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3年(康熙二年)，发生了整个清代文字狱灾上一件罕见的大案——庄廷龙明史狱。庄廷龙家是浙江湖州有名的富户。他本人双目皆盲，不很通晓史事，但他想起“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很受鼓舞。也想学左丘明搞一部传世的史作。于是他出钱购买了明末年间朱国祯写的一部未完成的《明史》，又招集了当地有志于纂修前明历史的人才，补写崇祯朝和南明史事。
庄廷龙依照大逆律被剖棺戮尸，庄氏全族和为此书写序、校对以及买书、刻字、卖书、印刷的共70余人被杀，还有几百人充军边疆。
到乾隆中期，形成了一个文字狱□。1750年，出现了轰动一时的伪造孙嘉淦奏稿案。孙嘉淦历任左都御史、吏部和刑部尚书及直隶总督、湖广总督等中央、地方要职，以敢于直言极谏著称，在社会上有很高的声望。
7月，江西千总卢鲁生与守备刘时达合谋，编造了一个指责乾隆帝错误的奏稿，假托是孙嘉淦写的。卢、刘的意图是借此耸动人心，制造舆论，以制止乾隆帝的首次南巡。
到1751年6月，假奏稿流传到云南时被乾隆帝发现，由此顺藤摸瓜，辗转根究，开始了在全国范围的追查伪稿作者的活动，结果全国18直省，都在暗中流传，甚至统治阶级上层人物也牵涉其中。尤以湖广、江西最多。到1753年2月，乾隆帝感到再追查下去弊多利少，下令将卢鲁生、刘时达处死，停止追查伪稿，草率结案。
乾隆帝接受了伪稿案的教训，决心大力强化对思想意识的控制。于是在全国雷厉风行开展查办禁书运动。所查禁书范围之广、年代之长，是历史上少见的。
从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到48年在短短的7年中，见于记载的文字狱多达五十几起。这是清代文字狱，乃至中国古代文字狱的空前高峰。
乾隆四十二年，江西新昌举人王锡侯注改《康熙字典》，因对乾隆帝的名字“弘历”二字没有分析颂扬，就被定为“大逆”之罪。巡抚海成奏请将王锡侯革去举人功名，乾隆认为从罚太轻，指责海成包庇罪犯，拟斩监候，布政、按察诸使都被革职。四十三年，东台县令告发本地举人徐述夔所作诗句中有“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明朝期振翮，一举到清都”等句。乾隆帝认为其诗有“兴明朝，去清朝”之意，下令戮述夔及其子怀祖之尸，并将其孙解京正法，诗集销毁，当地藩司陶易等连坐置重典。为徐诗作序的已死礼部尚书沈德潜，也被戮尸。
由于文字狱过于严酷，许多文人“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辞不达意，晦涩难懂。
乾隆时御史曹一士曾上疏说“比年以来，小人…往往挟持睚眦之怨，借影响之词，攻诘诗书，指摘文字。有习见事生风，多方穷鞫，或至波累师生、牵连亲故，破家亡命”。这便是当时的恐怖现实。
清代文字狱是封建专制主义空前强化的产物，其根本目的是要在思想文化上树立君主专制和满洲贵族统治的绝对权威。这种文字狱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社会后果，影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当历史进入18世纪，西方各国已经先后挣脱封建制度的锁链，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等都在迅猛发展。而我们，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和现实的种种原因，仍然顽固地紧闭着与西方交流的大门，而且蛮横地推行文化专制主义政策，利用文字狱的极端手段，消除异端，禁锢思想，统制言论，维护封建统治。