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迫于公众和舆论的压力，同时也是出于维护执政党政治声誉的考虑，权力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了“自我矫治”，一些“贪污受贿、腐化堕落”的官员被绳之以法，受到严厉惩治，但这无法改变腐败已成为一种社会普遍现象的局面。而且，相较于已经成为“一种制度安排”的组织化腐败，【41】被查处的官员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且多是一些平时不加检点，为人张狂，也没有更深政治背景的人。显然，腐败在今天已不是个别或一批官员“个人素质差”的问题，而是现今社会政治制度的必然产物，“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地导致腐败”的定律，在当代中国再次得到应验。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许多腐败官员的劣迹逃不脱民众的目光，可是，由于没有行之有效的监督与制约机制，群众虽有满腔义愤却又无可奈何，告状投诉往往石沉大海，许多人还受到打击报复。久而久之，中国社会舆论和民众心态近年来发生了耐人寻味的变化，不少人对腐败已经能够“理解”甚至“宽容”，他们认为“当官的贪点占点很正常，只要给大家也带来好处”。一些被看作是“能干、实干、有开拓精神”的官员因贪贿严重被查处时，许多人会念这些官员给大家曾带来的“实惠”而感到惋惜。【42】仔细想想，这种心态上的变异，既可以从中国历史上“贪贿文化”的深入人心上找到出处，又可以从现实社会政治结构中找到症结。对不受自己监控、反而操纵自己的"权力"，民众只能是既恐惧又艳羡，并充满种种期待，希望阳光洒在自己身上，当权力果真将一些“实惠”和“好处”施予大家时，民众怎能不欣喜激动感恩戴德？可谁都知道，这样的“好事”太少了，多数腐败官员都是只顾自己并损害民众利益的。当拿这些官员毫无办法，当现实中的权力不能惠顾自己反而欺压自己时，民众只好幻想和盼望有一种更大更高的权力来整肃身边的权力，惩罚那些千夫所指的贪官污吏，并在这种幻想和盼望中混生活。而《雍》、《康》此刻适时出现了，这两部电视剧塑造的两位“好皇帝”，将民众的幻梦艺术化和具像化了，观众对这两部戏的热衷，可以说是做着好皇帝梦的观众与屏幕上的皇帝的"对视"，观众期待的正是这种手握生杀大权、又代表正义和“道德裁判”的君主，观众对现实中腐败官员的愤恨，在看戏的时候得到了渲泄，而在现实中无法制裁和清除的贪官，在剧中被皇帝及时察觉并被杀头了。长期压抑在观众心头的愤懑，似乎得到了缓解，黄龙飞舞的青梦，在某些夜晚减轻了生存的焦虑，许多观众就像是受了委屈的孩子，“他们需要大量的安慰，他们终于得到了这种安慰”。
观众和读者欣赏文艺作品时的这种复杂心态，在西方接受美学理论中受到了重视和研究。依据这种理论，一部文艺作品的意义，是在观众或读者的接受过程中最终实现的。文艺作品不是“独立存在的客体”，观众和读者也不是单纯和完全被动的接受者，他们积极参与作品意义的产生，他们是作品的共同创作者。德国著名文论家沃尔夫冈?伊瑟尔认为：在任何特定时刻，文艺作品的具体化都需要接受者的想象发挥作用，每一位接受者都填补作品中未写出的部分，都以自己的方式填补作品的空白或不确定的地方。【43】美国学者诺曼?霍兰德更认为：“接受者在一个连续不断不可分割的交往过程中创造意义和感情，无法把产生自作品的部分和产生自接受者的部分分开…”，【44】勿庸赘言，这些理论主张将有助于我们对《康》热播的大众接受心理有更深的认识。
但是，无论民众中的“好皇帝”情结如何根深蒂固，无论在观看《康》、《雍》的过程中，观众怎样参与了电视剧主题的创作和完成，这些一点都不减少这两部电视剧编创者的责任，相反，倒更凸现了他们的编创意图及其用心。作为知识者，他们早看穿了国人心中的“帝王思想”，他们对民间的“好皇帝”情结了然于胸，他们把握住了大众的心理和期待，也把握住了当下中国的社会情状和文化市场需求，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大众的期待与口味，颇为慷慨地先后制作了两位“好皇帝”以飨民众。表面上，是观众在看戏和做好皇帝梦，实际上，是编创者在操纵大众的“看”和“做梦”，他们实施并完成了一种“幕后的牵引”。在跌宕起伏的戏剧冲突和刻意营造出的梦境中，编创者熟练地调用各种手法，强化了大众的权力主义意识，强化了大众对权威的畏惧和敬仰，加固了自我贬抑的“臣民”心态，培植了更多的专制主义文化因子，并成功地为现实中难以如人意的权力作了辩解。