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回望康熙，在他丰碑式的功勋前礼拜后，我不禁仰天长叹了。如果说，中国近代以前的发展在康熙治下达至辉煌的巅峰，那么，中国历史的悲剧色彩也极浓重地涂抹在康熙身上。作为一位杰出的君主，康熙调整了前朝不合理的土地和分配关系，发展了农业生产，扩展了疆土，统一了各民族，“文治武功俱佳”。然而，经过一段时间，“调整能量”释放完毕，政策边际效益渐渐收缩以后，伴随着康熙本人的逐渐老去，国内各种社会阶级矛盾再呈动荡之势。其时各地贪官污吏横行，肆恶虐众，东南沿海“海寇”骚扰不断，湖南、广东、四川等省矿民动辄“聚众几万至十余万，强梁争竞”，【17】已过“知天命”之年的康熙难有往日的英奋进取，他想的更多的是“守成”和“传位”。为制止矿民闹事，康熙43至58年，他将上述各省的矿业“逐一封闭”，造成矿业生产严重衰退；为杜绝“海寇”和防范西方势力渗透，康熙56年又宣布“禁海”，使沿海数省“土货滞积，而滨海之民半失作业”；【18】同时在文化领域采取镇压措施，大兴文字狱。由康熙肇始的“禁海”闭关政策，自此被清朝定为“国策”，及至乾隆，都自以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不假外夷货物以通有无”。【19】这种夜即自大式的骄傲，导致了中国对外政策的颟顸和保守，加固了中国社会的封闭性。而此时的西方世界，已经开始了影响深远的工业革命，新兴的资产阶级昂首迈向政治舞台，“老死不相往来”的世界旧格局渐被打破，全球第一次被纳入同一时空中。英、荷、法等国占得先机，他们率先异军突起了，其最有战略眼光、也最富扩张性的人士的目光，已在向遥远的东方张望。这时的中国，非常需要一位俄国彼得一世式的人物，他能够清醒地认识到祖国与西方国家的差距，谦虚自省，放下泱泱大国的架子，以开放的姿态向世界敞开大门，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产品，同时效法西方对国内的政治、经济制度进行变革，以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只有如此，才能使中国在这个“世界史的关键时期”不致落伍，才能使中国免遭日后的侵略和欺辱。可是，尽管康熙大帝与彼得大帝几乎处于同一时代，两人却迥然相异。为真实了解西方，彼得大帝亲赴英、荷等国考察，回国后仿效西欧，强力改革，励精图治；而康熙此时却闭关自守，盲目乐观，欣赏自己的长寿和多子多孙，说与历代帝王相比，“在位久者，朕为之首”，【20】除了“传位”之事让他苦恼，似乎一切都好。强大壮阔的中华帝国，就这样在歌舞升平、其乐陶陶的沉醉中一天天走向衰退，一步步落后于他人。事实证明，有清一朝衰败乃至最后没落的祸根，恰恰是在其最“圣明”的康熙皇帝执政期间种下的——历史上还有比这更具有悲剧意味的事情吗？
至此，我们也终于能够看清“康乾盛世”的真相了。在此“盛世”中，虽然四海承平，天下归一，物产丰富，人口增加，可是繁华的外表无法掩盖基本的社会矛盾，这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寻求发展的愿望与执政者统治利益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在康熙执政后期就相当严重，并且由于各级官吏对民众的盘剥和掠夺而趋于激烈。在康熙晚年，整个朝廷已没有了开国时的“锐气”，专制主义权力体系日渐滑向腐败和堕落，皇子、权臣、太监之间拉帮结派，争权夺位，营私舞弊，卖官鬻爵，各地无良官吏横征暴敛，鱼肉百姓，勤勉务实之人渐少，矫奢虚伪之风日盛。