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的儿子同治，自然，儿子要比老子更“能耐”。论读书“甚散”；论作文，“文思极涩”，“初稿几无一字可留”。他在位13年，只亲政一年。就这一年他还弄出那么大的“响动”：同日本订立《北京专款》，赔银50万两。为他自己‘玩’的方便，降旨修颐和园，需银1000万两。
宫内‘玩’不够还便服到宫外流连秦楼楚馆猛劲儿肇，招致性病；一个好端端的“皇上”长了一身杨梅大疮，仅仅苟延残喘了一十九岁就和他的老子一样翘辫子了!
光绪之所以当了皇上，是因为满清最大的卖国贼慈禧认为他好摆弄。他当了34年皇上，去掉读书和被囚禁，他仅主事十年。很多大事都是他姨妈最大的卖国贼慈禧帮他干的：
中法战争，不败而败；甲午战争，签定《马关条约》；俄国攫取东北路权，占领旅大；英国租借威海卫；法国取得广洲湾；慈禧领着光绪大战八国联军，终以签定《辛丑条约》而宣告大败。至此，中国处于被列强瓜分的危机之中。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一一戊戌变法，遭到顽固派卖国贼慈禧的阻挠和破坏宣告失败，维新派六君子被斩。导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最后以签定又一个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而宣告光绪历史时期结束。
宣统，溥仪是满清最后一个傀儡皇上。在他当上皇帝的那一刻自己就说了：“我要回家，我要回家。”其父也如实地告诉他：“就要完了，就要完了；完了，我们就回家。” 尽管溥仪还是一个吃奶的孩子，然而，他对其祖宗“龙脉”的予言还是很准的。
未过三年，称凶260余年的满清王朝在全国一片“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呐喊声中灭亡了。一贯喜欢玩猫、玩狗、玩蚂蚁的溥仪，面对从龙椅上被赶下来的严酷事实，心里不仅不是滋味并且空落落的。怎么来填补内心的空荡呢?于是他便当起了三只手，故宫中文物国宝让他盗个干净。
尽管偷了价值连城的国宝还是满足不了他那基因中固有的无极限的占有欲。于是在封建余孽张勋的导演下，溥仪又坐了十二天龙椅。辛亥革命的铁拳又一次将他打落下来扫地出宫门。可他还是不干心，于是他带着满清的遗老遗少（但愿这其中没有阎崇年的亲人），在日本驻屯军司令官的帮助下潜赴旅顺等地，终于回到他的祖藉一一东北长春，认日本人为他的亲祖宗，给日本人当儿皇帝一一满州帝国皇帝。
溥仪的杰作是“日满协和”“满蒙一体”。溥仪们的心中只要能保障他们继续骑在中国人汉民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头上作威作福，屙屎屙尿实行民族压迫与奴役，不管是西方的或是东方的认谁当洋爸爸都行。总之一句话，就是不把自己看作是中国人，他始终与中国人为敌。
所以，在他的亲祖宗日本被中国人民打败时，溥仪还是不想向中国人民认罪投降，而是千方百计的逃往他的祖宗之地日本。是苏联红军将他逮个正着，他才不得不向中国人民认罪服法。
从老贼努尔哈赤到他的子孙，从他创建的后金到整个满清王朝无不是恶贯满盈的一类匪帮。
在满清宰割下的260多年，由一条罪恶的黑线一一各民族不一律平等，民族压迫和奴役贯穿始终。这条恶政黑线就是施行殖民主义式的统治和民族压迫!!
阎崇年对满清的罪恶只字不提，却为了美化满清十二帝较尽了脑计用尽之词，千方百计地往满清的脸上贴金，这不是为满清翻 案难道还有第二种解释吗?
