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易中天中华史17：大宋革新(3)

土包子，就是这个意思吧？
这一点都不奇怪。一方面，在王朝时代，所有时尚都由帝京领风气之先；另方面，两宋也恰恰是中国历史上的城市经济繁荣期。这种繁荣的实况、原因和影响，将在

第三章展开讨论。但可以肯定，变化是从首都开始的，影响也是从首都扩散的。京师，是全国城市的样板和标杆。
开封和杭州，当然最有话语权。
因此，那些“首善之区”的居民，便完全可以把自己看作城里人，把其他地方的统统看作乡下人，哪怕后者是封疆大吏，前者却不过是贩夫走卒和市井小民。[45]
没错，他们是城市的主人，不管身上有没有刺青。
[30]请参看《宋史·职官志四》。当时太医局的编制有丞、教授和九科医生，共三四百人。
[31]见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
[32]请参看朱启新《文物物语》，朱瑞熙等《宋辽西夏金社会生活史》。
[33]对此，《后汉书·徐稚传》有记载，王勃《滕王阁序》“徐孺下陈蕃之榻”说的就是这件事。
[34]请参看李斌城等《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
[35]隋唐五代都没有“桌子”一词，见李斌城等《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的考证。
[36]请参看朱瑞熙等《宋辽西夏金社会生活史》。
[37]请参看（西汉）贾谊《新书·容经》。
[38]请参看林乃燊《中国古代饮食文化》。
[39]见（南宋）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三。
[40]见（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补遗》卷六。
[41]关于蔡京之死，见（南宋）王明清《挥麈后录》。
[42]见（南宋）孙奕《履斋示儿编》。
[43]见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四，同时请参看林乃燊《中国古代饮食文化》。
[44]见吴自牧《梦粱录》卷一六《酒肆》。
[45]请参看包伟民《宋代城市研究》。
刺青者
宋人酷爱刺青。
刺青就是文身。这是世界各民族都有的习俗，我们也不例外。实际上，甲骨文的“文”字，就是“文身之人”的象形。也就是说，有文身的人，才有“文”这个字，也才有了文采、文艺、文化、文明等等一系列概念的诞生。
这可真是意味深长。[46]
可惜人人身上刺青，却是在原始社会。这一点，世界各民族概莫能外。因此，正如本中华史《从春秋到战国》一卷所说，文身在华夏民族眼里是野蛮人的习俗，为先进文化和正人君子所不齿。只是到了宋，这种习俗才死灰复燃，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甚至成为英雄好汉的标志。
比如“九纹龙史进”。
“九纹龙史进”是梁山好汉中排位第二十三的“天微星”，“九纹龙”的诨名即来自其身上所刺的九条青龙。上图为明代画家陈洪绶所绘“水浒叶子”中的史进形象。第二排所列为甲骨文中的“文”字，也是纹身人的形象。甲骨文字形据《甲骨文编》。
史进当然是小说人物。但，施耐庵的《水浒传》显然比罗贯中和毛宗岗父子的《三国演义》靠谱。何况文身一事在宋代可谓史不绝书，甚至还有各种专业名称，比如刺青又叫刺绣，文身又叫锦体，文身师叫针笔匠，等等。
最夸张的，是“花腿”。
花腿就是从臀部开始，双腿刺青直到足部。当时开封的习俗，是每逢佳节便要游行。跟在妓女队伍后面的，多半是纨绔子弟。为这些轻薄少年牵马的，便是花腿。可见花腿其实是阔少和衙内的马仔。只不过，宋人并不可能裸着身体招摇过市，他们那布满刺青的臀部和双腿又给谁看呢？
更奇葩的是一个名叫葛清的荆州人，全身上下二十多处刺青全都是白居易的诗和画，号称“白舍人行诗图”。看来此人是白居易的铁杆粉丝，刺青只是为了刻骨铭心，因为能够欣赏到那些“诗画”的人也实在是为数不多。[47]
除了刺青，还有刺字。
刺字的一般是军人，最有名的当然是岳飞。他的背上刺有“尽忠报国”四个大字，相传是他母亲所刺。可惜此事查无实据，就连宋代的野史都没有记载。也有人说所刺是“精忠报国”或“赤心救国”，刺字的人是他的部将。[48]
