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在满洲人入侵之前是富足的。优裕阶级的住屋舒适而坚固。现在中国人已没有多少显著的财产，稍露财产迹象就成为政府官吏的勒索对象．从***人进入中国那天起，中国就不断地衰落下去，现在人民可以比作匍匐地上的牛马，有一天算一天地活着，最堕落的迷信使他们的智慧变得迟钝愚昧。中国在满清政府统治之下，各方面部显示了最悲惨的景象，一个民族不能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得到人的充分发展的景象．满洲人为了保持自己的皇位，决定了三个方针：第一、强迫每个中国人剃发垂辫，违者以叛逆处死。第二、凡秘密****者，作为叛国论．第三、清皇帝为了加深统治者与被治者之间的裂痕，甚至任其（官吏）搜刮民脂民膏，只要不致逼民***就以。”
“在清王朝的进展和维持时期，惨道屠戮的牺牲者之多，是欧洲人从来所不能思议的，虽然根据清人入侵以来不断发生的人民反叛和对人民所施行的屠杀的确凿记载来判断，这些被毁灭的生命是从亚历山大到成吉思汗以来历罕见的。满洲人的野蛮统治是史无前例的；他们的残暴的酷刑，尤其施于反叛者的酷刑，以及他们所制定的刑律，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污点。”
“中国最俊美的男人和女人只能在太平军行列中看到，这是奇怪的事实。这也许是由于他们不同的服装和发式。” “妇女摆脱了缠足的恶习，男子摆脱了剃发垂辫的奴隶标记，这是太平天国最显著、最富有特色的两大改革，使他们在外貌上大为改善，和在***统治下的中国人显出了巨大区别。” “尤其使我感动的是他们（农民）都乐于留发，这是太平和自由的标记，跟满洲人及其强加在汉人身上的剃头蓄辩的奴隶标记恰成对照。” “在农村，村民们同样蓄了长发，在新政体下生活的非常愉快。”
“中国的道德上的、社会上的和政治上的情况，几乎毫无希望地濒于险恶之境。全国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宗教制度都极需要加以摧毁．改造、重建和更新。但是，要寻找能够担起这种任务的有效力量却又使人感到了茫然和丧．政府腐 败，学者萎靡不振，上流社会卑鄙而懦弱，下层阶级则j忙于生存斗争，整个民族似乎都被缚住了手足。他们的道德力量陷于瘫痪，他们的智力才能陷于萎缩，他们的自由权利在专制淫威和荒淫无耻的势力之下被摧毁殆尽．政治上的腐朽暴虐，加以鸦片的流毒，磨灭了中国人的民族精神，使他们变成了无能的种族．但是在这种令人茫然沮丧的情况中，我们终于看到了目前的革命运动、革命的主要人物及其所达到的成就：看到这种情况是值得我们称的，我们要感谢上帝，使我们能够看到这种值得称庆的情况．”“太平军的行为则与之相反，他们的纪律的严明，成功的神速，以及对于人民的爱护，约束部属不得犯甚至在文明国家中也常有的各种罪，这一切措施都深深获得广大人民的爱戴。援军从四面八方涌来；一切地方起义军，一切被暴虐专制所迫害的人们，一切不满异族统治的人们，一切燃烧着爱国之火的人们，都奔集到天王的旗下。”
大国之殇—汉服消亡简史（三） 转帖
作者：文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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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推翻满清之后，孙中山即下“剪辫令”，下台之后的满清亲贵全然不似明末汉人那样，坚持“头可断，辫不可剪”，反倒是张勋、辜弘铭这一类以满清忠臣自居的汉人，“奉豭尾为弘宝”（豭，公猪，把猪尾巴当成大宝贝），捶胸顿足、如丧考妣的不肯剪辫子！两百六十年前他们的祖先为抗拒满清垂辫流血牺牲。而今他们却为保存这满清垂辫捶胸顿足。这货真价实的数典忘祖说明当年满清的“深谋远虑”对汉人产生了多么大的精神奴役作用！