本文转自铁血论坛
满清十二帝各自又都作了哪些丧天害理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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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进化
当时西方传教士南怀仁看见满清统治下，科学技术在中国残败没落，甚至过去明朝已经取得的成果都丧失掉，实在看不下眼去，于是他把过去明朝翻译编写的大量科技著作加以汇编整理，并略微补充了一些他自己的翻译和著作，编成《穷理学》，想呈现给康熙，并加以刊行流传。
说起南怀仁，确实是传教士当中的异类，和其他传教士不一样，他并非把科学仅仅当成传教的手段，他本人就对科学技术有非常浓厚的热情兴趣，而且有相当的才能。关于他的贡献作为，在下面还会介绍。
现在单说他的这部丛书，这部书本身也不是他的新著作，主要还是明朝翻译出版的书籍的汇集综合，按照他的想法，明朝的崇祯皇帝能热心鼓励赞助的书籍，他现在又加以整理汇总，让康熙过目一下，然后“镂板施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毕竟明朝的崇祯组织人力对西方科技进行有组织有系统的大规模翻译研究，现在不必要求你满清再去这么做，那至少把过去已经做好的东西加以整理保存发扬流传，总不是太难的事情吧。
然而他，却真的是热脸贴了冷屁股，碰了一个大钉子！愚昧到极点的康熙，也确实呢看了或者说翻了这部书，然后怎么样呢？他就把书很轻松很仁慈地发还给了南怀仁！
在《康熙起居注》中有这样的记载：“
上曰：‘此书内文辞甚悖谬不通’。
明珠等奏曰：‘其所云人之知识记忆皆系于头脑等语，于理实为舛谬。’
上曰：‘部复本不必发还南怀仁，所撰书著发还。’
”
就这样，《穷理学》这套完整汇集了西方科技译著的丛书，就因为康熙的愚昧，没有被刊刻，不仅没有刊刻，而且也没有能完整保存下来，只剩下残本，而残本中一大部分都是1627年明代李之藻和耶酥会士傅泛际开始合作翻译的《名理探》。
说起来写《康熙起居注》的那些御用奴才和文人们，留下这段记录，本来是想作为康熙如何英明睿智的证据，现在却反成了康熙等满清主子奴才愚昧而又无耻嘴脸的标本，这大约是他们所万万想不到的吧。
这里提到的所谓“于理实为舛谬”的“知识记忆皆系于头脑”，其实在明代知识分子那里，已是接近常识了。
比如崇祯元年进士金声（后在隆武元年被清兵俘虏，不屈而壮烈殉国），精通西学，曾经说过“人之记忆皆在脑中，小儿善忘者，脑未满也；老人健忘者，脑渐空也” ，明末思想科学巨人方以智（明末四公子之一，崇祯十三年（1640）进士，曾受邀担任南明内阁大学士，被清兵俘获，不屈服，削发为僧，在康熙十年，被满清统治者抓捕，在“惶恐滩”——就是文天祥北上抗元路过，所写诗句中“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中的惶恐滩——毅然自尽而死）的《物理小识》中也明确提到“人之智愚，系脑之清浊”。
可笑的是，明代人早就知道的科学常识，到了满清主子奴才那里居然就变成了“于理实为舛谬”！
1629（崇祯二年），崇祯皇帝亲笔批准了徐光启提出的宏大的修历计划，并且要求他“广集众长，虚心采听，西洋方法不妨兼收，各家不同看法务求综合。”
徐光启奉崇祯皇帝旨，在钦天监开设西局，又于1629年-1634由徐光启，李之藻，李天经，先后以以西法督修历法。其间任用汤若望（德），罗雅谷（意），龙华民（意），邓玉函（德）等修成《崇祯历书》共46种137卷。
《崇祯历书》并非如某些人顾名思义想象的那样，仅仅是一部历书。更确切的说，这是一部在崇祯皇帝为首的明朝政府支持下修纂的一部引进西方数学天文知识的大型丛书。
