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何况，方士以所谓仙药诱惑人主并造谣诽谤，罪本当杀。如果我们同样相信《史记》的话，比起长平之战大将白起坑杀40万降卒来，堂堂始皇帝坑杀460余人又算得了什么。
所以，说秦始皇“坑儒”实有厚诬古人之嫌。西汉刘向在《战国策序录》中说“坑杀儒士”，东汉赵岐《孟子题辞》中说：“坑戮儒士”。刘向、赵岐都是汉经学时代的儒士，说这样的话当然有现实目的。
历史上第一个完整提出“焚书坑儒”说法的是伪孔传本《古文尚书》全书之前假冒孔安国的《序》：“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伪孔传《古文尚书》是东晋豫章内史梅赜（其实当是梅颐）献上的伪书。此书真正的造伪者，在笔者看来，应该是魏晋之交的一个名叫郑冲的人。郑冲厚诬秦始皇“焚书坑儒”，是为晋初实行的文化专制的儒教政治效命服务。这是后话。
我们要说的是关于出土文献的话题。就从秦始皇焚书事件谈起吧。
焚书悲剧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34年），在秦始皇的咸阳宫酒会上，70博士为这位始皇帝祝寿。仆射周青臣大拍马屁，说什么“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很令正直的读书人讨厌.
博士淳于越是个书呆子型的人物，当面直斥他“面腴”。非但如此，淳于越还不识时务地转向了法今还是法古的老话题。战国诸家就这个话题争论了不知多少次，总起来说，儒家一直主张法先王，而法家则坚持以为审时度势的“察今”更为重要。
淳于越大唱“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的儒家老调，惹得身为丞相的法家李斯大为不满，认为“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
李斯就此倡言：“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这段十分著名的倡言记录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
专制主义的文化政策是法家的一贯主张。早在秦始皇之前一个半世纪，秦即已发生焚书事件。根据《韩非子·和氏》的记载，秦孝公在商君教引下“燔《诗》、《书》而明法令”，商鞅将《诗》、《书》、礼、乐看成是病国之虱，以为国家必去虱才可富强。站在极端扩张君主权力和威势立场上的韩非子更是激烈反对“藏书策、习谈论、聚徒役、服文学而议说”的“学士”，“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他认为“私学”是与统治者“二心”的，“二心私学”“大者非世，细者惑下”，如果“不禁其行，不破其群，以散其党”的话，是要“乱上反世”的。在著名的《五蠹》中，他把学者、言谈者、带剑者、患御者（逃避耕战依附重臣的人）、商工之民并称为害国之“五蠹”，并明确声称：“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
韩非子是韩国贵族，他多次上书韩王安但未被采纳。韩非子有口吃的毛病，不善于言说，但他的书写得好，秦始皇读到他的《孤愤》、《五蠹》等篇大为赞赏。韩非子终于得到了一次出使于秦的机会，于是他上书劝秦始皇先伐赵而缓伐韩。韩非子的才能引起他的老同学李斯的嫉妒，在李斯的谗害之下，韩非子最后服毒自杀。
但是，韩非子鼓吹的法家的理论学说在秦国还是被秦始皇和李斯所采用。李斯，同样是个主张严刑峻法的法家。身为秦国的丞相，他是秦国一系列政策的制定和推行者。
秦始皇应用法家的严刑峻法而大大提高了秦国的军事实力和行政效率，并最终得以并吞六国、统一宇内，因此秦始皇很自然地批准了李斯的焚书建议。