在特定的时候和特定的情景中，许多观众意识中对权力的戒备和抵触，被有效地剔除了，至少是减轻了，在这些观众的心目中，《康》、《雍》的编创者们发现和清理出一片对于权力的认同空间--我得承认，这两部电视剧的编创者是成功的，他们借用当代文化传播手段和意识形态构造技巧，实现了对大众意识的控制与操纵。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对权力和权威的崇仰外，一些观众在看《康》时获得满足的，还有一种对鼎盛时期大清王朝的怀恋之情。这是一种很复杂的情感，其中既有对昔日强大中央王国的“帝国怀想”，又有对这种强盛已然不再的伤感与惆怅。本文前面已经提到，“康乾盛世”是中国在亚细亚社会形态中生产力获得空前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的辉煌顶点，当时的中国确有雄厚的实力足以傲视邻国。可是现今的中国，虽经上下共同努力，经济保持了多年的高增长率，可是与先进国家相比，中国仍处于欠发达和落后状态，在偏远的乡村，至今尚有数千万人温饱问题还未得到解决。这种“不如他人”的感知，让许多国人很不是滋味，在另外一些国人心中则引起了更多的涟漪，这些人多为年轻人，由于所受教育的实际导向和经历与前辈人明显不同，他们更看重成功、财富和实力，中国目前的窘困使他们难以在感情上产生对国家的归属感，他们的民族认同、社会认同都出现了明显的裂痕乃至疏离。
“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迷惘、焦虑的中国，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陡然发现自己已站在"险境"中。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一夜垮台”，独霸全球的美国开始把战略重点指向东亚，一系列有损中国尊严和危及中国安全的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了，特别是1999年5月8日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2001年4月中国军用飞机被美国飞机撞毁，美国向台湾出售大批先进武器，美国和北约盟国借口“反恐战”向中国西北邻国派驻军队等等，这些事件在中国引起了普遍的愤怒，随后，还引来了其它一些反响。首先，是民族主义情绪得到张扬和鼓励；其次，是一些人开始用较复杂的眼光打量世界，他们远望大洋彼岸的目光有了几分清醒，而对民族和祖国则在感情上亲近了一些。不管怎样，大家“希望祖国尽快富强起来”的心愿是一致的。然而，由欠发达到强盛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仅有良好的希望和祝愿是不够的，欲使中国在经济，军事实力上赶上发达国家，尚有很长一段路要走，非一朝一夕即可达到。在这种情势下，一些人又当上了阿Q，“老子先前阔多了”的心态再度发作，他们开始到“盛唐”和“康乾盛世”中寻找昔日辉煌，以慰藉内心的感伤，平息胸中的愤怒。《康熙王朝》在此时的出现，正满足了国人的这种心理需要。“看铁蹄铮铮，踏遍万里河山”，康熙大帝雄才伟略，叱咤风云，平定三藩，收复台湾，驱逐沙俄，亲征噶尔丹，那时的中国，是何等的强盛和“无敌于天下”啊！国家一统，疆士广袤，边塞稳固，“万国来朝”，作为一个中国人，真是无比光彩和荣耀。
显然，这些是《康》的编创者们所愿意看到的。在竭诚为权力和权威“开辟认同空间”的同时，他们鼓动大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倡导国家主义的思想观念，想方设法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公正”、“公平”、“民主”和“政治体制改革”等对社会进步紧要而又迫切的问题上引开。他们强调“国家统一”的重要性和“荣耀感”，赞美“康乾盛世”的丰功伟绩，他们想把人们引回到300多年前的大清去，在回味和留恋中度日，在虚假的荣耀中忘却身边的不平与烦恼。当然，观众如果能在他们营造的氛围中体会和认识到，中国的进步应走集权主义或曰“全能主义政治”之路，那便更好！