在徐光启“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这个思想原则指导下，明朝政府开始了对西方的数学工程等书籍进行有意识有目标的大规模翻译。在徐光启看来，这些工作已经并非仅仅是为了修历本身，他说“事竣历成，要求大备，一义一法，必深言其所以然之故，从流溯源，因枝达本，兼能为万务之根本”
说的很明确，最后的目标是能成为万务之根本。
《崇祯历书》正是按照这样的目标来编写的，它被分成了基本五目。
第一，法原，这是基本理论，包括数学，天文，宇宙观等各方面的基本理论
第二，法数，这是天文学、数学用表
第三，法算，天文学计算所必须的数学知识，主要是球面三角学和几何学
第四，法器，天文测量仪器和计算工具
第五，会通，中国的传统方法和西法的度量单位的各种换算表。
正是为了实现“一义一法，必深言其所以然之故，从流溯源，因枝达本”，作为基础理论部分的“法原”，占据了最主要最核心的部分，共有40余卷，占全丛书的1/3。这在中国历代修历法中是绝无仅有的
崇祯历书采用了西方第谷天体运动体系和几何学的计算系统，引入地球的概念，以及地理经纬度，引入球面三角形，区分冬至点和日行最速点，引入蒙气差校正，采用黄道圈为基本大圆的黄道坐标系统，采用欧洲通行的度量单位
在崇祯历书中《大测》、《测量全义》、《割圆八线表》、《八线表》、《南北高弧表》、《高弧表》引入球面三角学和平面三角学，《比例规解》《筹算》引入两种计算工具，和过去徐光启、李之藻等人翻译的《几何原本》《同文算指》《圆容较义》已经把西方数学中几何，算术，计算工具等基本内容系统传入了中国，而且这些工作中一大部分是在官方有意识的组织下进行的。
《崇祯历书》所达到的成就，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最先进的。过去常常有一种说法，说《崇祯历书》仅仅引入了第谷体系，而没有引入当时最先进的哥白尼体系，其实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明朝政府所组织编写的这部《崇祯历书》是真正做到了崇祯皇帝所说的“西洋方法不妨兼收，各家不同看法务求综合。”
江晓原把《崇祯历书》称为是当时西方天文学的百科全书，关于《崇祯历书》和当时西方最先进的哥白尼学说的关系，他有一段话，引用如下：“
“…《崇祯历书》不采用哥白尼学说，而是利用第谷的体系。讲这些话的人，他们大概从来不看《崇祯历书》的。《崇祯历书》里面大量引用了哥白尼《天体运行论》中的章节，还引用了很多图。所以《崇祯历书》对哥白尼学说应该说没有偏见。”
“哥白尼的体系，从精度上来说可能是当时几个竞争者中最差的，因为哥白尼本人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观测者，而第谷他是一个的极其优秀的观测者，他关于仪器的刻度、误差方面在当时欧洲做得是最好。它的体系在实测和理论推算之间的吻合上是做得最好的。”
“《崇祯历书》为什么不采用哥白尼体系，因为在当时哥白尼体系在理论上、实测上都还不很成功。因此当时的天文学家对哥白尼学说持怀疑的态度是很正常的。我们今天熟知的地球绕太阳转的证据，是到了18世纪才最终被发现的。我们今天相信哥白尼是对的，但是那个时候证据还没有被发现。所以《崇祯历书》采用了第谷的体系。《崇祯历书》对一些欧洲重要天文史上比较重要的学说，包括哥白尼的学说，都做了介绍，并且把哥白尼作为欧洲历史上最伟大的四个天文学家之一。”“从精确程度上来说，当时是第谷体系最好。但是他们对哥白尼并没有偏见。按照今天的看法，有的人觉得他们给哥白尼的地位太低，但是以客观的立场来分析的话，他们的态度应该说还是实事求是的，是恰当的。”
