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家考证，康熙在位期间有近十起文字狱，比较著名的有两起。其一，康熙十五，六年间，湖北人朱方旦著书两部，讲修养身心，练气聚功。书中根据意念运气生功的事实，提出了脑的作用。朱认为，脑是人体最重要的部位，人的意念、思想、记忆均藏在脑子里，并从那里释放出来。这个观点向当时占正统地位的理学提出了挑战。理学把“心”看成万物的本原，所谓“圣人之学，心学也”。朱方旦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发生龃龌，遭到朝廷一些人的围攻。康熙20年，王鸿绪上疏参劾朱方旦“诡立邪说，煽惑愚民，诬罔悖逆”，第2年，经康熙御批，朱方旦被斩，其著作“尽行销毁”。【32】
其二，康熙50年，都察院左都御史赵申乔参劾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妄窃文名，恃才放荡，私刻文集，肆口妄谈，倒置是非，语多狂悖”。所谓“私刻文集”，指康熙40年间，戴名世的学生尤云鹗检老师“平日所藏钞本百余篇刊而布之”的《南山集偶钞》，该书对历史、社会、人情、风俗均有记载和议论。触犯了当朝大忌的是，书中在写到有关南明的人物时，都以南明各朝如弘光、隆武、永历为正朔，而此时清朝已建立了全国性政权。戴名世平时恃才傲物，不喜与达官贵人交结，已得罪不少人，这回终于被赵申乔捉住了短处。康熙览奏后，降旨“严察，审明具奏”。此案审理历时近两年，牵连者甚众，康熙51年2月，戴名世被处斩。【33】
可是，近50集的《康熙王朝》，对这两起著名的“文字狱”只字不提，好象康熙为政一生就没有过这种事情。这种对“文字狱”暴政的无视和有意隐瞒，虽让人吃惊，可略一思忖，也好理解。编创者意在塑造康熙的“个人英雄主义”，表现他的宽厚恤民和丰功伟绩，如果依照历史写他杀了一些写书的孱弱文人，岂不有损“圣祖”形象？所以须“为尊者讳”，所以要“扬其善而隐其恶”。平心而论，这属于编创者的“创作自由”范畴，指出即可，不必多议。而且，相较于《雍正王朝》，《康》毕竟还没有称颂"文字狱"的暴力。1998年间热播并获得全国电视“飞天奖”一等奖的《雍》，在描写吕留良、曾静案时，不顾历史基本事实，将阴鸷、残暴的雍正刻画成一位勤勉、公正、廉洁的好皇帝，而一些“无良文人”竟对其极尽诬陷和攻讦，真是罪该当诛——如此这般颠倒是非，实为对“文字狱”暴政的公开翻案，当年即引起文化界人士一片哗然。
然而，正如前面已提到的，在对知识者的敌视、轻篾与挖苦上，《康》与《雍》却颇为类似，剧中姚启圣和李光地两位“士子”的艺术形象，勾勒出编创者的这种思想态度。
让我们先来看姚启圣。
早在顺治2年，姚启圣即官至福建巡抚，然此人自恃才高，能言善辩，屡屡与上司争吵，被一再降职，康熙5年又遭裁撤，被贬至盛京（现沈阳）郊区一马场任九品“司厩”。不过，康熙重用的盛京提督周培公对姚很赏识，周临终前向康熙力荐姚启圣。
康熙找人打听姚启圣详情，待查明底细后，他下令关姚入牢：“好吃好喝供着，3个月任何人不得同他说一句话，朕要把这只能言鸟憋个半死”。由沈阳回京途中，康熙让姚在冰天雪地里坐在四处漏风的囚车上，待其吃尽苦头，才让其进入龙辇，赏点心吃，又让其读御书。在行营一侧的简易牢房中，黎明时分，姚仍在读书，忽听一声咬牙切齿的诅咒：“朕真想杀了你！”姚抬头一看，康熙正隔栏站着，姚慌忙叩首，康熙接着说：“你心中仇满，因而几十年来，故作愤世嫉俗之状，嘲骂达官贵人，讥讽皇亲国戚，以大清之予，击大清之盾，却又屡屡游离法网之外。你并非不能做官，而是篾视满清官员，故意不守常道，情愿在荒原饲马，不愿入朝为官…朕最恨的就是你这种人，在心里已把你杀一千次了”。
