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地说，在十八世纪，尽管布道团处于商队或临时使团的附庸地位，但真正收集了对沙俄有使用价值情报的还是布道团成员。不过，前面说了，当时布道团情况很糟糕，神职人员的品德和知识水平相对很低。就算是派遣的学员，也好不到哪里去。整个十八世纪，沙俄一共向北京派遣了26名学生，可是，后来成为汉学家的寥寥无几。而且，还受天赋和个人兴趣的影响。例如，第二届布道团学员列·罗索兴（1707-1761），1729年来华，在北京学习和居住了11年。他是十八世纪俄罗斯驻北京布道团为数不多的杰出学生之一。应该说，他是第一个像样的汉学家，也算第一位给沙俄提供了有关中国基本情况的真实情报的人。1739年，罗索欣开始了大规模的翻译工作，翻译满语文献《八旗通志》，这项工作一直到他回圣彼得堡时还在继续，最后和阿列克塞·列昂季耶夫一块完成。这是有关满清发家繁盛的基本历史线索，是有关满清经济政治军事等各方面情况的最详尽，最真实的资料。不过，罗索欣最大的贡献还是获得了汉语中国地图，并且把其中的地名音译成了俄语。地图由朗格于1737年带回俄罗斯，根据郎格的报告，罗索欣受到了嘉奖，升为准尉，工资也提高到150卢布一年[17]。真可谓升官发财了。由此可见沙俄对获得有关中国情报之迫切了。他留下大约30多种手稿。其中有两部著作对沙俄政府来说，应该是很重要的。一部就是《1730年京报摘抄》[18]，另外一部就是《1735年各省钱粮登记册》[19]。后一种手稿收集了满清当时有关土地征收税、田税、人头税、典契税等各种材料。这是沙俄政府当时想弄清楚的。从罗索欣的手稿可以看出，他对几乎所有中国问题都感兴趣。例如，他在北京跟一个中国人学习作烟花鞭炮，写了一篇很短但内容丰富的文章[20]。
还有，1741年，据说列勃拉托夫斯基商队回国时，特意垦清满清政府将在北京布道团学习的学生弗拉迪金及贝科夫二人顺带回国。原因就是“他们向领队提供了一些相当重要的秘密情报，这些情报对俄罗斯帝国很有利”[21]。可惜，究竟是些什么情报，档案没有记载。
除了罗索兴外，这段时期值得一提的布道团人物还有A·列昂季耶夫（1716-1786）。第三届布道团学员。他的著作十分丰厚，“俄国当时出版了120种有关中国的书籍和论文，其中有20种书和2篇论文是列昂季耶夫完成的”[22]。从本质上来说，他的汉学研究主要是资料翻译，也就是“情报收集”。最主要的如：《雍正朱批谕旨》，可以了解中国政府最高层办事的原则和作风；《大清会典》，就是1781年应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谕旨而翻译的，以从中吸取统治的经验；就连他翻译儒家经典《大学》、《中庸》等都是当时沙俄国内政治稳定的需要等等[23]。由此也可以看出，沙俄需要的有关中国的情报，除了现实需要外，还包括可以借鉴历史经验的需要。这也许就是俄罗斯汉学学术和情报双重特性的原因。
由于十八世纪末，商队贸易终结，在俄中关系格局中，布道团的地位自然相对提升。沙俄政府的注意力开始正式转向布道团。但是，鉴于布道团糟糕的现实情况，不改革就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于是，从十八世纪末开始，陆续对布道团进行了一些缓慢但有效的改革。这种改革并非一步到位，而是步步为营，经历了相当长一段时间。这些改革措施开始于第八届布道团（1794—1807），结束于第十届布道团（1821-1830）。具体改革措施如下：