比较可惜的是各国的史书，烧了个精光。从而大大增加了后来司马迁写《史记》的难度，司马迁身为太史令，可以读到国家典藏的“史记石室金匮之书”，还是为六国史书的不传而痛心不已。《史记·六国年表序》：“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秦始皇焚各国史书也使得西晋挖出的魏国史书《竹书纪年》身价倍增。
其实秦始皇焚敌国的史书这一举动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国家史志尽记些个颁历告朔、战争祭祀的大事，事关王统，任何一个王朝毫不含糊也都这么干。
《诗》、《书》、百家语非博士官所职皆烧之，“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诗》、《书》是儒家之经典，百家语是战国时诸子百家之学说。秦始皇实行如此严厉之措施，将法家以外诸子百家统统禁锢，实在是种对学术进步、文化繁荣的反动，把战国时诸子百家相互争鸣的文化学术的大好局面破坏殆尽。
焚书坑儒
焚书坑儒是中国古代秦始皇焚烧典籍、坑杀儒生的事件。
在中国古代秦朝始皇帝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秦朝的博士淳于越（人名）反对采取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主张根据古来的制度，把土地分别封给子弟们。秦朝的丞相李斯主张禁止儒生”以古非今、以私学诽谤朝政“。就是不许学者们根据自己对学问的看法，对朝廷的政治、经济等问题提出意见和批评。
在《史记·始皇本纪》写到：秦始皇下令焚书， “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 《书》、 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这就是说，凡是有谈论《诗》、《书》的人全都要处死，凡是借鉴古代的经验批评当代的朝政的都要剿灭他的全家族。第二年，许多方士和儒生（有学问的学者）奉命去寻找仙药，没有找到，还讲怪话攻击秦始皇。秦始皇大怒，将460多名方士和儒生在咸阳活埋在坑里了。历史上称这件事为焚书坑儒。
毛泽东为何反感孔夫子
几千年中，儒法两派争论不已，历代政治家和思想家都免不了要谈到他们。
1973年，毛泽东在诗中谈论到了他们。
这就是《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这首诗之所以写给郭沫若，是因为郭老20世纪40年代在重庆写的《十批判书》里面，称赞孔子“是顺应着当时的社会变革的潮流的”。毛泽东不赞同这个观点。对秦始皇历来遭受非议的“焚书坑儒”之事，毛泽东也多有辩护。这些，他都写进了诗中。
毛泽东为什么反感孔夫子？
在他看来，孔儒们常常是说起来头头是道，做起来则不尽然。除了在文化教育上有些建树外，在事功上却常常说些空话。历朝历代的王公国戚个个都在打儒家和孔子的“仁义道德”旗号，而真正为民谋福利和与民同甘共苦者，少之又少。就是这样，在封建社会竟被捧为“圣人”，那些读了点“圣人”书籍的学子们，竟可以摇头晃脑，把尾巴翘到天上去。毛泽东的义愤，除五四以来的反孔思潮外，在其性格底色上，也是自有其源。
