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易中天中华史9：两汉两罗马(12)

耶稣又怎么了？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了，而且众所周知。
这就大有问题，因为耶稣是上帝之子。神之子怎么会死呢？他怎么死得了呢？上帝怎么会见死不救呢？
所以耶稣还得复活。死而复生，才是神子。
然而这位救世主毕竟死过一回，还流了血。据说他死前曾被鞭打，背着十字架还没走到刑场就倒地身亡。
这样的故事，愚夫愚妇们是看不懂的，因为跟他们以前听说过的神都不一样，无论那些神是希腊人的，还是罗马人的。这就必须做出合理的解释。毕竟，在新宗教建立之初，人民群众的心理承受能力不能不慎重考虑。
于是，一种解释出笼了。
这解释说：耶稣是上帝派来的，他的死当然也是上帝的安排。目的，是为了替人赎罪。神子赎罪以后，只要相信上帝和我主耶稣，人的灵魂就可以得救。
这就叫“耶和华的拯救”，也称救赎。
原来，耶稣是替罪羔羊。
既然是替罪羔羊，那就意味着有人有罪。那么，是谁有罪呢？人，一切人，所有的人。如果仅仅只是某个人或某些人有罪，上帝是不会牺牲自己儿子的。
但，人人有罪的观念，还是很难让人接受，这就必须解释为天生有罪，原本有罪，是一种原始的罪恶。
于是犹太人讲过的伊甸园故事，便有了新的解读：人人有罪，是因为始祖有罪。始祖有罪，则因为他们违背上帝的旨意，在蛇的诱惑下偷吃了树上的果子。
这就叫原罪。
至于那条蛇是从哪里来的，亚当和夏娃为什么会受它诱惑，上帝事前又为什么没有预感和预警，一概不知。
也许，那时没人较真吧！
总之，这解释彻底改造和翻新了犹太教。犹太教没有原罪，没有救赎，也没有耶稣。这三样，都是基督教的发明。唯其如此，它才成为有别于犹太教的新宗教。
犹太先知都没说的，老百姓当然也不会知道。这就需要启迪。启迪的方式，就是耶稣的受难与复活。耶稣是上帝之子，他的受难与复活就是上帝的启示。
这就叫天启。
所以，基督教是天启宗教，伊斯兰教也是。
不过，伊斯兰教的天启靠伟大先知穆罕默德，基督教的天启却不是耶稣的功劳，也不是那十二门徒的。提出了原罪和救赎教义的，是圣保罗。
圣保罗不是耶稣的门徒，甚至没有见过耶稣，却把耶稣之死这件事用到了极致。后来，当传教士们绘声绘色讲述这个故事时，台下听众几乎个个涕泪纵横。
是啊，为了拯救我们的灵魂，上帝竟然派了他的儿子用自己的血来赎我们的罪，那还不赶快皈依？
所以，基督教的创始人与其说是耶稣，不如说是圣保罗。没有圣保罗，就没有原罪和救赎的教义，基督教也就得不到最广泛的传播，甚至会销声匿迹。
但，既然认定耶稣是救世主，也就必须认定人人有罪的观念属于耶稣。
于是，就又有了一个故事。
这故事说，一天清晨，一群法利赛人押着一个行淫时被捉拿的女人，到迦百农殿堂去见耶稣。法利赛人是墨守陈规的犹太教士。他们问：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女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怎么样呢？
显然，这不是来求教，而是来找茬。如果耶稣说可以打死，便犯了杀人罪；说不要用石头去打，便犯了违律罪。无论如何，法利赛人都可以抓住把柄去告他。
然而耶稣只是直起腰来，平静地对那些人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死她。说完，又弯下腰去，用指头在地上画字。
结果，那些法利赛人听完，竟然全都退了出去，没有一个人留下来，更没谁用石头去打那女人。
这说明什么呢？
人人有罪，无一例外。
至此，新老宗教的区别一目了然。
犹太教：犹太人才是“上帝的选民”。
基督教：所有人都是“上帝的罪人”。
哪个更有开放性？
基督教。
是啊！既然人人有罪，那就无分你我，大家都是兄弟姐妹，也都需要救赎，不管你是罗马人、希腊人、西班牙人、日耳曼人，还是别的什么人。
所以，基督教降低了入教的门槛，取消了犹太教的许多规定，比如不吃猪肉、要行割礼等等。割礼是犹太人与上帝立约的凭证，相当于在合同上签字盖章。基督教则改为在头上洒水，显然更容易被成年男子接受。
它成为世界性宗教，也绝非偶然。
更重要的是，核心价值观诞生了。
这就是平等和博爱。
博爱来自救赎，平等来自原罪。道理很简单：人人有罪，则人人平等。人人生而有罪，则人人生而平等。平等的权利既然为造物主所赋予，那就不可让渡。
天赋人权的观念，在这里埋下了种子。
何况平等并非人的许诺，而是神的旨意。人的许诺是靠不住的，神的旨意则不可违抗。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个理念一旦建立，人与人之间的新关系就有了一个可实现和可操作的方式，尽管不是最好的。
下一步是制度的设计。
原罪的观念同样起到了积极作用。因为所谓原罪，不过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犯罪和作恶的可能。因此，人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是制度。制度设计的目的，是让人不敢犯罪和无法犯罪。对公权力的使用，尤其如此。
