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日本商人竹内藤因海难在北京旅居一年,著成《鞑靼漂流记》一书。书中这样描写清人的发式:“他们的人都剃头,把头顶上的头发留下来,分成三绺编成辫子。他们男子把唇上的胡须留下来,把下面的剃掉。无论是大官、小官和老百姓都一样。”
对于满洲“留头不留发”的标准发式“金钱鼠尾”,当时人也都有描述。
1648年七峰道人《七峰遗编》叙明末常熟福山陷落前后事,记载满人发式,是所谓“金钱小顶”。
1799年,日本宽政十一年,满清嘉庆四年,中川忠英于长崎访谈清国商人,出版了一本专门辑录清国人习俗的书《清俗纪闻》一书,其中《冠礼》卷的绘画中,一侧背站立的教书先生头顶蓄发,编一长辫垂于后背,其长度已达腰部,辫尾有发带系结。从这张实图上看,头顶蓄发,部位没有变,但面积已远不止于一个金钱大,而是足有4个金钱大,相当于一掌心的面积。
按照图上的式样同清初金钱鼠尾的情况相比,蓄发从一个金钱变成四或五个金钱,数量比清初增多是明显的,但是如果将剃发与蓄发相比较,剃发还是主要的,也就是说剃发占大部分,蓄发仍然属于少部分。
而再过100年,即在扬州十日200年后,清人的辫子变粗了,剃头面积变小了,由初期的金钱鼠尾式变成了今人所熟知的“阴阳头—半瓢”式。
陈登原《国史旧闻》中描述得:剃发,就是把额角两端,引一直线,依此直线剃去直线以外之发。现将清末发式与剃发令发式比较一下,结果令人吃惊地发现,两者虽是继承演变关系,但差别较大。
前者几乎将全部头发剃掉,只留脑后小手指细的结辫下垂。而清末则将大部分头发保留下来,结辫下垂,仅剃掉极少一部分头发。都是又剃又辫的发式,却给人以判若两人的印象。辫子和剃头是成反比的,这时的辫子已经简直比一条小蛇还粗!为什么会长粗?
遗老张钫《清末社会鳞爪》记载:清军“在打交手白刃战时,将辫子缠于脖项,借以避刀砍。所以军人的辫子较大,如发少则搭以假发,或加黑丝线,以壮其形态。”就这样,满清的辫子,经历了:鼠尾——猪尾——蛇尾的发展过程,才发展到我们今天认识的阴阳头的形态。
这种“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极端残暴的民族压迫政策,使外国人也无比震惊:“至今为止,用如此残忍的手段迫使一个民族放弃自己的风俗习惯,世界上还没有类似的例子。”(祖甫江孝男《文化人类学入门》)。
剃发易衣冠成了顺治年间社会矛盾的焦点。不仅激起了强烈新统区人民士绅的反抗,就连己然剃发的满洲忠顺之臣、甚至满洲贵族中也对此政策提出了疑议。然而满洲最高统治者推行剃发易服决心之大,态度之坚决,丝毫没有通融的余地。
顺治十一年(永历八年 1654),自顺治元年冬降清后,一直受到清廷最高统治者多尔衮、福临的信任,官居吏部尚书、内院大学士的复社文人陈名夏,因私下议论“只须留头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矣!”而被处以绞刑。
弹劾陈名夏的是早在满洲还没入关就已降清此刻已官居清廷内院大学士的汉臣宁完我,宁完我在奏疏中说,被弹者陈名夏“痛恨我朝剃发,鄙陋我国衣冠”“臣思我国臣民之众,不敌明朝十分之一,而能统一天下者,以衣服便于骑射,士马精强故也。今名夏欲宽衣博带,变清为明,是计弱我国也”。(《清史列传》陈名夏)
其实,苟且乞怜的陈名夏只是出于对主子的一片忠心,但他的私下议论却触犯了清廷的忌讳,拍马屁拍到蹄子上,所以被斩杀也在预料之中。
满洲统治者的全国统治确立之后,在满洲贵族内部,也有人就冠服问题提出疑义,要求考虑恢复华夏衣冠,但满清统治集团对内部的异议也坚决予肃整。
满清入关之前,文才极高曾甚受皇太极信任的满族文臣库尔缠因主张汉化终见恶于皇太极,被借故处死。同时,“衣服骑射,不可轻变”这也是皇太极早就告戒过满洲贵族们的“祖训”。
皇太极总结以前辽、金、元的教训认为:游牧贵族一旦从马背上下来,就很快淹没在汉化的潮流之中。所以,为避免自己的民族被“汉化”他们的装束绝不能改变,更重要的:胡服是骑射的必要,骑射又是武力精强的必需,武力精强才是一切殖民政权进行征服、奴役的根本保证!满洲统治者的心愿:誓死也要剃掉最后一个汉人的头发,誓死也要换下最后一件汉族的服装!