“焚书坑儒”一直是秦始皇残酷暴戾的证据，被后世天下学人唾骂了两千多年，以至于现在某些人一想到这个历史事件，仍然耿耿于怀，恨不能掘墓鞭尸，恨不能穿透两千多年的时空，对秦始皇敲骨吸髓。这种仇恨实际上是后来的文人们潜意识里面的集体恐惧，是一代代传承下来的。从感情上来说，老僧也觉得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手段过于激烈，对当时的儒生们的确是太过残酷，他完全可以采取更缓和的一些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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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个民族是一家，是今天我们这个大中国完整版图的构成，每个历史朝代都有错误和过失的~~
试析乾隆朝官宦、士人风气之嬗变—以和坤为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2年第2期）
作者：文禾
试析乾隆朝官宦、士人风气之嬗变—以和坤为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2年第2期）
冯佐哲
清代经过顺康雍三朝近百年的经营、治理，缓和了十分尖锐的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稳定了社会秩序，巩固了政权;与此同时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恢复和提高，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到了乾隆统治时期，已初步建成了一个国土幅员广阔，人口众多，经济繁荣的世界大国。
随着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特别是商品经济的兴旺与繁荣，使农业与手工业资本主义萌芽，在原来的基础上又缓慢地发展起来;物质财富相对增加，人们的生活也有所改善和提高。随之而来，在乾隆朝整个社会风气和人们的价值观念和伦理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人们所说:习尚浮华奢侈之风是“万历一变，乾隆一变”。特别是以乾隆皇帝为总代表的统治阶级(主要是官僚、士绅、商人等)，显得尤为突出。具体表现为:首先是一扫清初提倡的尚俭的淳朴风气，特别是在上层社会弥漫着穷奢极欲的奢靡之风。在社会人群中形成了“朴俭为耻”，“浮华为荣”的观念;其次，在官宦、士人均“自以此为荣”，毫不隐讳，并常常把此公之于众;甚至有的人还将此作为其显赫身份的标志，而往往不能自拔;再有，仕宦阶层中不少人已丢掉了往日的清高，拼命追求孔方兄，向商人靠拢，羡慕商人的金钱与奢侈生活，与其交往密切，甚至不少人自己也经营起工商业来。他们在注重不断扩大自己的不动产(土地、房屋)的同时，更喜欢要现金，以便在流通中赚更多的钱，这不能不说是社会开化、进步的表现，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的进一步发展。在这些人中和坤就是一个典型，在他身上几乎集中了乾隆朝官宦、士人风气的种种特点，本文试以其为中心，略加分析、论述。
一
明清鼎革之际，由于战火连年，人民涂炭;再加上天灾不断，造成了人口锐减，百业凋零，社会经济遭到了严重破坏。以至清初时“俄辅多失业之民;吴越有水涝之患;山左荒亡不清;闽楚馈晌未给;两河重困于备镭;三楚奔疲于转运;川蜀虽下，善后之计未周;滇黔不宁，进取之方宜裕”。因此，清前期顺康雍三位皇帝为了缓和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巩固政权，采取了一系列恢复社会经济与发展生产的积极措施。例如，崇尚节俭，杜绝铺张浪费，爱惜民力、裁减冗员(包括太监)、招抚流亡，垦辟荒田、兴修水利、治理黄河，以及为了减轻人民负担，实施“兹生人口永不加赋”，“地丁合一”与“耗羡归公”制度等。这几位皇帝一般都保持着满族在关外的淳朴之风，他们的性格也比较尚俭，顺治帝就曾不只一次地说:“联素慕检朴。”