三权分立的制度，也在这里埋下了种子。
不过天赋人权也好，三权分立也罢，都是后来的事情。从基督教的诞生到现代文明的建立，需要漫长的过程，甚至在走向光明之前，先得堕入黑暗深渊。这是人类文明不得不支付的学费和代价。
在此刻，则必须有人以血献祭。
这个羔羊，就是罗马。

☆、救世主还是掘墓人
皇帝陛下谦卑地跪在了米兰主教的面前。
这是一个惊心动魄的场面。头戴高冠，身穿一级大礼服和豪华披风的主教，庄严肃穆地来到一身素衣的皇帝面前，沉稳地问道：你知罪吗？
皇帝答：知罪。
主教又问：愿意忏悔吗？
皇帝又答：我忏悔。
得到虔诚的回答后，主教带领在门外等候许久的皇帝进入教堂，并在祭坛前赐给他一小片面包。
帝国的臣民们目睹了全部过程，因为此君的忏悔被要求公开进行。这当然让皇帝陛下尊严尽失，却使基督教会的权威和声望直上云霄。
这是公元390年的事，当时中国是东晋，忏悔的罗马皇帝叫狄奥多西。这位被教会赠予“大帝”称号的君王堪称划时代人物：在他死后，罗马分裂为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在他生前，基督教被定为国教。
两件事都意义重大。
基督教被定为国教，是在狄奥多西忏悔两年后，即公元392年。这时，距离相传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间是三百六十多年。这在历史上虽然不过弹指一挥，对于基督教来说却是天上人间。
变成“执政党”的基督教会迅速举起了大刀。第二年（公元393年），被教会控制的罗马元老院宣判天神朱庇特有罪，同时立法全面禁止奥林匹克运动会，因为它是当年希腊人献给众神之王宙斯的。
此后，帝国境内数量繁多的图书馆被陆续关闭，属于所谓“异教世界”的藏书不断流失，或被焚烧。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明成果被打入冷宫，直到四五百年后才因为阿拉伯人重见天日，尽管他们信奉伊斯兰教。
因此，西方史学界把公元393年称为“希腊与罗马文明正式终结的一年”。
八十多年后，西罗马帝国也灭亡了。
其实帝国早就该亡。这一点，从迁都拜占庭的君士坦丁发布《米兰敕令》那天起，就已命中注定。
表面上看，《米兰敕令》只是坚持和重申了信仰自由的原则，承认基督教和其他宗教一样享有合法地位。然而君士坦丁的倾向性却显而易见，那就是要建立基督教的独尊地位。为此，他不惜动用国库为上帝大兴土木，他的新首都也只有基督教堂，没有罗马神殿。
这是一神教的首都，不是多神教的首都。
偏袒是明显的，动机却相当可疑。因为当时的基督徒只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君士坦丁有什么必要把自己从罗马人的皇帝变成基督徒的皇帝呢？
也许，目的在于改变授权主体。
前面说过，罗马，无论共和国还是帝国，权力都属于元老院和罗马人民，执政官和皇帝只是代理人。政权既然是他人授予的，也就可以被他人夺去。罗马皇帝走马灯似的轮番上阵，不少还死于非命，道理就在这里。
所以，要想一人独裁又长治久安，就只能将授权主体从人变成神，即由“君权人授”变成“君权神授”。而且，多神教的神还不行，那会弄出众多的皇帝。犹太教也不行，他们的上帝只属于犹太人，罗马却是多民族的帝国。
基督教，成为唯一选择。
毫无疑问，基督教会也十分欢迎这样一个皇帝。他们很清楚，上帝的旨意只有通过罗马皇帝，才能在人间得到实现，正如皇帝只有通过教会才能获得神的授权。
皇帝和教会，一拍即合。
只不过，这笔买卖从君士坦丁谈到狄奥多西，用了八十年左右才算达成。双方的愿望和交易，则十分类似于中国汉代的独尊儒术：你许我独尊，我许你独裁。
然而结果却不相同。儒家当真效忠了帝国，帝国却未必独尊儒术，而是儒法并用。相反，狄奥多西当真皈依了基督教，基督教却并不许他独裁，反倒要他忏悔。
买卖，也并不总是公平的。
原因在于供求关系。要知道，罗马皇帝并不能直接跟上帝对话。按照当时的教规，神意只能通过主教来传达。皇帝以为笼络了主教就能靠拢上帝，哪晓得自己反倒从君主变成了奴仆？这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儒家则不一样。首先，儒家没有组织（教会），也就没有领袖（主教），宗师则是不顶用的。其次，皇帝自己就是天之骄子，哪里用得着儒家来代为授权？第三，儒家主张君为臣纲，又岂敢让皇帝随便下跪？
奉天承运与君权神授，大不一样。
罗马分裂为东西两半，也不足为奇。
分裂是从迁都和分治开始的，后者因为狄奥多西，前者因为君士坦丁。由于没有留下只言片语，谁都不能确切知道迁都的真实原因。也许，他是要打造一个新罗马，这就需要新政体，也需要新宗教，还需要新首都。
罗马不再适合做首都，这在戴克里先的眼里就已经如此了。它因循守旧，腐朽没落，一潭死水，暮气沉沉。但在君士坦丁这里，却可能还有一个原因：罗马城是传统文化的大本营，多神崇拜的势力太强也太顽固。
多神教夕阳西下，一神教旭日东升，你选哪个？
傻子也能得出结论。
但，有得就有失，有利就有弊，反过来也一样。希腊和罗马的多神崇拜也许不合时宜，却有可贵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