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同时,挺身而出希望救世的,也是士。这就是“先秦诸子”。其中,儒家代表文士,墨家代表武士,道家代表隐士,法家代表谋士,都是士的代表。只不过,他们的方案各不相同,甚至认为那世界无药可救。

同样是士,为什么有的“助纣为虐”,有的“救苦救难”,如此不同呢?

因为有“君子”,有“小人”。

 

 

君子与小人

 

 

君子与小人,也来自宗法和封建。

依照宗法制,贵族的次子和庶子,也可以“开宗立派”,只不过嫡长子立的叫“大宗”,次子和庶子的叫“小宗”。但依照封建制,天子的小宗却是诸侯,那可是国族的大宗。同理,大夫是国族的小宗,同时是氏族的大宗;士是氏族的小宗,同时是宗族的大宗。所以士可以“一妻一妾”。甚至士人的族如果庞大,他的次子和庶子,还能成为家族的族长。

但只要算一笔账,谁都清楚这世界上是大宗多还是小宗多。而且,只要贵族们的世代足够长久,族就会裂变,小宗的人数也会越来越多。这就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的特殊阶层——小人。

小人,就是“小宗之人”。

相反,嫡长子则总是贵族。诸侯的嫡长子是国君,大夫的嫡长子是家君。那好,周王的儿子是“王子”,公侯的儿子是“公子”,家君的儿子就是“君子”。这,倒是不论嫡庶的。甚至宗族的族长,由于“俨然君主”,他的儿子也可以叫“君子”,至少嫡长子可以。

君子,就是“君主之子”。(参见此图表)

这就是君子和小人的本义——大宗之子和小宗之人。这时,作为贵族,小宗之人也是“人”,地位至少比“民”高。民,是平民和奴隶。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天长日久,子子孙孙,贵族们那些庶子的庶子的庶子,就不但只能是小宗的小宗的小宗,甚至不再是“人”。低级贵族之小宗,更是如此。

这就产生了第二种含义:君子是贵族,小人是平民。

贵族与平民,是“阶级”,也是“等级”。由于是等级,后来又指“品级”,也就是君子高贵、高尚、高雅,小人粗俗、低俗、庸俗。原因也很简单:文化资源和教育资源不一样。君子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当然“三高”;小人甚至无法接受正规教育,当然“三俗”。

再后来,阶级的意义没有了,品级的意义也淡化了,变成了“品类”:君子是好人,小人是坏人。或者说,君子道德高尚,小人品质恶劣。阶级讲身份,等级讲地位,品级讲品位,品类讲品质,都是君子高,小人低。

这是君子和小人的第三种含义。

毫无疑问,这里面有歧视,却不等于没意义。意义是对士的。因为王之子是王子,公之子是公子。所谓“君子”,主要指大夫的儿子,即“家君之子”,也就是“士”。士,可是在贵族和平民之间荡秋千的。你自强不息,就仍是君子;你自甘堕落,就沦为小人。因此,必须树立君子之德,弘扬君子之风。尽管那最后的结果,不过是成为“精神贵族”。

然而这很重要。

事实上,有“精神贵族”,才有“贵族精神”。贵族精神不是摆谱、撒娇、端架子,而是高贵、自律、守底线,独立、自由、有尊严。为此,他们倒驴不倒架,可杀不可辱,宁肯杀身成仁,不肯苟且偷生。

这样的精神,是我们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

因此,正如不能没有中产阶级,一个社会也不能没有精神贵族。然而纵观中国历史,从先秦到唐宋,虽无中产阶级,却有精神贵族。但到明清以后,专制日盛,斯文扫地,精神贵族和贵族精神都日见稀缺,甚至被赶尽杀绝。中华文明的精神,可谓命悬一线!

但这是后话,现在还看西周。

 

◎周朝的宗法传承

 

 

算盘未必总如意

 

 

说起来,周天下其实算得上树大根深。

周的根,在农村。

这并不奇怪。周,原本就是农业民族。何况在邦国制度的框架下,诸侯的国,大夫的家,都是自主经营。大夫的财政收入当然来自采邑。诸侯的则不但来自全国,自己也会有一块自留地,就像天子拥有天下之外,还有一个周王国。周王国是实体。它是周天下的“中央政府”,同时也是“独立王国”。后来周天子被架空和颠覆,就因为他的王国每下愈况,综合国力不但不如诸侯的封国,甚至不如大夫的采邑。

采邑是周的“基层政权组织”,地位相当于后来的县,规模相当于现在的乡。采邑中有村社,大一点的或者还有庄园、牧场和森林。城堡之外的郊野,则是八户或十户农民编组耕种的井田。管理采邑事物的,是大夫的“家臣”。

家臣都是士。职位高的叫“宰”,是大夫的“大管家”。孔子的学生子路和冉有,便做过鲁国大夫季孙氏的宰。但这已经是春秋了。西周时期,家臣应该都是不能袭爵的“家君之子”。他们既然不能像嫡长子那样接班做“家君”,也就只好去做“家臣”,帮助父兄“齐家”。

这是合理安排,也是如意算盘。

我们知道,周天下其实很大。不要说远在天边的周王,就连大国的诸侯和大邑的大夫,距离子民也很远。真正在第一线接触民众的,就是家臣。所以家臣至关重要,然而君主们却大可放心。因为家臣是大夫的子弟,大夫又是诸侯的子弟,诸侯则是天子的叔伯、舅舅、兄弟、子侄、女婿、连襟、妹夫、丈人。这样的江山,岂非铁打铜铸;这样的政权,岂非稳如泰山?

