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过来，当时满清也派信使去俄罗斯。康熙20年，理藩院就曾派信使曼泽伊巴尔丹及其同伴到色楞格斯克给逗留在那里的俄国使者戈洛文送信[64]。但由于满清外交主要是守株待兔式的防，所以，派员去俄罗斯送信的情况并不常见，仅偶尔为之。
沙俄政府和布道团之间的通信，是双方面的。满清虽然很注意监督布道团寄回俄国的信件，但是，他们很可能忽略了由俄国寄给布道团的信。正是这些信件，不断给布道团下达新的使命。如沙俄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罗多菲尼金就于1833年4月14日通过信件给布道团领班魏若明下达指令：“俄国内阁对中国的主要和长期的目标是在政治方面保持和加速与中国的联系，因为我们有很长的边界线与它接壤；在贸易方面，为了祖国工业的利益和相互利益，扩大和发展与中国的贸易”[65]。这是将沙俄对华外交的总纲向布道团交底，性质应该属于很机密的一类，意思很明显，这就是布道团今后的使命，是布道团截取情报的行动纲领。当然，对布道团领班如此指示机宜，实属冒险。只要满清有精通俄文的官员，稍微注意就能察觉。所以，这类指示机宜一般都在国内进行。如第十二届布道团领班佟正笏启程来华前夕，沙俄政府就训令他进行间谍和行贿活动。并指示他要想方设法取得“中国政府中那些能以某种方式影响中华帝国政治事件进程的人物的好感”[66]。为了配合布道团的行动，沙俄政府甚至拨出巨款，作为收买满清官员的活动经费[67]。可见，沙俄政府不但将布道团建设成为一个间谍机构，还准备在满清内部培养间谍，寻找汉奸，以实现其截取情报，侵略中国的目的。
再就是布道团大司祭写往俄国的信件。一般来说，和政府联系的主要是大司祭。因此，大司祭信件的大部分都是和政府官员之间的联系，有些虽涉及私人交往，但更主要的内容是涉及自己对中国问题的一些看法，也就是直接的情报。即使涉及布道团日常生活的信件，无形中也透露了许多情报。
至于大司祭的例行报告则主要涉及布道团日常事务，更主要地涉及中国的政治、经济、贸易、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情报，具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给沙俄政府写报告，汇报中国的各种情报，是每届布道团领班（还包括监督官）的任务。参与俄罗斯驻北京布道团管理的有很多机构。属于沙俄政府机构的有外交部亚洲司，还有商务部，还有靠近中国的东西伯利亚衙门；另外，还接受东正教最高事务委员会的领导。每届大司祭都要不停地给这些机构写报告。这些出自大司祭之手的例行报告，绝大部分在高层人士参考之后，就存放进各类档案馆。目前，只有一小部分被整理出来。
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之前，我们现在知道并能看到的报告，首先是第八届布道团大司祭索夫罗尼·格里鲍夫斯基（1794-1807）的报告。这是我们目前能看到的最早的大司祭报告。从内容看，这份报告主要谈了格里鲍夫斯基改革布道团的一些意见和想法。他在报告里特别强调布道团人员的素质亟待提高。正是在这个报告里第一次明确提出派遣医生的建议[68]。不过通篇讲的最多的还是怎么传教的问题。作为东正教来说，我觉得这个报告还是很重要的。里面有些看法很正确，甚至带有预见性。十九世纪后半叶开始的东正教华化，在这个报告里就已经提出并论证了。由此可见，当时沙俄还只是把布道团当作教会组织。只有到1818年指令以后，布道团的政治使命才被明确。
1841年，中英鸦片战争开始。俄国出于和英国竞争，以及保护自己在俄中恰克图贸易中的巨大利益，所以，经过认真研究，决定和中国政府一道采取“禁烟”政策。并于1841年5月1日将这个决策通告中国。而布道团赶紧及时地收集了中国对俄国此举的反应。第十二届布道团领班佟正笏马上给俄国外交部写报告，盛赞“俄政府关于禁止向中国人出售鸦片的文件来得是多么及时啊”，中国的大皇帝已非常满意的心情接受了这份及时地照会[69]。这样及时的情报，对俄国知悉中国高层的动向，稳定恰克图贸易，甚至进一步提出要求，都是非常有利的。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沙俄极力搜集各种经济贸易情报。1844年领班佟正笏曾向外交部亚洲司写报告，谈及贸易，及与英国竞争的可能性。他“把丝棉及英国丝棉的产品，呢子，棉布等样品都寄给亚洲司。”并透露“中国正极力加强海上防卫，他们在湖北造船厂定购了一些欧洲式样的军舰船舶。舰队应该被安排在北方海岸布防。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美国的大使已经来到了广东，要求为他们的国家争取和条约所规定的英国所具有的贸易权利”，最后，还建议“为了获得蚕虫的卵，以及俄罗斯所需要得茶叶，我们应该有意地派布道团成员去那里考察”[70]。