于（明）王夫之《宋论》卷一，但与《避暑漫抄》说法并不完全一致，此处综合两书之说。另，《宋史·曹勋传》等书也有类似说法。不过，学术界也有人怀疑此事的真实性。
[17]见（南宋）高文虎《蓼花洲闲录》。但据《宋史·章惇传》，章惇后来也要杀人，被哲宗皇帝拒绝，哲宗说：朕遵祖宗遗制，未尝杀戮大臣，其释勿治。
[18]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建隆元年十二月条。
[19]见（明）张岱《夜航船》卷六。司马光《涑水记闻》和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建隆元年十二月条亦载此事，但未言明当事人是张霭。
[20]以上见《宋史·赵普传》。
[21]见《宋史·赵普传》。
[22]见司马光《涑水记闻》和《宋史·赵普传》。
集权
相权与皇权的矛盾，由来已久。
矛盾是从汉武帝开始的。帝国制度创立之初，统治者或重法术，或贵黄老，都主张君主无为、臣僚执政，因此皇帝和宰相的责权利也很明晰：皇帝是国家元首，象征着天下的统一和主权；宰相是政府首脑，由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分别执掌行政、军事和监察权，实际管理国家，并向皇帝负责。相府和皇宫各就各位，不相混淆。[23]
然而这个制度让好大喜功的汉武帝不能满意，于是用大司马为魁的内朝架空丞相为首的外朝，皇帝实际上集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于一身。这种做法对皇帝的要求很高。皇帝如果由于种种原因不具备执政能力，大权就会落入外戚、权臣甚至宦官手里，汉帝国也最终因此而灭亡。
隋唐吸取两汉的教训，重新建立了宰相制度。相权仍然存在，但被分割为决策、审核、执行三个环节，对应地产生了中书、门下、尚书三个部门。中书门下合为政事堂，称为政府，以取代两汉的相府。政府组成人员是有权参加政事堂会议的“同中书门下三品”或“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他们都是宰相。不像西汉，丞相、太尉、御史大夫都只有一人。
换言之，汉有国务总理，唐只有国务委员。
显然，唐代制度设计的目的是分割削弱相权，然而实际情况却事与愿违。为了提高效率，尚书省负责人退出政事堂会议，成为纯粹的执行者；中书和门下则合并办公，不再相互制衡。再加上宰相人数没有一定之规，结果就出现了李林甫和杨国忠大权独揽的局面，安史之乱随之而起。
结论是：汉制和唐制，都有问题。
所以到了宋，就得改制。
改制的办法，是横一刀，竖两刀，再补一刀。横一刀就是把宰相分为两等，一等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从一品，为正宰相。其次叫参知政事，正二品，为副宰相。参知政事与中书侍郎、门下侍郎、尚书左丞、枢密使，都叫执政。宰相与执政合起来，叫宰执。这是唐代没有的。
竖两刀，就是把相权切成行政、军政和财政三块。行政权归政事堂，也叫政府、东府。宋代政府在名义上也跟唐代一样，由中书、门下、尚书三省组成。但门下、尚书两省形同虚设，只有中书省在宫中，政事堂也设在中书省，因此叫中堂。后世把相当于宰相的人叫作中堂，来历就在这里。
元代以中书省为政府，实行一省制，缘由也如此。
掌握军政权的是枢密院，也叫枢府、西府。枢密院的长官叫枢密使，副长官叫枢密副使。枢密使正二品，地位与参知政事相同，而且也是执政，因此又叫枢相。
政府和枢府，合起来叫“二府”。
财政权则划归三司，即盐铁司、度支司、户部司。三司的长官叫三司使，副长官叫三司副使。三司使的地位比执政略低，权力却不小，号称计相，三司则叫作计省。[24]
计省、枢府、政府，各司其职；计相、枢相、宰相，互不统属。真正集大权于一身的，只能是皇帝。
这就叫“二府三司制”。
然而赵宋皇帝仍不满足，还要再补一刀，也就是让台官和垣官来制约宰相。台官就是监察官员，由于监察机关叫御史台，也叫宪台，所以御史叫台官。同样，由于言谏机关叫谏垣，所以言谏官员叫垣官。合起来，就叫台垣。
不过，台和垣在唐代是有分工的：垣官劝谏皇帝，台官监察官员。宋代却合为一体，统统用来对付臣僚。言谏监察官员如果上任百日无所弹劾，就要撤职，还要罚款。
表中横排为大类和具体官职名，竖排为执行机构名。
这就逼得台官和垣官没事找事，与宰相的关系更是极为紧张。的确，宰相们要办实事，台垣却要找麻烦，岂能不势同水火？显然，如此挑动臣僚斗臣僚，虽能维护皇权，却也后患无穷。王夫之甚至认为，宋代之所以“政紊于廷，民劳于野，境蹙于疆”终至“日削以亡”，即始于此。[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