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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况封建也好，井田也罢，都是秩序。有秩序，就不乱。但光有秩序，还不足以“维稳”，因为秩序可以破坏。那么，周公及其继承人“维护封建秩序，防止社会动乱”的办法还有什么呢？
宗法和礼乐。
周人创意的新制度和新秩序，是一盘很大的棋。
一着不慎，也可能满盘皆输。
对士的忽略，就是隐忧。
第四章
天下为家
嫡长子
宗法制的核心，是嫡长子。
嫡，就是正妻。妻与夫相匹敌，所以叫嫡。妻生的儿子，就叫嫡子。嫡子当中，第一个生出来的，叫嫡长子。
与嫡相对的叫庶。
庶，有众多（庶众）、渺小（庶几）、庞杂（庶务）、卑微（庶民）等意思。物以稀为贵，多了就不值钱。庶的本义既然是“众多”，那就意味着“卑贱”。
不过，庶子的地位低于嫡子，却并不因为嫡子的人数一定少，而因为庶子的母亲人数多。嫡子的母亲是妻，只能有一个；庶子的母亲是妾，可以有若干。按照西周婚姻制度，贵族男子都可以有妻有妾。最低一等的一妻一妾，中高级贵族一妻多妾。这就叫“一夫一妻多妾制”。
一妻多妾，也是宗法制的内容之一。
那好，妾既然的人数既然众多，当然是“庶”。
事实上，妾这个称谓就带贬义。它的本义，是女奴。[1]最早，是女性战俘。战俘们要保命，只能做奴隶，于是“男为臣，女为妾”。原始的妾，很可能就是被胜利者随便占有的女人，而且仅仅因为她们是俘虏。那时，战俘可是没有什么人权的。
后来的妾，也一样。
依照“一妻多妾制”，妻妾的来历就不同。妻叫娶，妾叫纳。妻，必须门当户对，明媒正娶，才能与夫匹敌，也才能叫嫡。纳妾，则可以偷，可以抢，可以买，可以骗，还可以死缠烂打。因为妾不必有身份和地位。她可以是夫人的陪嫁，父母的丫环，青楼的女子，朋友的歌姬。因此，父母可以赏，朋友可以送，自己可以要，甚至霸王硬上弓。妾既然如此地来路不明，其地位可想而知。
也因此，这样一种制度，只能叫“一妻多妾”，不能叫“一夫多妻”。
结果，是她们的儿子也不平等。
实际上，不但庶子与嫡子不平等，嫡子与嫡子也不平等。地位最高的是“嫡长子”；其次是“次子”，也就是妻的其他儿子；再次是“庶子”，也就是妾的儿子。但他们的父亲却是同一个人，而且是贵族。如果父亲是周王，他们就是王子；父亲是诸侯，他们就是公子。王子和公子，也要分三六九等？
要的。原因，在继承权。
天子、诸侯、大夫，遗产很多。爵位、领地、财产、权力，这些都要有人继承。有权继承的，当然是他的儿子。因为天子的王族，诸侯的公族，大夫的氏族，跟全社会一样，都实行“父家长制”。这也是宗法制的又一个内容。但所有的儿子都来继承，却不行。有些东西比如财产，可以分。爵位和权力，就分不了，只能传给一个儿子。
这就必须立个规矩。
没有规矩，儿子们打起来，可就无法维稳了。
宗法制，就是立规矩的。
周人立的规矩，叫“嫡长子继承制”。说白了，它就是当时的“继承法”，只不过不是“民法”，是“礼法”。这是宗法制的核心和关键。按照这个制度，不但父亲的爵位和权力，就连父系家族的血统，都只能由嫡长子来继承。这就叫“宗法”。为什么叫“宗法”？因为族的第一代叫祖，第二代叫宗。决定谁是第二代（宗）的礼法，当然叫“宗法”。
宗法制规定，祖是什么人，可以不管。但从第二代开始，原则上就只能由嫡长子继承，除非没有。如果是嫡长子传嫡长子，一路传下来，不曾中断，那么，这样的传承就叫“嫡传”，这样的体系就叫“嫡系”，这样的血统就叫“正统”，这样的宗派就叫“正宗”。
这就是宗法三要素——
一、父家长制；
二、一夫一妻多妾制；
三、嫡长子继承制。
但，这跟封建又有什么关系呢？
好大一个家
关系就在所有的贵族都是世袭。
世袭，就有继承权的问题。爵位，却只有一个。所以贵族比任何人都重视宗法。依照宗法制，天子、诸侯、大夫，都只能传位于嫡长子。其他儿子，包括其他嫡子，连血统都不能继承。但这些公子王孙，毕竟都是“贵二代”，总不能撒手不管，让他们流离失所吧？
也只有一个办法：分封。
分封也简单。天子的嫡长子做了天子，他嫡出的弟弟和庶出的哥哥，就分出去做诸侯，或者留在王国做公卿。同样，诸侯的嫡长子做了诸侯，他的弟兄们就分出去做大夫。宗法制与封建制，严丝合缝，合二为一了。
结果是什么呢？
天下为家。
这也是必然的。首先，天子是“天”的嫡长子，所以叫“天子”。诸侯则是天子的兄弟，大夫又是诸侯的兄弟。虽有嫡庶之分，却总归是兄弟。大夫和诸侯，跟天子既然是这种关系，岂能不“四海之内皆兄弟”？
