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精神就是宽容。
宽容并不奇怪,多神即意味着多元和多样。你信你的,我信我的,大家井水不犯河水,也就相安无事。
所以,在多神崇拜的国家比如中国和罗马,虽然也有战争,却从不因为宗教而战争;虽然也有灭佛或迫害基督徒的事件,但都是因为政治,不是因为信仰。
就连犹太教,由于坚信自己才是上帝的选民,也不会把教义强加于人。只有基督教,不但唯我独尊,还要征服世界,尽管动机也许神圣或者善良。
基督教学会宽容,要到文艺复兴以后。
宽容是罗马文明的精髓,也与共和、法治相匹配。没有共和与法治,就没有罗马;没有宽容和开放,就没有罗马文明。因此,基督教只能改变罗马,不能拯救罗马。它不是罗马的救世主,而是罗马的掘墓人。
毫无疑问,基督教未必不好,不好的是动用公权力把它定为国教。这就正如儒学未必不对,不对的是定于一尊。不过,中华帝国显然比后来的罗马更宽容,道家思想从来不曾被视为异端邪说,佛教几经起伏也站稳了脚跟。
唯其如此,罗马帝国亡,中华帝国存。
这个道理,西方人后来总算明白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就明确规定,联邦议会不得立法设立国教或禁止信仰自由,尽管当时的美国人多为基督徒。
信仰的自由,比信仰更重要。
如果一定要有信仰,那就信仰“自由”吧!

第五章 理念
☆、三纲五常
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更像一个巫师而不是儒生。
在他的时代,儒学被巫术化,巫术被政治化,涂上了神学色彩的三纲五常则成为中华帝国的核心价值观。
汉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也就是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半个世纪后,中国人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由于它是在白虎观召开的,所以史称“白虎观会议”。
这时,正如君士坦丁之迁都拜占庭,汉帝国的首都也不再是长安,而是洛阳。经历了王莽之乱的王朝,则像西周变成东周一样,由西汉变成了东汉。
白虎观就在洛阳的帝宫之中。
洛阳是个好地方。在周人眼里,它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天下之中)。所以周公要在故都宗周之外,再建成周洛阳。现在,帝国定都于此,应能长治久安。
问题是,这一目标怎样才能实现?
要有思想。
的确,统一的帝国需要统一的思想。有此思想,才有共同的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帝国也才能在广阔的地域范围内维持统治。为此,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独尊儒术。
然而,正如罗马基督教内部争执不休,汉代的儒家也分裂为今文和古文两派。儒生们希望由皇帝出面圣断独裁形成定论,就像罗马教会要请君士坦丁出面召开尼西亚公会议,讨论基督和上帝的关系问题。
罗马和中国,是一样的江湖。
皇帝也都是江湖老大。
白虎观会议便因此而召开,会议的结论则无关我们的痛痒。有关系的是会议纪要《白虎通》明确了一个重要概念,叫三纲。这个概念后来跟董仲舒提出的五常合并在一起,成为中华帝国的思想统治根基:三纲五常。
这才是一件大事。
要了解此事的重大意义,还得再看罗马。
罗马的灭亡让人不解。他们有当时最不坏的政体:共和;最不坏的制度:法治;最可贵的精神:宽容。有此三条,便足以巍然屹立,为什么会亡呢?为什么他们在感到危机的时候,要乞灵于基督教呢?
换句话说,罗马文明缺了什么?
核心价值观。
那么,宽容不是吗?
不是。价值是需要追求也可以追求的,宽容却与追求无关。你宽容,就宽容;不宽容,就不宽容。它其实是一种态度、精神、境界,但不是价值,也不靠追求。
自由呢?自由不是价值吗?
当然是。
可惜,罗马人虽然追求自由,也崇尚自由,却没有把它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他们的旗帜上是鹰,君士坦丁之后则是十字架。那可不是自由的象征。
法治与共和也不是价值,而是实现某种价值的方式和手段。问题是,罗马人似乎并未意识到这两种方式背后的价值,他们多半是以一种实用和功利主义的态度,把法治与共和当作纯粹技术性手段来看待的。
也就是说,罗马人有当时最不坏的制度,却没有支撑制度的核心价值观。这就只能成功于一时,不能成功于一世。等他们意识到这点时,可选择的只剩下基督教。
基督教当然也不错,因为有信仰。信仰的背后,则是核心价值观。也就是说,信仰也只是手段和载体,核心价值才是关键。它是如此的至关重要和不可或缺,以至于必须借用上帝或安拉的名义,以神谕的方式说出来。
这就是信仰的秘密。
或者说,信仰的目的,在终极之问和终极关怀。它的现实意义,则在承载核心价值观。这是世界上大多数民族都有信仰或类似信仰的原因。只不过,靠公权力树立起权威的早期基督教,并不完全符合罗马国情。
结果,罗马死了,基督教却在她身上成长起来。
那么,中华帝国呢?
中华帝国也是没有信仰的,却只有改朝换代和治乱循环,没有长时间分裂和制度性崩溃,这又是为什么?