长达3个月的幽禁，回京途中的一冷一暖，特别是这番“黎明谈话”，让姚启圣着实领教了康熙的驭臣之术，也体会了康熙的“知人之深”。康熙一行进京时，姚启圣已学会了奉承：“皇驾进京，好比雷霆万钧，却又寂静无声，难得啊！”康熙笑了：“这马屁嘛，拍得朕很舒服”。第二天，养心殿“经筵日讲”上，姚侃侃而谈，纵论宋明理学和安邦治国之道，而后献上收复台湾的“三必剿与三必抚”之策。虽然大臣们不满姚之“轻狂”，康熙却十分赞赏姚“见解深远”，他“封姚为福建总督，专务平台政略与战略”，执行“迁界禁海”之大政方针。姚连连叩首，自此忠心耿耿为朝廷效命，后来果然在收复台湾的过程中立下大功。
查《清史列传》，姚启圣乃康熙2年举人，授广东香山知县，由于“擅开海禁”，被罢官，后随康亲王征剿耿精忠有功，“授浙江温处道”，后又协助打退海贼来犯，升为福建布政使，几年后，又被委以福建总督职。史料上虽说姚“素性乖张，举措轻妄”，可并无被贬去“饲马”以及和康熙面对面接触（特别是担任福建总督前）的记载。【34】可见，剧中姚启圣和康熙之间的种种故事，系由剧作者编创，如此，倒也更能看出剧作者的心计和用意。 我们看到，康熙对姚启圣简直痛恨到了极点，在心里居然将姚“已杀了一千次”，即使对郑经和噶尔丹，康熙也没有如此深仇大恨。为什么呢？因为未从内心归顺朝廷的姚启圣，代表的是一种知识者的清醒，是一种对满族皇权的轻篾和对官场陋习的厌恶。这种“明道救世”、“从道不从君”的清介之气，对于专制统治者来说是很不舒服的，而如姚启圣之巧舌如簧，冷嘲热讽，擅议朝政，在康熙看来便是妖言惑众，扰乱臣子之心，有动摇朝纲之害，他怎能不觉着如芒在背？以剧作者笔下之康熙的内心想法，天下士子应尽归朕用，不归朕用之士子，不如没有，或者干脆除之。可偏偏姚启圣的确才华超人，又熟悉福建情况，康熙正在筹措平台大计，此姚又非用不可，真让康熙烦恼不已。为了能让自姚身心俱归朝廷，康熙很是动了一番脑筋，软硬兼施，冷暖交加，恩威并用，多管齐下，最终将姚启圣整治得服服帖帖，甘愿效犬马之劳。 再来看李光地。
容妃携女儿兰齐格格回福建省亲，遇上一位领着一群孤儿给皇帝上万言书的人，此人便是李光地，这些孤儿是执行“迁界禁海”政策的官吏们克扣朝廷赏银造成的。李光地乃当地学界名流，长得一表人材，甚得兰齐格格芳心。可李光地自恃清高，并不愿做官。康熙举办“博学鸿儒”考试，意在举贤用能，李光地不肯参加，被人五花大绑送来京城，可他还是不愿应试，意欲走脱，被兰齐格格当道拦住，几声娇骂，才如梦方醒。康熙早闻李光地大名，令后者不必考试，授其福建布政使衔，去解决“迁界禁海”的遗留问题。
收复台湾后，李光地奉召入京，任上书房大臣，书呆子气仍是不改。索额图与明珠两位朝廷重臣明争暗斗，在提名各省新任巡抚一事上，两人竞相拉拢李光地，都想让李把自己拟的名单报给皇上。李夹在索、明争斗之间，手足无措，左右为难，痛苦不堪，留下一份辞呈又想走人。被惊动的康熙召李光地及索额图、明珠入对。李如实秉告，索、明看情势不对，立即反攻，联合起来弹劾李光地：李在福建时的过失，来京后的疏漏，特别是“丁忧”期间竟与一女子私通，生下一婴，还是索额图代为收养，更不能容忍的是，李与此女私通时，竟能日日与兰齐格格情书来往…这些不仁不义不孝不情之举，被一一历数，件件坐实，李光地满头大汗，跪地告饶——秉公办事自命清高之人，原来也非正人君子。
查各种史料中关于李光地的记载，与《康熙王朝》对李的描绘几无共同之处，李在剧中的种种故事，多源于编创者的构想。真实的李光地，得到过康熙如下评价：“知之最真无有如朕者，知朕亦无有过于李光地者”，【35】不想到了《康熙王朝》，他竟成了这样言行不一用情不专之人，竟敢欺骗皇帝女儿兰齐格格。
