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使团于1793年9月26日回到北京，清政府认为祝寿完毕，使团的使命已完成，而马戛尔尼则认为事情还没有开始，急切地要求和等待谈判。他向清政府提出了六项要求。
一、请中国允许英国商船在珠（舟）山、宁波、天津等处登岸，经营商业。
二、请中国按照从前俄罗斯商人在中国通商之例，允许英国商人在北京设一洋行，买卖货物。
三、请于珠（舟）山附近划一未经设防之小岛，归英国商人使用，以便英国商船到彼即得收歇，存放一切货物，且可居住商人。
四、请于广州附近得一同样之权利，且听英国人自由来往，不加禁止。
五、凡英国商货，自澳门运往广州者，请优待免税或减税。
六、英国船货按照中国所定之税率交税，不额外加征，请将所定税率公布，以便遵行。
资本主义正在迅速发展的英国，急于对外扩张，寻找农副产品供应地和商品市场。它的要求自然带有侵略性，如割取中国的岛屿等，清政府决不会接受这种要求。制度不同的中英政府都会采取措施，维护自己的利益和主张。但当时中英矛盾并未上升到使用暴力，彼此还不具备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对方的实力，两国之间的问题可以也只能通过谈判寻求解决。对问题视而不见，置之不理，避免外交接触，拒绝对方的全部要求，肯定不是明智的做法。英国的六项要求中，有不少属于改善正常贸易的，不仅从今天看来应予考虑，即使当时的清政府也并不认为绝对不能接受。例如，宁波通商的要求，乾隆帝在三十多年前就加以考虑并一度准备接受；又如允许外商到北京贸易，则早在康熙中就曾将此项权利给与俄国商队；改进广州纳税体制是乾隆自己说过的，又为以后两广总督长麟所承诺。英国的六项要求应予区别对待，有的可以接受，有的应当拒绝，有的经过谈判，加以修改。即使清政府拒绝英国的大部分要求，只要外交谈判继续下去，可以增进相互了解，缓和矛盾冲突，对中国有利而无损。中国和英国在谈判中的地位是对等和平等的，英国当时并无远征中国的可能，只能用谈判手段扩大其贸易，因此它的要求不能不是灵活而富于弹性的，并设想了自己的要求被拒绝之后让步和替代的办法。为了谈判成功，马戛尔尼使团努力博得清政府的好感。英国国务大臣邓达斯给马戛尔尼的指示中说：为了避免中国的误会，要使中国人知道英国使团的主要目标是向皇帝祝寿，广州贸易虽然存在弊端，但不要在微小的弊端方面提出抗议，不要在这些问题上触犯中国人。问题在于处在封闭和自给自足状态中的清政府，对外部世界既无需求，又不了解，它没有近代国际交往的经验，也不感到有建立经常的外交关系的必要。再加上礼仪争执所引起的不快，把英国六项要求一律斥之为“非分干求”，砰然关闭了谈判的大门。
乾隆帝于9月30日回銮，立即下令马戛尔尼使团应于10月7日离京回国。英使要求进行谈判，留住过元旦以后，清政府断然拒绝。没有经过任何谈判，英使团几乎等于被强行驱逐，只收到清廷一封词语强硬、全盘拒绝英国要求的敕书。
历史的经验证明：像中英这样两个遥远、隔离、互相生疏的主权大国，一下子不可能就重要的政治和经济问题达成协议，甚至对话也难于开始。只有逐步加强接触，增进了解，才能进行有效的外交谈判。在当时最需要，也是较现实的是维持相互联系，通过积累，创造有利的谈判环境，而不是达到什么外交成果。如果说，十八世纪中英之间的平等交往尚有可能，那末，到十九世纪中叶，机会已逝，两国以兵戎相见，英国把条约枷锁强加于中国，只有城下之盟，再也谈不上对等和平等的谈判了。
我们可以看到马戛尔尼使团在归途中和中国陪送大臣短期接触、对话，相互关系取得某些改善，但毕竟时间短促，不能产生明显的效果。使团从北京至浙江，由军机大臣松筠陪送，共一个月零两天，从浙江至广州，由新任两广总督长麟陪送，共一个月零八天。他们两人在沿途和马戛尔尼多次长谈，内容广泛，涉及外国的政治、贸易、外交制度、中国的法律、习俗、中英关系中的纠纷和贸易、税务弊端等等。松筠和长麟都是清政府中开明而能干的官员，他们在短期接触中对外部世界中英贸易开始有所了解。他们的意见禀告清廷，可能影响了皇帝，乾隆的态度有所缓和，给英王写了第二道语气较为温和的敕赖书，并允许英国使团隔年再来。马戛尔尼在与松筠、长麟接触之后，沮丧的情绪有所改变。“在北京时候，他确实对中国政府的态度有所怀疑，但后来松大人在赴杭州的路上以及总督自己（指长麟）向他做了解释并传达了皇帝陛下的真实心情，他已经感到放心，相信英国在华臣民的利益将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证”。[15]