直接地、人为地造成整个社会的落后，拉大了与西方的差距，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资料转自百度文字狱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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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中国是世界第一
经过清朝几个皇帝的手，中国从世界第一到世界最后
本文摘自人民网汪康懋：中外传媒赢利模式比较
（史坦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新加坡证券交易所总裁顾问汪康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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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出口，电视剧，五一劳动节翻电视台，五个都是清装片，大辫子，清朝一共十个皇帝，平均每个皇帝十部片子，100个片子出来了，出来很多演皇帝的专业户。
我坦率跟你讲，清朝这个东西国际一点不接受。我12年前在华尔街最大的投资银行工作的时候，我是主管航天国防工业的，所有波音总裁董事长都要定期请我们吃饭，我都有他们送的领带。
劳迪公司是美国做最大的隐型战机的承包商，他兼并了好几个美国公司，他有一次在商业周刊登了一个通栏广告，两个版面的广告，他没有产品宣传，也没有什么公司名字，他就是画一条船，这条船有164米长，我们小鹰号航空母舰只有200米长，这个船在中国是非常先进，他是谁的船？
是郑和下西洋的船，164米长，他画这条船，版面是浅黄色的，代表中国，下面一句广告词，中国在明代，无论是在文化和在经济上都是世界第一位的。
大家记住了，明代中国是世界第一的，结果到了顺治二年，1402年，然后就经历了所谓康熙盛世，全部是闭关锁国，结果200年左右，160年左右的时间，到了鸦片战争的时候结束。我前面说出了1402年到1862年，160年的时间，经过清朝几个皇帝的手，中国从世界第一到世界最后，这是中华民族痛苦的历史。
我们现在拼命吹捧康熙皇朝什么什么，你知不知道我们南方广大的人民并不是爱新觉罗的后代，家里也没有什么太监之类的，我们很反感清朝的皇帝，我们的孙中山先生，毛泽东先生，早把那个辫子给割掉了，为什么还要再晃来晃去，为了这个大辫子中国死多少人，你还要把这条辫子恢复起来，你有没有民族良心。
我的建议拍清朝片可以，不要装大辫子，你戴一个帽子就行了，何必一定装一个大辫子，还把人头发剔的光光的，人家三四个月不能上街，女的都搞一个光头，就为了拍清装片。清装片很害人，我们的历史很痛苦的，闭关锁国，中国是两个时代闭关锁国，对中华民族伤害很大，一个就是清朝这十个皇帝搞得闭关锁国，还有一次文化大革命这十年，这两次把中国从第一名搞到最后一名。
我们好不容易爬起来，我们广大的中国人民要求反清复明，为什么会造成这个状况？因为创作人员都在北京，北京有京派文化，这个跟皇储有或多或少的思想上的纽带，但是我们整个近代史在上海，我们上海什么作品也不出来，韩国片一部部进来，真的很优秀，并不是因为他的男女演员漂亮，不是这个，而是他的剧情有深刻的人性刻画，明白吗？
我们中国古装片就是宫廷内斗，兄弟残杀，现代片三角恋爱还不够，多角恋爱还不够，乱伦，你说什么意识形态，宣传部控制的怎么样？控制得一点也不好，美国大片进来，他有两个主旋律，所以全世界通行，并不是意识形态不好，探索宇宙代表人类共同的愿望，我们也参加了探索宇宙的大家庭。第二点，正义战胜邪恶，每部片子的最后都是正义之间把邪恶的妖魔鬼怪杀得落花流水，哈哈大笑，这个主旋律是好的，不要以为进口的都是坏的，现在进口的意识形态好过国产的意识形态。创作人员意识形态不好，总是想哗众取宠，总是想搞一些歪门邪道，其实不是这样。
