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尚且如此,群臣则更无顾忌,一时崇尚“南风”遂成风气。官宦、士人阶层往往以此为风流.沉酒于此而不能自拔。当时,“豪商富官,多蛊惑于优童,鲜有暇及者’”,“泣童割袖之风盛行于今,执役无俊仆,皆以为不韵;惰酒无歌童,便为不欢”。以致形成了在京师文化娱乐界中,只“有歌童而无名妓”的局面。这正如当时著名学者赵翼所言:“京师梨园中有色艺者,士大夫往往与相押。”并且,仕宦、绅士们在欢聚行乐时,常常离不开男优、妾童陪伴,甚至有人把此作为一种显示自己身份、地位的标志,充满了自豪感。据说和坤与当时著名的秦腔花旦魏长生(又名魏三,四川人),就有“断袖之宠”,“分桃之谊”;魏长生经常“车骑若列卿出人和坤府第”。其次,乾隆时期著名的封疆大吏毕玩与著名优伶李秀章(又名李桂官)相押,而且两人是“患难相交”,始终不虞,故当毕玩发迹后,人称李秀章为“碧岑夫人”或“状元夫人”。不但毕沉一人有此之好,就是他的部下幕僚们也“大半有断袖之癖。人其室者,美丽盈前,笙歌既叶,欢情亦畅”。其次,风流才子、著名学者袁枚也对伶童情有独钟,并以此自命风流(以致有“风流令尹”之称)。他一向认为“好色不关人品,何必故自讳言哉?”因此,在其著述、诗词中从不隐讳他的□观,并进行了坦言、公开的记载。他一生中曾有许多优伶、歌郎、妾童陪伴身边。其中有名的如,许云亭、张彬、李郎、颜郎、吴文安、陆才官、袁郎、桂官、华官、曹玉田、金凤等十几人。而且有的人与他感情特深,像吴文安、陆才官二人是当时著名的歌郎,“时人目为双璧”。他们在京城与袁来往密切,二人甚至表示宁愿一辈子陪伴袁枚、侍侯袁枚。例如,“每遇考试吴为吮笔磨墨,摒当周至。及先生成进士,人词林,吴为欣喜者累日。嗣后先生以知县出都,吴送之紫竹林而别。河梁携手,不足依依,所谓‘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也”。袁枚晚年仍与歌郎、妾童往来密切,自称“不肯离花过一霄”。例如,他与桂官的关系就可反映一斑,袁枚在一首几乎全部是用同性恋故事中的典故、词语写的名为《同佳郎寻春仪征,泊舟燕子矶有怀四首》的诗中,就有这样的诗句:“小字桂枝仙,钱王剧可怜。肯歌周史曲,同泛鄂君船;挽手胜扶杖,吹萧屡拍肩,妙莲花不染,恰是并头眠”。再有,做过县令的著名画家、扬州八怪之—郑板桥,亦性喜南风,“素有余桃癖.,。例如,据说某一日,郑板桥在县衙听事,“见阶下一小皂隶执板遥立,戴红牙帽,面白衣黑,颇觉动人,遂见妥篓。有友戏问曰:‘侮人者恒受侮于人,使其反噬之,谋倒戈而相向焉,何用御之?’郑曰:‘斯受之耳,亦未必其血流漂柞也’。”他还说过:“酷嗜山水,又好色,尤多余桃口齿及椒弄儿之戏。然自知老且丑,此辈利吾金币来耳”。在“喜南风”、“同性恋”这一点上,他与袁枚的嗜好是共同的。蒋敦复在《椭园轶事》说:他们在“余桃断袖中,自无不可引为知己”;“板桥尝欲改律文答臀为答背,闻者皆笑之。先生(袁枚—笔者注)语人曰:‘郑大有此意,惜断不能办到。然其所以爱护全臀者,则真实获我心矣”’。这些事例反映出乾隆时期官宦、士人阶层押优蓄童已非常普遍,并且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而且一般人们也都认为这是正常的现象,认为“押优蓄童”如同自己的妻妾一样,无须大惊小怪。例如,当时著名学者赵翼就认为歌郎、优伶的作用不亚于女性的“贤内助”,他曾作诗曰:“从此鸡鸣内助功,不属中闺属外舍”。纪晓岚也对这种现象不以为然,认为此乃“发乎□之自然”。因此他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就记载了不少人(甚至还有鬼狐加人)同性恋的故事。此外,与《阅微草堂笔记》一样,在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小说、笔记(如,《红楼梦》、《儒林外史》等)中,也都不同程度有同性恋情节的记载。