至少,那根子也扎得够深的了。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

天算是什么呢?是日子久了,血缘就淡薄,关系就递减。这是自然规律。所以,用血缘和婚姻来维系政治联盟,可以奏效但不能持久。再大再和谐的族群也要分家,四世同堂就到了顶,接下来便是五世而斩。

何况周天下这个总公司原本就是虚的,实体是诸侯的国,后来还有大夫的家。实际上,从西周到东周,发展的趋势就是强枝弱干。不但诸侯变得尾大不掉,就连大夫也后来居上,请问那还能维持吗?

没错,凡事有利就有弊,算盘未必总如意。刀切豆腐两面光的事,是没有的。但始料不及的,是问题会出在家臣。

家臣有什么问题?

忠心耿耿。

奇怪!忠心耿耿不好吗?好。但家臣不是忠于国君,更不是忠于天子,而是忠于大夫。因为大夫是“家君”,他们是“家臣”。所以他们公开宣布“只知有家,不知有国”。最搞笑的是公元前530年,鲁国大夫季孙氏的一个家臣在宫廷斗争中站在国君一边,结果成了过街的老鼠。乡亲们讥讽地说:我有一块菜地,长的却是草皮。身为家臣而心系国君,太有才了你![2]

这可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是啊!原本希望“家国一体”,结果变成“家国对立”;原本用于维稳的手段,却变成最不稳定的因素,岂非莫大的讽刺?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家臣的理论。周公他们不是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吗?家臣的说法,却是“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何非君臣”。[3]封略,就是大夫的采邑;君,则是家君,也就是大夫,没诸侯什么事,更没天子什么事。这简直就是地地道道的“修正主义”。

哈!原来他们心目中的君臣关系,只存在于采邑之中。什么镇守边疆,捍卫王室,不过一句空话,甚至根本就是扯淡!

周公,你想得到吗?[4]

 

 

周公和孔子都不变态,

 

他们为青年男女的性爱留下了自由的空间。

 

三月三的中国情人节,演出了东周版的《花儿与少年》。

 

 

第五章

两个基本点

 


爱国贼

 

 

鲁国那个跟家君唱反调的家臣,叫南蒯(kuǎi)。

南蒯是季孙氏封地费邑的宰。照规矩,季孙氏把费邑承包给南蒯后,自己就不怎么管事,所以南蒯在那里当了三年老大。但,当南蒯决定背叛季孙大夫、支持鲁国国君时,费邑人却不干了。他们把南蒯抓起来,对他说:过去我等听命于先生,是因为忠诚于主上。现在先生有了那种想法,我辈却没有这等狠心。那就请先生另谋高就吧!您老人家的理想抱负,上哪儿不能实现啊!

众叛亲离的南蒯只好抱头鼠窜逃到了齐国,齐国倒也收留了他。

有一天,南蒯伺候齐景公吃饭。

景公突然端起酒杯说:你这叛徒!

南蒯不知景公是真是假,当时脸都绿了,一肚子委屈地辩解说:微臣岂敢叛乱,不过想强大公室而已。这可是爱国呀!

旁边的齐国大夫却反唇相讥:一个家臣,爱的什么国?你罪过大了去了![1]

奇怪!爱国有罪?

不。爱国无罪,但要有资格。诸侯爱国就是对的,因为他是“国君”。大夫爱国也是对的,因为他是“国人”。家臣爱国,则“罪莫大焉”。

家臣爱国,何罪之有?

僭越。也就是通房大丫头把自己当成了大老婆。

前面说过,封建是一种秩序。它确定的君臣关系和效忠对象,也是有层级的。具体地说,从上到下,天子之臣是诸侯,诸侯之臣是大夫,大夫之臣是士(家臣)。从下到上,家臣忠于大夫,大夫忠于诸侯,诸侯忠于天子。因此诸侯可以“爱天下”,大夫可以“爱国”,家臣则只能“爱家”。这就叫“礼”,也才叫“忠”。越级非礼而爱国,就是“爱国贼”。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齐景公只把南蒯叫做“叛夫”,算是客气。

那么,费邑的邑人,为什么可以反对他们的总管南蒯,越级忠于季孙氏?

因为按照邦国制度,天下只有一个,封区只有两级。封到采邑,就不再分封。家臣不是“君主”,只是大夫派出的代理人。邑人也不是家臣的臣,而是大夫的臣,即“家人”。他们的道德义务,是“忠君爱家”,不是“忠君爱国”。这跟季孙大夫的是非对错没关系,跟南蒯的政治立场更没关系。

礼,只认秩序,不管是非。

后果当然很严重。依照这个“忠君原则”,诸侯如果对抗天子,大夫就应该跟着对抗;大夫如果反叛诸侯,家臣也会跟着反了。周的灭亡,就因为此。

但是没有办法,因为是非讲不清。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怎么操作?