他深知物力维艰，提倡节用民财。亲政不久就颁布上谕停止了一些劳民伤财的赋役和进贡方物。如，停止陕西汉中地区进贡柑子，停止江南进贡橘子，停止河南进贡石榴，停止江西进贡龙碗，停止山东临清地区烧造城砖，运至京师(即北京)…。此外，在他有生之年，并没有象其他帝王那样为自己修造陵墓，并且还留下遗嘱给自己的继承人:“山陵不崇饰，不藏金玉宝器”。当然这与当时社会物质财富匿乏不无关系，但也不能否认顺治帝尚俭的品格。康熙帝即位后就经常以奢靡无度的晚明诸帝为鉴，而以历史上的大禹、周文王、隋文帝等帝王的勤邦俭家为楷模，“检身省心”。他经常说:“帝王致治，首在维护风化，辨别等威，崇尚节俭，禁止奢侈，故能使人心淳朴，治化休隆。”此外，在他的《圣谕十六条》中的第五条，就是“尚节俭以惜财用”。他的继承人雍正帝更是身体力行，把《圣谕十六条》加以说明，并作了“像解”，命名为《圣谕广训》刊刻印发。雍正帝即位伊始，就宣布停止进贡鹰犬，并把宫中豢养的珍禽异兽全部放掉;他还表示不搞游猎，以及暂不搞秋称。他一生不狩猎、不巡幸，很少走出京城;在位期间除了扩建圆明园和兴建了一些庙观外，很少再大兴土木修建离宫别馆;他平日生活“肃俭勤学”，反对浪费，并经常用此教育臣民;就连平时使用的文房四宝和扇子等物，他也从不浪费，一再声称要尽量节约，少进贡为佳。据说他连吃饭时掉在桌子上的饭粒也都拣起来吃掉。
由于顺康雍三帝近百年的苦心经营，到了乾隆帝即位之时，国库充盈，百业兴旺，国强民富，可以说他的父祖先人为其统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再加上在他统治的前半期，励精图治，惩贪治乱，东征西讨，基本奠定了今天中国的版图，从而使得“康乾盛世”达到了顶峰。可是这种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乾隆帝对于自己的“丰功伟绩”、“十全武功”…便飘飘然了。他刚傻自用，故步自封，骄傲自满，大吹大擂，不可一世。同时作为最高统治者的乾隆帝，追逐享乐、奢侈腐化、好大喜功的本性便暴露无遗。他一生频繁地狩猎、出行，南巡、东巡、西巡，渴祖拜陵、朝圣不绝，游弋各地，挥霍无度。他在全国许多地方大兴土木，修建无数的离宫别苑、寺庙道观，耗费了大量的民脂民膏。例如，驰名中外的圆明园、颐和园，以及北京的其他风景区的许多瑰丽园林宫圈、承德避署山庄和外八庙等多是在乾隆年间兴建或扩建竣工的。他六度“南巡”，每到一地，绅商富户供奉斗奇争巧，劳民伤财几无虚日。再如，每当他与其母孝圣皇太后过生日时，都要命令各级官员、富商从皇宫的西华门起一直到西郊的圆明园宫门前的数十里道路上，沿途用彩绸和各种花束搭起一座座牌楼，每隔一段距离还要建起一座经堂、戏楼，并且还强迫沿街的铺面、建筑物都要修饰一新，为此每次都要耗费一百万两以上白银。为了给皇帝、皇太后祝寿，从中央到地方的文武官员争相“献纳”，以取得乾隆帝的偷悦和宠信。为此他们挖空心思，想尽办法寻觅奇珍异宝和西洋奇器(如，自鸣钟表、机器人与各种自动玩具等)，以讨得皇帝欢心。仅金佛一项就从全国进贡了大小上万个。乾隆四十二年(1777)乾隆帝为其母孝圣皇太后铸了一座“藏发塔”，就用去了黄金3000多两。
乾隆帝奢靡浮华如此，当然要影响到他的臣民，常言道:“上行下效”。特别是仕宦、乡绅、地主和富商阶层奢侈腐化已普遍成风;在追求华美生活方面，他们之间相互攀比，生怕自己落后于人。当时社会上已经形成“风气日趋于浮华也，法禁之不止，令申之不从”的局面。“见人朴俭则笑以为不才;视家清素.则歉以为深耻”。特别是访官贵人终日追逐享乐，已到了暴珍天物的地步。例如，乾隆帝须臾离不开的爱臣大学士、军机大臣和坤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在其为政的二十多年间，通过招权纳贿，巧取豪夺，聚敛了大量财富。