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回忆说：“这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头，这才种定了的，到得我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却了血史，反以为全留乃是长毛，全剃好像和尚，必须剃一点，留一点，才可以算是一个正经人了。而且还要从辫子上玩出花样来：小丑挽一个结，插上一朵纸花打诨；开口跳将小辫子挂在铁杆上，慢慢的吸烟献本领；变把戏的不必动手，只消将头一摇，劈拍一声，辫子便自会跳起来盘在头顶上，他于是要起关王刀来了。而且还切于实用：打架的时候可以拔住，挣脱极难；捉人的时候可以拉着，省得绳索，要是被捉的人多呢，只要捏住辫梢头，一个人就可以牵一大串。吴友如画的《申江胜景图》里，有一幅会审公堂，就有一个巡捕拉着犯人的辫子的形象，但是，这是已经算作‘胜景’了。住在偏僻之区还好，一到上海，可就不免有时会听到一句洋话：pigtail——猪尾巴。” （鲁迅《病后杂谈之余》）
维新变法失败之后，随着同盟会的成立、壮大，现代民主主义、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反清排满”的呼声日益高涨，满清王朝的统治摇摇欲坠，为缓和尖锐的民族、阶级矛盾，缓解内外交困的趋势， 1906年，清王朝“下诏”称，准备“仿行立宪”，但还不肯放弃满式辫发、衣冠，拉那氏给“皇族内阁”又提出立宪原则，声称“一曰君权不可侵损，二曰服制不可更改，三曰辫发不准剃，四曰典礼不可废。” 这一点垂绝之前的挣扎也不能阻挡历史潮流，迨后辛亥革命，武昌首义，通电全国，三百年前“剃发易服”的旧事又被提起“辨发易服，使神明衣冠，沦于禽兽，而历代相沿之文教礼俗，扫地尽矣！”民国肇造，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即下“剪辫令”：
“满虏窃国，易吾冠裳，强行辫发之制，悉丛腥膻之俗，当其初，高士仁人，或不屈被执，从容就义；或遁入淄流，以终余年，痛矣！先民惨遭荼毒，读史至此，辄用伤怀！嗣是而后，习焉安之，腾笑五洲，恬不为怪。…今者满廷已覆，民国成功，凡我同胞，允宜涤旧染之污，作新国之民，兹查通都大邑，剪辫者多，至偏乡僻壤，留辫者尚复不少，仰内务部通行各省都督，转谕所属地方一体知悉，就未去辫者，于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净尽，有不遵者，以违法论。（孙中山《命内务府晓示人民一律剪辫令》1912年3月5日）
清未民初的中国人虽然没有忘记历史，不过却没有恢复华夏衣冠，甚至没有恢复对民族对华夏衣冠的认同。孙中山等人把满清的辫子视为“奴性”的象征和民族压迫的奴隶标记，务必将其剪除净尽而后快。“以除虏俗而壮观瞻。” 辫子自然是必须剪除的，但却没有恢复汉服。大概是由于革命党人思想比较西化激进，致力于宣传西方的民主共和制度，峨冠博带、宽衣大袖在这个时候，也被视为传统封建专制主义文化的象征，而予以抛弃。加上当时没有能力对汉服进行系统研究，只有戏装残存，反而给人戏子形象。再加上近三百年的奴化和民众习惯性等等诸多原因，以至于没有恢复。
尽管如此，仍然有许多人对恢复汉服充满期望。据鲁迅先生回忆说，南社的众多文人，“渴望着光复旧物”，寄希望于民国政府，希望能够恢复“汉官威仪”。按照他们辛亥末造的想法，一旦推翻满洲政府，大家又可以峨冠博带、宽衣大袖的在街上大步的走了，可实际情况令他们非常沮丧。其实，包括鲁迅先生自己，当时都抱有这种心态。不过仍然有人进行了实践，钱玄同，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之一，1913年在浙江就职教育司长时，身穿孔子时代的深衣、玄冠到军政府报到，在当时轰动一时。