三
在乾隆朝仕宦阶层中除了流行热中奢靡、押优蓄童、纵欲享乐的风气外,仕宦风气的再一个特点,那就是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开始放下了“清高”的架子,扯下了“儒雅”的面纱,□裸贪婪地追求起钱财来了,这真可谓:“好利而不好名”也;并且,他们往往不像以前那样,仅仅是广置土地、房屋,而是纷纷开起当铺、钱庄、粮店、煤窑等,经营起工商业了;在这些人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和坤。
和坤是一个很善于理财的能手,他理财方针和治家的法宝就是“开源节流”。首先是广开财源,只要能赚钱,他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什么营生都干;同时他也十分注意节省每一个铜板,珍惜每一分一文钱的开支。他敛财的方法主要有三种:(1)窃取,他利用独揽政府和皇家财政的主管大权,想方设法,拼命地向地方官吏和富商大贾们索取钱财,据为己有;(2)纳贿,他经常利用职权,把一些掌握实权的职务,或容易捞钱的肥缺交给他的党羽和亲信,或者为别人作些事情,然后再让他们以各种名义,采用不同形式报效自己。有时一次就纳贿几万两,甚至几十万两白银。例如,肃亲王永锡为了能承袭其叔父组住之王位,竟把自己坐落在前门外的两处铺面房拱手送给了和坤;(3)营私,他在给乾隆皇帝增加财政收人的同时,对自己的财富积累也是纹尽脑汁,千方百计到处捞钱,想方设法搜取社会财富和搜刮民脂民膏。
和坤敛财的办法很多,路子也很广。他家不但大量占有土地,收取高额地租;而且还在京城内外广置房屋,用以收取房租。世传他家占有土地“八千倾”。因为在官书中没有明确记载准确数字,因此很难说这个数目是否正确。但据有关清史档案记载,他家拥有“取租地共一千二百六十六顷零”。和坤家在北京有案可查的出租房就有35项,坐落在京师五城,“按契载共房一千零一间半,共价银四万九千四百八十六两,价钱二千三百二十五吊。每年共取租银一千二百六十八两三钱,取租钱四千四百九十二吊二百四十文”。此外,和坤在承德、通州、琢州、新城、三河、天津、宛平、昌平、大兴、蓟县、密云、顺义、文安、容城、静海、交河、青县、安肃、女城、锦州等ith的市植、走村都拥有大量房屋。这些房屋有的是铺面房,或自家开店铺、当铺,或直接出租给别人收取房租;坐落在农村的房屋,大多和土地在一起租给佃户使用。例如,他在承德,除“避暑山庄”丽正门外东南方的胡同里有一座豪宅外,在
其他地方还有房产三处,马圈二处,共计房间165间半,内有灰棚7间。坐落在宫门口红栅栏内房一所,计53间半。坐落在皮袄街北差距胡同有铺面房一所,房33间。坐落在新街铺面房,当时正在营业的店铺,名叫德兴号,共有房22间。坐落在皮袄街下坡马圈房7间、马棚5间。坐落在二道街马圈房27间、马棚18间。此外,尚有零星大小房63间半,内有灰棚17间,坐落在小南门。自两间房至阿穆呼朗图寓所八处,计房176间,内草房17间内坐落在两间房下处草瓦房22间、坐落在喀拉河屯下处瓦房31间。坐落在吉尔哈朗图下处房22间。这些房屋大半都是供出租用的。
和坤敛财的另一个方法,就是放高利贷,经营典当、银号(钱铺)业,从中获取暴利。众所周知,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货币作为社会交换和金融流通的中介手段,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于是以金钱作为主要计算单位的信贷关系和典贷关系便日趋发展起来。高利贷也因之伴随而生,随之便成了富人盘剥穷人或一时措手不及人们的重要手段之一。乾隆朝随着商品经济繁荣和发展,高利贷和典当业也十分发达。和坤不但向一般人放高利贷进行盘剥,就是他身边的佣人、亲属也不放过。例如,他家家人傅明向他借银100()两,答应如到期不能还清,便从其“每月工食内坐扣”。可是不久傅明身亡,于是其子花沙布代替还债。每月规定按7厘起利,加上以前所欠利银200两,共计1200两。
