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一政策并未就此完结。当满洲统治者认为天下大定之时，立刻以民族征服者的姿态，悍然下令全国男性官民一律剃发。
清顺治二年（弘光元年1645年）六月十五日，清军攻占南京，多尔衮即遣使谕令多铎“各处文武军民尽令剃发，倘有不从，以军法从事”。十五日谕礼部道：“向来剃发之制，不即令画一，姑令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制耳。今中外一家，君犹父也，民犹子也；父子一体，岂可违异？若不画一，终属二心…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令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规避惜发，巧辞争辩，决不轻贷。”（《清世祖实录》卷十七）这是对民众的。同时要求地方官员严厉执行，更不许疏请维持束发旧制，否则“杀无赦。”这是一道严令，只能执行，不许违抗。满洲统治者其实把辫子作为的“良民证”使用！多尔衮在顺治元年五月讲到剃发令时，就明它的功能是“以别顺逆”：“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发，以别顺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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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承认，在这个过程中，一部分降清的龌龊汉官起了一定的恶劣作用，最无耻是，就是上面提到的孙之獬，孙之獬在明末清初官场上声名狼藉，一度名列魏忠贤逆党。清兵入京后，他为投靠新主子，极尽巴结阿谀之能。为了表示他效忠满清之诚。“于众人未剃发之前，即行剃发，举家男妇皆效满装。”（将良骐《东华录》卷五）并迅速上奏清廷，谄媚满洲统治者。据王家桢《研堂见闻杂记》云：“我朝之初入中国也，衣冠一仍汉制。…有山东进士孙之獬阴为计，首剃发迎降，以冀独得欢心。乃归满班，则满人以其为汉人也，不受；归汉班，则汉以其为满饰也，不容。于是羞愤上疏，大略谓：‘陛下平定中国，万里鼎新，而衣冠束发之制，独存汉旧，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从陛下也。’于是削发令下。而中原之民无不人人思挺螳臂，拒蛙斗，处处蜂起，江南百万生灵，尽膏野草，皆之獬一言激之也。原其心，止起于贪慕富贵，一念无耻，遂酿荼毒无穷之祸。”1647年六月，山东谢迁领导的反清义军攻破淄川，擒获孙之獬，深恨其无耻，用锥子遍刺其身，插上头发，恨声不绝地骂道：“尔贪一官，编天下人之发，今我为汝种发！” 孙之獬自知众怒难犯，已无活理，破口大骂。义军将其口缝上，凌迟、肢解而死，还把他在城中的孙子、曾孙杀个精光！民愤之大，于此可见！
是否由此就可以说，满清的剃发易服政策是因为孙之獬而来呢？不是！“剃发易服” 本来就是满清王朝既定的“国策”，有没有人出面“奏请”，头发也是要剃的、衣冠也是要换的，只是推行的方式和策略而已。而且这一切，依据满清的统治实力而变化。清廷“定鼎燕京”之后，当时还没有占据全中国的野心，多尔衮下令剃发，有人认为这使得“南人闻风警畏，非一统之策也” 多尔衮说“何言一统？但得尺则尺，得寸则寸耳。”可见，对于能否一统天下，满洲贵族这时还没有把把握，在等待局势变化。清军占领南京之后，满洲贵族才有统一天下的野心，这从“剃发、易服”令的推行就可以看出来。“定鼎燕京”之后下达的剃发令遭到汉人的激烈反对，连吴三桂也极力要求罢除剃发令。这个时候，清廷还担心自己立足未稳，害怕丧失人心，激成兵变、民变，所以暂时罢剃。