不仅如此，钱玄同还根据《礼记》的记载，发表了《深衣冠服考》一文，向全社会推广。不过从总体来看，民国初年恢复汉服的社会基础是脆弱的，毕竟满清对汉服的绞杀、摧残是毁灭性的，满清的剃发令使汉民族数千年的发式、衣冠传统荡然无存，不仅使汉民族从此失去了骄傲、自尊、自信的精神境界，而且使汉民族的民族认同出现了困难，其影响无论怎么估价都不过分。 民族服饰的真正意义在于，她是一种民族认同的标志，没有统一的认同标志，就没有统一的稳定的民族认同心理，民国初年汉族服饰的混乱，使得孙中山先生也有“又急切不能得以适当之服饰以需应之”的感叹与焦虑。
辛亥革命后，激进的革命党人根据日本学生服制定了中山装；而一些保守的知识分子索性穿起了满清遗留下来的马褂；中间派在服装问题上则选择了改良主义。其中改良最成功的就是“旗袍”。本来旗袍是指旗人（不论男女）穿的袍服，但我们现在一般所说的旗袍，是指1920年代以后兴起的新式女装。这种新式女装是在旧满式女旗袍的基础上，吸取西式裁剪方法，使袍身更为紧身合体，并加大了服装外露程度，充分显露出女性的身体曲线美。新式旗袍最早在上海的女学生中开始流行，一时间穿新式旗袍成为新时代新女性的象征。到1930、1940年代，旗袍进入全盛期，成为中国女性的标准服装。当年倡导剪辫的孙中山先生，却在他的陵寝内立着身着马卦的雕像，他的夫人，宋庆龄女士则一生衷爱旗袍。只有利令智昏的袁世凯在八十一天的皇帝生涯中，根据汉式传统服装设计了宽衣大袖的皇帝服和大臣服。袁世凯的皇帝梦如昙花般消逝了，可悲的是，汉族传统服饰也成了“封建残余”被丢进了的角落。
革命党人提倡的中山装太为西化，没有什么东方的特点，外国人也没有把中山装作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服装来理解。而旗袍则东方风味浓厚，得到了世界的承认，博得一个洋名“CHINA DRESS”，旗袍所用的小布扣也被称为“CHINA BUTTON”。但大多数洋人并不知道所谓“CHINA DRESS”和“CHINA BUTTON”，与占中国人口 90％以上的主体民族汉族的民族传统服饰――汉服，并没有什么直接的血缘联系，即不符合中国传统的审美观，更没有华夏民族的文化蕴涵。
实际上，世界各国，对中国古代人的印象，大都是拖着辫子的满清人打扮。
偶尔翻看一日本人绘制的漫画“水浒传”，里面的北宋人居然有拖辫子的！更滑稽的是，越南人绘制的征氏姐妹“打败”马援汉军的宣传画，其中的东汉官兵居然也拖辫子！亚洲国家尚且如此，欧美洋人自不必说！可怕的是，中国的传媒还在拼命给国人强化这一印象，甚至许多少不更事的孩子，也把辫子当成华夏民族的“专利”，如此数典忘祖、认贼作父，自我丑化，沦为万国诸邦之笑柄！
相形之下，更让炎黄子孙汗颜！
汉服在中国本土消亡了，但却在我们的邻邦——东瀛日本落地开花。日本人的古代文化几乎是全面仿照唐文化，日本在“飞鸟时期”（6世纪至710年）发生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 “大化改新”（635年），打开了全面向中国学习的大门，在之后约300年间，大量的“谴唐使”和东渡的僧侣、学者、工匠、技术人员，把中国的典章制度、儒道思想、佛教文化、生产技术、建筑、绘画、雕塑、音乐、文学等大量传入日本。日本的和服就是在引进、吸取唐代汉式服装的基础上形成的，和服在世界上也一直被称为“唐服”，虽略有更改，但和服仍然保留传统汉式服装的基本特点：上衣下裳相连、没有衣领、右衽、衣袖宽大、用衣带、不用衣扣。不过和服和标准的唐代汉服还是有些区别的，日本人的“唐服”和真正历史上的唐代汉服比较起来，稍显拘束、小气，缺乏真正的唐服那种宽容、大气、自信、傲岸的气派，这也是环境使之然：岛国之人毕竟没有唐代中国人那种宽阔的胸襟与博大的胸怀。最具反讽意味的是，终生拖着辫子，以满清忠臣自居的封建余孽辜弘铭，到东瀛，见到日本的典章制度、文物衣冠之后，竟然流着眼泪感叹：日本人才是真正的唐代中国人，日本文化才是真正的唐文化。