说穿了，清装片评金鹰奖一个也评不上，老百姓把票投给《激情燃烧的岁月》，他不喜欢你那个，还是《激情燃烧的岁月》讲生活，讲人性的东西，深入老百姓，代表老百姓说话。
清朝政府丧权辱国的根本原因
是什么？
[说明]转贴自红楼艺苑.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爆发的镇江之战中，满清统领海龄以防谍为名，竟然大肆屠杀城中居民。原因竟是他认为汉人肯定会和洋人私通，乘机颠覆他们的政权。这就是当时满清政权的困境，这是其落后的本质特点决定的。
可以看出，当时满清统治集团由于异族统治使得它对中华民族的主体没有责任感。它总觉得自己手下的臣民不是自己人，自己总可以和任何外族合作来分享对自己臣民的搜刮。所谓“宁与友邦、不予家奴”就是这个意思。
从《尼布楚条约》到《马关条约》再到《辛丑条约》，就西方侵略的规模来看，哪一次也比不上拿破仑战争时期。当时满清和其他国家差距再大，总大不过同期阿比西尼亚和意大利的差距。
特别就武器准备而言。并不如我们今天想象的如此大的差距。至少“雅克萨之战”和“甲午战争”时，满清的军事力量和当时俄罗斯、日本是基本相当的。
但所谓“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在满清那种处境下“防汉”还来不及，怎么可能动员全国力量进行抗战呢？
满清政权害怕抵抗只会使这种部族政权垮台得更快。 所以妥协投降、卖国保平安，继续维持其部族统治是其权衡利弊做出的最佳选择。
比如，甲午战争只是一个局部的军事失败，胜败兵家常事，满清政府完全可以利用中国的纵深、重新组织海军陆军抗争，但满清只考虑战争使自己可能迁都影响安乐，更害怕利用中国的纵深来彻底抵抗日本会使汉族的民族意识觉醒，自己也就完蛋了。
所以，两害相权取其轻，满清根本不考虑中国的命运是其利益博弈下的必然选择，它选择把上亿军费用来赔偿日本和建自己的皇宫，反正损失是不属于自己民族的汉族来承担。
结果是使得日本更强大，而中国则短期不可能恢复了。在这点上，解放后所说满清政权和帝国主义勾结瓜分中国的结论是没有错的。
就满清这种部族政权的困境，心理上的阴暗。被帝国主义者早就看得明白，所以他们惯用恫吓、威胁，加上适度的军事压力，就轻而易举地迫使满清政权签订妥协、投降的卖国条约，赢得极大的利益。
在“甲午战争”时期，日本发布“告十八省豪杰书”。公然号召中国人反抗满清“遂满清氏于境外”，更让满清政权如坐针毡。
在这种情况下，满清政权一而再再而三丧权辱国、卖国条约越签越大是不奇怪的。
近代亚洲封建大帝国有一个共同点是：军权由一小撮外国人占有，他们借控制有效的战争武器来统治民众，只有日本还保持着同族统治。后果是：在19世纪，日本人可以求助于全民族的紧迫感来推行极端的政治技术和社会改革， 而其它亚洲政府在努力对欧洲列强的威胁作出有效的反应时，则因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普遍不信任而受到阻碍。
比如说，奥斯曼在受到欧洲列强的压力时，它治下的其它民族也同时不断起来反抗，最早改革的埃及最早独立，接着帝国技术官僚的主要来源希腊也独立了。 到了二十世纪初，青年土耳其党执政，厉行改革，气象一新。但附属的巴尔干诸邦却深恐帝国转弱为强，急忙发动独立战争，给帝国以沉重打击。直到一战后几乎所有的非本族属地均脱离后 ，土耳其才真正走上近代化之路。 而莫卧儿在统治期间， 把国力都耗费在镇压和征服印度教徒上了。 西北邻国也不时入侵， “而在大家这样混战的时候，不列颠人闯了进来， 把所有的人都征服了”。