我们重温这段历史，看到了二百年前在我们国家面前曾经出现的机会以及机会如何失去。一方面历史有其必然性，古老的中国在面临历史转轨的时刻显示其内部结构的牢固顽强，反映在人们的观念和行动上对于外来挑战和实行变革毫无认识，缺乏准备，难于适应，不愿打开中国的大门。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各种人物和势力的影响，各种偶然性对历史进程的作用，特别是作为最高统治者的乾隆帝在关键时刻的短见和失误。历史规律体现了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受环境的制约，乾隆的政策正是封建小农社会的产物。但历史又是人创造的，人具有改造环境，影响历史进程的能力。英明的领导者善于体察形势，顺应潮流，判断利害得失。他们应该看到平常人所不易看到的、眼前利害之外的事情，想到那些过后看来一清二楚的道理。他们像翱翔天际的雄鹰能够眺望地平线以外正在迫近的对手，并且有意志和力量推动和带领他的国家准备应付未来的挑战。乾隆帝国内的政策和治绩相当成功，经济和政治力量臻于极盛。但是，他的对外政策是失败，他没有觉察到盛世中隐伏的危机，没有意识到外部世界的广阔性和先进性。自我封闭、虚骄自大、故步自封，陶醉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拒绝和外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和贸易关系，堵塞了交流的渠道，失去了借鉴和学习外部世界的机会，延误了社会的发展，增加了中国发展前途上的困难，这就是我们研究乾隆朝对外关系得出的主要结论。
（资料来源：《清史研究》1993年第3期）
帝王的回归——《康熙王朝》及其热播现象辨析 转
作者：文禾
帝王的回归——《康熙王朝》及其热播现象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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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１月，中央电视台同时播映着两部历史题材连续剧，一套节目播《孙中山》，八套节目播《康熙王朝》，不知是有意为之还是事情凑巧，总之形成了一种对收视率的争夺。结果看《孙中山》者寥寥无几，勉强看了几集的人也说无趣，多数观众每晚都坐在电视机前，眼巴巴地守望那位“千年一帝”了。２月，央视网站公布了调查数据，《孙中山》的收视率为6.9%，而《康熙王朝》的收视率则高达62.66%。【1】
《康熙王朝》的热播让人侧目，有学者在报上撰文，指出《康》种种与历史事实不符之硬伤的同时，对该剧的价值取向和历史观也提出了批评，对其可能形成的不良社会影响表现忧虑，可这种冷静的声音怎敌得过市场的喧嚣？《康》的高收视率意味着能招来更多的广告，更多的广告，则能给电视台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有人统计，《康》在中央电视台播映20余天，为该台净赚人民币１亿多元。【2】中央电视台才将《康》播完，全国各地方台蜂拥而上，竞相将此剧播映权购去，康熙大帝于是在黄金时段携大量广告再度荣归故国，巡行于大江南北，东边西陲。据保守的估算，到今年5月，全国观看《康熙王朝》者已不下3亿人。
前几年就有人着文称当今为“盛世”。盛世当有佳音伴，前朝好梦须重温。一些电视剧制作者豪情盈怀，那气势是非要将“康乾盛世”摆上荧屏完整再现不可的。《雍正王朝》才“火”了不久，《康熙王朝》接踵而来，果然又大红又紫万众争睹，经各级电视台反复播映后，《康熙王朝》产生的社会效应令人叹为观止：报刊杂志上除少量批评文字外，多为喝彩之声；陈道明着龙袍扮演的康熙剧照遍登大报小报；一位朋友告诉我，他正上初一的儿子看了几集《康》，连续多日“朕”不离口，并把班上几位漂亮女生分别封为“皇后”或“贵妃”；市民家中，公共场所，工厂车间，机关大楼，关于此剧的议论此起彼伏，许多人在回答为何喜欢看《康》时，都说“一是好看，二是可以了解历史”；【3】《康》的热播，显然也引起了上层的注意与好奇，春节期间，清史专家戴逸先生在北京国家图书馆“部级干部研讨班”上举办《论康熙盛世》讲座，许多高级干部兴致勃勃赶来聆听。【4】