崇祯时期的徐光启，竺可桢曾经把徐光启和英国的学者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做了一个比较，认为徐光启丝毫不逊色于这位英国大学者,在许多方面还超过了他.《科学译著先师——徐光启》的作者王青建对此作了分析，现摘录如下：
“两人生活于同时代，徐光启小培根一岁，又比培根多活了七年；两人同为科学思想史上的一代开创者，又都向往着新的科学时代的到来；巧合的是两人都做过高官。…培根是首创近代归纳法的大师，把经验从一向受人鄙视，受贬抑的卑贱地位上升到一种科学原则，…但他不能很好理解数学语言的重要性；而徐光启却演绎推理鼓吹推广到一向只重视经验归纳传统的中国，并且特别把重点放在数学语言上，认为这才是一切科学的基础。两人都强调科学实验，但徐光启本人就是大科学家，亲自进行观察和实验，…徐光启在实验科学的具体贡献是培根所不能比拟的，尤其是他对数学的重视和运用更远远超过了培根。…事实上，徐光启的科学思想和方法论远远超过了西方传教士之上。当时西方‘传教士的科学正是似法非法，似理非理的东西’，但徐光启却深刻的提出了科学必须其中有理、有义、有法、有数，‘理不明不能立法，义不辨不能著数’，这样的思想正和近现代科学的思想吻合”
也许有人觉得这样的比较，过于夸大徐光启的地位和作用，但你看了下面的内容，就会明白，这半点都没有夸大！！
徐光启在崇祯二年（1629年）七月二十六日，给崇祯皇帝上奏折《条议历法修正岁差疏》，论述了“数学和其他科学的关系，数学在生产实践中作用”，他是把数学作为其他一切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的基础来看待，这比马克思恩格斯论述数学在自然科学中的作用早了几百年。徐光启列出了十条（转引自《徐光启研究论文集》第40页）
第一，数学是天文学，气象学的基础。“利用数学可以计算日月无星的运行，从而推测晴雨水旱”
第二，数学是机械工程学的基础，“精于度数，能造作机器，力小任重”，制作各种机械，“以供民用，以利民生”
第三，数学是测绘学的基础，“天下舆地，其南北东西，纵横相距，纡直广袤，山海原野，高深广远”，都可以用数学方法测绘，“道里尺寸，悉无谬误”
第四，军事学：数学可以用于“兵家营阵器械及筑治城台等”，“精于其法，有裨边计”
第五，建筑学：“营建屋宇桥梁等，明于度数者力省功倍，且经度坚固，千万年不圮不坏”
第六，财政、会计学：数学对“官司计会”，颇有用处，“理财之臣，尤所急需”
第七，水利学：用数学，“度数既明，可以测量水地。一切疏浚河渠，筑治堤岸，灌溉田亩，动无失策，有益民事。”
第八，医药学：使用数学，“因而药石针砭，不至误差，大为生民利益”
第九，音律学：“明于度数，即能考正音律，制造器具（乐器）。”
第十，计时：掌握了数学力学原理，可以“造作钟漏，以知时刻分秒”，“使人人能更分更漏，以率作兴事，屡省考成”
《明末清初的格物穷理之学》一书说“此‘十事’涉及自然现象的研究、社会现象的研究和工程技术，就当时，无论中西方都未形成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学科的分化。徐光启能陈此十事相当不易。有学者认为，这是比培根在《新大西岛》中所作理想研究更现实、弘通的知识体系的划分”
徐光启的这个奏折，得到了崇祯皇帝的积极反应和支持，他下旨批示“度数旁通，有关庶绩，一并分曹料理”。但是不幸的是当时明朝只过了十几年就灭亡了，这么短的时间内，徐光启的设想是无法在全国上下全面展开的。
尚智丛说：“徐光启提出的“格物穷理之学”核心就是以数学的演绎推理和数量计算来探求客观事物的规律，具有近现代科学的特征，酝酿着近现代科学的倾向，他把数学做为科学发展的基础地位，在这里他比伽里略等近代科学先驱更高明。
