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永,是能俗能雅,雅俗共赏的。
结果是什么呢?
有井水的地方,就有人唱柳永的歌谣。[21]
所谓“有井水的地方”就是市井。因为在没有专门商业区的聚落时代,货物常常是在公用水井旁边买卖的。后来聚落发展为城市,有了街道和商铺,井也仍然存在,甚至成为市中心。没错,井边总会有人,有人就有生意,有商机。
市井之名,即源于此。[22]
宋都开封就有这样的井。它的位置在进城不远的十字路口偏西,井东有商贩支着遮阳伞在卖佛具,井西是一家诊所兼大药房。对面路南的棚子可能是说闲话的茶摊,也可能是听故事的书场,茶摊或书场的南边可能是当铺。井的斜对面是一家规模不小的商务酒店,叫“久住王员外家”。[23]
这是典型的市井。
告诉我们这一切的,是《清明上河图》。它是北宋画家张择端的作品,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清明的意思,可能是清明节、清明坊(开封地名)或者清明盛世;上河,则可能是“皇上之河”或者“溯流而上”。
《清明上河图》高25.2厘米,长528.7厘米,绢本设色,为一长卷。此处截全图为上下两部分,可以看出原画从城外到城内的场景变化。从两处细节的放大图中可以看出画家的精湛技艺。
不过,就连这样其说不一的解释也有人不同意。他们认为图中所绘并非汴河,也非开封,而是某个卫星城市。还有人认为这幅画不是北宋徽宗年间张择端的写实作品,而是南宋时期某个或某些画家对开封(汴梁)的追忆。[24]
于是,此画成谜。
但,说它是北宋的城市风俗画,应该没有问题。
同样不成问题的是,柳永对这一切恐怕都很熟悉。因为他不但久在开封,还曾客居杭州、苏州、扬州、成都,全都是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之地;而他出没的,也无非是风月场所和酒肆茶楼。什么叫市井生活,他应该再清楚不过。
可以作证的,是他的《锦堂春》。
这是有点像“二人转”的唱词,应该是由女艺人来扮演失恋的痴情少妇。相信“女为悦己者容”的她,已经被杳无音信的情郎弄得“坠髻慵梳,愁蛾懒画”;而那个负心汉当初为了博得好感,竟是骗她剪下了一缕秀发的。
然而怎么样呢?得手之后,便再三爽约。
于是,一个收拾那家伙的计划便在她心中形成:下次他若再来,不开房门。即便放他进来,也不上床。直到夜静更深那人心痒难忍时,再细细数落,慢慢修理,一定让他低头认罪痛改前非。这可是只要想想就十分过瘾的。
同样不难想象,演出现场一定是满堂喝彩。
毫无疑问,这样的故事和情感只属于市井小民,这样的民众在《清明上河图》中则比比皆是。别的不说,单是虹桥上看热闹的,就有不少闲杂人等。坐着大客船由汴河进京的丝绸商和观光客,也应该是此类表演的热心观众,就像来到纽约和巴黎的人要去百老汇,看红磨坊。
宋代的娱乐场所叫勾栏瓦舍。勾栏也叫勾阑,原意是曲折的栏杆,宋元时期指瓦舍中的演出棚,相当于戏院。瓦舍也叫瓦子、瓦市、瓦肆,意思是来时瓦合,去时瓦解,易聚易散,逢场作戏,所以用来指市民娱乐的演艺场所。演出难免有色情或情色内容,但勾栏瓦舍变成妓院的代名词,再等而下之地由瓦子变成窑子,则要到明代以后。[25]
开封的勾栏瓦舍为数不少,这是孟元老之《东京梦华录》告诉我们的。该书跟《清明上河图》一样,记录的都是北宋第八代皇帝徽宗时期开封的实况。据称,当时仅东角楼一带便有勾栏五十多处,最大的瓦舍之一“象棚”容纳数千人,其中既有名角的表演,也有各种吃食、货物和杂耍。
杂耍之一是相扑,也叫探搏。从宋画中看,探搏很像日本相扑,只不过运动员没那么胖。另外,宋代相扑还有女运动员,曾经进入皇宫表演。开封瓦舍里也有专门卖假货的商铺和市场,叫何楼,真可谓鱼龙混杂,泥沙俱下。[26]
柳永词大受欢迎,丝毫都不奇怪。
据山西晋城宋墓壁画。
但,意义却非凡。
我们知道,中国原本没有“市民”概念。即便有,也不同于西方的市民(Citizen)或古希腊的公民(Polites)。古希腊公民是城邦(Polis)里的人,西方的市民是城市(City)里的人,中国古代的市民却没有那么简单。他们在历史上更为常见的称谓,甚至不是“市民”,而是“市人”。[27]