这种情形虽在雍正即位后受到严厉整饬，略有好转，可是到了乾隆年间，由于皇帝本人便浮华铺张，仅六度南巡就耗费巨资无数，朝中权臣和各地方官“上行下效”，奢侈淫逸，挥霍浪费，贪贿成风，加之地主阶级通过兼并大量占有土地，多数农民不是沦为佃户，就是变成乞丐或流民，导致民怨沸腾，社会急剧动荡。【21】18世纪的最后一年，在全国各地农民起义的呐喊声中，统治大清60余年的乾隆龙驭上宾，这位太上皇临终前也许已感到大清国命运多舛，他拉着乃子嘉庆的手，“濒望西南，似有遗憾”。【22】他知道自己托付给嘉庆的，绝非一个太平中国——在这些历史事实面前，我们不能不辛酸的承认，繁华一时的“康乾盛世”也无法使专制王朝走出由盛至衰的历史规律，无法挣脱这种政体必然趋向腐败没落的命运，它与其它朝代一样将中国封闭在亚细亚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中，不会引导这个国家走上光明的前途，不会为中华民族开辟新的发展路径。人民大众在这种“东方普遍奴隶制”下，永远处于任人欺凌宰割的无权地位，永远是屑小臣民和卑贱的奴仆，永远要受王朝由盛至衰周期率的折磨，人民，永远是人民，是这种专制主义制度的最终受害者。
三
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年，《雍正王朝》和《康熙王朝》相继问世，在一个被誉为“盛世”的年代回味“康乾盛世”，甄别其长短，披阅其功过，借鉴其经验，不仅可以增加观众的历史知识，而且有助于我们今天的建设和各项事业的发展，应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
《雍正王朝》和《康熙王朝》的创作者均不屑于“戏说”，他们志向高大，都要把作品拍成“小说加历史事实、时代大背景的正剧”。《雍》的制片人刘和平极为自负地说：“用历史学的观点、哲学的观点来指导创作，我自认为是我的一大优势”，他进而阐释：“我想把《雍》写成传神史剧，现代人看这部戏能感到强烈的现实感，可谁又不能说它不是历史剧…就是因为它传了历史之神，我追求的就是这个神”。【23】《康》的制片人刘大印和编剧朱苏进的气概同样不凡，刘大印说：“《雍》着重表现权谋，《康》则着重表现个人英雄主义，我喜欢历史剧，喜欢历史中的英雄。康熙王朝是中国空前统一的王朝，我特意渲染了'第一张地图'的戏，统一的宏图确实激动人心啊”。【24】朱苏进说：“从康熙的功业来看，我甚至觉得他把两三千年中国皇帝的王道推想了一个很成熟、很颠峰的状态…刻画这个人物的最大难度就是‘帝王情怀’”。尤为可贵的是，朱苏进对电视剧非同寻常的社会影响有清醒的认识：“电视剧建立在民族的精神脊梁上，植根于最朴素的土壤，电视剧的观众很可能就是未来的电影、历史和文化方面的学者，观众的看是一种非常可怕的事情，它的内涵很丰富，每一双眼睛都是一只火把”。【25】
的确，近年来充斥荧屏的各种“戏说”以及《还珠格格》这类电视剧，将严肃的历史游戏化，将捏造的谎言加上情爱佐料商品化，向大众倾销了成堆的假古董，早已让许多观众（特别是成年男性观众）生出厌倦之感。我们的电视剧制作者果能象刘大印、刘和平等人表示的那样，在一种广阔、成熟的历史学、哲学观点的指导下，创作出几部描述“康乾盛世”的正剧以正视听，通过人物性格塑造和戏剧冲突，在将“盛世”真相告知人们的同时，展示中华民族恰恰在"鼎盛"之年走向衰落的悲剧命运，披露专制主义对人民的戕害，批判皇权、王道对中国社会进步的阻遏，揭示潜藏于中国历史深处的兴衰规律及其秘密，其意义会非比寻常，对中国文化、社会之进步将居功至伟。
然而，《康熙王朝》的编创者是怎样向全国观众讲述皇帝故事的呢？"康乾盛世"在他们笔下是用何种笔法和色调描绘的？他们演绎出了一种什么样的“个人英雄主义”？表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帝王情怀”？传达的又是怎样一种“历史之神”？