清廷在招降郑成功、郑经父子时,总提出以剃发、登陆为前提条件,郑方则坚持相反的意见,双方议论不决。
1662年,郑成功病故,郑经嗣立,向清廷提出仿朝鲜旧例的臣服方式,“不登岸,不辫发易衣冠”,清廷不许。到1680年,清王朝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已经完全确立下来,“反清复明” 也成了一句空话,清、郑双方还在为臣服的方式、辫子衣冠的问题争执不下。
最后,郑经提出,台湾全岛皆可剃发、换装,只有他一人不剃不换,清廷也仍不许。台湾军民最终没能保住汉式衣冠,1683年,清军入台湾,消灭郑氏余部,满洲贵族剃掉最后一个汉人头发的鸿愿终于“大功告成”!
在屠杀与抗争了三十七年之后,汉服最终从华夏的土地上消失。满服的长袍、马褂、瓜皮帽,再加一条金钱鼠尾的装束,就这么在刺刀、血泊中被固定下来。
满洲贵族为改换衣冠不惜痛下血手,因为他们十分明白:自己以明帝国“属夷”的身份来统治不论从经济、文化还是人数、地域上都远远高于他们的汉族,最重要的就是摧毁汉民族的民族自豪感与文化优越感,改换衣冠可以造成一种“同类化”的假象,避免汉人因“华夷之辩”“夷夏大防”引发“亡国之痛”与“故国之思”,从而保证自己的长久统治。
因此,满清在对待汉式冠服的政策问题上,没有任何可以商量的余地。这种深谋远虑决不会为一时的困难所动,更不会因血流成河屠刀卷刃而手软。(佚名《清初汉族人民反剃发斗争的悲壮昭示》)
满清政府转战烧杀三十七载,方才初步平定中国。有思想、敢反抗的忠勇之士几被***,留下的大抵是一些顺服的“奴才”,当剃发易服砍下了最后一个具民族意识和反抗精神的汉人的头颅时,就决定了在华夏上大上葬送的不仅仅是一袭衣冠!
我们不能以今天的立场上来评判古人,更不能以庸俗实用主义的态度歪曲历史。
17世纪的中国人还不可能“进步、超前”的“觉悟”到“超越民族正统论” “维护民族团结”之类的空洞之物;明代中国人对后金(清)的认识,不过是一个和自己仇杀过半个世纪的“鞑虏”,对努尔哈赤,明人始终以“奴酋”称呼之。加之清军入关之后的凶残、暴虐,传统上根深蒂固的“华夷之辩”,使得汉人不可能接受这样的外来政权。
尽管满洲贵族在武力上的成功可以暂时维持统治,但要汉人从心理上认同这样的异族政权,恐怕非常困难,而这样的心理上的隔膜、排斥,直接关系着满清王朝的政治前景。一想到3000万人敌视、仇恨的目光,满洲贵族和清廷统治者都不敢睡的太塌实。因此,必须致力于“同化”,获得汉人的认同,避免汉人因发式、衣冠的差异引发“华夷之辩”,产生“亡国之痛”,进而起来“驱除胡虏”。使自己重蹈蒙古人的覆辙。
剃发易服、杀人屠城之后,还必须销赃灭迹,这就有了满清政府的另一项重要“德政”—文字狱。
鲁迅先生对之亦有深刻论述:“文字狱的血迹已经消失,满洲人的凶焰已经缓和,愚民政策早已集了大成,剩下的就只有“功德”了。那时的禁书,我想他都未必看见。现在不说别的,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 (鲁迅《病后杂谈之余》)
史学巨擘章太炎先生论述说,“隆庆(明穆宗年号)以后,至于晚明,将相献臣所著,靡有孑遗矣 …由是观之,夷德之戾,虽五胡、金、元,抑犹有可以末减者邪!” 其目的是清楚的:“乾隆焚书,其阴骘不后于秦也。群之大者,在建国家、辩种族…曰:言语、风俗、历史,三者丧一,其植不萌。俄罗斯灭波兰易其语言,突厥灭东罗马而变其风俗,满洲灭中国而毁其历史。自历史毁,明之遗绪,满洲之秽德,后世不闻,斯非以遏吾民之发奋自立,且绝其由蘖邪?自是以后,掌故之守,五史之录,崇其谀佞,奖褒虚美,专以驾言狂曜,使莫能罪状己以阶革命,伟哉,夫帝王南面之术,固骘于秦哉!”(章太炎《哀焚书》)