姚启圣和李光地两个人物形象的寓意是，相对于国家大计和政治需要，知识者的人格和品性无足轻重不须挂齿，知识者的“清醒”和“清高”，在政治上是幼稚的，在世务中是“无用的”，许多情况下甚至是“有害的”，同时，知识者的“孤芳自赏”与“恃才傲物”，也是可疑的和可笑的，是“穷酸”和“不识时务”。知识者的才干、见识与思想，只有获得皇帝的认可与赞赏，才是才干和“学问”，才有价值，才有发挥和付诸实践的可能，也才有其社会意义。这当然道出了中国几千年专制主义政治的几分真实，也绘出了知识者在这种政治—文化结构中的尴尬位置，同时也将中国社会对知识者的真实看法坦露了一半。
很长时间以来，中国社会对知识分子（所谓“士”）的看法就呈矛盾纠葛状态。知识者经常被赋予重大的社会责任，被称为“社会的良心”。孔子倡导“士志于道”，规定了“士”是社会基本价值的维护者。余英时指出，孔子的言论“对后世的‘士’发生了深远的影响”，【36】“士”的卫道者的形象为他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尊敬。同时，社会各界对“士”又偏见极深，知识者被认为是“会说不会做”的眼高手低之人，是木讷迂腐的书呆子，知识者的洁身自好、持重守节被看作是“故作清高”，更有人认为这是“士”的“佯装伪饰”。这似乎也有历史根据。战国时许多“士”散布于贵族门下，难免文人相轻，相互争斗，一些心术不正之人混迹其间，沽名钓誉，败坏了士子的形象。荀子说：“今之所谓士者，污漫者也，贼乱者也，恣睢者也，贪利者也，触抵者也，无礼而唯权势之嗜者也…无能而云能者也，无知而云知者也，利心无足而佯无欲者也，行为险秽而强高言谨悫者也”。【37】在普罗大众中，对知识者的尊崇与篾视奇妙地混杂着，他们指望自己的孩子熟读四书五经，研习孔孟之学，将来考取举人，“衣锦还乡，光宗耀祖”；可同时又看不起读书人，认为这些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满脑子诗书文章，却无半点实用，“大事干不了，小事不愿干”，还想对他人指手划脚…凡此种种，如余英时所言皆可被称为一种对“智识者”的态度，或可归为美国学者霍夫斯塔特所言的“反智主义”范畴。我们今天回首1966－1976年间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可以看出，这十年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中国社会“反智主义”倾向的大发作。
自上世纪90年代初始，中国的电视剧制作就出现了反智主义倾向，其中以《渴望》和《围城》为其代表，知识分子在这些电视剧中被塑造为“极端自私”、“虚伪”、“弄虚作假”的小人，承受着广大观众的鄙夷和愤恨，及至1998年，《雍正王朝》将这种对知识者的轻篾和敌意“光大”到顶点，以致可以公开为“文字狱”暴政翻案。到了《康熙王朝》，这种“反智主义”再度凸现，并再度获得不少观众的认可。然而，今日非昨日，今天，我们已经处在一个被称为“知识经济”的时代，文化和科学技术对社会进步至关重要已成为各界共识，在这种时候，具有浓重反智主义色彩的电视剧一再热播，这种“二律背反”式的社会文化现象，在让人吃惊的同时，显然应该引起更多的思考。
历史经验表明，中国知识者在经济－政治－文化结构中的尴尬位置，决定了他们多数人的复杂人格及其命运。专制统治者懂得，欲坐稳江山，先要聚拢人心，“人心之中，最重要的又是士子之心”，朱元璋说的简洁：“治天下以人才为本”。这是因为知识者有思想、有见解，在民间具有影响力，执政者要巩固政权，使政权获得人民的认可，取得“合法性”，必须先争取“士”的认可与支持。同时，“士”的才智和能量又让统治者感到恐惧。为了保证君主的权威和君权的永恒性，统治者不惜动用暴力镇压"士"的理性精神和反抗欲望。自秦始皇“焚书坑儒”始，法家政治权力直接干预文化的方针，被历代王朝继承了下来。