让我们来欣赏《康熙王朝》的几个故事片段：
其一，《康》第6集中，太监吴良辅为讨好权臣鳌拜，从宫中偷些珍宝欲去送礼，不料被康熙逮个正着。康熙对鳌拜恣肆弄权早有察觉，非常不满，正想找个机会敲打一下。此时他虽年幼，还未正式登基亲政，可对权力的重要却已心知肚明，简单审了几句，便令人廷杖吴良辅。吴血肉横飞惨叫不止，康熙却在一边的树荫下喝茶，待鳌拜赶来，康熙讥诮地说：“吴良辅偷些宝贝…竟然说为鳌中堂而偷的，说过些日子是你的生日，他要送你做寿礼。”鳌拜赶紧否认，康熙故做宽宏大量说：“你是他的主子，你既然来了，朕就赏你个面子，不打了，交你发落吧”。话音刚落，有人来报，吴良辅已被打死了。
其二，第36集中，康熙南巡途中接施琅奏报，称近期台湾海峡风信不至，无法出海作战，请求朝廷准许将收复台湾的日期推迟，康熙声色俱厉：“不准！”他严令前线将士按时登船出海，打败郑氏水师，在8月31日前光复台湾。
康熙如此急切收复台湾，是因为此次南巡要驻跸南京，他要前往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墓祭扫并在那里宣布台湾光复，证明大清帝国胜过前朝。对福建前钱一再借故拖延战期，康熙虽不高兴，却已多次让步，并接受水师提督施琅的奏请，授予他“专征大权”。此时，康熙要显示皇帝的权威了：收复台湾的日程表不容再改。
剧情进入到38集。接到皇帝严令的施琅，在海边翘首以待，望眼欲穿，祈祷风向快快转变，南风一起，他即可率兵出海作战了。军情如火，君令如山，岸上将士摩拳擦掌，“气可鼓而不可泄”呵！最后时刻，雷云滚动之间，风向大变，南风骤起，施琅兴奋地大叫，他一边感叹皇上“圣明”，法力无边，一边指挥部队乘风进军，经过苦战，终于打败郑氏水师，拿下澎湖，进而收降郑克塽，按期光复台湾。
其三，第42集中，康熙亲率大军远征噶尔丹。草原上，两军已排好阵势，战事一触即发。突然，嫁给噶尔丹的兰齐格格策马赶到两军之间，大声喊着：“别打了，别打了！”消息传到中军大帐，康熙声色不动，令将士立即开火。兰齐格格的生母容妃神情恍惚，鬓发散乱，不顾康熙严令，跑到两军之间与女儿抱头痛哭，母女二人边哭边喊：“别打了，别打了！”康熙大怒，厉声喝道：“大战在即，谁挡在朕的面前，谁就是朕的敌人。”为了剿灭噶尔丹，康熙置容妃母女二人于不顾，严令太子率军立即进攻。大炮轰鸣，弓箭手万箭齐发，两支大军在两个柔弱的女子面前展开了血肉搏杀。
我们来逐个分析：
在第一个故事中，小小康熙政治早熟，吴良辅偷宝一事，为他提供了敲山震虎之机。少年天子初露锋芒，歇凉喝茶间便夺走人命一条。借这条人命告诉鳌拜，康熙虽小，尚未登基，却并不愚笨，也下得狠手，你鳌中堂须小心伺候，好自为之。
在第二个故事中，康熙的权力已大的无边无际了。皇帝一怒，地动天摇，其权威足以令江山改色人神俱畏，台湾海峡的风向，也要听从康熙的意志。在剧作者的安排下，康熙脚下不仅跪满了满朝文武，桀骜不驯狂野无度的自然界也乖乖跪下了，“天”与“人”在此达到和谐的统一，这个“一”，是“王道”，是至高无上的君权。无论你是才高八斗的士子，还是水中游走的鲤鱼，无论是高山大川，还是春雨秋风，全都是皇帝的统辖之物。皇上只要愿意，天上的云彩可以取下织入锦绣，东海的万顷波涛也可踏平。在中国这片疆域，一切俱在天子掌握之中。
在第三个故事中，所谓的“帝王情怀”展现了。康熙为了在军中建树威信，不惜置爱妃和女儿的生命于危难之境。他可不是一般的男人和父亲，他是皇帝，是政治家和全军最高统帅，他时刻为国家利益操劳，相对于社稷安危，儿女情长不足挂齿，纵然是爱妃和女儿挡在阵前，此时也不可引兵不发丧失战机。人们在这里看到了一个冷血的君主，却又是一位将国家利益放在首位的伟大皇帝，于是，康熙的冷酷和专横获得了理解，并披上了一层崇高的华丽包装。而且，这里蕴含了更多的用意是，为了国家安全，康熙既然可以连自己的亲骨肉都不顾惜，那么，牺牲一些将士的生命，或对一些敢于犯上作乱的臣子痛下杀手，又算得了什么？