比较之下，明末汉人的反抗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满清政府实际上还是不得不做出了一些让步，发布了“十从十不从的”特令，其中男从女不从一条，使得在残余的汉族人群中，有一半以上的人口，仍然保留了自己的民族服饰——汉服女装。为易服而来的血 腥屠杀，虽然在女装消失之前就已经停止，但翻阅历史画卷，我们不难发现，“未经血 腥洗礼”的满清汉族女子的服装，看起来却与其它朝代的服饰是如此的不同。自然条件下，汉族服饰的存在与演化是相对稳定的。我们很难辨别相隔数千年的先秦女装与明代女装，却很容易区分相临明清女装。同时，我们又很难说出满清时汉女服饰与旗女的服饰有多大区别。尤其是到了乾隆年间，虽然旗女是通体一身的旗袍，汉族女子依旧是上衣下裳的式样，但只要延长上衣，盖住脚面，汉女的这种装束，在表观上就几乎与满人的旗袍一般无二了。其中也不乏旗女穿汉服的时候和汉女穿旗装的需要。在满清汉族女装中，大量使用的立领盘扣和琵琶襟，以及紧锁的领口都是满装的主要风格。可以说，至此时，汉族的女服已经全盘满化了。
为什么汉族服饰中的女装，最终还是彻底的从汉人的日常生活中消失了呢？
我们知道，汉民族传统服饰是“以华夏（汉后又称汉民族）民族文化为基础，通过自然演化而形成的具有独特华夏民族文化风貌性格，明显区别于其它民族的传统服装的装饰体系。”换句话说，汉族服饰并非只是一类服饰简单加和，而是具有汉民族文化和精神内核的有机体系。汉民族的文化的肢体是传统的礼法制度、文学艺术、思想理念等等，而她的精神文化内核，或者说灵魂，就是对华夏民族的认同。“认同”是一种情感，也是一个方向，她指引着一切具有社会属性的事物（也包括人），使其不脱离它们本来的归属中心。“民族认同感”则指向着全民族的心理中心，也标志着不同民族间的差异（整体性、向心性、差异性）。“认同”是汉（华夏）文化的基础，也是华夏文明的命脉，始终贯穿着华夏民族文明的发展，她使华夏民族得以生存发展，更是使华夏文明在与外界交流和自我更新中不会丧失自我的根本。在或者说，没有对华夏民族的认同，华夏文明就无从谈起，更不要说健康的发展。
剃发易服，虽然仅仅换掉了男性的衣冠，但这却是占汉族社会生活主导者的服饰。汉人认为“定礼之大，莫要于衣冠”，中国历来就有“衣冠之制”之称，所以衣冠是汉族礼法制度的根基，而汉服男装又是这一根基的主导。汉服男装的消失，使汉族社会原有的礼仪制度也随之解体，汉族服饰不再受原有汉族传统法度的约束。同时，满清剃发之时，杀人立威的做法着实吓倒了那些活下来的汉人（有“留发不留头”气节的人都***了），在人的基本生存权都难以保障的情况下，汉族原有的“礼义廉耻”等传统道德理念早就被“好死不如苟活”的思想所是淹没。最重要的是满清统治者成功的淡化汉人对华夏民族的认同情。通过剃发易服的直接而暴力的方法，制造出华夷类同的假象，利用科举收买拉拢部分汉族士绅，再配合文字狱、禁海令等等彻底断绝一切使汉人可能回忆起自己民族属性的途径。一步步消磨汉人的民族感情。汉人对本民族传统习俗的坚持淡化了，更多的却是对统治阶级优越生活方式的向往和模仿（就如同今天一些人向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活一样）。失去了的汉文化根基，失去了民族认同的精神内核，残存下来的汉族女装，在统治阶级的诱导下，向满装变质实是早已写定的结果。