实际上，自从满清占据中国，日本对古典华夏的心理认同就逐渐消退，乃至变成对现实清国的鄙夷与仇视。在满清最兴盛的时代，不断有中国船到长崎，也不断有一些遇见风浪的船漂到日本的各个地方。之间常常会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当时的日本人明明知道中国汉族人对当时辫发易服很在意，但偏偏“哪壶不开提哪壶”，就要喜欢在衣服上面做文章，挑开已经渐渐平复的旧时伤疤。原因很简单，因为日本读书人虽然对历史上的中华文化有钦慕之意，但是对现实清国的存在却相当蔑视。…所以打心眼里对满清有一种敌意，因此在记载了服色之后，他不忘记添上一句:“满清太祖皇帝自***统一华夏，帝中国而制胡服，盖是矣。”他们说，中国已经荣光失尽，因为满族人的入主中原，所以“今也，先王礼文冠裳之风悉就扫荡，辫发腥膻之俗已极沦溺。则彼土之风俗尚实之不可问也”。 现在还留下不少当年日本人好奇的绘画，绘画中的清国人都是“辫发胡服”，与史书记载中的华夏衣冠和他们想象中的中华人物，已经大不相同，于是，他们特别仔细地询问，并且用画笔把他们的形象画下来，不仅是猎奇，也借了这种外观的描述，表达一种文化上的轻蔑。
日本人的逻辑很有趣，一方面他们觉得中国衣冠已经成了野蛮胡服，满心地瞧不起，一方面要证明自己衣冠是文明传统，却又还得证明自己穿的是正宗中华汉服。因为只有证明自己古代衣冠源自上古中华正宗，才能证明文明在日本而不在中国。所以，他们不断在漂流人那里寻找自我证明。一个叫做关龄修的日本人，便拿了日本保存的深衣幅巾及东坡巾，告诉中国人说，这是“我邦上古深衣之式，一以礼经为正。近世以来，或从司马温公、朱文公之说，乃是此物”。而且故意问中国人说，你们那里一定也有这样的衣服吧？中国船员仔细看过后，只好尴尬地承认，这是“大明朝秀才之服式。今满清衣冠俱以改制。前朝服式，既不敢留藏，是以我等见于演戏列朝服饰耳”。
不仅是服色，在日本人看来，音乐也一样有正、闰之分。他们追问中国船员，你们听过朝廷的乐曲吗？好面子的船员回答说，“细乐即唐时乐曲，但孔子祭即古乐”。但是，日本人根本不相信，他们觉得，既然中国现在被满清统治，而满清就是蛮夷，蛮夷奉行的文化，就一定不再是正宗的汉文化，音乐也一定是胡人乐曲。所以本田四明就追问，满清的庙堂音乐究竟与古先王之乐有什么差异？尽管汉族船员一直坚持说“此刻祭祀与文王一般”，并引朱熹作证，说朱熹是宋朝大儒，四书的注释都是他写的，清国是尊朱熹的，所以朝廷的乐曲也一定是文王之乐。但是，这个叫本田四明的日本人却反唇相讥地说：“不待足下之教。四书集注，不佞初读之，疑礼学非孔子之意。已而广涉诸家，未尝知有谓古之乐犹存焉者矣。盖贵邦今上，由贲（坟）典以新制清乐邪？”尽管中国船员仍然坚持“今清亦读孔孟之书，达周公之礼，新制未之有也”，但是，本田四明还是直截了当地说：“贵帮之俗，剃头发，衣冠异古，此何得谓周公之礼？而新制未有之。足下之言，似有径庭，如何？”
在这种看上去义正辞严的话面前，中国船员只好以退为进，勉强遮掩应答说：“仆粗以见识，自幼出外为商，其诗书礼乐无识矣，恕罪恕罪。”（葛兆光《渐行渐远——清代中叶朝鲜、日本与中国的陌生感》原载《书城》2004年第9期）
除日本的和服，朝鲜、越南、流球（即今之日本冲绳）的民族服饰也受到汉服的影响。朝鲜、越南立国上千年来，在文化上，一直把中国当成效法的模式，文化、典籍、服饰、发式都和中国相似。（朝鲜、越南上千年来，一直是中国的藩属国。其中，朝鲜古称箕子朝鲜、卫满朝鲜，汉武帝元封二年，定为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唐高宗总章元年，置安东都护府，治地平壤。越南古称交趾，秦始皇始设象郡，汉武帝元鼎五年，定为日南、九真、交趾三郡，汉末改称交洲，唐初始称安南，置安南都护府，治地河内；自秦至五代，一直是中国直属郡县，西元968年，丁部领建立丁朝，开始成为独立的封建王朝，自称“大瞿越国”。）