《康熙王朝》中，诸如此类对皇帝权势的渲染，对其权威的刻意营造，俯拾皆是，处处可见。权力，成了康熙的“第一天性”，成为“帝王情”"的中心。在编创者的运思导演下，康熙大帝不仅统领万里河山，而且是上天属意和垂青的“真命天子”，是时间的主人，是一切重大社会事件的推动者，更是历史的创造者。仔细辨析编创者的这种“权力崇拜”，我们会看到构成其思想背景的是传统文化中的“君主至上”论。
熟悉中国思想史的人都知道，先秦诸子中除“庄学”外，多数都是为“千世主”而作的，【26】都是为统治者利益服务的。《中庸》说：“圣人能赞天地之化育”，荀子曰：“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总也，民之父母也。无君子，则天地不理，礼义无统”。【27】在古代思想中，“圣”与“王”虽在理论上并不完全一致，但“王”可以超越限制通过修养而致“圣”。《礼记》说，礼乐是圣人根据天地的本性而制作的，“故圣人作乐以配天，制礼以配地，礼乐明备，天地官矣”。【28】经过圣人构制，天地人终于和谐相配了。这就把君主抬到了“超人”的位置，皇帝被“圣化”了，被“圣化”的皇帝掌控着自然万物和社会进程，“圣人者，明于治乱之道，习于人事之始终也”。【29】“天者，理也；神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帝者，以主宰事而名”。【30】这些“历史悠久、意蕴博大”的思想，显然极其深刻地影响乃至主导了《康熙王朝》的编创。我们看到，不论是剪除鳌拜，平定“三藩”之乱，还是光复台湾，征讨噶尔丹，康熙都是在“扫荡妖孽”，“行王道正气”，都是“顺应天命”、“替天行道”之举。质言之，由于康熙是君主，是皇帝，掌管着国家最高权力，他就成了“正气”和正义的化身，他代表着“天命”，是“道”在人间的体现。权力，将康熙推上神坛；权力，将康熙“圣化”。康熙自登基亲政之日起，便掌握了“道”，掌握了真理，而且掌握着“风向”，掌握着胜负，掌握着一切。
我们应该展开自己的批评了。
我们当然承认，政治权力在社会结构中占有着重要位置；我们当然也承认，权力和权威确曾在中外历史上发挥过巨大作用，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亚细亚社会形态中，皇帝的权力更是至高无上。问题是即使是这种权力也并非超凡入圣、法力无边、不受限制，而是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称。今天，不论是从历史学的角度评价康熙，或是用艺术手法塑造这个人物，我们都应该有一个基本的思想立场。这个立场就是要看康熙是否尽到了一个统治者应尽的社会责任，是否正当地运用了手中的权力，是否改善了人民的物质和社会生活，是否对权力的合法性有足够的认识。 权力合法性问题，可以远溯至古希腊城邦民主制度，由那时肇端，中间经由文艺复兴运动、康德、卢梭、孟德斯鸠、洛克、杰克逊、汉密尔顿、麦迪逊、马克思等，及至近现代的韦伯、罗尔斯等人，都从不同层面、角度研究了这个问题，并扩展了这个问题的社会影响，可以说，此问题是社会政治理论和人权学说的基本问题。由对这个问题的研究阐述而形成的“天赋人权”、“主权在民”、“人人生而平等”、“三权分立”等诸原则，揭示了权力的发生、本质及来源，将权力从人类蒙昧时期的神秘状态和“克里斯玛式”人物的手中转移到人民中间，权力必须代表民意，权力也应该代表民意。人权学说主张，人人生而平等，每个人都具有不可让渡的天赋权利，这些权利与生俱来，存在于个人的尊严和本性之中，这些权利（或称自然权利）是政府权力合法性的来源，换言之，人民为了保障其天赋权利，才成立政府，赋予政府保障它们的权力。