有人认为满清的“十从十不从”使汉族女装没有在清初消失，所以，汉族妇女是自觉自愿的吸收了满装的特征，”进化”成了清末的样子，所以，满清的女装不是汉族的耻辱。但事实绝不是如此简单。
首先不能以是否被迫来判断耻辱程度。清初的汉族男子剃发易服，多是被逼无奈，蝼蚁尚且贪生，更何况是人，这种汉人我们尚能谅解；但是，象乌三龟这类汉奸，为自己的一己私利出卖国家、为讨好异族主子自动剃头，比被逼更为可耻。
其次，满清剃发易服，是用暴力手段剥夺了汉族男子穿民族服装的权利，但是清初的汉族人，心里并不认同满族服装。有些汉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始终怀有民族感情，怀念汉族的衣冠制度。由此可见，虽然汉族男装从形式上消亡了，但是汉服所承载的民族精神，并未立刻消亡，汉族人的“民族认同，自信、尊严、气节、廉耻等等”并未完全消亡。
随着时间的推移，剃头令的血迹也逐渐被历史的尘埃所遮盖，这种反抗情绪虽然始终没有完全消亡，却也越来越趋于淡漠。在时间淹没了清初抗清义士的慷慨悲歌之时，更有一批批汉族士人赶往科举考场，丝毫不念及满清转战烧杀三十七载为中国留下的灾难和当年抗清义士的廉耻节义，却争着为屠戮自己祖先的人尽忠尽效。
“满清政府转战烧杀三十七载，方才初步平定中国。有思想、敢反抗的忠勇之士几被***，留下的大抵是一些顺服的“奴才”，当剃发易服砍下了最后一个具民族意识和反抗精神的汉人的头颅时，就决定了在华夏上大上葬送的不仅仅是一袭衣冠。”
满清汉女服饰的满化，也如同男子们的参加科考和辫子的进化一样，是自觉自愿的行为。但是今天恐怕大多数人，都不会觉得满清汉女的着装比明朝之前更漂亮。所以汉族女子并非单纯是因为美丽而改变自己的服饰特征，在女装变质的现象背后，隐藏的是对历史的遗忘和对统治阶级的心理屈从，更是对本民族文化精神的离弃。这是比男子的被迫剃发易服更为可耻的事实。
不过有些人不但不以此为耻辱，反而将其说成是民族服饰融合，将其与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并论，说成是中国文化进步、飞跃的表现云云；更有甚者，把满族妇学习汉女裹小脚的陋习当成典型代表，以为是汉人同化了外来民族文化，沾沾自喜。这才混淆是非、廉耻丧尽的奴才行径，是人类有史以来比乌三龟更加乌三龟的文化汉奸。
灵魂失去的同时，便是躯体腐烂的开始——满清汉女着装的满化，实是满清统治者对华夏文化破坏和对汉族精神全面扼杀的具体体现之一。
注一:胡服骑射与剃发易服的区别
“胡服是指借鉴了胡人服饰中窄袖紧身的特点，而当时，胡汉服饰的主要区别是左、右衽，而赵武灵王所着之服仍是右衽，是典型的汉服。胡服骑射是汉族借鉴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来充实、发展自己的行为，是华夏民族包容与自信的表现；然而被人胁迫而放弃本民族服饰却是奇耻大辱，一个民族，连穿什么衣服、保持什么发式都不能自主，那里还有资格奢谈什么民族尊严？！”
注二：十从十不从内容：
1。“男从女不从”：男子剃头梳辫子，女子仍旧梳原来的发髻，还因此保留了三寸金莲的陋习，甚至使旗人女子也纷纷效仿，以此为美。
2。 “生从死不从”：这条即“生降死不降”。说的是人活着时穿满人服饰，死了则穿明朝服装，所以人死入殓，还是用明朝的服装。
3。 “阳从阴不从”：既然“生从死不从”，那么阴世的事，象做佛事超度等，都仍按汉族传统佛道教习俗办理，不从旗人习俗，所以叫做“阳从阴不从”。