至于满清，是满洲人已经被汉化了，而且，清朝的统治也是非常中国化的。但当时汉化的满洲人仍然是执掌政权的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成员凭借其血缘据有比汉人高的经济和社会地位，至于他们讲满语还是汉语，敬拜萨满还是至圣先师，并没有影响到这关键的一点。
实际上，不止对于同时代的西人，对于同属东亚一脉的朝鲜和日本眼中，清代的中国，就是一个被蛮族证服的国度。
朝鲜人感激于明朝对他们的再造之恩，虽然屈服于清人的武力，但私下里，他们仍把清帝国叫做“夷虏”，把清皇帝叫做“胡皇”。朝鲜人对于自己仍然坚持书写明朝的年号，穿着明朝衣冠，特别感到自豪，也对清帝国的汉族人改易服色，顺从了蛮夷衣冠相当蔑视。
朝鲜人认为，“今天下中华制度，独存于我国”，再也不承认文化中华在清帝国了。
而在日本人的心中，汉唐中华已经消失，中国与四夷的位置已经颠倒，他们本国才是“神州”。
满洲人汉化的影响，反而是他们作为新的汉文化的皈依者，比汉人更执念于儒教的文化复古主义。（正如任何宗教的新教徒都比旧教徒更狂热偏执）因此，在遭遇到西方入侵时的反应，满清的反应和三百年前的明朝相比，更为死板顽固。
用比较摩登的说法，由于满清的政权来自武力征服，因此他们的执政合法性实在是可疑，满洲人只能通过证明他们是中国传统的真正守护者来为自已辩护。比方说，义和团在朝中的支持者，旗人就占了很高的比例。
同时，由于满清作为一个少数民族高踞政权之上，安全感的缺乏，使得他们把重心放在保持社会结构的稳定及权力的集中上，导致清朝在文化的保守性和自上而下的专制方面，与明朝相比远远过之。
到了十九世纪中叶，虽然汉人在朝廷起的作用越来越大，但满人作为征服者，在其内心深处对汉人始终怀有猜忌。因此，清季汉人官僚的改革，总是过份的小心翼翼。
最重要的是，清朝的改革与与日本的维新相比，一个最大的不同，是改革参与者的差异。 清朝的改革更多的是一些上层人士的活动，而明治维新则是一种全民的运动，并且在开始那几十年，除了少数商人以外，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反而受到很大的影响。
对于日本平民和中国平民来说，战争对他们个人的影响程度都差不多，但做出的反应强度却完全不同。（这就是主人翁意识么？）。
推翻了满清王朝后，在民国成立之时，随着外蒙古的独立，孙中山深刻感觉到民族团结的重要性。所以在他的“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中作为政治纲领明确提出“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位一国；如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同意”（《国父全书》，〈临时大总统宣言〉1912年）。
经过了几代政治家的努力，中华民族这一概念已成为其他少数民族的所共同接受的一个大家庭。全国人民凝聚力迅速加强,到抗日战争时期，虽此时中日的国力差距比甲午战争时是更大了，但是中国已经变成不可征服的了.
拿破仑预言下的东方雄师终于苏醒了.
满清皇室的起名传统
据金启琮先生笺示：唯幼时曾闻满文专家舍亲松贤前辈说过，努尔哈齐系“野猪皮”之义，舒尔哈齐为“小野猪皮”，雅尔哈齐为“豹皮”。其说必有根据。
后阅西伯利亚通古斯各族民俗，小儿多喜以所穿之某种兽皮之衣，以为乳名，可反证松贤之说确实无误矣。
征之通古斯诸族民俗，罗日■《咸宾录》载，女真之俗，“好养豕，食肉衣皮”①，这与上述民俗相通。
努尔哈赤，意为“野猪皮”，努尔哈赤的父母希望自己的大儿子长成人后，能象森林中的野猪一样勇猛无敌，象野猪皮（厚，坚韧）一样坚韧不拔，耐穿耐磨。努尔哈赤的弟弟舒尔哈齐，意是“小野猪”，另一弟弟雅尔哈齐，其意是“豹皮”。 满语nuheci(奴可齐)，意为野猪皮。shur ha(舒尔哈[齐])，意为小野猪皮。yarha(雅尔哈[齐])，意为豹皮。