接着，就把获得的有关茶叶贸易的情报报告给亚洲司：“茶园逐年增加，最近十年使中国茶商大获其利，对茶叶的需求虽然有增无已，但产地的茶价却几乎比往年下跌一半。茶区民户将茶叶跌价归咎于茶园太多，以及因大量购入鸦片所造成的白银短缺”[71]。俄罗斯学者从外交部同尼古拉一世的财政大臣坎克林的通信（注：外交部1848年1月5日24号公函）中看出，“在四十年代里，北京传教士团提供了有关茶叶运往恰克图所走的道路的情报。这条路线是从中国南部的福建省（靠近台湾岛）出发，沿其内河到上海，从那里由海路到天津。在这里，茶叶被倒到小船上，小船溯北运河而上，到通州城，从那里茶叶沿商队之路经张家口运到恰克图”[72]。及时把握中国境内茶叶运输道路的有关信息，至少对俄商有两个方面的便利：一是搞清楚运到茶叶的运输成本价格，使俄商能争取更有利的价格；二是，俄商一直没有放弃直接进入中国境内经商的梦想。一旦掌握茶叶运输道路的详细情况，对俄商将来进入中国经商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同时，布道团还提供很多有关俄国产品在中国的销路方面的信息。这对俄国的工业发展有特别重要得意义，对俄国商品在同中国商品贸易中尽量取得最大利润起了不小的推动作用。1836年7月3号，第十一届布道团领班大司祭魏若明在一份报告里写道：“根据从广州运到这里的镜子的昂贵价格看，如果由我们那里向中国出售这种东西，也是很能获利的。····半俄尺大小的···很适合本地的装饰需要···它们在高度和宽度的匀称上比方形的要好···”。正是由于这些情报，俄国商人开始向中国销售镜子。“1843—48年期间俄国外交部提供的如下资料证明了这点：1843年，经恰克图卖到中国的镜子价值达9555卢布，而到1847年则是32640卢布，即销售额增加了二倍”。布道团的情报功劳还远远不止于此。由于他们准确地情报，解决了俄国棉织品——印花布和细平布在中国的销路问题。俄国外交部曾把俄国的棉布产品样品寄给布道团。大司祭魏若明看了，立即将自己的分析报告递给外交部。他有两点重要的意见。第一，从价格上充分肯定了俄国棉布的优势。“从价格和宽度来说是完全可以令人满意的，并且在后一方面甚至大大优胜于英国产品。颜色和图案不符合中国人的要求”；第二，指出印花布在中国的销售一定不如细平布。“中国对俄国印花布的需要将总是处于次要地位的···在同他们进行棉织品贸易中，占主要地位的应该是染色或不染色的细平布”。这情报的准确性，后来的结果就是最好的证明。细平布每年销售额都在增涨：
1843年，1475卢布； 1844年，2217卢布；
1845年，5091卢布； 1846年，14560卢布；
1847年，46567卢布；
而到1852年，印花布在俄国向中国出口的布料贸易中，总共只有销售额13845卢布[73]。
此外，布道团自1818年指令颁布，实行改革以后，成员整体文化素质大大提高。大司祭就更不用说了。大司祭不但能提供很多真实可靠的情报，而且，还兼有学者眼光的分析。比如，早在1844年，大司祭佟正笏就预见性地提出了未来俄国和西欧产品的竞争问题。他认为俄国产品的优势主要是价格低廉。但是，一旦英国等工业发达国家的欧洲国家发现这个问题，那么，俄国这种价格竞争优势将很快丧失。因此，他建议，俄国应该努力控制中国西部的贸易。那里，英国人鞭长莫及[74]。而这样明确地分析和建议，使我们不能不联想到一年后，即1845年6月5号，沙俄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伊·柳比莫夫化妆成商人霍罗舍夫赴中国西部地区进行的商务考察。柳比莫夫将自己对中国新疆伊犁，塔城等西部商业贸易的考察写成报告，呈递沙俄外交部[75]。此后，沙俄就十分重视发展和中国西部的贸易了。“1847年7月，佟正笏奉俄国政府之命，正式要求清政府开放伊犁、塔城和喀什噶尔三处为商埠，被拒绝。1848年，佟正笏再次受命提出同样要求，仍遭拒绝”，并因此受到满清政府的警告[76]。到1850年5月，在沙俄的威逼利诱下，腐败的满清被迫同意对俄开放伊犁和塔城两处为商埠[77]。紧接着，1851年8月，中俄双方签订《中俄伊塔通商章程》。由佟正笏的报告，到柳比莫夫的神秘考察，到佟正笏受命和满清政府接触，再到《中俄伊塔通商章程》的签订，一环扣一环，显然它们之间有着一种内在的密切关系。
注释：
[1] .Н.Бандышъ-Каменский《Дипломатичскоесобраниеделъмеждуроссийскимикитайским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с 1619 по 1792год》,Казань, 1882г.стр.9-10.
[2] .Н.Бандышъ-Каменский《Дипломатичскоесобраниеделъмеждуроссийскимикитайским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с 1619 по 1792год》,Казань, 1882г.стр.26.