在服饰上，尤其是宫廷礼服，国王、大臣的朝服，几乎就是中国汉族王朝宫廷礼服，皇帝、大臣朝服的翻版，试以朝鲜末代国王李朝高宗以及越南末代国王保大所着之弁冠、兖服来看，与明朝宗藩服饰如出一辙，不过比之明朝皇帝，其造型显得小一号而已，因为朝鲜、越南是中国的藩属国，在衣冠服制的使用上，有一定礼数，不能超过宗主国。以汉族帝王的正式礼服——冕旒兖服为例，明代皇帝的冕旒是十二旒的，朝鲜、越南是六旒的。朝鲜的民族服饰至今还在延续，越南的民族服饰持续到法国殖民者入侵之前，今尚有残留。清王朝统治中国之后，日本、朝鲜、越南与中国的文化联系逐渐减少，心理隔阂逐步增加。尤其是朝鲜，表面上，迫于清廷的威势，按期前来“朝贡”；实际上，对清廷充满怨气，背地里把清廷称为“虏朝”，把满清皇帝称为“胡皇”，并坚持使用明王朝的崇祯纪年，一直延续到崇祯二百六十五年。朝鲜人认为，满清统治中国，“华夏已亡”，是以自己以“小中华”自居.
满清占据中国之后的两百多年间，与中国南疆山水相连的安南（越南），仍然完好的保存着明式衣冠，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法国殖民者在越南存留下来的许多珍贵照片和大量的历史资料可以明确的反映出这一点，（附图）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1898年驻云南府（今昆明）的法国领事方苏雅（Auguste Francois 1857.8.20~1935.7.4）所着龙袍的照片，（附图）被许多人误认为是古代皇帝的龙袍或者中国戏曲中的装束，实际上，方苏雅所着之服，乃是安南国王的朝服，从造型看，和明代宗藩、大臣的朝服一般无二。实际上，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印象里，“汉服”就是古装或者戏服。显然，这一切都得益于满清统治者的“文治武功”。
史书上关于琉球的最早记载可追溯到一千多年前的隋朝，隋王朝曾遣大臣朱宽到达琉球。12世纪，琉球群岛出现南山、中山、北山三国，分别在琉球群岛的南部、中部和北部。明洪武五年（1372年），琉球三国开始向明政府朝贡，从此成为中国的藩属。1416年～1429年，中山国王尚巴志征服北山、南山，形成统一的琉球王国，并接受明廷的“册封”。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琉球由满清政府于1879年割让给日本。流球语言主体为闽南语，原居民多是由东南沿海的汉人迁徙过去的，至今，许多琉球人仍然身着明式汉服。
最可笑的，是中国人自己，上千年汉唐衣冠丧失殆尽，穿个旗人的马褂，却叫“唐装”。至于“旗装”，可以望文生义，也就是旗人妇女的袍服，虽然今天的“旗装”和清代旗人女子的旗装比较起来略有变化，但仍然保持其基本特点：立领、紧身、衣袖窄小，用衣扣。真正见到汉人发明、创造的宽衣大袖是却称为“和服”，而和汉人的传统服装没有血缘联系的马褂、旗装，反登堂入室，鸠占鹊巢，成为中国的“国服”，甚至也获得了洋人的鼓噪、吹捧。面对这种历史的捉弄，实在令人苦涩不堪！又痛心无比！
结语：
历史，是不能泯灭的记忆，华夏衣冠的消失只是暂时的，她的复兴也是必然的！因为，任何政治和权力都是暂时的，而美是永恒的！文化是永远的！
1850年以前俄国东正教驻北京布道团的内部整顿及其经济情报收集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
作者：文禾
1850年以前俄国东正教驻北京布道团的内部整顿及其经济情报收集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5年卷）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年）
陈开科