和坤家的当铺不但遍布京城,而且在京徽直隶(今河北省)的保定、通州、蓟县(天津蓟县)、新城、三河、昌平等地都有他家的当铺。传说他家有当铺75座,这个数字可能有些夸大,但至少不会少于2o--30座。因为他家在北京城内就有当铺12座,如永庆当、庆余当、恒兴当、恒聚当、合兴当、恒升当、恒庆当等。在“康乾盛世”时期,皇家、仕宦官僚开当铺已是常事,并不稀奇。例如,明珠、徐乾学、高士奇、曹寅、福长安等人家中都开过当铺。和坤是仕宦当中头脑更加灵活的一个,他不但经营高利贷和典当业,而且还从事其他工商业。据档案、正史记载,他家除当铺、钱铺外,还经营印铺、帐局、瓷器铺、药铺、古玩铺、弓箭铺、柜箱铺、鞍毡铺、粮食店、酒店、杠房、煤窑、石灰窑等。此外,他家还专门栓了80辆大马车,从事运输业。
和坤理财的一个特点,那就是他在不断扩大不动产(包括土地、房屋等)的同时,更追求动产(包括金银、店铺、作坊、矿坑等),特别是对现金最感兴趣。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乾隆时期,仕宦阶层中的一部分人已开始从传统的重农抑商的观念,转向重视工商业;同时他们也注意到现金在周转、流动中会产生更大的利润,会更迅速地扩大家业。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资本主义萌芽的程度确实比以前有了进一步发展。例如,乾隆五十七年(1792),贝子永泽在奉天义州(今辽宁义县)庄园的庄头许五德与永泽的管家霍三德发生矛盾。主要原因是霍三德每到庄园收取钱粮时,总要用讹诈的方法向许五德索要钱财,许很难忍受,于是便向步军统领衙门控告。为了确保打赢这场官司,第二年正月,他与儿子许宗姜特意进京,找到好友礼亲王的门上护卫恒德(和坤的亲戚),请求他拜托和坤关照,并答应“事后或送地六十顷,或银一万两,以为酬谢。恒德应允,即向和坤告知。嗣经步军统领衙门审拟,将霍三德连其眷属发黑龙江为奴。…和坤随同恒德告知许五德之事业已完结,不要地亩,要银一万两”。许五德前后共送给和坤白银6000两,后来实在再也拿不出来现金了,表示愿意把自己承种的35顷不与官地相连的土地送给和坤20顷,恒德巧顷,用来顶替。但和坤还是不同意,最后他看许五德确实拿不出现金了,才勉强答应以卖给其“侄丰绅殷德名下为业,方肯要地”。从以上事例可以看出,和坤平日与人经济往来最愿意要的是现金,实在没法才要土地和房屋。这反映了在他的头脑里,现金是活钱,可以及时周转,可以经营工商业,生值快,可获取更大利润;而土地、房屋是死钱,收取租金费时费力,又不保险。这说明他的经营理念已开始向资本主义经营方式转化,向近代人那样管理多济了。
此外,乾隆时期许多仕宦也与和坤一样,对金钱十分着迷,变着法敛钱,同时他们也开始经营工商业,开当铺、钱铺,办作坊…。例如,福长安在北京城内就有多家当铺和商号。在这种“物欲横流”,拚命向“钱”看的氛围下,不说官僚,就是一般绅士、士人也经受不住这种诱惑,于是“一捧书本,便想中举、中进士,作官,如何攫取金钱,造大房屋,置多田产…”。他们甚至不顾其“高贵”的身份、等级,纷纷与商人、胃吏等有钱人结交、攀缘,
拉关系、认亲戚…,最终一个目的就是如何能尽快、更多地捞到钱财,早日过上豪华、奢靡的生活,融人到骚动不安的社会变革洪流中去。如,当时一些著名的学者、士人王鸣盛、汪中、杭世骏等人都是有名的“钱迷”,关于他们爱钱的故事,在清人文集、笔记中时有记载。这一切不但反映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市场经济的繁荣,资本主义萌芽进一步发展,而且也说明了官宦、士人阶层观念的转变。