3亿观众和如此广泛的社会影响，构成了一种奇特的文化-社会现象，即使称为一次文化事件亦不为过，然而，《康》在创作思想、价值取向乃至历史观等方面的问题却多矣大矣。前面已经提到，有学者撰文对这些问题做了分析与批评，可这些文章多为杂谈或短论，或许是笔者孤陋寡闻，我迄今也未见到对《康》确有份量的批评文字。也许，日益“专业化”和“学院化”的知识分子，对诸如《康》这样的“大众文化产品”兴趣不大，闲时稍加留意已是“垂顾”，写些短论更属“高看”，如若劳心费神写长篇论文，便不屑为之了。当然，也许有的学者认为正式著文评《康》，很可能“反助其势”，不如沉默，让其自生自灭为好。
然而，依笔者所见，《康》似不应如此轻看，也不该受到这般“冷处理”。此剧着力铺陈了多幕豪华壮观的场景，调用各种艺术手法，设计了一个接一个惊魂动魄的故事情节，对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命运作了重组及构造，在皇威煊赫的氛围中，编创者成功地刻画了康熙的雄才大略和文治武功，再现了他60余年叱咤风云的辉煌，以昂扬的激情奏响了一曲盛世颂歌，让人心驰神往，及至最后几集，一首凄凉却不乏悲壮的挽歌缓缓升起，诉说着对康熙老去和中华帝国日后没落的惆怅与无奈。人们可以看出，此剧有一种近乎宣言式的坦率，对历史剧不免带有的“当代情结”，编创者不屑于隐讳，他们用让人印象深刻的叙述方式，将300年前的历史陈迹与当下现实紧紧扭结一处，有意让人看到他们是在用历史比附当代，是在以“时代要求”演绎和讲述过去。我想说，此剧及其热播现象出现在今天，显得既异乎寻常又合情合理，似乎难以理喻又带有某种“应然性”。这起文化事件，展现着这个背负着太多历史和现实“债务”的大国在动荡年代的种种情状，它对昔日“盛世荣耀”的回望，夹杂着剧作者和观众的怀恋、钦慕、伤悼等等万般苦衷。同时，此剧显示出，某些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对“话语权”的争夺已是心急火燎，所谓“大众文化市场”，正在受到用意深远的塑造和控制。剧中剧外，权力再次扮演了主要的角色，这种权力经过一番刻意包装，以“媚俗”的面目进入市场，颇富心计地为“王道”和专制主义评功摆好，想方设法阻遏大众公民意识的觉醒，拦截中国社会迈向公正和民主的进程。此剧的高收视率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只能说明它对社会和民众的高度有害，我实在想不出，眼下还有什么比披露这种“有害”更重要的工作了。
二
如果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是当代人对历史的审视与解说，那么，历史连续剧的创作,肯定也会带有当代的思绪，是当代人心态和情感的流露。如果说，生活在信息发达交往频繁的现代社会的人，每个人都有对世界和人生的认识，这种认识限制了现代生活题材的电视剧对时代的改写空间及权力，那么，由于一般观众历史知识的缺乏，《康熙王朝》（以及《雍正王朝》）的编创者们对历史的编撰可能便要大得多，其虚构空间也广阔许多。他们掌握了极大的权力——他们决定把怎样一种历史、怎样一种皇帝形象、怎样一些事件和怎样一些士子臣民拿给大众来看——他们成了历史的创造者！
在《康熙王朝》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几乎全知全能的皇帝，一位近乎完美的君主。他知识广博，聪慧好学，对民众体恤宽厚，临强敌毫无畏惧，平三藩收台湾，亲征噶尔丹，而且思维缜密，知人善任，处事果断，洞鉴万里，虽小有微瑕，但终归是一位独步中华的“真命天子”，空前绝后的“千古一帝”，值得“再活500年”。
不仅如此，考虑到消费时代的市场需求和大众口味，编创者还时而把康熙“请下神坛”，杜撰了康熙、苏麻和伍次友之间的儿女情长及伤感故事，让康熙在执政之初怯对困局“欲行退位”，甚至还有去妓院“偷情”之举。于是，不少观众有了如下认识——康熙不仅伟大“圣明”，而且与常人一样“食人间烟火”，有弱点，有七情六欲，这是一位深谙人性，通情达理，与民同苦同悲同乐的“好皇帝”。