努尔哈赤的第十四子多尔衮，即dorgon，意为獾。其侄阿敏之子固尔玛浑，即guul —mahuun，意为兔子。
其嫡长孙杜度，即dudu，意为斑雀。其外甥库尔缠，即kuurcan，意为灰鹤。上述努尔哈赤家族中兄弟、子孙、外甥的名字，都同动物有关。
此外，满族一些人物的名字也同动物有关，如马福塔，即mafu m，意为公鹿，等等。
朝鲜史籍记载清太祖的名字为“乙可赤”、“奴可赤”，似即nurhaci 的对音。在《明神宗实录》里，努尔哈赤进京贡方物、奏表文，朝廷颁敕封、赐宴赏的记载，均称其为“奴儿哈赤”。至于朝鲜称“奴可赤”，似为“ 奴儿哈赤”的急读。总之，nurhaci即努尔哈赤，按照满文的本意，是“野猪皮”的意思。
清代中期以后，在汉族文化的影响下，满族开始逐渐改变满族姓氏。首先将满语姓冠以汉字姓，尔后，满族人的名字才逐渐按汉族习俗命名取氏，彻底改变了满族“称名不称姓”、“父子不同姓”的文化习俗。
一、 满族姓名的民族特征
历史上，在冠汉字姓之前，满族人的名字极具其民族文化特征。
１．以动物名称起名。
满族人尤其是早期满族人十分喜欢用各种动物名或动物身体的某个部位来给新生儿命名，这跟汉族人命名绝不相同。
有的汉族人仅给幼儿取乳名时，用动物名取名，如“狗儿、狗剩、马柱子”等小名。同时，给此儿取大名（或谓学名），而小名（乳名）仅在家中使用，由亲属的长辈人或成年人呼之。
满族人给儿童用动物名或动物某部位名命名，如清太祖努尔哈赤，努尔哈赤，意为“野猪皮”，努尔哈赤的父母希望自己的大儿子长成人后，能象森林中的野猪一样勇猛无敌，象野猪皮（厚，坚韧）一样坚韧不拔，耐穿耐磨。
努尔哈赤的弟弟舒尔哈齐，意是“小野猪”，另一弟弟雅尔哈齐，其意是“豹皮”。
努尔哈赤之子多尔衮，意思是“獾子”，孙子杜度，意思是“山鸠”。努尔哈赤孙子福临皇帝的长子名牛钮，意思是“眼珠”。清初正黄旗人舒穆禄氏楞格里，意思是“硕鼠”。
这些为新生儿取名的方式代表了女真人和清初满族人给孩子起名字的古老习俗，是满族人命名取氏的一种基本方式。
２．以普通物品名称起名。这种情况也不在少数。如阿苏，意思是“网”；哈尔哈，意思是“鞋帮”；博尔晋，意思是“马鞍头”；穆哈连，意思是“弹丸”；海兰，意思是“榆树”；博洛，意思是“凉帽”；布拉，意思是“荆棘”；费扬古，意思是“小指”；齐集，意思是“海参”；尼满，意思是“山羊”；阿库里，意思是“鱼皮衣”；鄂博，意思是“界标”等。
３．用数字起名。有两种情形，即一是用满族语的数字取名，一是用汉语的数字取名，这也是满族取名的习惯、方式和特征。如，雅兰地方正蓝旗人葛济勒氏之名伊拉奇，意思是“第三”；辉发地方正蓝旗人赫舒里氏之名伊拉奇，意思亦为“第三”；额赫库伦地方镶白旗人富察氏苏色，意思是“五十”；乾隆朝镶白旗人章佳氏那丹朱，意思是“七十”；长白山地方正白旗人钮祜禄氏乌云珠，意思是“九十”；哈达地方镶蓝旗包衣明安，意思是“一千”。在满族谱书中，以及《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中，可以查出许许多多这类用满语数字命名的人，说明满族有喜欢用数字命名的习俗。清代以后，有许多满族人又喜欢用汉语数名词取名字，从四十一到九十八，几乎每个数词都是许多人的名字。而最大的则是富察氏的“一百八十三”，此名字可能是满族人用汉语数字命名中数量最大的人名词，它是父母与祖父母四人年龄之和。
４．用形容词起名。满族人名中带有“阿”字的名字特别多，“阿”字相当于汉语中的“的”字.《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和《八旗通志》及满族谱书中，人名尾带有“阿、布、额、格”等字的相当多，仅《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中带“阿”字的名字大约有上千个，这是满族人名字的一个重要标志。