从以上对乾隆朝官宦、士人风气的擅变论述,可以反映出两个现象;其一是反映了乾隆时期清王朝虽已达到了“鼎盛”,但也开始显露出衰败的迹象。表现为各种社会腐败日益严重,统治阶级生活奢靡、腐化,追求金钱、享乐、纵欲,他们沉溺于吃喝媒睹等不良、颓废的习气,为了攫取金钱,可以不择手段。其二是反映了当时由于社会生产力有了进一步提高,商品经济更加繁荣,才使官宦、士人阶层的人们有了奢靡、腐化、享乐、纵欲的物质基础。同时也说明他们的道德观念、伦理观念和价值观念正在发生变化。他们追求金钱除用于享乐外,也开始经营工商业,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并逐渐向官僚资本家方向转化,说明当时社会正在孕育着变革、转型…;因此,我们有理由说,就是没有西方殖民主义者人侵和资本卞义牛产方式的介人。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也会自己完成从古代向近代转型。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2年第2期)
大国之殇—汉服消亡简史(一) 转帖
作者:文禾
汉民族服饰消亡简史!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的都荡漾着浓烈的讽刺意味!
汉族,这个又被称华夏民族或中华民族的古老民族,它名字“华”便是来自她美丽的肌肤——服饰。“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尚书正义》注“华夏”:“冕服华章曰华,大国曰夏。”《左传·定公十年》疏云:“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章服之美,谓之华。)”2003年10月,中国姑娘王珊身着中国唐式服装参加国际小姐选美,并获得“最佳民族服饰奖”的殊荣(见右图)。然而,时至今日,就是创造这个服饰的民族,却成了世界上唯一没有自己民族服装的民族。
“世界上有很多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但没有自己民族服装的民族却不多。中国56 个民族中,藏族、蒙族、维族等均有自己的民族服装,唯独汉族却没有自己的民族服装…198 9年发行的第三套人民币10元券,俗称“大团结”,票面上的各民族穿着各自的民族服装,汉族却穿着中山装。1987年发行的第四套人民币,描绘了中国人口总数在百万人以上的各民族的图案,其它各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服装,唯独10 元券上面的汉族和1角券上面的满族,却穿着同样的服装…”
“今天的中国人,大多数都认为自己是汉族,可是他们毕生都没见过自己的民族服装。甚至,在许多国人的心目中,汉族从来就没有民族服装,穿民族服装是少数民族的特色。”
没有民族服装,使汉族人在很多场合陷入尴尬的境地。2004年的56民族金花联欢活动中,五十五个少数民族都身着各自的民族服装,而汉族金花却身着西式黑色晚礼服。
其实,汉族并非原本就没有自己的民族服饰。从上古时代开始,自成一系的汉族服饰,就伴随着华夏人民的生活点滴,构成华夏民族延续上千年的独特风景线,成为古典中国文明的重要象征。在创世传说中,她赞颂着先祖炎黄的丰功伟绩,在历史长河中,她记录着华夏民族的演化轨迹。礼仪之邦的教化使她深邃,文明古国的工艺使她华美,天汉的雄威使他庄严,盛唐的光环使她绚丽,她丰富,她悠远,她高洁,她远播四海。然而,就在她绽放比耀眼的光芒的时候,却突然从神州大地上消失了,仅留下一片废墟瓦砾,长伴残阳如血。
《文明的失落与复兴》将带您穿过时空遂道,俯瞰神州大地,欣赏汉族服饰的华美,再探华夏文明的源泉,领略中华文化的渊博,重温古国往昔的辉煌和骄傲,同时也将带您感受那曾经的耻辱与悲伤,体验那痛苦的令人心悸的脉动,感悟汉族服饰所代表的气节和尊严、体会她的坚强和信念,以及她所属的华夏民族的历史、今天、未来的命运、抗争和希望。
我们的汉服是怎么消失的?