在中国社会，多数士子学人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和财产来源，统治者给他们预留的生存空间，只有“学而优则仕”一途。为了有出头之日，士子们只能读死书、死读书，以求科场中举，一展才学，光宗耀祖。然而，不少人皓首穷经，读了一辈子书，却在科场上一无所获。而科举不中，一切努力就全是白搭。可以想见，古时的读书人承受着何等巨大的压力。《儒林外史》描写范进中举以后高兴地“发疯”，显非凭空虚构。即使中了举人，加入官僚队伍，也不会从此一帆风顺。在清规戒律繁多、等级森严关系复杂的专制政治结构中，士子们须时时处处看上司眼色，谨小慎微理事，循规蹈矩办差。要想在仕途上飞黄腾达，就必须有铁石心肠，敢于蒙骗和欺诈，还必须察言观色，善于逢迎，攀附权势，投靠在达官贵人门下，最好加入某一朋党。
当然，这仅是就士大夫的一般情形而言。中国历代知识分子中，总有一些不甘于沉沦，勇于担当道义和社会责任的人，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们敢于运用自己的智能，对不合"正道"的社会政治进行反思批判，而且，社会越黑暗，统治者越残暴，知识者的这种反抗和批判越顽强，越坚韧。孟子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从司马迁、嵇康，到柳宗元、辛弃疾、文天祥，再到李贽、黄宗羲、王夫之、龚自珍，这样的“士”代不乏人，他们代表着中国知识分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贵品格。中国古代思想之精华，智能之结晶，于今日仍有其重要价值者，恰恰是在这些具有坚韧意志和高贵品格的“士”的手中产生的。
平心而论，许多中国文人身上的确有各种各样的毛病，诸如虚荣、自私、故作清高、拉帮结派等等，但人们应该认识到，这些毛病和缺点并非与生俱来，而是由其窘迫的政治和社会经济地位所导致的，是由“士”所处的生存环境决定的，是他们无法自主选择的社会地位的副产品。让有些人尤为看不惯的所谓“穷酸”，许多时候不过是知识分子在外界巨大压力下的“自我心理平衡”之策。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在精神和人格上的不健全和“污点”，恰恰证明了文化在中国专制主义社会中的奴婢地位，证明了士子们在这种社会结构中的无权和“从属”。无权则无“独立性”，从属于王权则处处受掣，有何尊严与人格可言？所以，被指责和批评的不应仅仅是“文人”，“士子”，更应受到批判的是几千年来专制主义的政治－社会结构，是残暴的君权统治，是建其于亚细亚社会形态上的“普遍的东方奴隶制”。
《康熙王朝》的编创者不去分析和体会“士”的生存境遇，不去批评这种恶劣的社会境遇对“士”精神及人格的摧残和压迫，而是揪住“士”的“小辫子”不放，通过姚启圣和李光地两个人物形象，讥嘲“士”的自私、虚伪、轻狂、“不识大体”，反衬康熙的精明、宽厚、“知人善任”、博大胸怀和“驭臣之术”的高超。我始终不明白，《康》（以及《雍》）的编创者们既然了解一些历史，又能编写剧本，似乎也可归入“文人”范畴，他们怎么就对自己的前辈如此缺少同情，如此刻薄无礼？同时，怎么就对高高在上的皇帝如此亲近，如此厚爱？作为"知识者"，他们不可能对自己的这种“反智主义”没有察觉，那么，为什么不对这种思想倾向予以审思，而是任由其在一部自称为“正剧”的作品中“发挥光大”？也许，对权力的过度亲近，使他们早已忘却了自己的“文人”属性；也许，知识分子的清高自傲，对于他们已经意味着一种鄙夷，让他们不舒服；也许，知识分子对“道”的坚持、理性态度和对社会不义的审视，对于他们以及他们为之服务的权力，构成了一种批判，一种不认可与不合作的立场，这些都让他们既恼火又厌恶而且无奈，于是，便在这样一部历史剧中来渲泄这种种复杂的情绪。