第一，从1794年开始，将布道团监督官的设立制度化。监督官代表沙俄政府，“一般由外交部官员兼任，其责任在于过问运输队伍的组建，保证食物和宿营，与满清在蒙古和中国境内的官员谈判。担负为布道团而拨的所有款项的随带。除此之外，监督官还要担负起在满清首都的一切外交使命。护送布道团的哥萨克队伍也由监督官指挥”[24]。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俄罗斯驻北京布道团设立监督官一职，除了以上这些职能之外，还有另外一项职能，就是对布道团内部成员进行监督。这方面职能在当时情况下，显得更加重要。关于这点，这回满清理藩院倒是明白。1795年，满清理藩院在一封致沙俄枢密院的信函中就说“现据前来监督俄罗斯人等之贵国武官瓦·古穆诺夫函称···”[25]，这里明确称“监督官”是来监督住在北京的俄罗斯人的。事实上，自从设立监督官以后，布道团的内部管理状况稍加好转。原先那种糟糕的情况到第九届布道团之后，就基本上不存在了。这和监督官的设立有一定关系。但是，应该说，影响有限。因为监督官并不长期和布道团居住在北京。只是送新接旧之间很短的一个时期居住在北京。
布道团的监督官是1736年从第三届开始设立的。但是，没有制度化。真正制度化是从1794年第八届布道团开始的。这届监督官为瓦·伊古姆诺夫。目前没发现有什么详细资料记载其人的活动情况。但是，我们知道，他没起什么作用。这一届布道团依旧混乱不堪；第九届布道团的监督官是谢·别尔武申，“从其外交部同僚那里接受了命令式的行动指南，沿途到北京要查明一系列问题。首先是俄罗斯政府最感兴趣的问题，即英国政治在中国的主动性问题。谢·别尔武申的使命就是要弄清中国对待英国的态度，以及待在中国的英国商人数量，在中国商店出售的是那些英国货物等等。这个行动指令还包括另外一系列问题。如约·阿·卡洛夫金使团失败的原因何在，卡尔梅克人离开俄罗斯等等问题”[26]。但是，它究竟是否完成了这些使命？不得而知。看来也没有起什么显著的作用，他自己也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倒是第十届布道团监督官费·季姆科夫斯基，素质很高，1820-1821年在京期间，努力加强监督布道团成员们的学习和研究，素有“俄国中国学家族长”之称。1821年回国后任亚洲司司长。他那本《1820年和1821年经过蒙古的中国游记》，被翻译成法、英、德、荷等各种语言，国际知名。此后的几个监督，像第十一届布道团的拉德任斯基，第十二届布道团的柳比莫夫，第十三届布道团的科瓦列夫斯基等都很有影响。监督官的设立使布道团的建构制度更进一步走向完善。
第二，加强布道团人员的选拔和管理。第八届布道团大司祭索·格里鲍夫斯基给俄罗斯东正教最高事务委员会提了很多意见。其中有几条非常重要。比如，他提出，今后一定要选拔那些素质高，受过正规神学院教育的神职人员来北京；主张在俄罗斯和北京开办汉、满语学校；加强大司祭的权威，并制定惩罚那些不守规矩不服调度的一般布道团成员的条例等等[27]。这些建议在以后，都不同程度地为沙俄政府所吸收，为进一步完善布道团起了很好的作用。比如，关于“惩罚行为不端的布道团成员”这一条，此后就开始实施。第九届布道团成员“巴利莫夫斯基，格拉莫夫和修士辅祭涅克塔里亚酗酒。后者在1810年被遣送到伊尔库茨克，被褫夺神职，发配到军队里服役，格拉莫夫则服毒自尽，巴利莫夫斯基也于1814年被遣送回伊尔库茨克”[28]。索·格里鲍夫斯基本人在职时，就身体力行，采取了很多措施，加强布道团汉学研究基础。1795年，他首倡在北京布道团建立图书馆。并且鉴于满清公派“先生”的怠工情况，开“私聘”先生之例。这样做的后果，是进一步完善了布道团内部的“汉学教育体系”，打下了以后几届布道团汉学研究蒸蒸日上的基础。同时，从1807年第九届布道团开始，由派遣一般学生改为派遣大学生。一般来说，这些大学生都来自神学院，主要是圣彼得堡神学院。他们的素质较以前的学员为高。这从整体上改变了布道团成员的学术基础。