多尔衮发一纸诏书敷衍说“予前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发，一别顺逆。今闻甚拂民愿…自此之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上同）清军占领南京之后，认为统一天下已成必然之势，民族征服者的狰狞面目就露出来了！这回，多尔衮也不管汉人愿不愿意了，反正是人为鱼肉，我为刀俎“传旨叫官民尽皆剃头”“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规避惜发，巧辞争辩，决不轻贷。”（上同）措辞非常严厉，结果自然是激起各地人民的强烈反抗，清廷的惟一手段，就是谴兵四处疯狂屠杀。满清王朝的辫子、衣冠就此在血泊中固定下来。
孙之獬的谄媚之举无疑符合满清贵族的征服、奴化策略，但它悖逆了广大汉族人民的文化传统和民族感情，因而招致了汉人的刻骨仇恨！而满清统治者在推行这一政策的野蛮、残暴、愚昧、荒谬、落后、***，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是史无前例的！至于孙之懈，不过是臣服在满洲贵族脚下之一小小降臣，贱竖仆役之类，不足道耳，何谈参与军政大计？即使果真孙之懈上疏奏请剃发，也不过正中满洲贵族的下怀，他们正急切巴望着有这样的汉族降臣出面“奏请”，也好封汉人的口，让其“国策”推行起来更加“名正言顺”而已！道理很简单，他们本来就不愿意保留汉族的习俗，避免汉人因发式、衣冠的差异引发“华夷之辩”，产生“亡国之痛”，进而起来“驱除胡虏”。使自己重蹈蒙古人的覆辙。所以满清的剃发易服政策执行的是如此的残酷、血 腥而又坚决、彻底！“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剃发令在清初各地引起的震动极为重大，它激起了汉族各阶层人士的反对，反抗以至于大规模的武装斗争几乎遍及全国，导致了长期的政局不稳，以至生灵涂炭。
当时，除了不愿意剃发被斩杀的人之外，还有许多激于义愤，悬梁、投水而死的人，明少詹事徐开投水死，（《明季南略》卷四）中书舍人文震亨绝食六日死，遗笔“仅保一发，以见祖宗于地下。”（《圣安本纪》卷六）有一个叫周之兰的戏子，是个唱生角的名优，对妻子说“如果一定要剃我的头发，我宁可去死！”，妻子回答说“那我也一块死！”于是，夫妻两个人一同跳井而死！“一梨园人周之兰，装扮正生角色，称名优，剃发令急，语其妻曰，‘必剃我发我宁死耳’，妻应之曰，‘是则我亦死耳’，遂同投井而死。”（《崇祯忠节录》卷四）更有甚者，举家逃入深山，俨然桃花园中人，温州雁荡山区，有一徐姓人氏，“不肯剃发，约其宗族数十人，携牛羊鸡犬，耕织之具，凡人世资生之所需者毕备，攀缘而上，剪茅架屋数十间，随塞来路，去之三十年，其亲串莫得其音尘，不知其生死如何也。”（《黄梨洲文集》传状类）
这种野蛮的民族压迫政策，引起了汉族人民的极大愤恨。清军占领南京之后，剃发令依次达到苏州、常熟、太仓、昆山、嘉定等地，人心大哗，群起抗命，纷纷挺身进行武装斗争，清廷随之进行残酷镇压。六月十四日，清军攻破常熟，清将佟某下令屠，杀 戮甚惨“通衢小巷，桥畔河干，败屋眢井，皆积尸累累，通记不下五千余人，而男女之被掳去者不计焉。”（《海角遗编》）十六日，佟某等满载金帛子女而归，常熟复起自卫。八月十七日，清军复来，见不剃发者即杀。八月二十五日，清兵北巡常熟以北之福山塘，迫令剃发，“沿塘树木，人头悬累累，皆全发乡民也。”（上同）。 六月十三日，剃法令达到太仓，清将张某诡称召集当地缙绅举行会议，各缙绅来到之后，突然下令剃发，众人方知受骗，即皆掩面痛哭，旋被髡剃。（大概是一边哭一边被剃头吧，这种滑稽又残酷的场景，想起来简直令人哭笑不得。）七月初六，清军攻破昆山，总兵王佐才率兵巷战，矢尽力竭，坐衙署中整齐衣冠自杀，举人周室瑜、贡生朱集璜战死，诸生顾炎武出逃得免。清军屠城三日，“总计城中人被屠戮者十之四，沉河堕井投缳者十之二，被俘者十之二，以逸者十之一，藏匿幸免者十之一。”（《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五一兵纪）。