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还不忘借用中国社会的“反智主义”思想资源。而历史经验证明，中国社会从未得到过认真清理的“反智主义”，时常被专制君主用作打压“清流”、“清议”的舆论工具，有些“慧眼独具”的统治者，尤其擅长调动民间的“反智主义”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
五
“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尽人皆知，这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伟人的诗句，似乎惟有将这几句诗引在这里，才能表达我此刻的心情。此时何时，今夕何夕？人类现在已经迈入21世纪，这注定是一个纷争叠起、歧义多出的世纪；今天，我们已经与一个变化剧烈的时代迎头相撞了，这个时代繁华而又繁乱，充满机遇又荆棘密布。中国，这个伤痕累累、步履蹒跚的国度，背载着沉重的历史负担、庞大的人口数量、逐渐恶化的生态环境以及层出不穷的社会难题，正站在社会发展的十字路口，正处在决定命运的关键时期。中国选择什么样的发展路向，不仅对自身至关重要，而且对亚洲乃至整个世界影响巨大。许许多多国人都感觉到了这一点，他们关注国家命运，担忧民族前途，同事之间、朋友聚会、亲戚相见，关于政治问题的议论总是难免。
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资源和财富在不同社会团体间的不均分配，中国社会阶层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分化得很快，【38】而不同的社会阶层对于国家应选择何种发展道路的观点也不尽相同。虽然开放的公共舆论环境至今尚未形成，可近年来一批相对于“官办报章”具有更大“言说空间”和更灵活文化策略的报纸杂志出现了。在这些报刊上，除了娱乐性和服务性的报道文章外，偶尔也能见到一些政治、经济见解较为深刻犀利的文章。这些文章有时代表作者个人的观点，有时则代表某个社会阶层或某些利益集团的思想。值得注意的是，互联网这一新兴的信息传播方式发展极快，一些网络高手利用论坛主贴和跟贴短语以及“无厘头话语”的消极修辞，发挥其瓦解性功能，挑战主流文化并对传统传媒构成了一定威胁。在当代拥有最大影响和最多受众的电视业，其情况要更复杂一些。官方对于电视的控制相对于互联网和某些报刊要严格许多，其中对新闻、社会事件报道节目的监管最强，而对娱乐和服务类节目的控制则相对轻松（这并不表明官方不想通过娱乐节目向大众传播正统观念）。由于看好电视的传播和宣传效应，某些国外资本十余年前便介入了中国电视娱乐节目的制作，国内许多企业和经济实体也十分乐意与电视台合作，以借助后者扩大自己的产品及品牌的社会影响。一些较松散和不正规的文化团体或“边缘文化人”，则聚拢在某个大电视台周围，利用各种关系，设法参与、进入甚至主导一些电视节目的制作。这些文化团体和文化人的性质及身份比较复杂，他们制作出的节目、栏目的内容和风格也很不一样。有的栏目具有很强的官方背景，某些时候却也能从中听到一些“民间的声音”，有些则是纯娱乐性的，某些电视节目带有编创者明确的政治意图和思想倾向，仔细分析可以发现，这些编创者不过是某些既得利益集团政治观点的代言人。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雍正王朝》和《康熙王朝》先后问世了。这两部电视剧，当然也代表着某些利益集团的政治抱负和历史观、哲学观，这毫不奇怪，奇怪的是，为什么这两部电视剧也能赢得其它社会阶层的欣赏与赞同？