第三，颁布“1818年指令”。1818年，伊尔库茨克总督制订了一份对第十届布道团的指令，呈请沙皇。8月4日，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批准。这就是所谓“1818年指令”。这份指令源于比丘林的建议。1810年，针对布道团的混乱状况，比丘林两度致函伊尔库茨克总督，建议对布道团进行整顿。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提高布道团成员的文化素质，应该派遣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来人往北京布道团；二是提高布道团首脑的领导功能，政府应该赋予大司祭以领事的职权[29]。实际上，这两条建议，早就被陆续提出来过。但是，早先沙俄政府并没有明确意识到整顿布道团的急切需要，所以，一直只刮风，没下雨。到了十九世纪初，传统的俄中通使通商关系的格局已经改变，布道团日益成为沙俄政府联系中国政府的唯一可靠组织。所以，在这个时候改革布道团实在是时代的迫切要求。1818年指令的主要内容是明确规定了“今后布道团的主要任务不是宗教活动，而是全面研究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布道团应向外交部提供有关中国政治生活中最重要事件的情报”[30]。这意味着布道团开始由一个不起眼的宗教组织，向一个负有特别使命的政治经济组织转化。随后，外交部给布道团下达了一系列指令，最主要的内容就是要求布道团“布道”要极其谨慎，以免触怒满清政府。1833年4月，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在一封给布道团的信中就说“特别是企图在中国臣民中传播基督教义，最容易产生怀疑···所有这些促使我们恳切地请求你们，不要陷入这种富有危险性的活动领域，而使你们的活动限制在布道团的一些事务上”[31]。这已经很明确了，外交部不希望布道团在中国老百姓中传播东正教，以免引起矛盾。这使我们想起当初彼得大帝在1698年，为了经营好东正教在北京的据点，曾经给西伯利亚衙门长官维尼乌斯作指示：“此事甚善，惟为上帝起见，行事宜谨慎，戒鲁莽，以免结怨于中国官员及在当地栖身多年的耶稣会士”[32]。虽然都是谨慎，但是，当初彼得大帝的谨慎和此时外交部的谨慎，由于时代不同，内容已经发生变化。当初彼得大帝的谨慎，是传教的谨慎；而此时的谨慎，却已经是收集情报的谨慎了。布道团这种角色的转化，实际上是由两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方面，是沙俄希望把布道团建设成一个负有特别使命的“情报组织”。这是在当时通使通商关系遇到阻力之后的一种变通；另一方面，满清政府自十八世纪中叶以后开始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33]。其中最尖锐的问题就是反对西洋传教士在中国老百姓中自由传教。从十八世纪中叶以后，特别是十九世纪初，满清地方政府严禁传教，许多传教士被逮捕。1785年“巴亚里央私入内地传教，经湖广地方官查拿，究出直隶，山东，山西，陕西等省俱有传教之人。事闻，交刑部审，拟永远监禁”[34]。1805年“夏四月，禁止洋人刻书传教。御史蔡维钰奏请严禁西洋人刻书传教，奉谕‘京师设立西洋堂，原因推算天文学，参用西法，凡西洋人等情愿来京学艺者，均得在堂栖止···并随时谕知在京之西洋人等，务当安分学艺，不得与内地人民往来交结’”[35]。围绕这个1818年指令，沙俄政府另外还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