终日过着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侈糜生活。他大兴土木营建的座座安乐窝，可与王府媲美。他家在京师城内除原在西直门内驴肉胡同(今礼路胡同)的“和宅”外，又在德胜门内什刹海畔，修建了规模宏大的新宅(即今北京恭王府)。该宅第分左、中、右三路，后面是一座大花园。宅中各组建筑物均富丽堂皇，楼台亭阁、水榭、戏楼、假山、叠石等一应俱全，应有尽有;并从什刹海引来了流水，那真是有山有水瑰丽无比。更有甚者，宅内西路中院的楠木建筑物“安德堂”(今名“锡晋斋”)，竟然是僭侈逾制仿照大内宁寿宫建造的，以致引起了某些皇子们(如庆王永磷)的羡慕。此外，他还在此宅西路南院修了一座带夹壁墙的建筑物(即今葆光室)，内藏大量黄金和珍宝。此外，为了上朝方便，和家在西华门附近的会计司胡同还有一座大宅。和坤在北京西郊海淀还有一座大的别墅——十芴园(亦叫淑春园，即今北京大学未名湖周围)。此园与圆明园比邻，是当时京西海淀一带最大的私人园林。据清代档案记载，园内仅房屋就有1003间，游廊亭榭357
间，并有一个大湖泊(即今未名湖)，湖内有小岛一座，上建亭阁，水中有一轩楹雕梁画栋的石舫(至今尚存的遗迹，就是今未名湖中的岛亭和石舫底座)，据说它们分别仿照圆明园蓬岛瑶台和颐和园的石舫建造的。后来嘉庆帝把它们定为和坤的20大罪状之一。再有，凡是乾隆帝每年经常去的地方(包括“行宫”附近)，也大都有和坤的私宅。如，他在热河避暑山庄与京东盘山等地均有自己单独的寓所。其中，避暑山庄的私宅就坐落在山庄的正门“丽正门”外，偏东南方向的一条胡同里，是一座有几层进深的大院落，并附有小型花园。此宅分为东、西两路，乾隆五十八年，英国特使马嘎尔尼等人曾来此拜访和坤。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曾有详细描写，认为这是一座宽敞的庭院，屋宇高大，颇有气派。和坤倒台后此宅西路留给了和孝公主与丰绅殷德继续居住，而东路被嘉庆帝赏赐给了成亲王永磷。
和坤除了有许多宅第、别墅外，还在京东蓟县营建了一座巨大的坟垄，人称:“和陵”。此陵“外围墙长二百丈，内围墙一百三十丈，内有石门楼一座、石门两扇，前开隧道，正屋五间，偕称享殿;东西厢房各五间，偕称配殿;大门一座，膺称宫门，其门扇、梁攘均系红油非金彩画，门用金包钉，梁棺五彩，描画有金游龙”。此外，围墙外还建有多座“堆拨”，用以护卫坟莹;还在“和陵”周围修建了大批“阳宅”(共有219间房屋)，派有几十户家奴在此守陵，一边耕种土地，一边负责扫墓祭祀。
和坤平日生活也是十分奢靡，除了锦衣玉食外，想方设法追求新异的生活方式和收藏稀世、奇异的物品。例如，他吃够了山珍海味后，为了增强记忆力，每夭早晨他要吃用珍珠粉做的粥;他穿的衣物也追求时堪、新颖，据说他有一件衣服的纽扣，全部是用西洋小钟表作成的，这在当时是十分罕见的事了。此外，和坤平日作画也常常是绘于西洋进口的洋布上。例如，国际著名历史学家洪业家中收藏的一幅和坤所作山水小横披一帧，就是和坤画在英国特使马嘎尔尼所进贡的细洋布上。他家仅“洋货库”就有三间。据说乾隆时期一般达官贵人也都以追求洋货为时髦，特别是身为沿海地区的封疆大吏们更是如此。例如，曾任两广总督的李侍尧、孙士毅家中都藏有大量西洋器物，除一部分为向乾隆皇帝进贡外，大部分是为了供自己享用。著名贪官王宜望，在任浙江巡抚时，喜吃驴肉丝，“橱中有专饲驴者，蓄数驴，肥而健。中承(即“巡抚”，王曾经官至“中承”——笔者)食时，若传言燎驴肉丝，则审视驴之腆处，刻一错，烹以献。驴到处，血淋漓，则以烧铁烙之，血即止。其食鸭也必食填鸭，填鸭者，饲鸭不使鸭动，法以绍兴酒坛去其底，令鸭人其中，以泥封之，使鸭颈伸于坛外，用脂和饭饲，留孔遗粪，六七日即肥大可食，肉之嫩如豆腐。王偶欲食豆腐，则杀两鸭熬汤，煮腐以献之。”