俄罗斯北京布道团在俄中经济贸易中的角色，主要是秉承沙俄政府的意图，收集中国的各种经济贸易情报。要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我们认为，布道团之所以积极干预俄中贸易，与沙俄政府对其职能的规定和训诫有直接关系；另一方面，在此基础上，布道团成员，特别是布道团首脑，自从进行内部整顿之后，就开始以情报收集为手段，实际干预俄中贸易。
俄国对中国的初期关系，主要表现为通使通商关系。而且，通使关系，除了土地要求，边界问题外，主要目的之一仍然是为了解决两国的通商关系。1654年，沙俄向中国派去第一个使团——巴伊科夫使团。在给其训令中，就说：“要秘密探明：博格德汉对俄国朝廷的态度，他是否打算派遣使者和商人随带货物前往俄国？···他们有哪些贵重首饰及宝石？是当地的手工艺品，还是外来货？是从何处和如何运去的？俄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贸易能否持久？向进口货物征收多少税？粮食，辛香佐料及蔬菜的收成怎样？最后，还要探明由俄国边界到中国边界走哪条路最近？”[1]。这里所讲，主要牵涉中国政府对和俄国贸易的兴趣以及政策，中国可以用来贸易的物产，以及商路的情况等问题。在以后的年代里，这些问题一直是俄国人努力关注的。如果进行分析，就可以看出，这些问题，本质上就是个商业贸易的情报问题。由使团，或商队，再到布道团，关注俄中贸易的各项情报始终是其重要职能之一。
此后，每届使团和商队，沙俄政府都要给予这样的训令。而这些训令之中，搜集中国的贸易情报始终是其主要内容。
1675年，俄国派遣斯帕法里出使中国。沙俄政府在给他的训令中就说：“9).极力劝说中国商人携带货物到俄国去···12).请求允许两国商人自由往来于双方国境”[2]；1693年，著名的伊·伊杰斯使团出使中国，在给他们的“五条”训令中，第五条就是有关收集商务情报的。俄国政府要求伊杰斯一定要争取“游览国内市场，要注意各种货物的买卖和纳税情况，以及何种商品自何处运往何处等等”[3]。由于这些使团不负所望，收集了大量各种政治，经济贸易的信息，使俄国人开始初步了解了中国。于是，从1698年开始，俄国西伯利亚衙门就开始陆续派商人前往中国贸易[4]。
1719年，俄国组建伊兹马伊诺夫使团。临行前，外务委员会给他下达了十三条训令。其中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条是有关商务的。而第十一条则明确要求“···所有这些情报均应做好秘密纪录。特别应注意地是：从中国最好购进什么货物运回俄国于国库有利？能否从中国运出大量金银宝石和生丝？通过什么最好的办法才能与中国人建立贸易关系？哪些俄国货物在中国比较畅销？”[5]。
1725年，外务委员会给萨·弗拉季斯拉维奇使团的发布三条密令，其中第一条里说“他—弗拉季斯拉维奇，应察看中国城市及其地理位置，探知···中国各地的物产情况，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的距离，以及小城镇、湖泊、乡村、草原及森林的情况”[6]。可是，从后来弗拉季斯拉维奇所提供的报告看，密令的目的没有达到。在报告中，它仅仅描写了西伯利亚的地理环境及其它基本情况[7]。实际上，在当时那种环境下，俄中交往关系尚浅，俄国使团人员不可能在北京呆很久，何况不能自由前往其他地方。加上当时俄国人对汉语不太熟悉，所以，要弄清这许多经济贸易情报是不可能的。有资料表明，当时中国政府虽然不知道俄国商队负有什么特别使命，但总的来说对这些人还是比较谨慎的。比如1744年列勃拉托夫斯基商队（沙俄国家第五次商队）到达北京后，据后来列勃拉托夫斯基提供的报告：“商队在北京的整个期间，中国人对俄馆实行了严密封锁。俄馆墙外四周都栽上了荆棘，好像那里是几座监狱，里面关着犯了重案而戴上脚镣手铐的囚犯似的。这是在别处任何地方都见不到的。在俄馆附近有一千多名士兵，每天旁晚日落时监护官就从外面把俄馆大门锁上，整夜他们都把大门的钥匙揣在身上，早晨日出时才打开大门上的锁。每当俄国人外出时，不管是谁，后面总有一个中国士兵跟着” [8]。其实，满清政府之所以这样严格对待商队，倒不是意识到了情报的重要而注意保密（有识之士真正意识到这点，已经是一个世纪以后了[9]），主要还是怕这些俄罗斯人上街扰民滋事。尤其当时边境叛逃、纠纷事件不竟。