（1）、重新规定了布道团的人员定额及补充原则。“布道团的非宗教人员由大学或特种中学毕业者补充”。稍后，每届布道团又增派一名医生和画家。被选派的人员都在国内先集中学习汉、满语言。“在中国，他们被指定研究中医、中国的自然科学、哲学（特别是儒学）、数学、历史、地理、治国之学、法学、农业、以及中国的生活习惯和艺术。这些学生被列为科学院、医学科学院、莫斯科自然科学家协会、自由经济学社的通讯员，这些单位给他们拟出工作计划，他们必须向这些单位提出报告、科学著作、植物和矿物标本”。对于神职人员的任务，副首相在1823年2月给教育部长的信中说“收集有关中国人的农业、他们的家庭生活、务农等情况。还要研究中国的法律和哲学”[36]。
（2）、增加布道团人员的薪水，为他们完成特别使命提供物质基础。关于俄国驻北京布道团成员的薪水和生活费用问题，一般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由沙俄政府拨给。刚开始数量很少。给修士大司祭规定的薪俸为每月100卢布，修士司祭和辅祭每人每月30卢布，教堂辅助人员每人每月20卢布[37]。可谓杯水车薪。稍后，大司祭薪水增加到600卢布，神父300卢布，辅祭200卢布，而一般神职人员仅60卢布[38]。到十八世纪末，沙俄政府开始重视布道团建设，所以，薪水有所增加。如第九届布道团成员薪水就成倍地增长了。“大司祭1500卢布，其中500卢布用于雇佣服务人员和车子；两个修士司祭和一个修士辅祭每人400卢布，两个教堂杂役每人300卢布。四个学生每人400卢布。另外，400卢布用于给老师送礼，另450卢布用于宴会，500卢布用于修缮建筑”[39]。有时还偶有补贴，如1795年，伊尔库茨克总督就曾就补给问题，写信给库伦满清边疆大臣：“惟我独尊仁慈君主···谕令对于新任宗教人员在已发俸给之外，再予补贴，以便该项宗教人员享用此种补贴···”[40]。但沙俄政府所发薪俸及补贴需两国互换外交文书，如果满清政府不允许，钱粮就无法运到北京。所以，经常不能及时送达手中；除了沙俄政府的薪俸及补给外，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之前，满清政府还一直给布道团发比较充裕的薪俸，粮食，衣服等生活物资。具体数量为：修士大司祭和辅祭“按中国历法，大月发四两五钱，小月法四两三钱五分；对每个教堂辅助人员则每月发给一两五钱。此外，每个隔三年还发给他们四季所需衣服，每隔五天就用大车给他们运来鸡、鸭，鹅、羊等各种食物。总之一句话，所有的物品，甚至小到火柴，都是由官家供给的”。据称，1715年，第一届布道团来北京时：“由官家发给修士大司祭八百两银子，修士司祭和辅祭六百两银子，教堂辅助人员每人两百两，让他们用这笔钱为自己购买房产；还给修士大司祭七百两银子，给修士司祭和辅祭每人五百两，给教堂辅助人员每人一百五十两，让他们购买奴仆”[41]。待遇是相当优厚的。至于满清理藩院聘请布道团学员做翻译，银子另外算。一个堂堂帝国，花这么多钱，让人家来首都作间谍，这也算是千古奇闻了。算起来，这全是闭关锁国的怪胎。当然，满清政府这样做，除了显示泱泱大国的气度外，也有限制布道团人员定额的作用。1858年，《中俄天津条约》签订，其第十条规定“俄国人习学中国满、汉文义居住京城者，酌改先时定限，不拘年份。如有事故，立即呈明行文本国核准后，随办事官员径回本国。再派人来京接替。所由据京俄国之人一切费用，统由俄国付给，中国毋庸出此项费用”[42]。从此，满清政府再也不出资供养这群间谍了。算是结束了这天下第一笑话。
此外，沙俄政府还“供给布道团外科医疗器械，药品和科学仪器，建立专门图书馆，拨给大批款项，购买图书，手稿，收藏品，和作为支付汉语教师的酬金”[43]。另外，还在布道团为雅克萨人的后代办了所学校。教授俄语和汉语及中国文化知识。