[3] .Н.Бандышъ-Каменский《Дипломатичскоесобраниеделъмеждуроссийскимикитайским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с 1619 по 1792год》,Казань, 1882г.стр.68.
[4] .Н.Бандышъ-Каменский《Дипломатичскоесобраниеделъмеждуроссийскимикитайским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с 1619 по 1792год》,Казань, 1882г.стр.74.
[5] .Н.Бандышъ-Каменский《Дипломатичскоесобраниеделъмеждуроссийскимикитайским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с 1619 по 1792год》,Казань, 1882г.стр.87..
[6] .Н.Бандышъ-Каменский《Дипломатичскоесобраниеделъмеждуроссийскимикитайским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с 1619 по 1792год》,Казань, 1882г.стр.119..
[7] .Н.Бандышъ-Каменский《Дипломатичскоесобраниеделъмеждуроссийскимикитайским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с 1619 по 1792год》,Казань, 1882г.стр.126..
[8] .Н.Бандышъ-Каменский《Дипломатичскоесобраниеделъмеждуроссийскимикитайским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с 1619 по 1792год》,Казань, 1882г.стр.252..
[9]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中华书局，1979年，卷五，第182页。
[10] .尼·维谢洛夫斯基《俄国北京布道团史料》，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38页。
[11] .尼·维谢洛夫斯基《俄国北京布道团史料》，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41-44页。
[12] .尼·维谢洛夫斯基《俄国北京布道团史料》，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47页。
[13] .尼·维谢洛夫斯基《俄国北京布道团史料》，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51页。
[14] .尼·维谢洛夫斯基《俄国北京布道团史料》，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52-53页
[15] .Н.Бандышъ-Каменский《Дипломатичскоесобраниеделъмеждуроссийскимикитайским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с 1619 по 1792год》,Казань, 1882г.стр.323.
[16] .《故宫俄文史料》，《历史研究》编辑部，1964年，第126页。
[17] .П.Е.Скачков《Очеркиисториирусскогокитаеведения》,Москва, 1977г.стр.43.{П.Е.斯卡奇科夫《俄罗斯汉学史纲》，莫斯科，1977年，第43页}
[18] .手稿现藏俄罗斯科学院图书馆手稿部（列宁格勒），16.9.2，303页。
[19] .手稿现藏俄罗斯科学院档案馆列宁格勒分部，第2类，目录1，№181。
[20] .俄罗斯科学院档案馆列宁格勒分馆，第2类，目录1，№114，1756年，第8-26页。
[21] .Н.Бандышъ-Каменский《Дипломатичскоесобраниеделъмеждуроссийскимикитайским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с 1619 по 1792год》,Казань, 1882г.стр.253..