中外历史均表明，民族主义思想虽然能在特定时期凝聚人心共赴国难，可是，和平时期过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却会将国民引向歧途，会让他们或沉迷于“光荣的历史”，或深陷在“复仇”和怨恨中难以自拔；而国家主义的思想观念，常常使人们过于关注宏观问题，诸如外交、边疆安全、国家发展战略等等，却妨碍了人们对身边事物的注意，干扰了人们对与社会进步息息相关的具体问题的关注。马克斯?韦伯当年对德国从一个经济落后国家迅速崛起为一个经济大国深表忧虑，他认为这其中隐含着一个可怕的危险，即一个落后民族特有的“政治不成熟”。这种“不成熟”状态由于当时德国新兴资产阶级“鼠目寸光的法律与秩序市侩主义”而被保留了下来，这些新的权贵们片面强调秩序和稳定，一再错失政治改革的良机。由于被排斥在社会政治进程之外，德国下层民众无法形成把握长远的经济政治利益的能力，不久后，在希特勒对民族主义情绪的煽动下，多数民众沉湎于对“帝国荣耀”的遐想，充满了“复仇”的渴望，丧失了对“民主”、“公民权利”等问题的兴趣，偏执地追求国家的强大和“民族优越感”，任由纳粹将整个国家拖入了战争，导致了民族大灾难。
所以，我们今天对那些鼓动民族主义情绪和持过度的国家主义立场的人，应该保持足够的警觉，这也是“政治成熟”的一个标志。所谓“政治成熟”，依我的理解，就是应该确认现代社会的基本政治原则——人民主权，认识到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来自于人民的认可，认识到一个民族或社会在特定时期应着力解决的主要政治、社会问题，而不被别有用心的既得利益集团及其代言人所误导和迷惑。这就要求我们从自然状态下的“民众”成熟为“公民”。所谓“公民”，就是对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有自我意识的人，他知道自己在人身自由、政治参与和私有财产等方面的权利，也知道自己对社会和国家应尽的责任义务，他有能力运用自己的理性与自由，而且有勇气保卫自己的合法权利不被政府或其它社会团体侵犯。
国内学者许前席先生撰文认为，当前中国面临的紧迫问题，是通过体制改革使政治权利落实到公民，“现代政治社会的基本单位只能是公民个体…中国政治改革的最终目标决不可以任何人为的方式切断公民个体和中央国家之间的政治联系，要让这一联系高度坚韧化、高度民主化，否则国家就无法承受种种冲击和震荡。”【45】他进一步指出：“大众民主最深刻的意义在于，它使发达民族的国内政治过程具有一种整体政治教育的穿透力和渗透力，使各个阶层和人群同时具备对'全国性政治'的基本意识，使国民养成'责任共担的习惯'，从而具备落后民族所望尘莫及的高度政治凝聚力”。【46】
我非常赞同许先生的上述论断，同时认为，正是这种“高度政治凝聚力”，才是社会经济长期繁荣发展的根本保证，才是我们国家长治久安的真正基础。而这种“凝聚力”的产生，是需要特定的社会政治土壤的，它需要国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上进行一系列有效的改革，真正落实“主权在民”的政治原则。在今天这种关键时刻，“国家政治主导层”是否对社会发展趋势和国家前途具有清醒正确的认知显得无比重要。他们应该已经具备这种认知，并以坚韧的意志，启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进程。说到底，中国能否长期稳定、繁荣和发展，中国的前途是否光明，全赖于对“人民主权”的确认和整个民族的“政治成熟”，全赖于“公民意识”的及早普及和提高。
康德把人类历史看作是“完美的公民”的塑造过程：“人类去加以解决的最大问题，就是建立起一个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47】他深知，这样的过程将会是一个需要耐心的启蒙和自我教育的阶段，他担心人容易受贪欲和虚荣心的引诱而脱离这个过程，去追逐权势和物利，他尤其不愿意看到国家统治者“徒劳而又残暴的扩张计划，阻挠公民培养其内心思想方式的漫长努力”。【48】
美国建国之初，麦迪逊在制宪会议上揭示了现代国家的根本政治原则——人民主权，他强调：“我们必须明白，政治权威不管在什么地方行使，只能来自人民”。【49】
“人民主权”和“公民意识”，是现代社会的两个支撑点。人类400年来的发展历史证明：只有那些确立了“人民主权”原则，多数国民作为“公民”能够参与社会政治进程，社会事务实行法制化管理，权力体系平衡并相互制约监督的国家，才能获得长期稳定，才能保持长时间的繁荣和发展。作为后发展国家，中国现在致力于全速“追赶”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和GDP总额成为许多人的关注焦点，20多年来，“经济决定论”一直是政治上层的主导思想，“发展就是硬道理”的观点被反复强调。然而，经济建设的高速增长并不自然意味着发展，发展，是一个融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进步于一体的概念。多年来“单兵突进”式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增长表明：它们在解决一些社会问题的同时，总是带来更多的社会问题，诸如社会分配不公、贫富悬殊、失业人口剧增、犯罪率上升和腐败盛行等等。这些问题在一些地方已经严重到社会日常生活无法正常进行的程度。【50】如果我们不能在近年内启动政治和社会体制改革，如果我们仍然不能尽快建立起对权力运作进行有效制约监督的制度，如果我们不能有效解决贫富不均、腐败现象猖獗等社会难题，那么，中国社会很可能发生严重的社会危机，这种危机将吞食多年经济增长所积累的社会财富，将我们这个饱经忧患的民族再度拖进万劫不复的苦海。