乾隆时期除了皇室贵宵、官僚奢侈腐化惊人外，地主、富商的奢靡程度也不示弱。例如，“京师米贾祝氏，自明代起家，富逾王侯，屋宇至千余间，园亭环丽，游十日未竟。宛平查氏、盛氏富亦相仿，…怀柔郝氏，青腆万顷，喜施济贫乏，人呼为郝善人。高宗驻哗其家，进奉上方水陆珍错至百余品，王公近侍及舆台奴隶皆供食撰，一日之餐，费至十余万。又有尉迟氏者，居陕西，为唐尉迟敬德之后，积资无算。铸银如砖式，以四健儿异之，不能动也，散置墙阴下不加检点。所居俨然城郭，有四门，不时启闭，藉防盗寇。仰给于其家者数万，皆自称奴隶”。乾隆时期，居住在扬州的大盐商们“竟尚奢靡，无论婚嫁丧葬之事，凡宫室、饮食、衣服、舆马之所费，辄数十万金。有某姓者，每食，庖人备十数席，临食时，夫妇并坐堂上，侍者置席于前，茶面荤素等，凡不食者辄对之摇首，侍者审色，则更易他类。有好马者，蓄马数百，每马日费数十金，朝自城中出，暮自城外人，五花灿著，观者目炫。有好兰者，自门以至内室，置兰殆遍。或以木作裸体妇人，动以机关，置诸斋阁，座客往往为之惊避。…其先以安麓村为最盛，后起之家则更奇矣。有欲以万金一时费去者，使门下客以金尽买金箔，载至镇江金山寺塔上，向风扬之，顷刻而散，沿缘草树间，不可复收。又有以三千金尽买苏州不倒翁，倾于水中，水道为之塞者。…一时争奇斗异，不可胜计”。并且这种浮华风气已经影响到民间，凡有“大小生日，动辄延宾，三朝弥月，竟相趋贺，难以枚举。至京师为万国衣冠之会，在绪绅，自应章身有度，乃至优人隶卒，膺肆豪华，胃吏工商，妄夸绣锦。园馆茶楼，一日动耗数日之需;浪子酒徒，一人每兼数人之用。甚至齐民妇女珠翠盈头，奴脾续罗遍体，缎履朝靴，仅供奔走之物;狐裘貂帽，亦隶愚贱之身。此其种种奢侈，出常经”。据说当时在江南一带的仕宦社会中，人们有“三好”，即“穷烹饪，押优伶，谈骨(古)董”。这也可以说是整个乾隆时代官宦、士人阶层平日爱好的一个缩影。
从以上的事例，不难看出乾隆朝仕宦、绪绅已奢靡成风，终日过着纸醉金迷，灯红酒绿的腐朽生活，大量消耗着社会财富。而且这种风气已刮到了富商、地主老财阶层，甚至已经影响到了市井百姓。这种风气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生产力有了一定提高，社会财富进一步丰富，商品经济的空前繁荣，因此为仕宦们的奢靡生活提供了物质基础，并为人们就业提供了机会。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奢靡成风”的社会现象，是腐朽性与进步性的统一，是社会进步的体现。
二
乾隆朝官宦、士人风气的另一个特点，便是在他们当中已经形成了一种沉酒于“幸喜南风”，“押优蓄童”的习气。尤其是许多官宦、士人均“自以此为荣”，并常常把此公之于众，见著于诗文之中;甚至将此作为其显赫身份、地位的标志，且往往不能自拔。
首先应该指出，身为一国之君的乾隆帝就可能有这种癖好。因为他平日用人，特别是对身边的近臣，要求特严，十分挑剔;他不但要求官员才华横溢，机警敏捷，聪慧灵活，办事干练，而且还要年轻有为，相貌俊秀，惹人喜欢。例如，当朝的和坤、王杰、董浩、梁国治、于敏中以及福长安等人，个个都是“美男子”，故都得到了他的青睐和重用。相反，乾隆朝有一些名臣虽很有才华和学问，但因其长相不合他的心意，则往往得不到他的重用。例如，大名鼎鼎的纪晓岚曾在翰林院任职，并参加了《四库全书》的编修工作。但因其人身广体肥，长相不美，虽其人才华横溢，学富五车，诗文俱佳，满腹经纶，本应加倍重用。可乾隆帝却将其“目为腐儒，不予重用”。正如著名史学家邓之诚先生所说:“于时大臣督用，颇以貌取，文达貌寝短视，且江北人，故不为纯帝(即乾隆帝)所喜。一时若翁草溪、朱竹君、王兰泉、邹一桂皆不得瞧仕，际遇颇相似，纯帝所许为明敏之才，率外摧督抚。若于文襄、梁文定、董文恭皆以弄臣蓄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