市人就是商人,因为商业场所(市场)和商业活动(买卖)都叫“市”。只不过,按照“行商坐贾”的分工,只有长期在固定商业区从事交易的才需要向政府登记。固定商业区就是市井,这样的人就是贾人,他们的户籍叫市籍,带有明显的身份歧视意味。列入市籍的,甚至世代不得为官。[28]
能做官的是士人。士人与市人,有贵贱之分。
然而事情在宋代发生了变化。市籍取消了,征收交易税的机关也移到了城门。于是整个城市在法律上都被看作了商业区,所有的城市居民便都是市民。这样一来,原本与“市人”相对立的“士人”也不可能不变,柳永以士人的身份为市人歌唱便是证明。市井文化的兴起,已势不可当。[29]
那就再到井边去看一看。
[15]以上见(北宋)严有翼《艺苑雌黄》、(南宋)吴曾《能改斋漫录》。
[16]柳永《雨霖铃》。
[17]此说流传甚广,可参看祝穆《方舆胜览》、曾达臣《独醒杂志》、陈元靓《岁时广记》等,但葬地其说不一,仅供参考。
[18]分别见柳永的两首《定风波》。
[19]见(北宋)张舜民《画墁录》。柳永《定风波》中“针线闲拈伴伊坐”一句也作“彩线慵拈伴伊坐”。为方便读者,此处不用张舜民所引“彩线慵拈伴伊坐”句。
[20]所引见柳永《望海潮》,事见(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
[21]见(北宋)叶梦得《避暑录话》。
[22]此说见《史记·平准书》张守节《正义》。关于“市井”一词的得名,还有其他五种说法,这里不讨论。
[23]请参看(日本)野岛刚《谜一样的清明上河图》。
[24]请参看(日本)小岛毅《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日本)野岛刚《谜一样的清明上河图》。
[25]对瓦舍的解释见(南宋)吴自牧《梦粱录》。
[26]以上见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二,李合群《〈东京梦华录〉注解》及所引司马光《论上元令妇人相扑状》。
[27]中国古代已有“市民”一词,如(东汉)荀悦《申鉴·时事》即有“山民朴,市民玩”的说法。古希腊“公民”的概念,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注。
[28]请参看《史记·平准书》。
[29]以上请参看包伟民《宋代城市研究》。
椅子与包子
井边那家药铺里,应该有椅子的。
药铺叫“赵太丞家”,看来是老字号,也是大药房,还很可能有官方背景。因为太丞是太常寺太医局的长官,也就是宫廷办公厅保健局的局长。何况该局长还姓赵,说不定跟皇家有什么关系,这才被画进了《清明上河图》。[30]
这样的药铺在开封城内很是不少,而且专业化,比如山水李家专司牙科和喉科,银孩儿、柏郎中家小儿科,大鞋任家产科。当然,这些药铺同时也都是诊所。[31]
赵太丞家可能是专科,也可能是全科。店里打出的广告虽非包治百病,却也五花八门,丸散膏丹都有。图中来看病的女人怀里还抱着孩子,说明这家诊所没准也看儿科。
不过,那女人似乎是坐在长凳上。
“赵太丞家”位于主干道,来往人流密集。这一部分属于《清明上河图》的高潮至尾声部分,在全幅画面的左侧位置。
这不是一件小事,因为宋是中国人坐姿的转折期。唐宋以前,古人是席地而坐的。即便贵为天子,也是双膝着地跪坐在草席上,因此有席位、主席、列席等说法。魏晋时有了胡床,是一种可以折叠的轻便坐具。双腿垂地而坐,在唐代也开始流行。于是五代南唐的《韩熙载夜宴图》中,便什么样的坐具和坐姿都有,甚至还有盘腿坐在椅子上的。[32]
但,凳子和椅子大行其道,应该是在宋。
这同样可以从《清明上河图》中看出——开封许多店铺里都有桌子和长凳,而在席、榻、胡床的时代,是只有低矮的几案,没有桌子的。宋代甚至还有一种奇怪的坐法,就是在榻上放椅子。可见椅子取代榻,也是一场革命,而且要到将首领称为“坐第一把交椅”才算成功。
从此,时代精神不在榻上,而在椅上。
椅上与榻上,有什么不同?