事情的复杂性还在于：随着正统意识形态事实上的瓦解、当代权力体系运作的难如人意以及为世人诟病的腐败现象的蔓延，权力在许多国人眼中早已失去了曾经具有的道义价值，其合法性在一些社会边缘群体中受到更多的质疑，对权力的各种形式的反抗深刻地存在于社会和民间之中。可正是这个通常被称为“民众”的庞大社会群体，却又如此痴迷于表彰权力和颂扬权威的《雍》与《康》，津津有味地观赏着剧情的起承转合，更让人难以理喻的是，对剧中康熙、雍正专权擅断，王子、大臣们之间相互玩弄的阴谋权术，许多观众都抱着钦羡、赏识的心理，被深深地卷入剧情中。在不同的场合，我询问过从事不同职业的人对于《康》的看法，这些人包括工人、农民、私营企业经理、退役军官、机关工作人员、政府官员、大学教师、报纸编辑等，除少数人对《康》持批评态度外，多数人对《康》报以激赏与好评。说实话，正是这众多的赞赏声才引起了我对《康》的格外注意，并不断地加重着我的忧虑，这种忧虑逼迫我追问：《康》热播现象的社会机理和大众接受心理原因是什么？
本文第三节曾详细分析了《康熙王朝》的“权力历史观”和“君主至上”思想，并指出，贯穿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是对权力和权威的崇拜。显而易见，吸引多数观众注意力的正是康熙大权在握的皇威和气势，正是一位“明君英主”在南征西讨统一中国时的果敢，以及在整肃朋党清除“奸臣”过程中表现出的杀伐决断和机智。质言之，中国民众对一位既至高无上又代表道义的好皇帝的不灭梦想，构成着《康》在市场上获得成功的社会心理基因。
孙中山先生对于国人心中的“帝王思想”有深刻的认识，他说过：“当我提倡革命之初，来赞成革命的人，十人之中，差不多有六、七人有一种帝王思想的，”他还指出：“现在虽然推翻帝制，成立共和政体，表面上固然是解放，但是人民的心目中，还有专制的观念”。孙先生的话当然一针见血，可这些话是80多年前讲的，从那时起，中国又走过了漫长而曲折的路程，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刚刚经过了“十年文革浩劫”的中国，上上下下都感到有必要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在这种特殊的情势下，许多知识分子利用“历史闪出的短暂空隙”，做了大量“启蒙”工作，向社会和民间阐扬“民主”、“人道主义”、“科学”的诸般好处。虽然进入90年代以后，社会政治形势发生了转折，可是，如果80年代的“启蒙运动”确有成效，又经过“市场经济”（据说这种经济天然导向民主）十年来的熏陶，按道理，中国多数民众已经应该具备一定的公民意识，已经对权力的合法性有较清醒的认知，并懂得通过何种途径和方式保证自身的合法权益不被随意侵犯，同时，国家政治制度建设也应保证公民能够有效地监督、制约各级权力的运行。这些主、客观条件如果具备，那么多数民众对《康熙王朝》和《雍正王朝》这样的电视剧，只能是不屑一顾或哄然洒笑。
可是，目前发生的事情却恰好相反--《雍》和《康》先后在市场上大获成功了。在我看来，这种情况虽让人忧虑，但也将以下两个重要事实显示出来：一、它在宣告了80年代启蒙运动破产和失效的同时，证明多数民众的思想意识正处在一种驳杂状态中，使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的工作有所指向；二、它证明了中国社会目前存在着太多与"权力"相关的要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