他希望借助演绎推理，寻求事物的数学规律，形成“有理，有义，有法，有数”，使中国的科学思想在质上迈进了一大步”
徐光启开创的“格物穷理之学”在当时有李之藻，李天经，孙元化，王徵，其后又有方以智，王锡阐等发扬，但结果却没有在中国产生近现代科学，我认为根本原因在于满清的统治所造成的文明的毁灭割裂。满清的黑暗统治下，这样以数学为基础，全面发展科学的设想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难怪有人为此激愤的说道：“落后的建州女真贵族，在取代朱明政权，统一中国以后，为了维持他们的一小撮人的部族野蛮统治，直到预备立宪的末日，始终处心积虑遏止全社会的进步。在经济政策上，从疯狂破坏生产转到恢复小农经济，已经是皇恩浩荡了，过此再也不肯前进一步，生怕经济的继续发展超越他们的控制能力，就会直接威胁他们的统治。在思想领域里，用高压手段禁锢学术发展，使得全国读书人都俯首帖耳，唯命是从，不敢稍有立异，干犯禁忌，触及刑网。清朝统治者方以此为得计。徐光启的企图取代封建制度的政治、经济、学术主张，当然不可能为竭尽权利维护其野蛮统治的清王朝所采用。”
“培根死后不过三四十年，他的理想研究院在英国就以1660年（顺治十七年）成立皇家学会而实现。随之而来的，是工业革命和生产大发展。而徐光启的“度数旁通十事”的拟议，在当时，虽然得到了崇祯皇帝的积极支持和响应。但随着明朝政府的灭亡，满清空前残暴黑暗统治的建立。这样的规划，一搁置就是三百年，不能在促进生产上发挥作用。在明朝时期同步于世界发展的中国，经过满清的反动统治，远远落后于世界生产的先进国家，终于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徐光启的不幸，也是中华民族的不幸”（摘引自《徐光启研究论文集》第23页）
鲁迅文集：
对我最初的提醒了满汉的界限的不是书，是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的头，这才种定了的，到我们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了血史。
民国元年以前稍不同，先是说康党，后是说革党，甚至于到官里去告密，一面固然在保全自己的尊荣，但也未始没有那时所谓“以人血染红顶子”之意。可是革命终于起来了，一群臭架子的绅士们，便立刻皇皇然若丧家之狗，将小辫子盘在头顶上。革命党也一派新气，——绅士们先前所深恶痛绝的新气，“文明”得可以；说是“咸与维新” 了，我们是不打落水狗的，听凭它们爬上来罢。于是它们爬上来了，伏到民国二年下半年，二次革命的时候，就突出来帮着袁世凯咬死了许多革命人，中国又一天一天沉入黑暗里，一直到现在，遗老不必说，连遗少也还是那么多。这就因为先烈的好心，对于鬼蜮的慈悲，使它们繁殖起来，而此后的明白青年，为反抗黑暗计，也就要花费更多更多的气力和生命。
文字狱的血迹已经消失，满洲人的凶焰已经缓和，愚民政策早已集了大成，剩下的就只有“功德”了。那时的禁书，我想他都未必看见。现在不说别的，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
他们（满清皇帝）是深通汉文的异族的君主，以胜者的看法，来批评被征服的汉族的文化和人情，也鄙夷，但也恐惧，有苛论，但也有确评，文字狱只是由此而来的辣手的一种…我们不但可以看见那策略的博大和恶辣，并且还能够明白我们怎样受异族主子的驯扰，以及遗留至今的奴性的由来的罢。