著名历史学家吴晗也论述说:“在二百多年前,满清政府为了贯彻奴化政策,曾经严厉执行一个长时期的文化杀 戮,旧书新书凡是有涉及外族的地方,一律修改,有诋毁的地方,全书抽毁或禁行或全毁。现存的作者一被举发,充军,杀头,籍没连接一大套。留下来的成绩是一大部经过抽改,经过“消毒”(民族思想)的四库全书,一大套禁毁书目,和几万万被压迫人民的仇恨。 满清政府为什么这样做?因为它是少数民族,单凭一点有限的武力,和由这武力所缔构的穷凶极恶的专制政权,来奴役广大的人民。它害怕文化,害怕人民的民族思想,越想越怕,恐慌得不得了,才来这一手文化杀 戮。”(原载上海《民主周刊》
1946年第四十四期)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政权交替时代有过,但从来没有一个像满清统治者这样,彻底摧毁汉人的衣冠、服饰,彻底绞杀汉人的民族意识,从精神上到肉体上彻底把汉人弄成俯首帖耳的奴隶!满清统治者非惟酷毒暴虐、戾于刑杀;所“汉化”深者:工于心术而极力摧残汉人,尤其汉族士人之民族意识!较之前代的异族统治者,更加阴险、卑劣、刻毒!
对此,鲁迅先生深刻指出:“他们是深通汉文的异族的君主,以胜者的看法,来批评被征服的汉族的文化和人情,也鄙夷,但也恐惧,有苛论,但也有确评,文字狱只是由此而来的辣手的一种 …我们不但可以看见那策略的博大和恶辣,并且还能够明白我们怎样受异族主子的驯扰,以及遗留至今的奴性的由来的罢。”(鲁迅《且介亭杂文》买《小学大全》记)

国外相关记载

据当时(1854年)在华的英国军官伶俐(F·A·Lindley)在其《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一书中,对此评价说:"剃头和顶领衣冠,是占据封建王朝统治地位的满洲贵族,强加于汉族和其他各族人民的奴隶标记。"
同时,针对满清统治区和太平天国占领地区的中国人之间的外貌差异,伶俐对比说:“经过汕头、厦门、福州、上海等地。每到一地,我总是尽量跟本地人相处在一起。我发现他们都深深痛恶当前的统治者。一般人都把残酷、凶狠、口是心非归之于中国人的天性,其实这多半是由于邪恶的满清政府所造成的。这些人从婴儿时代起,就习惯于流血和酷刑的惨象.正象他们的祖先在最近两世纪中被鞑靼征服者所屠杀的惨象一样。统治者的无穷迫害使他们麻木不仁,堕落退化;剃发的奴隶标记使他们带着不自然的烙印;横恣暴虐的专制制度摧毁了并贬抑了他们的精神;他们的生命财产完全操在最卑鄙最无人心的官吏手里,操在只有贿赂可以动心的审判官手里;凡是反叛异族皇帝的非正义统治的人,按律是“千刀万剐”,凌迟处死,稍涉嫌疑就被砍头,牵连在反叛案件里的人一律格杀勿论:如果中国人沾染了通常是被压迫的弱小者所凭借的狡猾和欺诈,又有什么奇怪呢? ”
“许多年来,全欧洲都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荒谬最奇特的民族;他们的剃发、蓄辨、斜服睛、奇装异服以及女人的畸形的脚,长期供给了那些制造滑稽的漫画家以题材;同时,使中国人感到陶醉的闭关自守、迷信鬼神和妄自尊大,也经常激起了欧洲人的嘲笑和轻视。可是,在太平军中间,除了面貌之外,所有这些都已绝迹,甚至于他们的面貌似乎也有所改善;也许这是由于他们在身心两方面都摆脱了奴隶地位的缘故吧。”