一位好皇帝，凝聚着中华民族多少世代的希望呵，这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最痴情的梦想，在美丽的幻觉与憧憬中，“好皇帝”就是全国民众的“慈父”，就是芸芸众生的“家长”，他体察民情，仁爱宽厚，勤政尚实，又智勇双全，文武兼备，料事如神，他笑纳忠言，重用贤良，对贪官污吏严惩不贷，且一眼识破奸臣贼子…在这位好皇帝的关怀和爱抚下，全国人民生活美满，欢乐祥和，年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天天山青水秀阳光明媚，于是可以象婴儿一样幸福而安祥的熟睡。
显然，普通民众的这种心结迄今也未解开，“明君英主”的幻梦仍在中华大地延续，《康》的编创者们太了解这一点了，他们颇为慷慨地制作出这样一位好皇帝献给大众，《康》广受欢迎的事实，比任何社会学理论分析都更有说服力地证明着当代中国与几千年历史的复杂关联。
那么，中国两千多年以来的社会属性是什么呢？历史上的康熙又是怎样一个人呢？考虑到有些书刊称康熙为“封建帝王”，称康熙治下的中国为“封建社会”，我以为，在展开对《康熙王朝》的分析之前，首先有必要澄清“封建主义社会”这个概念，并对真实的康熙做出恰当的评价。
人们通常把自秦朝（公元前２２１年）至１８４０年的中国社会称为封建主义社会，而中国史学界经过多年讨论，对中国此段时期的社会属性仍难下定论，可有一点，学者们的认识基本一致，即中国所谓“封建社会”与西欧封建社会在性质上明显不同。按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观点，封建社会是指西方国家自古代社会后多由蛮族入侵产生的一种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5】在这种制度下，根据“土地无不属于领主”的原则，封建地主是直接的剥削者，不受国家的限制，“国家并不担负重要的经济和政治职能，权力是分散的，所有各种相应的任务都由封建领主承担。是他——而不是君主——提供防务、征收税赋、在各级法庭审判执法，甚至操有生杀大权。每一个封建领主就是自己那片领地上的统治者，没有在他之上的专制君主”。【6】特别重要的是，欧洲封建时代城市的发展及其功能演化对社会进步有非常大的推动作用。欧洲的城市与中国古代城市很不相同，这些城市相对于国家具有很大的自治权力，商人、工匠和各种行业协会的势力相当大，顾准曾经写道：“中世纪欧洲的城市，是一个摆脱了封建主和王朝的封建义务的自治体。”【7】在城市中，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市民社会”渐渐成形，法权体系、契约观念、个人权利和政治参与意识都逐步发达起来，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出现准备了主、客观条件。马克思本人写道：市民社会树立起一种新的社会道德观，允许资产阶级最大限度地追求私人利润，“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可以看出过去那种轻视现实关系而只看到元首和国家的丰功伟绩的历史观是何等荒谬”。【8】
而中国的“封建社会”与西欧大相径庭，这首先表现在土地的隶属关系上，在中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几千年来，国家一直是土地的最高所有者，农民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和使用者，所以，马克思从来没有把中国古代社会与欧洲封建社会等量齐观，他和恩格斯都认为：“不存在土地私有制，的确是了解东方的一把钥匙”。【9】马克思写道：“如果不是私有土地的所有者，而象在亚洲那样，国家既作为土地所有者，同时又作为主权者与直接生产者相对立，那么，…国家就是最高的地主。”【10】在他看来，由于没有土地私有制，象中国这样的亚洲社会也就没有古代希腊、罗马社会里的那种独立人格和公民意识。在中国，城市的发展和功能也与欧洲城市相差太远，虽然，中国在唐、宋、明朝都产生了人口众多、商业发达的繁荣城市，但中国的城市从来没有出现过商业本位的政治实体，“中国的城市、市井、市肆，从来是在皇朝控制之下，是皇朝的摇钱树，皇朝决不会允许商业本位的城市、城邦的产生”【11】。