总之，尽管沙俄政府每次都给商队发布种种密令训令，要他们收集中国的各种经济贸易情报，但是，限于当时两国交浅的关系状况，始终难以如愿。只有到后来，一批高素质的布道团成员长期居住北京，和中国人长期交往，汉、满语言问题得到了解决的前提下，才有可能解决这个情报问题。我们不厌其烦地举出上面这些材料，只想表明俄国政府非常重视经济情报信息的收集。至于，这个职能由谁来担当最合适，当时尚处在萌芽探索之中。随着历史往后走，布道团慢慢浮出水面，成为俄国选定的最佳收集经济和政治情报的机构了。所以，越往后，有关布道团活动的历史资料也就越丰富，派遣布道团也就越来越注重人员素质的选择，显然，是越来越受到俄国政府的重视了。
历史上，布道团从1715年第一次踏上中国土地开始，一直到十八世纪末，其角色基本上是商队和临时使团的附庸。在这段时期，沙俄政府只给商队或使团下达训令，布道团则根本没有地位。但是，就算在这段时期，真正给沙俄提供了真实有用情报的还是布道团。当然，布道团真正担当起情报收集的重任，还是十八世纪末布道团内部整顿以后的事。为了更清楚地了解1850年以前布道团的情报功绩，我们从两个方面来考察：
首先，谈谈沙俄对北京布道团的整顿和改革，这是问题的前提。
保守点说，至少前七届布道团的情况是一团糟。就我们目前所见史料，大都是对布道团不利的。几乎所有布道团首领的品德和行为都是一团糟。第一届布道团修士大司祭伊拉里昂具极强的虚荣心，不善经营，到最后，企图贪领部下薪金，导致与下属关系紧张。最后，只好终日酗酒而死[10]；第二届布道团首脑大司祭贝拉特科夫斯基，他到中国来就是靠玩阴谋诡计得来的机会，目的在发一笔不菲的财。到了中国之后，对部下极其粗暴，终于导致反抗。最后，由沙俄派来中国的商务专员郎格将其押送回国[11]；第三届布道团首脑特鲁索夫是个小偷。当时在布道团学习的学生阿·弗拉迪金就告发他“偷了教堂的银器，还从圣像上剥走了银饰物”[12]；第四届布道团的大司祭格·林采夫斯基号称有学问的人，虽然没看到他有什么劣迹，也不酗酒，但是，却无所事事，没有留下任何引人注意的资料[13]；第五届布道团首脑尤马托夫，“学识渊博，性格直率”，是个受欢迎的人，为了交往，他甚至身体力行，亲自到田庄去种水果。但他的行为很迂腐，为了防止满、汉人向他借钱，他宁愿去和西方耶稣会士交往，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些不确切的消息[14]；第六届布道团首脑茨威特，也是个酒徒。无所事事。据说他“到达北京以后，没有见到任何一名传道团人员还活着，他们都已经死在那里”[15]。可见状况之凄惨；第七届布道团首脑希什科夫斯基是个心胸狭窄的人，为一点小事就和同事闹不愉快。他迫害属下杂役伊·奥尔洛夫，以致1784年，这个奥尔洛夫不得不向理藩院呈请允许他临时回国，揭露大司祭的所谓罪恶：“僧人本身未犯任何过错，该正神甫岳阿基姆竟对僧人实施恐怖及惨无人道之恶毒□行为”“惟最后有不得已于言者，即因僧人所担任之枢密院所派神圣宗教职务，为僧人所规定之薪金，竟亦为该神甫岳阿基姆所剥夺，完全不知是何原因”[16]。至于正事，什么也没有作。作为布道团的首脑都这个样子，那么，要想使布道团完成沙俄政府的使命是根本不可能的。好在十八世纪俄中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通使通商的关系，布道团只不过是彼得大帝这样深谋远虑的统治者预先布下的一颗棋子而已，国家的使命还轮不到布道团来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