“太平军和清政府奴役下的中国人之间的员突出的,最使外国人注意的对照,就是他们的外貌及装饰的截然不同。中国人向来被认为是面目愚蠢、装饰恶劣的民族;而使面容变丑的剃发不能不说是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之一。满清政府奴役下的任何一个中国人的面部都表现了蠢笨,冷淡,没有表情,没有智慧,只有类似半狡猾半恐惧的奴隶态度,他们的活力被束缚,他们的希望和精神被,压抑被摧毁。太平军则相反,使人立刻觉得他们是有智慧的,好钻研的,追求知识的。的确,根据双方不同的智力才能来看,——再不能有比这更显著的区别,——要说他们是同一国家的人,那简直令人无法想象。太平军是聪敏的、直率的、英武的,尤其他们的自由风度特别具有吸引力。你可以看见被鞑靼人所征服的中国人的奴颜婢膝;但是太平军纵使面对死亡,也部表现了自由人的庄严不屈的风度。”
“太平军起义前,中国的情况是极其可悲的:两百年来的暴/政压迫,显然消灭了这个国家的一切善良高贵的品德,满清人入侵的恶劣影响似乎完成了对于中国人的道德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全部破坏。”“这样,满清政府的排外政策还有什么奇怪呢?闭关自守是清政府的救星;他们的确知道他们的权力是建立在汉族奴隶的软弱愚昧和迷信退化之上。”
“满洲人的血 腥统治,他们的暴虐腐朽,他们篡夺中国王位的非法手段,这是大家所公认的。…自由和正义总是通过反抗暴虐统治而取得进展的,伟大的人民领袖也许是今天的叛徒,可是明天他们得到了成功他们就要成为时代的英雄和爱国者。”
“满洲统治者的这种残忍暴行继续了很多年,凡太平军所到之地,都浸透了无辜者的鲜血:不但参加革命者的家属全被屠戳,而且成千上万的人都以嫌疑处死。我们难道不记得野蛮的钦差大臣叶名琛的夸口么?仅在广东一省,他在一个月之内就杀了七万人以上!这些人都是和平的乡民,他们并没有犯任何罪(因为当时太平军距离广东很远),甚至也不知道株连他们的亲属,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只是一个满清官吏的屠杀成绩,试想:一批一批戴花领拖尾巴的满清屠夫,将要冷酷无情地屠杀多少生命?这批屠夫从来不敢在战场上抗拒太平军,纵使在深沟高垒之内,倘无外国人帮助也不敢抵御太平军,现在他们却被派来对这些男人的手无寸铁的妇女和家属,滥施可怕的报复行为了。”
“为了彻底消灭爱国情绪,满洲人强迫被征服的中国人剃去他们从古以来就作为珍爱装饰的长发,强迫他们垂辨,并采用鞑靼服装,违者处死。据说,宁死不肯忍受这种民族屈辱的人有千千万万。变更民族装束在一切征服手段中是最明显最能压制人的;这无疑是粉碎中国人民精神的有效方法。凡不肯忍受的就失去了头颅。”
“中国人在满洲人入侵之前是富足的。优裕阶级的住屋舒适而坚固。现在中国人已没有多少显著的财产,稍露财产迹象就成为政府官吏的勒索对象.从鞑靼人进入中国那天起,中国就不断地衰落下去,现在人民可以比作匍匐地上的牛马,有一天算一天地活着,最堕落的迷信使他们的智慧变得迟钝愚昧。中国在满清政府统治之下,各方面部显示了最悲惨的景象,一个民族不能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得到人的充分发展的景象.满洲人为了保持自己的皇位,决定了三个方针:第一、强迫每个中国人剃发垂辫,违者以叛逆处死。第二、凡秘密****者,作为叛国论.第三、清皇帝为了加深统治者与被治者之间的裂痕,甚至任其(官吏)搜刮民脂民膏,只要不致逼民***就以。”
“在清王朝的进展和维持时期,惨道屠戮的牺牲者之多,是欧洲人从来所不能思议的,虽然根据清人入侵以来不断发生的人民反叛和对人民所施行的屠杀的确凿记载来判断,这些被毁灭的生命是从亚历山大到鉄木真以来历罕见的。满洲人的野蛮统治是史无前例的;他们的残暴的酷刑,尤其施于反叛者的酷刑,以及他们所制定的刑律,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污点。”