在此关键时期，知识者的责任是非常大的。有良知和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应该对人类发展趋势有清醒的认知并确认“主权在民”的现代政治原则，应该懂得只有在社会普及“公民意识”，将社会纳入法制化管理轨道，我们这个国家才有可能保持长久的繁荣与发展，才有可能逃离“苦海”走上光明之路，社会才能安宁，人民才能幸福。所以，帮助人们尽快树立公民意识，向“政治主导层”和社会各界呼吁确立“主权在民”原则，实为每位知识者的“天职”和不可推卸的责任。历史再次把这种责任放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肩上，他们仍然需要做“五?四”时期的前辈已经做过的工作——启蒙。
而在这种情形下，在这种极不寻常的时刻，《康熙王朝》的编创者却制作出这样一部张扬“王道”与君权，为不受制约监督的权力与权威歌功颂德的电视剧。也许，是他们认为中国民众的“公民意识”觉醒得太早太快了，所以要锻造这样一枚“王权主义功勋章”来搅乱大众的思想；也许，是他们认为中国就该走集权主义发展道路，所以推出“千古一帝”康熙来证明“权力集中”的伟大与光荣；也许，他们认为自己在政治上“很成熟了”，中外政治史的演进即民主理念和民主体制的普及与推进之过程的事实已不足以说服他们，他们才如此自信，如此着迷于自己的“哲学观、历史观”并去体察所谓“帝王情怀”。此时此刻，我已不想去叩问他们的良知，我只是对他们的“政治成熟”抱有怀疑，我怀疑他们的这份自信，我怀疑他们的哲学观和历史观，我尤其怀疑他们的政治成熟是一种政治上的极不成熟——他们想把中国引向哪里？按照他们的真实想法，他们想把这个苦难的民族带往何方？如果将中国引向了动荡与动乱，如果将社会带向了危机，那么，他们和他们所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团，就能从中得到更多更大的利益吗？
行笔至此，本文可以结束了。我希望这篇文章已经能够证明，《康熙王朝》编创者的创作态度是欠妥的，是很不严肃的。他们忘却了“文化的内在使命”，他们的作品，对历史、对现实社会，特别是对未来，都是极不负责任的。
注释
【1】《文化月刊》2002年第6期
【2】同上
【3】《羊城晚报》2002年3月20日第6版
【4】《文汇读书周报》2003年3月
【5】《马克思与第三世界》第48页[意大利]翁?梅洛蒂著商务版
【6】同上。第78－79页
【7】《顾准文集》第315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一版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上册第4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256页
【10】同上。第25卷第891页
【11】《顾准文集》第315页
【12】《马克思与第三世界》第115－116页
【13】《历史哲学》黑格尔著第171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7页
【15】《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第223页刘启良着学林出版社1994年第一版
【16】《清代通史》第一卷815页萧一山著中华书局1985年版
【17】《康熙帝》第423页孟昭信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
【18】同上。第434页
【19】《康雍乾三帝评议》第418页紫禁城出版社1986年第一版
【20】《康熙帝》第435页。
【21】《清朝史话》第206页。夏宗骏著北京出版社会1985年第一版
【22】《乾隆朝东华录》王先谦著
【23】《中国电视》1998年第12期
【24】《南方周末》2002年1月10日第23版
【25】同上。第21版
【26】《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27】《荀子?王统》