4。 “官从隶不从”：做官老爷的，吃皇粮办公事，观瞻所系，自然须顶戴花翎，身穿朝珠补褂马蹄袖的满清官服。但隶役依旧是明朝“红黑帽”的打扮，这就是“官从隶不从”。
5。“老从少不从”：孩子百无禁忌，穿什么都可以，但一旦长成，还是要按旗人的规矩办。
6。 “儒从而释道不从”：这跟“在家人降，出家人不降”意思一样。在家人必须改穿旗人的服装，并剃发留辫。出家人不变，仍可穿明朝服装，因此和尚僧人至今仍保持着明朝的服装。现在明朝服饰变成僧人的制服，只有“出家人”才穿了。
7。 “娼从而优伶不从”：娼妓从，唱戏演员不从。戏台上既然扮演的是前朝的故事，不穿前朝的服饰怎么演？废话一句。
8。 “仕宦从婚姻不从”：这条可参照“男降女不降”。汉族男子投降，女子不投降，这也是指服饰。比如男女婚嫁，新郎穿的是旗人的礼服，女子则依旧穿明朝的礼服，即所谓的“凤冠霞帔”。
9。“国号从官号不从”：改朝换代了，国号满清，叫大明当然不行。但官号就不必再另起炉灶，照抄大明的六部九卿，总督巡抚等，省却许多麻烦;
10。“役税从文字语言不从”：满人有满人的语言文字，跟汉语言当然不同。满清入定中原后，满语被定为国语，同时也使用了各个的民族语言文字，后来具有许多优点的汉语终于战胜了各种少数民族语言，连旗人也不得不用起汉文，说起汉语了，使得汉语反而更象国语了。
注三：汉服与满装在外观上的区别
满装的工艺，虽然很大一部分是来源于汉族文化，但是满族服饰也有着他自身的风格特征，能够明显得区别于汉族传统服饰，在此本书从五个方面来讲述汉服与满装在外观的区别。
线型第一：
汉服满装同样都是采用平面剪裁，但是，汉服用料，远远大于覆盖人体的需要。在裁剪之时，看上去虽然是平面直线的，但是穿在人的身上，配合以束腰等手段，就会随着人体的结构，呈现出不同的曲线，无论从正面、侧面、背面，都十分优美动人，和环境共同成为灵动的艺术品。有人说“中国人做衣服不看侧面。”这实际是十分不了解中国服饰片面观点的。汉服不仅重视人体的各个侧面的线型，而且还注重人与环境对服饰的影响。果说西服是三维的艺术，那么汉服至少是四维（加人体结构和动作）甚至是多维（加气流等环境因素）的艺术。而满清服装，剪裁的时候是平面直线，穿上之后还是平面直线，而且从任何一个角度看都是平面直线。还要强调的是，和服和满装一样，都是直线造型，与汉服是完全不同的风格体现
松紧第二
流行于少数民族地区或游牧民族的服饰，一般都较为紧窄合体，以利于骑射或其他激烈活动，这种服式多采用左衽、窄袖，袍身比较适体。这点与汉族服饰的宽怀豁达截然不同。即使在满清末年，旗人服饰大量吸收了受汉人的影响，也逐渐趋向宽大，但满清服饰的宽松程度仍远远不比了前代。例如：汉族传统服装中，贵族服饰的大袖，不仅是袖径的宽大，也表现为袖子的长度超长。官员与老人的袖子延至手后，又可以挽回相当的长度。而满装袖子要短得多(和服也一样，袖子仅仅到腕，比满装的还短)。汉服袖径宽大时可到四尺，而清装最宽时也远远小于这个尺度。这种宽大的剪裁，使得汉服在穿着起来之后，可以行成如行云流水般的流线，随风而动，但毫不拖拉。而满装，即使是贵族服饰，即使后来袖子变宽，但是这种单纯的加宽袖径、加肥了袍服的做法，不但无现于汉服洒脱的仙道之风，而且还使衣服看起来显得松散逛荡。所以分辩”松紧”，不能只看用料的多少。汉服满装的松紧之别，也是线形之别的原因之一，但然，还有其他的原因，如满装通常不束腰，所以很少有腰身的体现等等。
滚镶第三：