“中国最俊美的男人和女人只能在太平军行列中看到,这是奇怪的事实。这也许是由于他们不同的服装和发式。”
“妇女摆脱了缠足的恶习,男子摆脱了剃发垂辫的奴隶标记,这是太平天国最显著、最富有特色的两大改革,使他们在外貌上大为改善,和在鞑靼统治下的中国人显出了巨大区别。”
“尤其使我感动的是他们(农民)都乐于留发,这是太平和自由的标记,跟满洲人及其强加在汉人身上的剃头蓄辩的奴隶标记恰成对照。”
“在农村,村民们同样蓄了长发,在新政体下生活的非常愉快。”
“中国的道德上的、社会上的和政治上的情况,几乎毫无希望地濒于险恶之境。全国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宗教制度都极需要加以摧毁.改造、重建和更新。但是,要寻找能够担起这种任务的有效力量却又使人感到了茫然和丧.政府腐 败,学者萎靡不振,上流社会卑鄙而懦弱,下层阶级则j忙于生存斗争,整个民族似乎都被缚住了手足。他们的道德力量陷于瘫痪,他们的智力才能陷于萎缩,他们的自由权利在专制淫威和荒淫无耻的势力之下被摧毁殆尽.政治上的腐朽暴虐,加以鸦片的流毒,磨灭了中国人的民族精神,使他们变成了无能的种族.但是在这种令人茫然沮丧的情况中,我们终于看到了目前的革命运动、革命的主要人物及其所达到的成就:看到这种情况是值得我们称的,我们要感谢上帝,使我们能够看到这种值得称庆的情况.”“太平军的行为则与之相反,他们的纪律的严明,成功的神速,以及对于人民的爱护,约束部属不得犯甚至在文明国家中也常有的各种罪,这一切措施都深深获得广大人民的爱戴。援军从四面八方涌来;一切地方起义军,一切被暴虐专制所迫害的人们,一切不满异族统治的人们,一切燃烧着爱国之火的人们,都奔集到天王的旗下。”

满清十二帝

努尔哈赤(满语的意思:野猪皮)、皇太极、顺治,他们祖孙三个最突出的“业迹”应该说是屠杀同族后更为疯狂地屠杀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用以实现殖民主义的民族压迫和奴役。
如有不服攻城后将全城人斩尽杀绝(屠城);给汉人 “编庄”,即是将汉人分给满族人当奴隶(比照他的祖宗金元时期有啥不同?不同也是有的,那就是努尔哈赤老贼尚未要汉人的‘初夜权’);精神上惨无人性的催残,实施剃发易服,留猪尾巴穿马蹄袖服;强占汉人的土地(圈地);抓汉人作奴隶(投充法);不堪□的汉人逃跑后被抓住要杀掉甚至祸及亲族与邻里(逃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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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雍正、乾隆祖孙三个最突出的“业迹”应该是“文字狱”。乾隆可算此三人之最,他在位63年间制造了130余起“文字狱”大案。不仅获罪者被斩首,而且要株连子孙,甚至整个家族同遭毁灭;有的追究死者,掘坟戮尸。
“文字狱”把人们吓得心惊胆颤,全国一片风声鹤唳。所谓的 “康熙词典”并非其本人笔墨。如今不是也有什么处长、局长,利用自己手中权势在他人的著作上签上自己的名字,这叫“文贼”。有人以为“四库全书”是什么 “国宝”,其实不尽然。
“四库全书”是集几千年来部分中华文化的一部巨型丛书。历时十五载,学者云集且鸿儒把关,收集古书3457种,可谓内容浩瀚,包罗宏富。但其文献来源除敕撰本、内府本外还有从全国各地征集来的图书。
值得注意的是在编书过程中,销毁了近3000种所谓的有“违碍”之书。就是说编“四库全书”仅收集古书3457种,而同时销毁了3000种古书,几乎是毁掉中华古书的二分之一!