５．用动词使动性用法起名。以这种方式取名的多是早期满族人，如福州将军正蓝旗人富察氏之古尼音布，其名的汉语意是“使意志坚强”；镶红旗人瓜尔佳氏之伊里布，其名的汉语意是“使站起”；正白旗人之西喇布，其名的汉语意是“使继承”，等等。满族人用这种动词使动性用法取名的特征有三：一是由满语语音表达满语语意，二是用汉字转写时可写成两个或两个以上汉字形式的满族人名，三是名字中不包括姓氏。
６．满汉词素合成的满族人名。满汉词素结合式的满族人名，其特点是由两个汉字组成，一般是第一个字是汉语词素，第二个字是满语词素。这类名字在《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八旗通志》及满族家谱中比较多。
７． 半汉化的满族人名。满族人名开始汉化时只按汉语汉字的意思来取名，后来姓与名也连用连写。
入关后，满族人取名即开始普遍汉化，而且从统治阶级、皇室首先开始。如清王朝定鼎北京后的第一代帝王福临，其名即是汉化，“福临”就是“洪福来临”的缩写。
满族人名汉化甚至可以追溯到清前侵占辽沈地区时期。其它满族贵族与平民百姓的满族名字在清中期以后逐渐汉化。如《伊尔根觉罗氏宗谱》，其始祖外木布于努尔哈赤时自长白山来归，其后裔第五世（约为康熙晚期至雍正初年）即以汉语取名：如秦太、永太。至第六世，汉语名渐多：保金、保龙、保虎、保德、明德、富成、保成、天印、富德、常德等，自第九世至今（第十四世）则全部是汉语名字。
二、满族姓氏的源起
满族姓氏的源流与变化，同满族社会发展紧密相连。满族的氏族组织“穆昆”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八旗制度建立初期，一个穆昆编为一个牛录，人数较少的穆昆被编成半个牛录，较大的穆昆被编成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牛录，牛录额真（即佐领）由穆昆达（穆昆达，满语，译成汉语为家族长，即族长）担任。
１．满族姓氏是由作为图腾崇拜的动植物而来。散居于长白山、英额、珲春等地的钮祜禄氏，钮祜禄其意为狼，狼为本氏族部落的图腾崇拜物，后遂取同音汉字郎为姓。世居辽阳的尼玛哈氏，尼玛哈，其意为鱼等。
２．满族更易原来的多音节姓氏的汉字姓。满族冠以汉字姓，皆为单姓。女真人以被赐予汉字姓为荣，更多的满族人则只冠以汉字姓，而不用汉语名。
清晚期，满族在汉文化影响下，则自觉不自觉地改变原来的姓氏，冠汉字姓的就极为普遍了。而加入满族的原汉人，也去掉了姓后的“佳”或“尔佳”，恢复了原来的汉姓，如李佳改为李，马佳改为马等。
３．满族冠汉字姓。在清末以后，满族姓氏出现了任意姓，甚至有的冠以母族或亲朋之姓，从而违背了冠姓规律。如满族洪姓，原为爱新觉罗氏，其后本支后裔因系“红带子而冠以洪姓（红字为姓）”。
４．元明之际，由于战事频繁，社会动荡，桓仁等地居住近２００年的建州女真古伦氏、夹谷氏，即阿哈出与猛哥帖木儿两大支人逐渐强大，并吞灭、融合其它宗族女真人，遂成为建州女真的大姓。明代末期，又成为女真的统治者，并自诩为“爱新觉罗”氏，清朝建立后，又成为皇族姓氏。
三、满族姓氏的命取
满族各主要姓氏都有各自的族源，各自的迁移历史，各自的姓氏演变特点以及独特的命取特点，其规律有如下几种。
１．以部为氏。即以部族名称为本氏族人之姓（哈拉）。道光七年任黑龙江副都统的多隆阿，其先世隶属尼玛察部，多隆阿族人即以部名尼玛察为本氏族之姓，即尼玛察哈拉。
２．以地为氏。即以居住地名为氏族之姓，这种情况，在满族姓氏命取规律中较多。如《福陵觉尔察氏谱书》中说：“如我觉尔察氏，有可述焉。溯自始祖索尔火，于明世中叶迁于长白山觉尔察地方，践土而居，因以为氏。”此外，以地名为氏的还有宁古塔氏、佟佳氏、栋鄂氏、马佳氏、马苏里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