滚边也是汉服中曾出现的元素，满装的滚边，实是参照汉服而形成的。但是汉服的滚边，多是轻描淡写的一道，为了加固衣领、袖口等等。所以多是单色或绣以简约、主题突出的纹饰。而满装却客意地强调那道边的装饰性。满装能够一件衣服上绣以各色花纹，领、袖、襟、据都有多重宽阔的滚边。至咸丰、同治年间，镶滚达到高峰时期，有的甚至整件衣服全用花边镶滚，以至几乎难以辨识本来的衣料。装饰之繁琐，几至登峰造极的境地。此时的清王朝正摇摇欲坠难以为继，清廷内外交困，国力式微。但清式服装对细节精致要求的苛刻，恐怕却在此时达到了有史以来最厉害最繁琐的地步。(这件满装的滚边占了服装面积的四分之一，在汉服中从未有过如此宽阔绚丽的滚边。)
饰物第四：
满清装的饰物，都来源于汉族艺术。所以很多都能在先代找到。但是，同滚边一样，都是无重点的到处应用，无主题的强行拼凑。本书以妇女头饰为例，比较一下两者之间的区别。
汉女很重视发饰，很早就创造出了造型千姿百态的发髻，华美而不失自然。无论从哪一角度看，都是十分美丽的。而步摇等等，也如汉服之流线一样灵动。很显然，满族妇女是很羡慕此点的。所以旗女也开始刻意装饰头部。满族最常用梳的头饰叫“两把儿头”(或者叫“燕尾”)。梳“两把儿头”很复杂繁琐，首先需要有一个较长的饰物叫扁方，它长约20厘米，宽约3厘米。梳头时要先用自己的头发将发纂的底座梳出，即头后边的“燕尾”，而且还要留下两绺头发。在头顶安好那用黑缎子和铁丝裹好的架子，再用这两绺头发往上梳，从左右两侧经过这大扁方裹住和固定这架子，再在根部插上各种簪子、花穗子等装点起来。这种造型，就如同开了屏的孔雀，只能从正面观看，不能从其它角度去观察，尤其不能从后面去观察。这种浮华、表面化的装饰与滚边一样，都是极为肤浅的审美下所产生的“二维”退化品。
拓扑第五：
例一，女子头饰的拓扑图型
汉女和满女都用头发和饰物对头部的进行延展，并在延展区上进行修饰，但是，两种延展方式的所产生的视觉效果却是截然不同的。汉女头部的延展区与头部是一个整体的，而旗女则是两截分开的。
例二，襟与衽的拓扑图型
满装的大襟本是来自汉服的右衽交领，但给人的视觉效果却完全不同，他们的拓扑近似有着本质的区别，汉服的右衽给人的感觉依然是道完整一体的曲线，而满装却是线与圈的组合。见下页图。
例三：扣与边的拓扑图型
在明朝汉服中也曾用过。但并不普及。扣子虽然方便，但是安装在衣服饰上的盘扣，属于短线型，这汉服整体流畅的长线型风格不符。所以仅在必要的地方，如内衣的领口用一用，而且多是沿着衣服剪裁线使用，如领口等。但是满装，却在所有的衣服连接处使用盘扣，尤其是在外衣的滚边上使用。使得原本是已经十分突出的多彩条纹又加了几个突兀”横道”。这样，原来呈平行的纹路上就多了几个截断，形成了几个”叉”字。我们可以看到，一件汉服在制作时，这种明显的“交叉”线极少出现！所有的线条都是平行出现，形成如国画中铁血描一样的线条。而满装，却在自己的衣服最明显的部位“打叉”！破坏了原本的线型结构。从拓朴学的角度讲，“相交”与“不相交”是两种有着本质区别的图形。见图。
由上面几点可见，量变产生质变。满汉服饰，虽然同样采用汉族的丝绸印染、刺绣纹饰、平面剪裁等等工艺技术。但是汉服浑然天成的自然之美与满装零零碎碎、东拼西凑的风格却是不入的。
服饰风格与民族个性，文化内含和社会地位有直接关系。满族做为落后民族，因为汉奸和中原内乱而意外入主中原，尤如一夜暴富的暴发户。为了显现地位的变更，所以极力追求最华贵的装饰效果。而肤浅的文化修养，却使他们只懂得去欣赏表象的华丽，而无法理解其内涵的神韵。所以形成了满风矫揉造作、浮华怯艳的特点，不伦不类，实事是审美的退化。
可悲的是，受这种“暴力地位强势、文化修养空白”的统治者风气影响，原本因”十不从”保留下来的汉服女装，也和汉族的民族气节一起，逐渐退化腐朽，到了乾隆年间，就全盘满化变质，与当时满人的着装风格一般无二了。