《前锋月刊》上用大号字题目的《黄人之血》的作者黄震遐诗人，不是早已告诉我们过理想的元帅拔都了吗？这诗人受过傅彦长先生的熏陶，查过中外的史传，还知道“ 中世纪的东欧是三种思想的冲突点”，岂就会偏不知道赵家末叶的中国，是蒙古人的淫掠场？拔都元帅的祖父成吉思皇帝侵入中国时，所至淫掠妇女，焚烧庐舍，到山东曲阜看见孔老二先生像，元兵也要指着骂道：“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 ’的，不就是你吗？”夹脸就给他一箭。这是宋人的笔记里垂涕而道的，正如现在常见于报章上的流泪文章一样。
贼"、`虏"、`犬羊"是讳的；说金人的淫掠是讳的；`夷狄"当然要讳，但也不许看见`中国"两个字，因为这是和`夷狄"对立的字眼，很容易引起种族思想来的
“不亦快哉！”——到了一千九百十一年的双十，后来绍兴也挂起白旗来，算是革命了，我觉得革命给我的好处，最大，最不能忘的是我从此可以昂头露顶，慢慢的在街上走，再不听到什么嘲骂。几个也是没有辫子的老朋友从乡下来，一见面就摩着自己的光头，从心底里笑了出来道：哈哈，终于也有了这一天了。
明代的知识分子和官员普遍都有宏大的眼界，开阔的胸襟。从明代正德嘉靖年间一直做到兵部尚书的王廷相就已经在<慎言.五行>中说
“天,一也;天下之国,何啻千百,天象之变，皆为中国之君谴告之，偏矣。以为千百国皆应之，而国君行政之善恶，又未必一日月而均齐也”
王廷相这里却明确提出了“天下之国,何啻千百”，而中国只不过是这千百个国家中的平等一个，认为如果天象之变都“为中国之君谴告之”，那就“偏矣”，也就是说那就是老天太偏心了，何以单独照顾中国呢？
这样的观念可以说明当时明朝的知识分子对于对于天下的认识已经相当开阔，眼界已经相当的宏大。不再把目光仅仅局限在中国本土，而是确切认识到中国不过是世界许多国家中的普通一个而已。
再看看艾儒略记载的明朝内阁首辅叶向高的事迹，当时利马窦死后，明朝政府赐予葬地“时有内宦言于相国叶文忠（叶向高）曰：‘诸远方来宾，从古皆无赐葬，何独厚于利子？’，文忠公曰‘子见从古来宾，其道德学问有一如利子者乎？如无论其它，即其译《几何原本》一书，即宜钦赐葬地’”明朝的内阁首相如此看重几何原本，可见胸襟见识不凡
再拿一个有代表性的，明末著名的反清志士，和满清不共戴天逃亡日本的朱舜水说“世人必曰：‘古人高于今人，中国胜于外国。’此是眼界逼窄，作此三家村语。”（《与陈遵之书》）这又是何等豁达，是何等自信开放的胸襟。
李申在《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说的好，明朝“没有人号召‘师夷之长’，因为根本用不着号召。明朝人对待各种技术的一般态度是：只要好，我就用，不管它来自哪里。”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心态，尽管当时西方殖民者多次侵略骚扰中国，被中国军队打败，但明朝政府依然能够积极的向被自己打败击退的敌人身上学习好的东西
正德十六年，明朝政府下令将占据屯门的葡萄牙人驱除.明军当时的将领是汪鋐，葡人被打的溃不成军，死者狼藉，很多人被明军俘虏，就连从暹罗开往中国的葡萄牙船只也大部被捕获．剩下的葡萄牙人眼看要全军覆没，只得连夜溃逃而去．汪鋐在屯门打败了葡萄牙人之后，缴获了许多葡萄牙人使用的枪炮．他马上上疏给明朝政府，认为这个兵器发展的潜力很大，威力很大，要求大量仿制改进并装备部队．明朝政府马上听从了汪鋐的建议，并提升汪鋐为右都御史，专门负责这件事情．以后明代的火器基本上都是相当敏锐的紧跟整个世界的动态，一发现最新式的火器，马上就是不遗余力的大规模仿制和改进，并且自身独立研制和创造的火器的能力也在不断增长，到最后无论在火器的研制还是火器的装备规模上已经有反超西方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