当然，这里说的是姬姓诸侯。但天子与异姓诸侯，以及姬姓诸侯和异姓诸侯之间，却有婚姻关系。比如姬姓与姜姓，秦国与晋国，就长期通婚，所以婚姻也叫“秦晋之好”。这样一来，天子、诸侯、大夫，不是兄弟就是叔侄，要不就是翁婿、郎舅、连襟、亲家。说到底，还是“一家子”。
这真是“好大一个家”。子女，就是广大民众；父家长，则是各级君主。因此，他们理所当然地被分别叫做“子民”和“君父”。这种称谓的起源已无从查考，但可以肯定直到明清还在使用，思想源头则在周。
不过，周天下这个“家”，是有层级的。周天子，是皇天上帝的“嫡长子”，也是天下子民的“总爸爸”。诸侯，是“二级爸爸”；大夫，是“三级爸爸”。小民则是“子女”，所以叫“子民”。子女也要“成家立业”。他们成的家，是“家庭”，一夫一妻，无妾。这些家庭也都有祖宗。以祖宗为统绪，家庭构成“家族”，“家族”构成“宗族”。这些宗族，从属和依附于大夫，构成“氏族”，大夫是氏族的族长。氏族从属和依附于诸侯，构成“国族”，诸侯是国族的族长。国族从属和依附于天子，这就构成了“民族”。这个民族在西周叫“夏”，春秋叫“华”，后来合称“华夏”。周天子，就是华夏民族的“总族长”。
难怪学术界普遍认为，华夏国家和华夏民族的正式形成是在周，只不过这国家和民族被说成或看成一个“巨型家族”。
同时，它也是“好大一个公司”。
周天下这个公司是“家族型”的，也有总公司和子公司。总公司叫“天下”，总经理是天子，董事长是天。因为天子的治权是天授的，天下的产权也是上天的。子公司叫“国”，董事长是天子，总经理是诸侯。国是天下的子公司，同时又有自己的子公司叫“家”。家这个子公司的子公司，董事长是诸侯，总经理是大夫。因为大夫之“有家”，来自诸侯的授权；诸侯之“有国”，来自天子的授权。上天授权天子，叫“天命”；天子授权诸侯，诸侯授权大夫，则叫“封建”，包括“封邦建国”和“封土立家”。
嘿嘿，三级所有，层层转包。
因此从理论上讲，天子有权收回诸侯的封国，诸侯也有权收回大夫的采邑。这也是有文献记载和文物证明的。当然，上天更是有权收回天下。只不过，那事儿可就闹大了。它在历史上，就叫“革命”。
革命，会发生吗？
会。
因为“公司”有问题。
姬周株式会社
周天下这家公司，有点像“株式会社”。
日文和韩文所谓“株”，是股权和股份，一股就叫“一株”。所以，株式，就是股份制；株式会社，就是“股份有限公司”。
显然，株式会社的株，不是守株待兔的株，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把周天下看作一棵“树”。井田，就是叶子；村社，就是花果；庄园，就是枝条；采邑，就是分枝；封国，就是支干；天下，则是主干。
哈哈！有这么一棵树也很好，大树底下好乘凉。
可惜树太大，也麻烦。
比方说，树大招风。
招风也是肯定的。毕竟，周人只是得到了“中国”。周边地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都是“风口”，谁知什么时候“风乍起”？一齐刮起来，更成了“龙卷风”。事实上，后来西周灭亡，平王东迁，就因为“西北风”。
看来，如果树大，那就必须根深。
所以，周代的统治者和思想家，跟日本企业家一样，都主张“和”，只不过中国讲“和谐”，日本讲“和拢”。日本人认为，从老板到员工，都应该把企业看作一个大家庭。为了避免家庭内部发生冲突，每个人都有责任“维稳”，有义务“维和”。这样才能“拢在一起”，长足发展，共同致富。这就叫“和拢经营”。
日本和韩国，是常常被看作“儒家资本主义”之成功范例的。这其实似是而非。没错，中华文明确实影响了日本和韩国，并被成功地应用于企业管理。但真正起到决定作用的，却不是“儒家思想”，而是“资本主义”，包括市场经济、契约精神、法治原则。至少，他们“产权明晰”。株式会社的资本，是股东们一株一株凑起来的。如果不想“血本无归”，那就必须“和衷共济”。
更重要的是，产权明晰，就责任明晰，权利明晰。大家都是公司的股权人，为公司奋斗就是为自己奋斗，谁不努力？
周天下却“产权不清”。
谁都知道，周天子的“资本”，其实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然而按照“君权天授”的理论，却被说成是“天命空降，直接下载”，因此“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样一来，全部股权便都是周王的，只不过分给了大家。分配的结果，是诸侯和大夫得到了“原始股”，士农工商得到了“技术股”。这当然也未尝不可。既然都是股权人，就应该同心同德，才能把自己的股份变成“绩优股”。