讲得清并可操作的,只有秩序。

秩序贯穿着邦国制度。井田是经济秩序,宗法是社会秩序,封建是政治秩序。这就一要“明差异”,二要“定等级”。井田制区分“公私”,于是有公田、私田;宗法制区分“嫡庶”,于是有嫡子、庶子;封建制区分“君臣”,于是有人、有民。人是贵族,民是平民和奴隶。这是“阶级”,三等。天子是超级贵族,诸侯是高级贵族,大夫是中级贵族,士是低级贵族。这是“等级”,四等。此外还有公侯伯子男,是诸侯的“爵级”,五等。

由此可见,秩序即等级。它就像井田一样形成序列,叫“井然有序”;就像阡陌一样条理分明,叫“井井有条”。事实上,等级分明的周社会,就是一块“井田”;秩序井然的周制度,则是一口“井”。周公和他的继承人,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挖井不止,终于挖得深不见底,单等我们跳下去。

这口“井”,就叫“伦理治国”。

 

 

好大一张网

 

 

什么叫“伦理”?

伦,是一个很晚才有的字。甲骨文和金文都没有“伦”。它的本字,应该是“仑”(仑),金文的字形像栅栏。后来加上单人旁,变成“伦”,有类比(无与伦比)、匹敌(精彩绝伦)、条理(语无伦次)等意思。

 

◎金文的“仑”(剌鼎)。


其实,伦,就是秩序和类别。如果没有,就叫“不伦不类”。但最重要的秩序和类别,是人类社会的,叫“人伦”。按照后来儒家的说法,人伦包括五种人际关系: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叫“五伦”。规范五伦的道理、法则和仪式,就叫“伦理”。

伦理的核心,是“名分”。

从字面上讲,名分就是名位和职分。说白了,则是一个人的社会身份和社会角色,以及相应的权利、义务和待遇。其中地位特别高的,还有爵号和车服等等,叫“器”。名和器合起来,叫“名器”。名不同,器也不同。比如祭祀用的礼器,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士三鼎二簋,都是鼎奇数,簋偶数。祭祀时的乐舞,天子八佾,诸侯六佾,大夫四佾,士二佾。祭祀穿的礼服,天子十二旒,诸侯九旒,上大夫七旒,下大夫五旒。旒(读如流),是垂在冕前面的珠串。士没有冕,也就没有旒。

名分,决定着待遇、规格、谱。

所以,传统社会的中国人极其看重名分。妻们固然会严防死守,小老婆也不能“妾身未分明”。比如《红楼梦》里的花袭人,是最早跟贾宝玉上床的。但因为没有“走程序”,结果便连妾都不是。

名分,简直就是“命根子”。

没有人可以不要名分。没有名分,就没有面子。面子是名分的标志,也是人的脸面,或脸谱。摆出来,就叫“摆谱”;有了它,就叫“有谱”。这就可以交往,可以“面对面”。否则,就“对不起”。[2]

难怪我们“死要面子”。

其实,面子可以要,也可以给。小妾“扶正”,副职“转正”,是实实在在地给;称小老婆为“如夫人”,芝麻官为“大老爷”,是客客气气地给。但无论虚名还是实惠,也无论是赠送抑或索要,前提都是你得认同伦理,看重名分。只要你当回事,所有程序便会启动。从此,你就成了电脑里的数据,任由纲常伦理的软件处理。

这是一张蜘蛛网,而且弹性很好。

能够逃出这张网的人很少。你出家?庙里有师父。你落草?山寨有头领。你自主择业?业内有行会。你浪迹江湖?江湖有门派。你不可能绝对一个人生存。只要归属于某一群体,那就要有名分。只要接受名分,那就仍在五伦。所以苏东坡“常恨此身非我有”,但发完牢骚,照旧回家睡觉。什么“小舟从此逝,江海度余生”,根本做不到,也没当真想过。[3]

这可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宗法伦理,将所有人都“一网打尽”。

得了便宜又卖乖的,是那只“蜘蛛”。

因此,尽管秦始皇憎恨封建,汉高祖厌恶儒家,却都不反对伦理治国。秦始皇的政策,是既要“依法治国”,又要“道德礼仪”,只不过把德和礼都纳入法。因此,他除了推行“车同轨,书同文”,还要求“行同伦”。汉高祖则在登基不久立足未稳时,便让儒生叔孙通重新制定了礼仪。此后,以纲常伦理为核心的礼乐制度,不但没有因为邦国变成帝国而被废除,反倒一直延续到清。

这绝非偶然。

 

 

便宜了谁

 

 

讨厌儒家的刘邦,后来确实尝到了礼治的甜头。

那是西汉王朝的建国之初,大乱虽平而天下未定,跟西周初年的局势几乎完全一样。只不过,追随武王伐纣的,是姬姓和姜姓的贵族,比如太公望、周公旦、召公奭,以及其他方国的豪酋。虽然他们在殷商眼里是蛮族,文化程度其实都不低,个个都是风流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