这些理论和主张对于近代立宪主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已构成了现代立宪民主国家政治制度的基石。今天，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东方国家，只要珍惜国家声誉，期望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并想维护自身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尊严，无不认同这些政治理论原则并签署《人权宣言》，中国也不例外。
从这样一种现代政治理论意义上的“权力观”，我们方能引出符合当代价值观念的“历史观”。现代政治理论原则和人权学说提示我们，康熙手中的权力的最终来源是民意。而不是“天意”，他虽是皇帝，却并非“神明”，他无法“呼风唤雨”，也不是正义和真理的化身，对他执政期间的所作所为，都应该置于是否代表民意、是否促进了社会进步、是否具有合法性的意义上来认识，他采取的恢复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种种举措，我们当然要肯定，他颁行的有利于改善人民社会生活的各项政策，我们更要给予褒扬，但对其“禁海”、“禁矿”、屡兴“文字狱”等有违社会生产力发展和文化进步的行为，我们则要揭露和批评。他正确地使用了权力的地方，我们赞赏之；他武断、自私地使用权力的地方，我们抨击之。不为尊者讳，也不为尊者妒。
《康熙王朝》的编创者对权力的认识及思想方式，显然与上述思想立场不同。他们在“民主已成为全球民众共同要求”的时代崇尚“君权至上”，阐扬“王道无处不在”，并将这种“权力崇拜”作为主题贯穿全剧。这种对权力的膜拜和营构，显然与现代政治理论和现代社会学对权力的认识相悖。《康》的编创者无视现代政治理论的基本原则，轻佻地对待权力的合法性问题，在他们眼里，康熙手中权力的合法性是天然的、不容置疑的，并且与“天道”同一。在21世纪人类政治文明的大背景下，他们不得不面对康熙是否代表民意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他们表现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陈腐、轻率和武断，在他们的描绘和导演下，康熙不仅代表民意，而且简直就是天下百姓的慈父，他不但照料他们眼前的利益，并且在为他们的将来和国家的长远利益食不甘味、呕心沥血，所以，这是一位完全可以信赖以致崇拜的伟大皇帝，他手中的权力已不仅是一种政治上的强制力量，而且代表着正义、天命、价值，是衡量一切人、事件、事物的标尺。看来，《康》的编创者的“哲学思想”、“广阔视野”及其对民族精神的理解，都没有能使他们把康熙及"康乾盛世"放在整个世界历史的进程中予以比较和清醒认识，都没有使他们形成一种契合现代价值观念和政治理论原则的历史认知，都没有使他们认同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成果和人权学说，他们迷恋于康熙的“个人英雄主义”，钦佩康熙的“英明”、“果断”、“威震万里”，夸大、颂扬政治权力在社会事物中的作用，似乎康熙手中的权力真是上天所授，充满神意，皇帝略施仁政，便是“皇上圣明”、“皇恩浩荡”，于是不仅自己感激涕零，还非要拉着观众一起三跪九叩。
《康》的编创者会说，我们写的是历史剧，剧中主要人物是康熙，当然要强调康熙在社会政治事件中的巨大作用，当然要表现臣民们对皇帝的服从和敬仰，并且鉴于康熙在历史上确有丰功伟绩，我们当然可以用各种艺术手法烘托他的伟大，营造他的威风，这都应该属于“创作自由”的范畴。