可惜这最终只是一厢情愿。
首先，姬周株式会社既不“生产”，更不“分红”。公司总部只知道收“管理费”，生存发展全靠诸侯的国和大夫的家“自力更生”。时间长了，谁干呀？
其次，这家公司也不“上市”。不上市又要分蛋糕，还都想多吃多占，就只有“窝里斗”，结果“外战外行，内战内行”。
更重要的是，你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请问有“授权书”吗？有“产权证”吗？没有。那好，我们打下的地盘，凭什么说是你的资本？我们创造的财富，凭什么说是你的股权？你能从皇天下载，难道我不能？你能把股权人从殷商变成周，难道我不行？不信革一回命试试？
于是到了战国，周天下这家股份有限公司，终于资不抵债彻底破产。
不过在西周初年，却没人想这些。毕竟，公司的破产要到五百年后。周人再有“忧患意识”，也想不到那么远。何况大家都吃了定心丸。嫡长子固然地位无法撼动，次子和庶子也都可以各奔前程。那就“和谐”吧！
但，这里面还是有问题。
什么问题？
天子诸侯的次子庶子可以再分封，大夫的呢？
重大失误
做不了大夫的贵族子弟，就做“士”。
士阶层的出现，是宗法制和封建制的必然结果。因为按照宗法制，次子和庶子不能袭爵；按照封建制，封到大夫就不能再封。因此，大夫的儿子如果没有继承权，就只有贵族身份，没有贵族爵位。
于是，这些无爵可袭的大夫之子，也包括家道中落的公子王孙，以及王室和公室的旁支远亲，便构成最低一级的贵族，叫做“士”。
士，在历史上极为重要。
重要性是逐渐显示出来的。如果说西周是王的时代，东周是诸侯的时代，春秋是大夫的时代，那么战国就是士的时代。那时的士，周游列国，朝秦暮楚，拉帮结派，合纵连横，演绎出一幕又一幕惊心动魄的活的戏剧。
秦汉以后，我们民族进入“帝国阶段”，废封建，行郡县，诸侯和大夫这两级贵族都被消灭。除了皇族，所有人都是平民。于是，士便成为平民之首，与其他阶层合称“士农工商”。从汉帝国到清帝国，官僚集团主要由士组成，甚至一度形成所谓“士族”。士，最终成为中国历史的主人，尤其是中国政治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的主人。
这并非没有原因。
首先，周代的士，是贵族，也有贵族的权利和待遇。权利包括祭祀权、参政权和从军权，待遇则低于王侯大夫，高于平民。比方说，婚姻，一妻一妾；祭祀，三鼎二簋；乐舞，二佾（读如异），也就是舞女两行。
但作为贵族，士“有权利，无权力”，最重要的是没有治权。因为天子、诸侯、大夫都有领地，比如诸侯有封国，大夫有采邑。这些领地，经过了授土、授民和授爵三大程序，因此领主不但有财权，还有治权。
士就没有领地，只有“食田”，也就是某块田地的赋税归他，但对田里的农民不能统治。而且，还必须担任一定职务，才有食田，食田不是他的私产。拥有“世职”（世袭的职务）和“世田”（世袭的田地）的，是少数。
越来越多的士，都只能“打工”。
这就要有本事。实际上，但凡士，都多少有些能耐。他们或者有武艺，可以做战士、保镖、刺客；或者有文化，可以做史官、智囊、文秘；或者懂经营，可以做管家、会计、经纪人；或者会方术，可以治病、疗伤、看风水、配春药、传授房中术。再不济，也能“鸡鸣狗盗”。
显然，周代的士，就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和“白领阶层”。他们地位不高不低，人数不多不少，能量不大不小，最适合培养为“中产阶级”。苟如此，就能形成巩固各级政权、维护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
然而周人最大的失误，就在这里。
从西周大封建开始，真正得到实权和实惠的，是诸侯和大夫。最后养肥的，也是这些“中上层贵族”。这对“中央”其实是不利的。因为诸侯和大夫越强大，天子就越虚弱。强枝弱干的结果，是周王室成为“皮包公司”，周天子成为“光杆司令”，最后连“橡皮图章”都当不成。
一并退出历史舞台的，还有“封建秩序”。因为诸侯可能强于天子，大夫也可能强于诸侯。子公司超过总公司，岂能不乱？只不过，春秋是诸侯架空天子，比如“五侯争霸”；战国则是大夫灭了诸侯，比如“三家分晋”。但无论哪一种，士都是帮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