1645年五月，李自成败死于湖北通山九宫山，之后，其部下群龙无首、进退无据，被迫先后投效于清廷阿济格、佟养和部，但并未剃发。到十月间，清方剃发令下，农民军坚不剃头，纷纷倒戈，分别投向南明何腾蛟、堵胤锡部。足见剃发问题，对明清双方的影响之大，清廷以剃发、易服作为屈服、效忠清廷的奴隶标签，而蓄发、保衣冠则成为汉人捍卫民族文化千秋祖业和坚守民族大义的象征！不仅如此，当时的朝鲜、日本等华夏文化体系的国家，也把汉族服饰文化的消亡当作华夏文化衰落、消亡的标志！1667（清康熙六年）年到北京的朝鲜使者回国之后，在其向朝鲜国王的报告中感叹道“汉仪不复见，何日变中华？”可见，在这位使者的眼里，汉族衣冠的消失代表着中华文化的消亡！他并且说，当时的北京居民，见到他的衣服，低头哭泣，神情悲惨。“见臣等着冠耳，指示其儿曰，此乃明朝旧制，垂头而泣，见来惨然矣。”（《李朝实录》显宗八年正月），汉族人民遭受的精神摧残于此可见！
实际上，宽衣大袖、峨冠博带的服饰，加上蓄发、束发的传统，共同构成华夏民族延续上千年的独特风景线，也成为古典中国文明在外观上最重要的象征！可以看成是华夏文明的外在躯体！正因为如此，汉族人民的奋起反抗，不是为一家一族的封建皇权而战，不是为一派一系的学说而战，而是为捍卫华夏文明而战，为捍卫汉民族（华夏民族）的民族尊严而战斗！为保存汉族（华夏）之所以为汉族的存在而战斗！一位西方传教士目睹了这个过程，记载说“士兵和老百姓都拿起武器，为保卫他们的头发拼死斗争，比为皇帝和国家战斗得更英勇，不但把***人赶出了他们的城市，还把他们打到钱塘江，赶过了江北，杀死了很多***人。”（卫匡国在《***战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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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定，因剃发被屠杀三次，史称“嘉定三屠”另外，还有大家熟知的江阴人民反剃发斗争。时人陈确记：“去秋新令：不剃发者以违制论斩。令发后，吏诇不剃发者至军门，朝至朝斩，夕至夕斩。”（《陈确集》卷三十）许多地方的抗清斗争不是始于清廷接管之时，而起于剃发令颁布之日。江阴人民壮烈的据城抗清就是在满清委派的知县宣布剃发之后，相率“拜且哭曰：头可断，发不可剃”的情况下爆发的。从闰六月初一到八月中秋两个多月期间，清军对江阴屡攻不下，丧亡“三位王爷和十八员大将”，而江阴城中粮食眼看就要告罄，但战士们却士气越发的激昂，高唱着“江阴人打仗八十日，宁死不投降”的雄壮军歌。清军又调来西洋大炮轰城，八月二十日，江阴城被清军攻破。清军攻进江阴后，十分痛恨江阴人民的顽强抵抗，就下令屠城，“满城屠净，然后封刀”。全城人民“咸以先死为幸，无一人顺从者。”大砍大杀了三天，被屠杀者达17万两千人，未死的老小仅有53人。江阴这小小的城池，抵抗清兵达80多天之久，打败了清军二三十万的大军，杀死了七万五千多清兵，使满清侵略者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中国通史》丁文主编）。在嘉定三屠后，当满清统治者“如愿以尝”的将“削发令已行”的旗幡插上城头的时候，满城已是白骨累累，史载：在满清的三次屠城中，嘉定城内民众无一投降者。