我们不能不质疑:编“四库全书”的目的是什么?是要集中华文化之大成,还是要毁灭中华文化?销毁中华古书3000种,如此大量毁灭华夏文化,就世界范围而言任何一个野蛮的侵略者都是望尘莫及的,乾隆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了。
因此不能说编“四库全书”是乾隆的一大贡献,其实是中华文化的一大浩劫!也足以证明乾隆编“四库全书”其用心之险恶。也正是乾隆万劫不复之大罪!没有康熙乾隆,中华大字典、中华国粹经、史、子、集会有人整理的;正如没有哥伦布,新大陆照样会被发现!
一贯好显摆自己的康熙所组编的“康熙字典”,其中错误很多。到乾隆年间王锡侯不是因为指出《字贯》中的错误而惨遭文字狱吗?
直到道光年间由王引之作《字典考证》20卷,才纠正它的错误。可见《康熙字典》并不具有博而广的权威。一贯好卖弄自己的乾隆,也不是什么博学才子。他一生作诗两万余首,遗憾的很,没有一首被选入《清诗别裁集》、《中国文学史》、《明清文学史》其中,可见康熙乾隆之诗才如何?!
阎崇年(满族,研究清史)所以说康熙乾隆文才诗才如何出众,实乃其民族属性使然。
从嘉庆(1796一1820年)当皇上,经过道光(1821--1850)到寻花问柳沉溺酒色的咸丰(1851一1861年,高寿31岁),祖孙三代统治中国65年。到嘉庆年间仍然继续“圈地”。
此间仅皇庄就有1078个,占地35772余顷;和坤一家就占地8000余顷。此间吏治的腐 败己入膏盲。
嘉庆本身就见财起义,当时民间流传着“和坤跌倒,嘉庆吃饱”,这对一个极端自私自利的皇上的写照多么贴切呀!他继续坚持其祖宗的弊政一一文字狱。
有人在文章中说“视朝太晏”、“小人荧惑”便被处斩。
嘉庆特不得人心,就连给他做饭的厨子陈德都能起来剌杀他。结果陈德被凌迟处死,还株连陈的两个儿子,被处以绞刑。皇帝逼民,百姓岂能不反!所以白莲教、天理教起义。起义风火都烧进了清宫。
如果要说道光还作了一点有益的事,那就是他纠正了“康熙字典”中的错误。而他作的最大的事就是听信谗言撤林则徐的职,支持投降派,鸦片战争失败,签定满清第一个丧权辱国条约一一《南京条约》,将香港割让给英国,于是中国便步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使中国如此蒙受耻辱,清史专家阎崇年很可能忘记了!?因为他满脑子竟是这些“满贵”们的 “文治武功”。
谈到使中国蒙羞,咸丰比他的皇阿妈有过之而无不及。自然要超过他的皇阿妈,签了《北京条约》还要签《天津条约》,两个丧权辱国条约向英、法、美、俄支付了巨额战争赔款。这还不算他的“能耐”,他更“能耐”之处是他有三个皇后十二个妃子还不够用,他还下令宫监四处去寻觅汉女,以供其享用。
至于野史上说的什么“四春”“曹寡妇”就不细说了。阎崇年你怎么不“正说”说“细谈”谈:既便他的体格比努尔哈赤老贼还棒,他能受得了如此这般的折腾吗?所以他才31岁就翘辫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