因为虽无信仰,却有理念。
这就是三纲五常。
三纲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则是仁义礼智信,合起来叫纲常,也叫纲常伦理。而且,自从宋代的朱熹将三纲与五常联用,朝野贤愚便都耳熟能详并奉为圭臬,维系着王朝和社会的安定团结。
其实,纲与常是两回事。
什么是纲?纲就是提网的总绳。总绳一提,网眼就张开了,这就叫“纲举目张”。君臣、父子、夫妇的关系既然是三纲,那么五常就是目,也叫德目。
也就是说,三纲是抓总的,五常是管用的。
管用很重要。一种理念如不管用,那就无法推行。五常却放之四海皆可用。比如仁,在君臣就是君仁臣忠,在父子就是父慈子孝,在夫妻就是夫和妻柔,在兄弟就是兄友弟恭,在朋友就是与人为善,统统管用。
义、礼、智、信,也一样。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是五种最重要的人际关系,儒家称为五伦。五常既然能够普遍地适用于五伦,当然是伦常。
伦常这个概念,也很有意思。
什么是伦?伦就是秩序和类别。所以,人伦,就是人类社会的秩序和类别;伦理,就是区分类别并规范秩序的规定;伦常,则是伦理道德可执行可操作的指导思想和行为准则。
显然,这里面有三个条件。第一,必须是简易而朴素的,否则不可操作;第二,必须是恒定不变的,否则无所适从;第三,必须是正确或被说成是正确的,否则没有资格充当伦理道德的规范者。
五常恰恰就符合这三个条件。
我们知道,常,有永久的意思(恒常),也有普通的意思(寻常)。永久就正确而恒定,寻常就简易而朴素,当然管用,也当然可以称之为伦常。
那么,五常又为什么具有这些品质?
儒家说,因为它们源于人性。
实际上,董仲舒的五常来自孟子的四端。端,就是道德观念的发源地。孟子认为,它就在人心之中。因为仁就是恻隐之心,义就是羞恶之心,礼就是恭敬之心,智就是是非之心。这可是“人皆有之”的,因此是共同人性。由此推演出来的仁义礼智,就是共同价值。
仁义礼智,是价值吗?
是,因为可以追求也值得追求。追求仁就叫成仁,追求义就叫取义。而且,由于它们是最高价值,还值得为之献出生命。比方说,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那么三纲呢?也来自共同人性吗?
对不起,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可没有半点儿人性依据。然而对于帝国,三纲却比五常更重要。只有确立了三纲,帝国的统治才会坚如磐石。
这个使命落到了董仲舒的身上,因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就是他提出来的。如果不能给出满意的答案,则奈皇上何,奈儒家何,奈天下苍生何!
董仲舒该怎么办?

☆、天人合一
人性中找不到的,就只能去向天要。
董仲舒是在汉武帝即位的第二年,向年轻的天子呈交答案的。不过君臣二人似乎是书信来往。汉武帝下诏询问治国之道,董仲舒则上书提出对策。汉武帝三问,董仲舒三答,开篇就说天人关系,史称“天人三策”。
五常,就在这里提了出来。
三纲的概念,则见于《春秋繁露》一书。这是董仲舒的代表作。据说,为了撰写这部巨著,他在书房的窗户上挂了帷幕,三年都不往园子里看上一眼。
那么,董仲舒又如何证明三纲五常?
天人合一。
这倒是耳熟能详的说法,却实在需要解释。
汉语中的天,英语或者翻译为Heaven(上苍),或者翻译为Nature(自然)。实际上在董仲舒这里,两种意思都有,因此应该是Nature加Heaven。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它有三大特征。
首先,天是终极创造者和最高主宰者。它创造了世间一切事物,也决定着人的命运。比方说,谁当天子,谁坐天下,要不要改朝换代,等等。授予治权就叫天命,更换王朝则叫革命。所有的王朝,都不过奉天承运而已。
诞育万物并当家做主的,是天。
但,天又不是上帝或安拉那样无形的神。它甚至就是自然界,是由物质、能量和信息按照一定规律和规则结构而成的。物质有金木水火土,规律则是阴阳五行,因此天不是信仰的对象,反倒可以研究和琢磨。
什么是阴阳五行?
阴阳主要是《周易》的概念。按照这种观点,世界或宇宙的构成、运动和变化,总规律就是阴阳的关系。任何事物和事件都有阴阳两面,它们相反相成,对立统一,孤阴不生,独阳不长,而且阴会变成阳,阳会变成阴。
显然,这是哲学,不是信仰,就像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把世界的本质归结为“数与数的和谐”。
五行也一样。它首先是五种物质或自然现象,同时又是两种关系,即相生相克。相生就是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相克则是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这岂非规律?
有物质,有规律,可认识,岂非自然界?
然而这个自然界却有意志,有感情。春就是喜,夏就是乐,秋就是怒,冬就是哀。天命和革命,则体现了天的意志。天甚至还有道德,比如天道行健或厚德载物。
既是自然界,又是有情人,还是主宰者,这就是天的三大特征。而且,这也是当时中国人的共识。
这样一种存在,不要说西方人,就连现代中国人恐怕也很难理解。明明就是创世主,却又不是创世神;明明就是自然界,却又有喜怒哀乐,你说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