“桔生淮南则为桔，桔生淮北则为枳。”由此可见，汉族服饰的汉文化主导性，神韵，体现汉服的内涵，失去汉文化的土壤，服饰文化也会变质。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这些服饰，虽然与汉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在其内涵、神韵及灵魂深处早已脱离了汉族传统文化的范畴，所以不能称之为“汉服”。
大国之殇—汉服消亡简史（四） 转帖
作者：文禾
第四节华夏彻底消失的危机与中国服饰的尴尬
可以想象，一旦汉人哪天忘记了那段历史，不再认同汉服是自己的民族服饰，那么就真的万劫不复了！
满清占据中国之后，和中国同处一个文化体系的朝鲜、日本，对满清中国的态度大为转变：
“日本、朝鲜和中国，渐渐从文化上“本是一家”到“互不相认”，渐渐的互不相认，象征着“东方”看似同一文明内部的巨大分裂。就在清帝国最兴盛的时代，朝鲜到中国来的使者们却看到了已经不再“中华”的帝国风景，于是不再认同这个原来仰视的宗主国；而日本人在对中国漂流商贾的观察中．也表现出来一些微妙的、发自国族自尊的轻蔑和警惕。一个曾经到过北京、承德和沈阳的朝鲜使者说，这个帝国已经是不折不扣的蛮夷了，我们为什么还要向他们致敬?他不再去想“中华上国”的昔日风华；一个没有到过中国的日本文人也说，感谢大风，让蒙元的舰艇和大军沉在海底，也感谢大海，让我们和蛮夷的清帝国离开好远，那个时候，他也没有去想这只是“一衣带水”。”（葛兆光《渐行渐远——清代中叶朝鲜、日本与中国的陌生感》原载《书城》2004年第9期）
“朝鲜李朝把满清视为犬羊夷狄，私下里，称清廷为“虏廷”，清帝为“胡皇”，称清使为“虏使”。除对满清的公文贺表之外，一切内部公文，包括王陵、宗庙、文庙祭享祝文，仍用崇祯年号。朝鲜《仁祖庄穆大王实录》，在明亡前用崇祯年号，在明亡后用干支纪年和国王在位年号。在仁祖之后的历代朝鲜国王《实录》，只书干支纪年和国王在位纪年。至于私人著述，直到清末，仍有人书写崇祯年号，以至竟然有“崇祯二百六十五年”的纪年。”（《朝鲜王室的“反清复明”秘密计划》原载《世界华人》2004年第1期）
满清政府自己呢？闭关锁国，闭目塞听，井底之蛙、妄自尊大，俨然以“天朝上国”自居。满清贵族接过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的专制主义衣钵，并将其发扬光大，将除自己之外的其它世界统统称为“夷狄”，真可谓“人不知自丑，驴不知脸长。” 至于胡服辩发，“强迫既久，习与性成。”也就安之若素了。“然则蓄发之久，则以蓄发为安；辫发之久，则以辫发为安。向使满洲制服，涅齿以黛，穿鼻以金，刺体以龙，涂面以垩，恢诡殊形，有苦魑魅，行之二百有六十年，而人亦安之无所怪矣。”（章炳麟《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人人都拖猪尾巴，谁不笑话谁。
19世纪，这种封闭的局面，随着半殖民地的门户打开而开始改变，到20世纪前后，外出留学的清国留学生成为第一批剪辫的中国人。断辫的直接原因，无非是满清的辫子受到外国人的极端蔑视，甚至有许多留学生因为忍受不了“猪尾巴”的嘲弄而中途退学。1903年，留日的湖北学生组织出版《黄帝魂》一书，在其中的《论发辨原由》一章中，痛陈发辨之罪“凡我国人所到之初，就有半边和尚之称，有拖尾奴才之称，或辱之，或侮之，甚或以枪毙轰之，含冤茹苦，无可告诉。”可谓受尽屈辱！并且认为，发辨之俗，极其丑陋“头剃其半，拖曳以辫如绳索，如锁链，如兽尾，自顾亦觉形秽矣，何况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