【28】郑玄注：官犹事也。见刘泽华著《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
【29】《管子?正世》
【30】《遗书》卷11
【31】《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第55页[美]马丁?李普赛特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32】《清朝文字狱》第108－115页郭成康林铁钧著群众出版社1990年第一版
【33】同上。第123－137页
【34】《清史列传》第二册582－587页。中华书局
【35】同上。第三册718页。
【36】《士与中国文化》第3页余英时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一版
【37】同上。第73页
【38】参见《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陆学艺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
【39】近些年在医疗、住房、教育等方面采取的改革步骤和措施，极大地影响了城市居民的生活。多数市民只能被动地承受和适应这些改革，却对改革措施的是否得当没有发言权。
【40】参见《现代化的陷阱》何清琏著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
【41】参见《书屋》2000年第3期何清琏文，〈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
【42】笔者居住的石家庄原市长张二辰，因贪贿严重被查处后，许多市民、包括一些机关干部对张的去职感到“惋惜”，认为张“能干、为市民办实事”，“这样的干部现在太少了”。
【43】《最新西方文论选》第36页漓江出版社
【44】同上。第100页
【45】《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一期第2页。
【46】同上。第3页
【47】《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第8页康德著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一版何兆武译
【48】同上第15页
【49】《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一期第2页
【50】据研究分析，中国现有城市下岗、失业人员与农村困难户1亿左右，占总从业人数的14%，也就是说，中国现在有80%的人口处于社会下层与边缘状态，这构成了社会治安不稳定的根源。有关资料表明，从1998年到现在，刑事发案率逐年上升，自1996年开始的"第五次犯罪高峰"至今未退。笔者手边的资料表明：河北省蠡县、衡水市1998－2001年期间黑社会性质犯罪猖獗，一些犯罪团伙欺行霸市、敲诈勒索，对稍有不从者即刀棍相加，甚至枪击，许多原来在这两地经商务工者不得不远走他乡，经济建设和社会生活受到明显干扰。此外，轰动多时的远华集团走私案对厦门和福建省一些地方经济社会生活的破坏性影响，更是尽人皆知。有关这些问题的分析研究，可参见何清琏著《现代化的陷阱》和曹风著《第五次高峰－当代中国的犯罪问题》。
后记：这是我近两年前写的文章，一直没有找到机会发表。这几天，又看到一些电视台在重播《康熙王朝》，我在文章中讲到的一些问题现在有愈演愈烈之势，所以此文仍有意义。将文章发于网上，希望与我有同感的人一起思考。
文字狱VS焚书坑懦有什么意义上的差别嘛？？
作者：婉言泡泡
天下读书人都知道秦始皇“焚书坑儒”，鲁迅用它来和希特勒焚书相比，博尔赫斯用它和造长城来对始皇帝大发议论。其实，所谓的“焚书”和“坑儒”是两个独立的事件。
“坑儒”之说是很有些可疑的。秦始皇羡慕长生不死的“真人”，用韩众、徐市、侯生、卢生等方士求灵芝仙药。方士们因为无法交差而纷纷逃亡，不仅如此，还大说秦始皇的坏话。公元前212年（秦始皇35年），秦始皇听闻后龙颜大怒，命令御史悉数案问在咸阳的诸生。诸生“传相告引”，最后，460余个犯禁者被活埋咸阳。
细细分析起来，惹恼秦始皇的候、卢、韩、徐诸生都是方士。被逮着的诸生及其“传相告引”而供出的“犯禁者”中可能有些是儒生，但确确实实在司马迁写《史记》时代，并没有“坑儒”一说。《史记·儒林列传》说得明白：“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坑的自然多数是方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