（3）、组织上，建立“布道团委员会”，实行“会议制”管理。有权决定和讨论布道团成员的研究计划和分担的职责；同时，加强布道团修士大司祭的素质。决定从第十届布道团起，每一届布道团大司祭都从上届布道团物色。这样，每届大司祭就能在北京呆20年左右，这样，每届大司祭都绝对是中国通，十分有利于完成特别使命。像彼得·卡缅斯基，维·莫拉切维奇，波·图卡利诺夫，巴拉第·卡法罗夫，固·卡尔波夫等都是大汉学家。由于大司祭素质高，汉学修养好，对内便于管理服众，对外交往密切，有关系基础。非但有利于布道团在北京站住脚，还十分有利于作沙俄的探子；此外，为了加强布道团和中国社会的交往，沙俄政府特意加派了一些技术型人员。如医生，画家等。医生，一直是西方布道团在中国人际交往的重要手段。早在1711年，满清康熙皇帝就要求沙俄在派遣教士的同时，请求“若有外科良医，一并送来”[44]。彼得一世便派遣英国外科医生哈尔文随同郎格于1716年前往满清。这位医生到了北京后，受到康熙皇帝和满清朝廷的优待。但是，没过多久，竟耍起公子爷脾气，“以水土不服，思念母亲等情，再三恳求回国”[45]。没法子，康熙只好遣送他回俄罗斯。但是，医生作为布道团的成员，定期派遣是从1820年开始的。前后共派遣了五位医生，包括：沃伊采霍夫斯基，基里诺夫，塔塔里诺夫，巴基列夫斯基和科尔尼耶夫斯基。这些医生都是良医。关于他们的到来，究竟对布道团起了多大的作用，第十一届布道团大司祭魏若明在一份报告中一语道破，由于医生的功劳：“最后，在北京，俄罗斯人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声望得到了提高，以致许多中国人不但不再躲避俄罗斯人，反而寻找机会认识我们···布道团在北京获得了最受尊敬的地位，甚至是欧洲传教士在中国从没有获得过的”[46]。
总之，通过以上的陆续整顿措施，到十九世纪中叶，俄罗斯驻北京布道团已经由纯粹的教团一变而成负有特别使命的多职能国家组织了。它已经完全能够胜任沙俄侵略中国的需要了。而这一切，都起源于第九届布道团。正因为这样，教会史学家阿多拉茨基才说“比丘林时代不能不认为是北京布道团的转折时代”[47]。
其次，从十九世纪初到1850年前布道团成员的经济情报工作回顾。
这一时期布道团由于沙俄政府出面整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所以，布道团开始在组织上变得成熟起来，而经济情报工作也就开始富有成效。综合来说，布道团成员的经济情报收集，从形式上可以分成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我们通常所谓的“汉学研究”，也就是宏观意义上的情报工作。目前，学术界有一种将“国外汉学”美誉化的倾向，这实在值得我们注意。国外的汉学研究，尤其是沙俄的汉学研究，基本上兼有学术和情报的双重特色。如果我们把沙俄的汉学研究，看成事纯学术的东西，甚至加以膜拜，而完全无视其政治色彩，那就真是太天真了。从十八世纪开始，沙俄产生“汉学研究”，其初衷则主要是情报收集和分析。像前述的罗索兴，列昂季耶夫都是代表。
从十九世纪初到1850年前，布道团成员对中国经济情况的研究，举其要，主要有：
雅·比丘林：
1）。《中华帝国统计概览》。1842年，圣彼得堡。涉及到中国各方面经济情报。
2）。《中国的农业》。附72种农具图。1844年，圣彼得堡。主要搜集有关中国传统农业的各项情报。
沃兹涅先斯基，第十届布道团辅祭，有著作《简明中国经济统计》。1831年，手稿[48]。阅读此书可以得到有关中国经济因素各项指标的总体情况。
彼·卡缅斯基，第十届布道团领班。《中国植物——人参》[49]。人参不但是中国传统医学体系中的宝贝，也是老百姓心目中的珍贵药草。它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
索斯尼茨基，第十届布道团下级职员，有手稿《中国的人口》[50]，1828年。便于把握中国的经济消费情况。