的确，这是电视剧编创者的创作自由。他们有权依据自己对历史和当代的认识来塑造康熙，他们有权根据剧情的需要设计人物性格和命运安排，必要的时候，完全可以摈弃历史细节而大胆虚构，所以，笔者无意关注《康》与历史事实不符的所谓“硬伤”，讥讽编创者历史常识的缺乏。以笔者之见，这些“硬伤”均属小节，电视剧毕竟不同于历史学论文论着，没有必要刻守历史真实，正如朱苏进所说，如果真要按照历史原样来写康熙，那样的电视剧肯定不会好看。电视剧是文艺作品，它的多数受众是普通人，应该允许它在某些细节处脱离历史真实，应该允许编创者参照市场需要和大众口味虚构与设计人物故事。但是，编创者的思想立场和历史观应该正确，他们应该对康熙和“康乾盛世”的功过是非有准确而公正的认识，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处理应该符合基本事实，特别重要的是，剧作者应该对皇权的合法性有清醒的认识，应该知道这种合法性来源于民意和人民的认可。在此基础上，他们尽可以施展自己的文学和戏剧才华去“自由创作”。
不过，在这个世界上，特别是在中国，还没有过不受约束的“自由”，正象从未有过不受限制的权力。电视剧编创者的创作态度和立场，是与他们的社会地位联系在一起的，是受这种社会地位影响并受建立在这种地位上的世界观及思想方式支配的。让人不能不有所考虑的一点是，《康熙王朝》编创者的主要人物的社会身份为转业军人或现役军官，这种特殊的社会地位和经历在他们的创作中究竟起了多大作用，显然是应该注意的。如果囿于自己的社会身份所带来的限制，他们无法认清时代乃至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无法准确地认知自身的社会责任，那么，“创作自由”只怕会引他们走向“创作的歧途”。而更有可能的一种情况是，《康》的编创者们有自己对历史、现实和中国前景的认识，这种认识与他们的社会身份地位纠葛在一起，使他们观察事物与人生的目光与常人迥然不同，这种目光总是游弋和停留在政治、外交、军事等领域，关注的是社会上层，是领袖人物的事功，是权力的角逐，是战争的风云，却极少有对经济民生等社会一般问题的关注，更少有对普通人和劳动者真实生活及其不幸遭际的同情。在这种目光中，充满了果敢、断然的军旅色彩，写满了对权力的毫不犹豫的服从，写满了对权力及其权威的崇拜，写满了对权谋、治术和胜利的倾慕与认同。
依据这样的认识，并依凭这样的目光，他们编创出的《康熙王朝》居然热播全国，在市场上大获成功。如果我们考虑到观众在职业、社会阶层和地域分布上的广泛性，那么这种热播现象内在的社会机理和大众接受心理，就是应该予以十分关注的了（本文第五节将对此进行分析）。在此需要马上指出的是，剧中对康熙的形塑，对其“文治武功”的渲染，对“康乾盛世”的描绘，是在伪装和美化“吃人”的中国历史，是不符合16—17世纪中国社会的真实场景的，是在为虽有丰功但舛误深重的康熙文过饰非，是在为专制主义权力辩护乃至评功授勋。
四
与对权力的崇仰和对权威的营造相对应，《康熙王朝》（以及《雍正王朝》）的另外一个显著特点，便是其反智主义倾向，这种倾向表现为对知识分子的敌意和轻篾，特别是对康、雍年间“文字狱”暴政的漠视乃至无视。
众所周知，“文字狱”一词即出自清朝。作为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上层统治者，清朝自顺治、康熙、雍正及至乾隆帝，都对汉族知识分子施以高压政策，对反清思想严加防范和打击，或深文周纳、吹毛求疵，或望文生义、捕风捉影，或图谋加害、蓄意制造，“文字狱”惨案迭起，罗网撒向全国，一案动辄牵涉几十人，甚至数百人，杖毙凌迟，株连九族，死人也要“锉尸枭示”。残酷的镇压，令士子学人200多年噤若寒蝉，纷纷避祸于考据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