在此之前，满清自入关到占领南京，其间无论是挥戈西征还是举兵南伐无不势如破竹所向披靡，许多地方甚至是兵不血刃传檄而定，没有受到十分顽强的抵抗。为何如汉人的抵抗态度会发生如此巨大的转变呢？明末朝廷吏治腐 败、贪渎横行，官贵殷实却国库空虚。为镇压农民起义和抵御女真南下，明思宗不断向民众加派三饷(剿饷、练饷、辽饷)，民不堪命怨声载道。咸认明廷横征暴敛不恤民艰。孟子所言：“君视民如草介，民视君如寇仇”就是这个道理。更早的诗经则有民众的怒斥：“时日曷丧，吾及汝皆亡”！故无论思宗自缢煤山或弘光被擒芜湖，民众都不以为意。因风传满清轻徭薄赋，汉人反而对于满清则翘首以望，只要这传闻属实，汉民并不介意胡人帝于中华。在华夏民众看来，虽然金銮殿的皇帝变了，但只要自己不受干扰地照旧生活，中国仍然是中国，汉民照样是汉民。赋税反正总是要交的，如果满清皇帝轻徭薄赋岂不更好？待满清剃头令严厉重颁之时，民众如梦大醒，遂怒不可遏。原来满清皇帝不仅是要交税服役，还要变我风俗习惯，毁我文化传统。按此胡服垂辫，华夏将成胡虏，中国将不再是中国，“言语、风俗、历史，三者丧一，其植不萌。”（章太炎《哀焚书》）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热血者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一夕之间竟成燎原之势。
明儒顾炎武很明确地把“亡国”和“亡天下”两个概念区别开。他在《日知录》中有一段话很值得注意：“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认为历史上改朝换代的“易姓改号，谓之亡国”，如满清那样使“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他还说，“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而“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这就是后人总结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换言之，历史上的“易姓改号”的“亡国”就是“亡朝代”，“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的“亡天下”就是“亡国家”。著名历史学家顾诚先生在《南明史》第一章第一节写道：“在汉族官绅看来，大顺政权取代明朝只是“易姓改号”，朱明王朝的挣扎图存是宗室、皇亲国戚、世袭勋臣之类“肉食者”的事，同一般官绅士民没有多大关系；而满洲贵族的入主中原则是“被发左衽”（剃头改制），“亡天下”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都应当奋起反抗。”
当时的西方传教士对此颇感不解。他们疑问为什么“为保守头颅柔顺如羊之汉人，今则因保守其发而奋起如虎”？汉族人民先“保守头颅”是不愿为保卫昏庸腐 败的明廷上阵拼杀。后“奋起如虎”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民族尊严。汉族的发式衣冠是华夏民族文化传统的象征。满清要把汉族人民的民族尊严和民族感情踩在脚下，这就遭到了汉族人民坚决的浴血反抗。
绵绵青丝，
使君多情，
彤管在意，
念念不停。
绵绵青丝
以君多愁
汉简在握
喻我同俦
绵绵青丝
为君多求
钢刀在颈
碧血长流
――吴飞：《烦恼丝》
相应的，为了保证推行剃法令能够执行到底，满洲统治者对起义反抗的义军进行武力镇压，这种镇压，还伴随着抢掠和血 腥屠戮，以及杀人立威。
清廷颁行“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不是百姓的口头阐，而是满清正式颁布的命令)，“不随本朝制度剃发易衣冠者，杀无赦。”(王先谦《东华录》卷五顺治元年条），“所过州县地方，有能削发投顺，开城纳款，即与爵禄，世守富贵。如有抗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尽行屠戮。”（《清世祖实录》卷十七顺治二年六月丙寅）这是以多尔衮为代表的满洲贵族发布的“屠城令”：有蓄发者立执而剃之，不服则斩，悬其头于剃头挑子所缚高竿之上示众。