不过，刺字明志的不止岳飞。南宋初年，抗金名将王彦的部下，脸上就刺有“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个字，号称八字军。意向相反的则有仁宗时期的反政府军，他们脸上刺的是“义军破赵得胜”，宣示着推翻赵宋的决心。[49]
这就非同一般，值得推敲。
众所周知，在脸上刺字，原本是一种刑罚，叫黥（读如情），也叫墨，目的是对人犯进行身份歧视和心理摧残，因此在西汉被文帝废除。此后，它成为一种私刑，主要用于逃亡的奴隶。北宋却制定了刺配法。但凡被判处流刑的，脸上都会刻有“刺配某州牢城”字样，比如宋江和林冲。
刺字的还有军人。
囚犯刺字在面颊，军人在额头，或者额头刺番号，手背刺姓名。这其实是把他们视为犯人，产生的社会影响将在

第四章阐述。总之，军人自愿在脸上刺字，是表示了一种必死的决心；岳飞在背上刺字，则证明了他的忠贞不贰。[50]
那么，刺青呢？
大约只能解释为“扮酷”了。事实上，喜欢刺青的或者是血性男儿，比如史进；或者是英俊少年，比如燕青。施耐庵甚至这样赞美燕青的文身：雪练也似白肉，刺了这一身遍体花绣，却似玉亭柱上铺着软翠。难怪泰山比武之时，他甫一脱衣便是万众喝彩；后来见了李师师，也把那名妓迷得神魂颠倒，忍不住用纤纤玉手在他身上轻轻抚摸。[51]
这是一种审美的态度。
审美的对象，是人体。
对人体美的欣赏从魏晋时期就开始了。只不过，魏晋崇本色，隋唐重时尚，两宋爱刺青。魏晋的追求，是玉树临风楚楚动人；隋唐的讲究，是“画眉深浅入时无”。两宋则兼而有之：要求“雪练也似的白肉”“刺一身遍体花绣”。前者是魏晋之遗风，后者是隋唐之变异，二者融合为刺青。[52]
一半魏晋风度，一半盛唐气象，即为两宋之美。
因此，宋人也爱大自然。
这是士大夫的审美。他们是不文身的，宗室的刺青更为朝廷所明令禁止。毕竟，文身并不符合儒家的礼教传统。史进的父亲就曾这样吐槽：母亲说他不得，怄气死了，老汉只得随他性子。很有些自责“教子无方”的意思。[53]
于是，无法也无意欣赏刺青的士大夫，便将审美的目光投向了田园和山水。这一方向是魏晋名士开辟的，但主要表现于诗。无论陶渊明的“鸡鸣桑树颠”，还是谢灵运的“池塘生春草”，都堪称清水芙蓉，冠绝一时。[54]
绘画方面却乏善可陈。当时的所谓山水，主要是作为人物和事件的背景而存在，或水不容泛，或人大于山，水平和成就都很低。唐代画家的关注点，也仍在人和物，比如周昉之仕女图，韩幹之牛马画，阎立本之帝王像。只有五代后梁的荆浩，才可以说开了中国山水画之先河。[55]
范宽《溪山行旅图》是宋代山水代表作之一，绢本设色，纵206.3厘米，横103.3厘米。画面气势恢宏，飞瀑直下，林间可见旅人。
但，蔚为大观，是在宋。
宋的山水画无疑是一个高峰。无论关同之峭拔，李成之旷远，范宽之雄杰，都鼎峙百代，超越千古。据说，三家都学荆浩，都具有写实性，因为荆浩是写生的。董源也是“多写江南真山，不为奇峭之笔”，这才栩栩如生。[56]
问题是，宋代山水画很真实吗？
也许吧！表面上看，关同画的就是河朔，李成画的就是齐鲁，范宽画的就是关陕，董源画的就是江南。问题是，中国画从来就不满足于外在的形似，更追求内在的气韵。因此他们笔下的山水又具有高度的概括性，是一种移入情感见其大意的想象的真实，心理的真实，甚至幻觉的真实。
更重要的，是情趣。
情趣恐怕是可以讨论的。的确，在宋代山水画中，人与自然极为亲近，甚至融为一体。那样一种宁静，可以说如入无人之境。即便有负薪樵夫或泛舟渔父点缀其中，也非劳动的颂歌，更看不到人间疾苦。能够感受到的，只有理想化和审美化了的画面，以及懒洋洋、慢悠悠的田园牧歌。
这样一种情趣，只属于新时代的新主人。
这个新主人，就是庶族地主阶级。
庶族地主阶级成为中华帝国政治舞台上的主角，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坐稳江山，则是在宋。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详细讨论的，大批的世俗知识分子通过科举，由野而朝，由农而仕，由乡村而城市，由地方而中央。宦海沉浮之中，他们的人生往往大起大落，布衣而卿相，卿相而布衣。
于是，丘山溪壑，渔樵闲话，野店村居，对于他们便有了特殊的意义。得意时，是他们情感的补充；失意时，是他们心灵的归宿。因此，那些精明的商家便会将自己的茶楼酒庄设计成园林式建筑，甚至村落之景，以此媚雅。[57]
这样一种心态，可以由一首词来代表：
雨恨云愁，江南依旧称佳丽。水村渔市，一缕孤烟细。 天际征鸿，遥认行如缀。平生事，此时凝睇，谁会凭栏意。[58]