[22] .《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年，№12，第20页。
[23] .蔡鸿生《俄罗斯馆记事》，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75页。
[24] .ПЕ.Скачков《Очеркиисториирусскогокитаеведения》,Москва, 1977г.стр.182.{Е.斯卡奇科夫《俄罗斯汉学史纲》，莫斯科，1977年，第182页}
[25] .《故宫俄文史料》，《历史研究》编辑部，1964年，第135页。
[26] .Е.Скачков《Очеркиисториирусскогокитаеведения》,Москва, 1977г.стр.91{П.Е.斯卡奇科夫《俄罗斯汉学史纲》，莫斯科，1977年，第91页}
[27] .尼·维谢洛夫斯基《俄国北京布道团史料》，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97-100页。
[28] .《КраткаяисториярусскойправославноймиссиивКитае》, 1913г.Пекинъ,стр.87 .
[29] .《ВнешняяполитикаРоссии ⅩⅨиначала ⅩⅩВека(ДакументыРоссийскогоминистерстваиностранныхдел)》，Москва,Серия 1,Т.6，стр.706.{《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俄国对外政策》，第一辑第六卷，莫斯科，1962年，第706页。}
[30] .E·B·布纳科夫《十九世纪前半期俄中关系史的一页》，见?Советское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1956г.№2.с101.
[31] .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主要档案Ⅰ-5，案卷1，第1部分，卷夹9，第149-150页。转引自E·B·布纳科夫《十九世纪前半期俄中关系史的一页》，参见?Советское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1956г.№2.с102.
[32] .Е.Скачков《Очеркиисториирусскогокитаеведения》,Москва, 1977г.стр.37。{П.Е.斯卡奇科夫《俄罗斯汉学史纲》，莫斯科，1977年，第37页
[33] .王绍坊《中国外交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7页。
[34] .（清）王之春撰，赵春晨点校《清朝柔远记》，中华书局，1989年，第134页。
[35] .（清）王之春撰，赵春晨点校《清朝柔远记》，中华书局，1989年，第149页。
[36] . E·B·布纳科夫《十九世纪前半期俄中关系史的一页》，见?Советское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1956г.№2.с103.
[37] .尼·维谢洛夫斯基《俄国北京布道团史料》，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37页。
[38].Адоратский.И.Н?ИсторияПекинскойдуховноймиссиивпервыйпериодеёдеятельности(1685-1745)?.выпускпервый.Казань,1887г.стр.142-147.
[39] .《КраткаяисториярусскойправославноймиссиивКитае》, 1913г.Пекинъ,стр.82 .
[40] .《故宫俄文史料》，《历史研究》编辑部，1964年，第136页。
[41] .Н.Адоратский?ПравославнаямиссиявКитаеза 200 летеё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см.?Странник?.1887г.
,Май,стр.71.
[42] .《中俄边界条约集》，商务印书馆，1973年，第25页。
[43] . E·B·布纳科夫《十九世纪前半期俄中关系史》，见?Советское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1956г.№2.с102.
[44] .Н.Адоратский?ПравославнаямиссиявКитаеза 200 летеё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см.?Странник?.1887г.,Май,стр.67.
[45] .《清代中俄关系档案资料选编》，中华书局，1979年，第一编（下），第380页。
[46] .《КитайскийБлаговестник》, 1916г.вып.1-2,стр.11.
[47] .Н.Адоратский《ОтецИакинфБичурин----Историческийэтюд》,(Изжурнала《ПравославныйСобеседник》за 1886г.февраль,март,май,июль) 1886г.Казань,стр.5.