榻是席的升级版。席,有坐席,有卧席。卧席到了韩国和日本就变成榻榻米。榻榻米可卧可坐,榻也一样。只不过前者铺在地上,不可移动;后者如果是木制的,则可以移来移去,最轻便的还可以在不用时挂起来。[33]
木制的榻有大有小。而且一般地说,小而低就叫榻,只能坐;大而高的则称床,可坐可卧,就像东北人的炕。实际上我国北方的火炕,很可能就是从土榻发展而来。[34]
当然,坐榻如果大得像床,上面也可以放几。
桌子却是跟椅子配套的。宋以前,直到隋唐五代都没有这个词出现。因为人在榻上,无论跪坐、盘腿或斜卧,均只能使用低矮的几案。结果正如《韩熙载夜宴图》所示,由于习惯使然,不但榻前,就连椅前置放的也是几。[35]
我们今天坐在椅子上、桌子前,是宋的文化遗产。
轿子也一样。轿子又叫肩舆,很早就有。因为它由车子演变而来,是人抬的无轮辇车,所以也叫步辇。但在唐代画家阎立本的《步辇图》中,李世民是坐在榻上的;而《清明上河图》中的轿子里面,则显然是椅子,不是榻,尽管合法地普遍使用这种交通工具要到南宋高宗之后。[36]
这个变化,也延续至今。
不要小看这变化,因为这是身心的解放。实际上,席地而坐是拘谨的,通常要求双腿弯曲,膝盖着地,臀部坐在脚后跟上,双手放在膝前。头部要正,不能左顾右盼。如果是肃坐,可抬头,恭坐和卑坐则都要低头。[37]
如此坐姿,当然很累,这才有了榻和床,可以盘腿或者斜卧。但,这毕竟是非正式的姿式,也不够舒服。真正舒服的还是坐在椅子上,尤其是靠背椅和扶手椅发明之后。至于配套的桌子,则显然有利于解放脑力劳动的生产力。审案的官员端坐桌后,惊堂木一拍,也很气派威风。
气派是必然的,舒适也是必然的。事实上,使用桌椅之后,家具的尺度将随之增高,室内的格局也会相应变化,这是可以从南宋画家刘松年的作品中看出的。
结果,是市井之中也遍布桌椅。
从《清明上河图》看,摆放桌子板凳的地方多半是饭庄和酒家,而宋代餐饮业之发达则毋庸置疑。一般民众光顾的小吃摊供应馒头、馄饨、小菜和小酒,为达官贵人和暴发户服务的大饭店更是芳香四溢,水陆杂陈。据南宋吴自牧《梦粱录》统计,当时杭州城内,仅市面上常见的菜式就多达三百三十五款,还不包括鲍、翅、熊掌之类。小吃店里和街头巷尾挑担叫卖的糕点、零食和甜品,则有七十多种。[38]
但,各阶层都爱吃的,是包子。
包子就是有馅的馒头,据说是诸葛亮的发明,叫这名字则开始于宋,吃出花样来也在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二月丁酉太子诞生,真宗皇帝便蒸了包子遍赏群臣。王公大臣领回去掰开一看,里面的“馅”竟是金银珠宝。[39]
这样的包子,也就他们赵家有。
达官贵人的包子也好生了得,豪门大族甚至有专门蒸包子的厨房。徽宗年间,有人买了一个小妾,自称是太师蔡京府上包子厨房的。那人很高兴,便让她蒸包子,她却推辞说不会。那人问:你既然是包子厨房的,怎么不会?
答:妾是包子厨房专管捋葱丝的。[40]
呵呵,这才真是“低调的奢华”。
不过,如此食不厌精的蔡京最后却是饿死的。因为此人是有名的奸臣,所以在流放的路上有钱也买不到吃的。关于他的故事,施耐庵的《水浒传》说过,本中华史下一卷《王安石变法》也还要再说,这里且说苏轼。[41]
苏轼是有名的吃货,东坡肉据说就是他的发明,弄不好便会中毒的河豚也是他的爱物。有一次,一个朋友备了河豚请他到家里来吃。一家人躲在屏风后面,想听这位“拼死吃河豚”的美食家做何评论,苏轼却只管吃不说话。正当大家感到失望之时,此公却喊了一句:也值得一死![42]
好嘛!时代精神不在刀尖,而在舌尖。
上图左为宋墓壁画中的包包子场景,右为宋代厨娘形象。均据孙机《中国古代物质文化》。
舌尖上的赵宋美不胜收,更值得一提的是服务。当时开封的各大酒楼,分工极为精细。一旦承办宴席,从布置会场到迎来送往都有专人负责。用孟元老的话说,就是“主人只出钱而已,不用费力”,就连“椅桌陈设”都不用操心。更让人满意的是,饭店也“不敢过越取钱”。[43]
服务到位,讲究也多。比如南宋杭州的规矩,是客人进了酒肆坐下,店家要先下“看菜”,也就是样品。问清楚需求之后,再正式做出来上桌。样品其实也很精美,因此常常有外地人见了就下筷子,结果让店家暗地里嘲笑。[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