“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这是中国历史上“天崩地裂”的一年,这年3月,李自成北上攻取燕京,崇祯帝自缢殉国。李自成进北京,派人招抚驻扎在山海关的原明宁远总兵吴三桂。吴三桂经过考虑,决定归顺新朝,并回京朝见“新君”李自成,在回京途中,听闻家产被抄,爱妾被虏,顿改初衷,回师山海关,占领关城。李自成闻讯,决定征剿吴三桂,21日,双方激战山海关,22日晨,吴三桂情势危急,带随从冲出重围,至关外向驻扎在关外觊觎已久的多尔衮部剃发称臣,归降满洲军,双方合兵。26日,李自成败退回北京,旋即西撤,清军入关,“定鼎燕京”。
第一节 伴随着满洲入关而来就是剃发易服令
早在满清入关之前,辽东汉民早已深受剃头之荼。满洲在明代称为“建洲女真”,剃发是女真族的风俗习惯之一,这也是从其先世,女真金人那里沿袭下来的(历史上,剃发垂辫这一习俗,存在于多数北方游牧民族之中,中原汉人因之泛称其为“索虏”。),同时,北方游牧、渔猎民族多属马背民族,为征战、抢掠方便其间,其服饰多以紧身窄袖为特点,亦不戴冠,与中原华夏民族(汉族)的宽衣大袖,束发戴冠大不相同。17世纪初,随着满洲的兴起和扩张,这一特定的风俗习惯转而变成民族斗争之间征服与反征服、奴役与反奴役的政治问题。努尔哈赤于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称后金汗,并攻掠明地,开始以剃发作为降服满洲的标志。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后金袭取抚顺,“被掳军丁八百余人,又尽髡为夷。”(《剿奴议措》)天启元年,(1621年)后金攻取辽沈,“驱辽民聚城北,奴家聚城南,谴三骑持赤帜,传令自髡剃不杀。”(《明熹宗实录》卷三)后金的剃发政策,引起汉人的强烈不满,以金洲、复洲、海洲、盖洲南四卫,镇江(丹东)等地最为激烈,“坚不受命,有剃头者,群击杀之。”(《三朝辽事实录》卷四)镇江(丹东)人民拒不剃头,还杀了后金派去的官吏,努尔哈赤闻讯,派兵进行残酷镇压,不剃发者悉被杀害,又抢掠妇女千余人,据朝鲜史料载“时奴贼既得辽阳,辽东八站军民不乐从胡者,多至江边… 其后,贼大至,义民不肯剃头者,皆投鸭水(鸭绿江)以死。”(《李朝实录》光海君十三年五月)。
明崇祯九年(清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称帝,改后金为清,继续推行剃发易服政策,明令公布“凡汉人官民男女,穿戴要全照满洲式样,男人不许穿大领大袖,女人不许梳头缠足。”(《清太宗实录稿本》卷十四)三年,(1638年)又下令:“有效他国(指明朝)衣冠,及令妇人束发裹足者,俱加重罪。”(《东华录》崇德三)。皇太极的目的,是防止女真人受到汉人风化的熏染,“服汉人衣冠,尽忘本国语言”,(《清太宗实录》 卷三四崇德二年四月丁酉)危及满洲民族政权的长远存在,为此,皇太极反复告戒满洲贵族,应恪受满洲衣冠和善于骑射的风俗习惯云云,-还多次下“上谕”强调这一点:
“当熙宗及完颜亮时,尽废(金)太祖、太宗旧制,盘乐无度。世宗即位,恐子孙效法汉人,谕以无忘祖法,练习骑射,后世一不遵守,以讫于亡。我国娴骑射,以战则克,以攻则取。往者巴克什·达海 等屡劝朕易满洲衣服以从汉制。朕惟宽衣博鮹,必废骑射,当朕之身,岂有变更。恐后世子孙忘之,废骑射而效汉人,滋足虑焉。尔等谨识之。”(《清史稿太宗本纪二》十一月戊申)