以嘉定三屠为例，满洲统治者“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命令一下，一向“民风柔弱”的江南民众的反抗怒火，立刻在松山、昆山、苏州、嘉兴、绍兴、江阴等地熊熊燃烧。嘉定城中民众不分男女老幼，纷纷投入了抗清行列。然而，临时组织的民众义军无法与满洲正规军和汉奸军的联盟对抗。乙酉年七月初四嘉定城破后，清军蜂拥而入。当屠城令下达之时，清兵“家至户到，小街僻巷，无不穷搜，乱草丛棘，必用长枪乱搅。”“市民之中，悬梁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面者，断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骨肉狼籍。” 清兵“悉从屋上奔驰，通行无阻。城内难民因街上砖石阻塞，不得逃生，皆纷纷投河死，水为之不流。”若见年轻美色女子，遂“日昼街坊当众□。”有不从者，“用长钉钉其两手于板，仍逼淫之。”（《嘉定乙酉纪事》）史家慨叹：“三屠留给这座城市是毁灭和不知道德为何物的幸存者。” (魏斐德《洪业─满清开国史》)。血 腥屠杀之后，清兵便四出掠夺财物。 “兵丁每遇一人，辄呼蛮子献宝，其入悉取腰缠奉之，意满方释。遇他兵，勒取如前。所献不多，辄砍三刀。至物尽则杀。故僵尸满路，皆伤痕遍体，此屡砍位能非一人所致也。”大屠杀持续了一日，约三万人遇害，“自西关至葛隆镇，浮尸满河，舟行无下篙处”。更有甚者，清军“拘集民船，装载金帛、子女及牛马羊等物三百余船”，（《嘉定乙酉纪事》）满载而去。
除嘉定三屠外，还有屠江阴，屠昆山、屠嘉兴、屠常熟、屠广州、屠赣州、屠湘潭，此外还有，屠大同、屠四川等等，满清政府甚至勾结荷兰殖民者，攻屠思明州（厦门）义士百姓屠戮殆尽，尸积成山，血流成河。清军攻陷昆山，屠城三日，“杀 戮一空，其逃出城门践溺死者，妇女、婴孩无算。昆山顶上僧寮中，匿妇女千人，小儿一声，搜戮殆尽，血流奔泻，如涧水暴下”！（王家桢《研堂见闻杂记》）1649年（永历三年顺治六年）郑亲王济尔哈朗占领湖南湘潭后的屠城；同年镇压大同总兵姜瓖为首的山西反清运动，“朕命大军围城，筑墙掘濠，使城内人不能逸出，然后用红衣火炮攻破，尽行诛戮”，不仅大同全城军民屠戮殆尽，“附逆抗拒”州县也不分良莠一概屠杀。1650年尚可喜与耿继茂攻克广州时的屠城“再破广州，屠戮甚惨，居民几无噍类。…累骸烬成阜，行人于二、三里外望如积雪。因筑大坎痤焉，表曰共冢。”“甲申更姓，七年讨殛。何辜生民，再遭六极。血溅天街，蝼蚁聚食。饥鸟啄肠，飞上城北，北风牛溲，堆积髑髅。或如宝塔，或如山丘…”。充分暴露出满清侵略者标榜的“吊民伐罪”的伪善。这类血淋淋的事例在史籍中屡见不鲜。古语云：“杀降不祥”，清军往往以“恶其反侧”等借口将来降军、民屠戮一空”（顾诚《南明史》第6章第2节第20章第3节）。被满清杀害的江西新建人徐世溥，著有《江变纪略》，仅有抄本传世，该书于乾隆四十四年被满清禁毁。而今在北京古籍出版社重印。书中对清兵攻破南昌城的暴行进行了详细的记载，特别是满清兵将妇女抓来“各旗分取之，同营者迭嬲无昼夜”□的兽行，更是人间罕见。（顾诚《南明史》第16章第1节）。
从满清入关到平定三藩，三十七年之多的屠杀，全国南北皆成废墟，直隶是“一望极目，田地荒凉”(卫周元，痛陈民苦疏，皇清凑议，卷1)，河南是“满目榛荒，人丁稀少”（李人龙，垦荒宜宽民力疏，皇清凑议，卷4），湖广是“弥望千里，绝无人烟”（刘余谟，垦荒兴屯疏，皇朝经世文编，卷34），素称“天府”的四川更是“榛榛莽莽，如天地初辟”（民国温江县，民政，户口），即使抗战时期日寇实行“三光”政策最惨烈的华北地区也未出现过这种凄惨的景象。许多繁华的大都市尽毁于清军之手，著名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都是在几乎杀绝之后才下令“封刀”。