尤为重要的是，在中国，国家中央集权主导着经济和社会生活，皇帝在一切方面拥有绝对的权力，“他站在官僚等级的顶峰，监督着国家机器的运转”。由于干旱、水灾等自然灾害，历朝历代的君主都要兴办大型水利工程，“他是土地的唯一所有者，也是土地收益的主要获得者，他有责任使土地肥沃，防洪治旱”。由于没有土地私有制，由于农业的和手工业的密切结合，由于国家严格控制工商业的发展，限制城市功能的演化，从而阻止了“市民社会”这样一个自主领域的出现，“国家把任何含有变革种子的异常因子都同化了”。庞大国家的存在，使这个制度象一架自动调节的数控机一样稳定，“它的适应性和整体化的职能--这种职能来自极为辽阔的领土和分散的小村社，并由于其对于水利的控制而得到加强——客观上转化为维护现秩序和生存方式的职能”。【12】黑格文这样评价说，那种没有自豪感和社会关系一成不变的情况出现在中国，是由社会结构本身造成的，“没有独立的个人、等级或阶级去照料自己的利益，每件事都是从上面加以管理、指导和监督的，因此，他们全都象受保护的儿童似的”。【13】由于这些明显不同于欧洲封建社会的特点，马克思把中国称为典型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亚细亚社会形态，他写道：这种生产方式“不管初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14】因此，他又把亚细亚社会形态称为“东方普遍奴隶制度”。【15】
有人统计过，自秦始皇以后，中国历朝历代共产生过200多位皇帝，在这些君主中，康熙的确是出类拔萃的。17、18世纪之交的中国，由于长期战乱，民不聊生，人民渴望天下太平，生活安宁。康熙因势利导，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主要有停止圈地、奖励垦荒、实行更名田、开放矿禁、开海贸易、蠲免钱粮、改革赋役制度、赈济灾荒等，康熙51年，他还宣布实施"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之制，因而在其执政期间出现了地亩加多，人口增加，物产丰富，经济繁荣的景象。他重视治理黄河水患，每次南巡都把巡视河工作为要务，使黄河50年未发大难。他勤勉务实，“孜孜汲汲，小心谨慎，夙夜未敢少懈”，【16】而且珍惜民脂民膏，在宫中“截减奢费，力倡俭约”。康熙12年，年仅20岁的他，面对“三藩之乱”，并不惊慌，调兵遣将，历时8年予以平定，接着又耗时数年，收复台湾，康熙22--27年，他边打边谈，将深入到黑龙江地区的沙俄侵略者驱走，然后三度亲征，将气焰嚣张的噶尔丹打败。在康熙的决策和指挥下，中国不仅实现了统一，且将版图扩展到现今贝加尔湖附近，这种丰功伟业至今仍让国人倾慕缅怀。
康熙之文治武功，罕有与其匹配者；他的勤勉、好学和博识，也少有人及。作为满族统治者，康熙热心学习汉族文化，重用汉臣，他还与西方文化交往，接纳传教士。但是，作为亚细亚社会形态中的君主，他也必然是专制的、擅权的，他的蠲免地丁钱粮、治河赈灾、截减奢费等举措，从另一角度看，乃维护其统治之所为，这些政策是汲取了明朝崩溃的教训后采取的“校正措施”。这些措施虽然具有消除战乱、平息民怨、恢复促进生产等社会效果，但从本质上说，专制主义君主并不代表农民阶级的利益，也不代表社会其它劳动阶层的利益。查康熙一生理政之轨迹，贯彻始终的正是历代统治者的“重农抑商”之策，这种政策使分散在广大乡间的各个村庄少有联系，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社会阶层保持单一化，商人和商业受到压制、歧视，并遭到各级官吏的百般盘剥。这种典型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在保证农民自给自足的同时，严格限制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限制了农民的活动空间和思维、视野的拓宽，将他们紧紧约束在土地上。在这些驯服、保守、迷信的农众之上，耸立的却是统治者无边的专制权力。在康熙治下，这种权力一边剥削农民，一边宽宏大量地减免赋税，一边遏制民间的活力，戕灭农民的创造欲望，一边动员组织他们整治黄河，以保护他们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