[48] .手稿藏国立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公共图书馆手稿部，1950年，14/Ⅱ。
[49] .《自由经济协会学报》，1815年，卷65，第158-162页。
[50] .手稿藏国立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公共图书馆手稿部，全宗550，F-Ⅳ.584。
[51] .手稿藏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152，目录505，№65。
[52] .《Севернаяпчела》，1853年，№197。
[53] .《Севернаяпчела》，1854年，№179。
[54] .Е.Скачков《Очеркиисториирусскогокитаеведения》,Москва, 1977г.стр.96.{П.Е.斯卡奇科夫《俄罗斯汉学史纲》，莫斯科，1977年，第96页}。
[55] .Е.Скачков《Очеркиисториирусскогокитаеведения》,Москва, 1977г.стр.185.{П.Е.斯卡奇科夫《俄罗斯汉学史纲》，莫斯科，1977年，第185页}
[56] .《中俄边界条约集》，商务印书馆，1973年，第13页。
[57] .尼·维谢洛夫斯基《俄国北京布道团史料》，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69页。
[58] .《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中华书局，1979年，第三编（上），第229页。
[59] .（台湾）《四国新档·俄国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7年，第607页。
[60] .《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中华书局，1979年，第三编（中），第398页。
[61] .(清)姚元之《竹叶亭杂记》，中华书局，1980年，卷三，第87页。
[62] .Parry A.《Russian Missionaries in China,1689-1917.their Cultur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ole》，《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1940,vol.9,№4,p.405.
[63] .蔡鸿生《俄罗斯馆纪事》，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1页。
[64] .Н.Бандышъ-Каменский《Дипломатичскоесобраниеделъмеждуроссийскимикитайским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с 1619 по 1792год》,Казань, 1882г.стр.55.
[65].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主要档案1-5，案卷1，卷夹9，第149-150页。
[66] . Parry A.《Russian Missionaries in China,1689-1917.their Cultur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ole》，《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1940,vol.9,№4,p.404-405.
[67] .格·尔《十九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北京布道团和俄中贸易》，见《红档》，1932年，№ 4(53)，第162页。
[68] .尼·维谢洛夫斯基《俄国北京布道团史料》，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96-101页。
[69] .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馆，全总主要档案1-5，1823年，卷夹2，第36页。
[70] .《КитайскийБлаговестник》，北京，1916年，第9-10册，第16页。
[71].《ОбществоиГосударствовКитае》，莫斯科，1978年，第93页。
[72] .格·尔《十九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北京布道团和俄中贸易》，见《红档》，1932年，№ 4(53)，第163页。
[73] .格·尔《十九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北京布道团和俄中贸易》，见《红档》，1932年，№ 4(53)，第164页。
[74] .见修士大司祭波利卡尔普1844年4月20日报告。格·尔《十九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北京布道团和俄中贸易》，见《红档》，1932年，№ 4(53)，第166页。
[75] .参见《ПоездкаН.И.ЛюбимовавЧугучакеиКульджув 1845 годуподвидомкупцаХорошева》,СПБ 1909г.стр.21-52.
[7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月折档》。转引自郭蕴深《中俄茶叶贸易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64页。
[77]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1979年，中华书局，卷一，第2-8页。
从“耗羡归公”看清朝财政体系及当代“税费改革” 转
作者：文禾
从“耗羡归公”看清朝财政体系及当代“税费改革”
张研
耗羡又名火耗、鼠雀耗。前者指熔铸赋银过程中的折耗；后者指运送漕粮过程中的折耗。“耗羡”，成为清代地方官在正额赋税之外以补亏耗为名多征的附加税。此附加税数量巨大，有“数倍于正额”。康熙六十年(1721),川陕总督年羹尧于陕西首行“耗羡归公”，命“州县每两明加火耗二钱，将四分解布政司”，“督抚各分银一万两并给督抚衙门笔帖式养廉及各项公费，其余皆布政使收用”[1]。雍正元年（1723）、二年（1724），湖广总督杨宗仁、山西巡抚诺岷奏请耗羡归公；山西布政使高成龄并奏请将山西耗羡归公之例推及全国各直省[2]。二年七月，雍正帝正式在全国推行“耗羡归公”。
上述“耗羡归公”，人们耳熟能详，然往往将认识停留在雍正帝整顿吏治、反腐倡廉的层面，很少以其为切入点，剖析作为清代政治经济发展基础的财政体系，更不用说反观和认识当代表面上与历史惊人相似的“税费改革”等措施。而这些，正是本文的关注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