整个中国“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据张善余主编的《中国人口地理》记载：明朝人口高峰为一亿五千万人，清军入关第二年（1645年）为八千万人（当时全国笼罩在血 腥恐怖之下，笔者认为此数据不准。明末统计人口数量就有六千万，当时实行的是按人口缴税政策，所以民间隐瞒了大量的人口，专家一般认为当时明朝人口大约在一亿左右，还有学者认为人口在1.5亿左。），三十七年的野蛮屠杀，使全国总人口估计减少了近一半。历史上其他外族大规模入侵造成的人口损失为：蒙古灭金、宋人口减少四成，约五千万人；靖康之难减三成，约三千六百万人；八年安史之乱剧减二至三成，约二千万；五胡乱华（含侯景之乱）在低谷中波动并几度显著减少；日寇侵华二千五百万人惨遭屠杀，但总人口未减少。可见，清寇的野蛮凶残连国人切齿痛恨的日寇也望尘莫及！除汉族外，满清也对其它民族进行屠杀，其中杀苗民一百万，在西南，成村的苗民被清军消灭，在漠北，把准葛尔蒙古杀到最后一个幼童！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残忍！孙中山先生在《中国问题中国的解决》一文中，怀着强烈的民族义愤，列举满清政府的种种杀人罪行，控诉满清统治者“贪残无道，实为古仅所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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剃发、屠戮总是和奴役并行。
满清入关前后除了对汉族和中国各族人民的剃发易服和血 腥屠戮外，还进行了圈地、投充、文字狱、保甲连坐制等等一系列民族压迫政策。史籍记载，1644年5月满清政权入关，把燕京确定为首都后，便在京城实行了旗、民分城居住的措施，相当于今日东城、西城的内城，只许满、蒙、汉三个八旗的将士及其家眷居住，而原来住在内城的汉、回等其他民族的百姓，则全部被迫迁移至京师外城——即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崇文、宣武两区。另外，多尔衮以安置满洲“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为由，三次下令圈地，逼迫汉民“投充”旗下，强制实行落后的农奴制，原来的小农变成了奴隶。奴隶逃亡，即实行重治“窝主”的“逃人法”。容留逃人做工的，甚至住宿的均算“窝主”，加之连坐，不知有多少人为此丧家亡身。满清将被圈土地分给皇室、王公、八旗官员和旗丁，又称旗地。名义上是圈占无主荒地或明朝贵族的官庄，其实在圈占过程中常常是把民地硬指为官庄，把熟地硬说是荒地，把私田硬说成无主的荒地。同时，“凡圈田所到，田主登时逐出，室中所有皆其有也”，“圈一室，则庐舍场圃，悉皆屯有”，往往造成人民倾家荡产，无以生计。结果大量汉人沦为满人的庄客，成为供他们奴役、剥削的农奴。圈地运动持续了25年，到康熙八年才下令停止。（《世界史》近代卷，吴于廑，齐世荣主编）多尔衮不顾人民的死活，还一意孤行的下令：“凡有为剃头、圈地、衣冠、投充、逃人牵连五事具疏者，一概治罪。” （《清世祖实录》卷二十八）
在这近两代人的时间内，满洲统治者不仅对反抗者进行血 腥屠杀，而且，对已经顺降者也实施严格的管控，只要对剃发令稍有懈怠，便立刻人头落地，甚至累及他人。
顺治二年（弘光元年1645年），江宁巡抚土国宝宣布：“剃发、改装是新朝第一严令，通行天下，法在必行者，不论绅士军民人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南山可移，此令不可动！ ”镇江知府从别处运来拒不剃发者的首级示众，威胁人民，贴出告示“一人不剃发全家斩，一家不剃全村斩”！
顺治二年十一月，多尔衮往京东地区打猎，有人报告丰润县生员张苏之子张东海“不行剃发”。多尔衮当即派人将张东海斩首，其父杖责五十，革去生员名色，庄头和邻里四人分别受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