“昔金熙宗循汉俗,服汉衣冠,尽忘本国言语,(金)太祖、太宗之业遂衰。夫弓矢,我之长技,今不亲骑射,惟耽宴乐,则武备浸弛。朕每出猎,冀不忘骑射,勤练士卒。诸王贝勒务转相告诫,使后世无变祖宗之制。” (《清史稿太宗本纪二》 夏四月己卯)
“朕思(金)太祖、太宗法度详明,可垂久远。至熙宗及完颜亮之世尽废之。世宗即位,奋图法祖,勤求治理,惟恐子孙仍效汉俗,预为禁约,屡以无忘祖宗为训,衣服语言,悉遵旧制,时时练习骑射,以备武功。虽垂训如此,后世之君,渐至懈废,忘其骑射。至于哀宗,社稷倾危,国遂灭亡。”(《清太宗实录》卷三二,崇德元年十一月癸丑)。
皇太极认为,女真金朝的灭亡是因为改穿了汉人的宽袍大袖,继尔废弃骑射,从马上下来,“数世之后,皆成汉俗”。因此,为避免再度崛起的满洲民族被 “汉化” ,其装束绝不能改变,这是保证弓马骑射的必需!否则,就会有“祖业衰歇,以迄于亡” 的危险。为此,皇太极还召集诸王、贝子,固山额真,“现身说法” “朕试为此喻,如我等于此,聚集宽衣大袖,左佩矢,右挟弓,忽遇硕翁科罗·巴鲁图(满语:鹫一般的勇士)劳萨(人名)挺身突入,我等能御之乎?若废骑射,宽衣大袖,待他人割肉而后食,于尚左手之人何异耶?” (《清太宗实录》 卷三二崇德元年十一月癸丑)这是说,一旦满洲人放弃本民族的装束,换上汉人的宽衣大袖,必定会废弃骑射,继尔沦落到“待他人割肉而后食”的悲惨处境。这种看法未免浅薄,穿宽衣大袖未必就会废弃骑射,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赵国一样不免于亡,秦始皇穿戴着宽袍大袖的冕旒兖服,却最终统一天下。(“冠冕堂皇”这一成语也是从汉族皇帝的传统礼服,冕旒兖服来的。)但皇太极对他的想法坚信不疑,还以之“垂戒”后世,成为清王朝的基本“国策”。进一步的,满洲贵族不但恪尊自己民族的风俗习惯,还将其强加给被征服各地的汉族人民。在他们看来,只要汉人肯剃发易服,除去自己民族的传统服饰,就会断绝其复明之路,效忠满清统治者,作满清的顺民;而汉人和明廷官吏则把坚守自己的服饰发式,作为民族大义的表现。双方以之为冲突的焦点,进行殊死的搏斗。
清军入关,继续推行这个政策。崇祯十七年,(顺治元年1644年)四月二十二日,清军打败李自成进入山海关的第一天就下令剃头。五月初一日,清摄政王多尔衮率领清军过通州,知州迎降,多尔衮“谕令剃发”。初二进北京,次日多尔衮给兵部和原明朝官民分别发出命令,命兵部派人到各地招抚,要求“投诚官吏军民皆着剃发,衣冠悉遵本朝制度”。(《清世祖实录》卷五顺治元年五月庚寅)这是满清进入北京后正式下达剃发和易衣冠的法令。但是这一政策遭到汉族人民的强烈反对,在朝汉族官员遵令剃发者为数寥寥,不过孙之獬、李若琳等最无耻的几个人。不少官员观望不出,甚至护发南逃,畿辅地区的百姓甚至揭竿而起,连吴三桂也极言之。“(吴)至齐化门,居民出迎,见百姓皆剃发,垂泣曰:“清人轻中国矣,前得高丽,亦欲剃发,丽人以死争之曰,我国衣冠相传数千年,若欲去发宁去头耳!清人亦止。我堂堂天朝,不如属国耶?我来迟,误尔等矣。”(《搜闻续笔》)多尔衮见满洲贵族的统治还不稳固,自知操之过急,被迫宣布收回成命。顺治元年五月二十日谕旨中说:“予前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发以别顺逆。今闻甚拂民愿,反非予以文教定民心之本心矣。自兹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 (《清世祖实录》卷五顺治元年五月辛亥)所以清军入关后,剃发、易衣冠的政策只实行了一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