列昂季耶夫斯基，第十届布道团学员。其手稿《示我周行》[51]，介绍了中国的道路情况，以及商人经商的情况。
季姆科夫斯基，第十届布道团监督官，著有《1820和1821年经过蒙古的中国游记》，1-3卷，圣彼得堡，1824年。对俄中通商的道路，商品情况等都有详细的记载。
阿·科瓦尼科，第十一届布道团学员。有翻译手稿《授时通考》。该书为雍乾时重臣鄂尔泰所著，是中国农业情况的资料汇集。该书还曾为修士大司祭莫拉切维奇，以及斯卡奇科夫所重译，也是手稿。
基里洛夫，第十一届布道团医生。
1）。《茶树栽培经验》[52]。
2）。《再谈茶籽》[53]。
这里面最关键的就是基里洛夫有关茶叶的研究。因为，十九世纪，茶叶是俄中贸易的重中之重。
另外，还有许多有关商业贸易情报的收集品。最重要的如地图。第九届布道团领班比丘林回国时，据俄官方公布的信息，有“6筒疆域图和平面图”[54]。第十届布道团监督官季姆科夫斯基回国时，除了携带很多书籍外，还“有118幅地图和图画”[55]等等。有了地图，就能搞清商业贸易的道路。道路情报，始终是当时沙俄最感兴趣的情报。
第二个方面，信件和报告，这是更专业的情报工作。
信件，俄罗斯布道团和沙俄国内的信件往来是个大问题。这个问题一直是俄中两国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很多次双边条约对此都作了规定。一般来说，信件分为公函和私函两种。公函一般都由公派使者顺带。如果没有使者，两国之间就互派信使。这种情况是整个十八世纪两国之间的信件互通的主要方式。《恰克图条约》第六条规定“送文之俱令由恰克图一路行走，如果实有紧要事件，准其酌量抄道行走。倘有意因恰克图道路遥远，特意抄道行者，边界之汗王等，俄国之头人等，彼此咨明，各自治罪”[56]。这说明，就算对信使，也有明确的路径方面的限制。信使行走都有规定的路径，不能随便选择路径。这是符合国际交往原则的。据资料记载，十八世纪，有资料记载的俄国信使，就有八个：“1），阿法纳西·索洛维约夫，中士，到北京来过两次；2），费奥多尔·卡尔皮洛夫，也是一名中士，到北京来过一次；3），涅姆奇诺夫准尉，来过一次；4），谢苗·彼得罗夫大尉，来过两次；5），米哈伊洛·绍科罗夫中士，来过两次。他第二次来北京时已是少校了；6），斯捷潘·萨维诺夫，来过一次；7），沙里金少校，来过一次；8），伊万·克罗波托夫上校，来过一次。毫无疑问，前来北京的信使一定还要多些，但糟糕的是，当地档案里没有留下任何有关他们的材料”[57]。尽管材料不丰富，但有一点可以确定，俄中之间信使的往来，特别是俄国信使来中国，肯定是非常频繁的。有时候，有些俄国信使还传布假情报，以混中国官员的视听。如咸丰六年，德勒克多尔济奏“据赉送公文之俄夷声称：伊曾随固毕那托尔在东海与英、法接仗获胜，英、法兵船仍由海道前赴上海，广东过冬。今年和暖时，仍欲与俄国争战等语。随向该夷询问：俄国何故与英、法争战，英、法因何赴上海、广东过冬等事，汝由何而知？该夷答以不能确知而去”[58]。但是，就算是公函，也要按照成例。如果不按成例，临时起意，得行文理藩院，请求许可。咸丰八年，俄使普提雅廷在天津，想临时派俄罗斯人经旱路往恰克图送信。上谕：“现在前往只有二人，其自天津启程，由张家口，库伦径往恰克图。由驿行走，系向来学生行走故道，未便过于阻止。着谭廷襄选派熟悉夷情致干练旗人，伴送该夷。由通州昌平州一带至张家口后，著庆昀连选通晓蒙古语之干员，接续护送至恰克图。沿途密敕委员会，暗中察看夷情，妥为防护”[59]。所谓“接续护送”，实乃监视；而行走路线沿“通州昌平州一带至张家口”，再至库伦，无非是想避开北京城区而已。可见，满清在捍卫主权方面，可谓费尽心机。满清的外交战略主要是防！这既是闭关锁国的余芳，也是王朝积弱的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