这首词的作者王禹偁（读如撑）出身农家，太平兴国八年（983）进士及第，是典型的新时代知识分子。前面所说此类人物的心理状态、复杂情感和对山水田园的态度，词中也应有尽有。因此，这首词是可以与宋代山水画并读的。只要读懂其中之一，就能读懂宋，以及那些情绪。
当然，也会读懂“景德”这个年号或年头。
[46]文身的文化意义在于“人的确证”，即通过现实地改造自己的身体，证明自己是人，并获得身份认同。详请参看易中天《艺术人类学》。
[47]以上据朱瑞熙等《宋辽西夏金社会生活史》。该书为刺字、文身和簪花专立一章，可见这三件事在宋代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
[48]事见《宋史·岳飞传》。刺字为“赤心报国”见明代《精忠记》。岳飞自请工匠刺“尽忠报国”见明代熊大木《武穆精忠传》，让部将张宪刺“精忠报国”见李梅实、冯梦龙《精忠旗》。
[49]据朱瑞熙等《宋辽西夏金社会生活史》。
[50]军人的刺字还有在耳后和右臂的，请参看朱瑞熙等《宋辽西夏金社会生活史》。
[51]见《水浒传》

第二回，第六十一回，第七十四回，第八十一回，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52]所引诗见朱庆馀《闺意献张水部》。
[53]宋代禁止宗室刺青见《宋会要》，请参看朱瑞熙等《宋辽西夏金社会生活史》。
[54]本段所引诗见陶渊明《归田园居》其一，谢灵运《登池上楼》。
[55]或水不容泛，或人大于山，见（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荆浩是北方山水画派之祖，传为其所著《笔法记》为古代山水画理论的经典之作。
[56]本段所引分别见童书业《唐宋绘画谈丛》，荆浩《笔法记》，沈括《梦溪笔谈》。
[57]以上各段大量引用了李泽厚先生的观点和表述，请参看李泽厚《美的历程》。媚雅一词，见包伟民《宋代城市研究》。精明商家的做法，见林乃燊《中国古代饮食文化》。
[58]王禹偁《点绛唇》。
景德镇
景德是北宋第三任君主真宗的年号之一。这位皇帝在位二十六年，很做了几件有影响的事，比如与契丹签订维持了一百多年和平的澶渊之盟（澶读如馋），进行中华帝国史上最后一次封禅，确定天廷最高的神是玉皇大帝。另外，他还发现赵家的远祖叫赵玄朗。结果，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这四个方位神，便有一个（玄武）被改名为真武。
与景德年号有关的事情是：今天江西省某地，由于官窑烧制的瓷器底部有“景德年制”字样，被称为景德镇；禅师释道原撰写的禅宗史，因为完成于景德元年（1004），被称为《景德传灯录》。前者关乎瓷器，后者关乎禅宗；而能够把这两件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之事联系起来的，则是茶。
茶、禅、瓷器，都是两宋文明的标志性符号。
那就先说茶。
茶与禅的关系，我们在《禅宗兴起》一卷中其实已略有介绍。它们都兴盛发达于唐，也都是肇于高宗之时，成于玄宗之代，极于德宗之世，与科举的兴起正相同步。[59]
然而“茶禅一味”的观念，却产生于宋。写下这四个大字的，是两宋之际赫赫有名的克勤禅师。其真迹在南宋时期被日本茶道的开山鼻祖荣西高僧带回东瀛，现在作为镇寺之宝珍藏在奈良大德寺。这就至少证明了两点：
一、日本的茶道源于中国的两宋。
二、禅的味道，就是宋代茶的味道。
奇怪！难道时代不同，茶味也不同？
正是。我们知道，茶树虽然是中国土生土长，也早为我国的植物学家和医药学家发现，却因为茶汤有明目、提神和醒酒等功能，长期以来是做药用的。饮用，是在佛教传入中土之后。大行其道者，则是禅院、禅师和参禅的人。
此后，茶便成为中国特有的传统饮料，甚至成为中华文化的象征物和代名词。其过程，则可以概括为三句话：流行于唐，大盛于宋，普及于元。所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是元代杂剧中常常出现的说法。[60]
不过，像今天这样用开水冲泡散条形茶叶，是明代以后的事情，此前的饮茶方式则五花八门。比如，用开水煎煮茶叶叫“煎茶”，用开水冲泡茶末叫“点茶”。唐代的煎茶还要放米、奶、盐、姜、葱和香料，相当于麦片粥。[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