４．受赐姓氏。系皇帝赐予的姓氏，不是原部族的姓氏。
５．更改姓氏。这种姓氏的来源多因分居、承嗣、迁徙异地而更改姓氏，取新的姓氏，这种情况比较少见。
６．随名姓。随名姓是身份地位低的人，自己有姓或无姓，而姓了主人或身份地位高的人的姓，但并不否认，也不更改自己原来的姓。如，康熙年间，声名赫赫的佟凤彩，任过十余年湖南、四川、贵州、河南等省的巡抚，参与过平定“三藩”，其家庭原本姓孙。他的祖父孙景禄是八旗汉军统领佟养性手下的一个小头目，因有功于佟养性，才被佟养性允姓佟氏，遂成为满族八大姓之首姓，立时提高了身份地位，成为佟氏名门望族中的一员。其孙才得以借佟姓而连任清廷高官。
７．谐音取姓。满族的姓氏多音节，谐音取姓即是取其中的一个音节作为姓氏，或者与某汉字姓音相近的汉字为姓。如宁古塔氏，冠以“宁”或“刘”字姓，乃因“宁古塔”汉译为“六”，与刘音相近，“宁”音直用为“宁”姓。
８．以父祖名汉字首字为姓。
９．以意相同相近的汉字为姓。
１０．复用汉字姓。早期加入满族共同体的汉族人，为适应满族多音节姓氏习俗，便效法满族的多音节姓，在本汉字姓下加“佳（家）”或“尔佳”而成为复姓，如李佳氏本姓李、章佳氏本姓章、佟佳氏本姓佟、马佳氏本姓马、黄佳氏本姓黄、孙尔佳氏本姓孙，等等。清廷逊政后，这些本来为汉人者，则又复用汉姓。
此外，还有其它一些满族冠汉字姓的情况，如以身份作为姓氏的伊尔根即为自由民，其身份略高于包衣（满语，即奴仆），伊尔根觉罗实际即是以身份作为姓氏，也有坚持不冠汉字姓，仍保持原满族姓。
(来源:本溪网少数民族资料介绍,本溪:最大的满族聚居地)
雍正乱服春药而亡？
康熙八世孙揭开雍正死亡之谜雍正之死，始终是被层层神秘浓雾掩盖的历史之谜。官书对雍正之死的记载非常简单，所以，历来对其死因猜测颇多。有传说是被吕四娘刺杀的，还有说是被宫女、太监缢死的。除此之外，许多学者猜测是 被丹药毒死的。这些说法，哪些是可信的？雍正之死历史有没有留下什么蛛丝马迹 ？近日，康熙第八世孙金恒源先生在其新出版的《正本清源说雍正》一书中对此事进行了全新的论证。记者就此对他进行了采访。
关于雍正之死，史书记载非常简单，只是说，前一天，雍正在圆明园行宫病重，第二日下午病危，急召大臣，当晚即死掉了。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雍正的死亡，史料没有记载。据雍正的心腹大臣张廷玉的私人记录，当时雍正七窍流血，令他“惊骇欲绝”。雍正暴卒，官书不记载其原因，这自然就引起人们的疑惑，再加上当时关于他为人的传说和评论颇多，就更容易引起人们的猜疑，于是各种不得好死的说法就产生了。
一种说法认为，是被吕留良案中逃脱的吕四娘入宫刺死的其中一种说法是被吕四娘刺杀的。此说到今天仍颇为风行。1981年，考古工作者曾 发掘雍正地宫，未打开即作罢。可是社会上传说棺材已经被打开，雍正有尸身而无头。
那么，吕四娘的来历究竟如何？传说吕四娘是吕留良的女儿，有的说是吕留良之子进士吕葆中的女儿，在吕留良案中，她携母及一仆逃出，为替父祖报仇，习学武艺 ，后来潜入宫中，杀掉了雍正。还有一种说法是，她的师父是一僧人，原为雍正剑 客，后不乐为其所用，离去，培养了这位女徒。
金恒源先生认为，这些说法都没有道理。雍正处置吕家，戮尸、斩首之外，吕留良孙辈均被发配边远地方为奴。乾隆时，吕家的后代有开面铺、药铺的，有行医的，还有人成为捐纳监生，被清政府发觉后，改发配黑龙江为奴，后住齐齐哈尔。吕氏后裔俱在，不过遭到严格管制，不能自由活动，当然更不能替祖上报仇了。
吕四娘主仆三人的逃出是不可能的，当时办理此事的浙江总督李卫以擅长缉捕盗贼而著称，他奉命兼管江苏盗案，若吕留良后人果有逃出的，他自然有能力搜捕到案。再说他曾为吕家题过匾，吕案发生后雍正没有责备他，他心怀畏惧，下死劲处理有关人员，完全不会让主犯的子孙逃脱。
被宫女、太监在其熟睡时用绳缢之说，是民间把明世宗事安到清世宗身上.还有一种传说，说雍正九年，宫女与太监吴守义、霍成在雍正睡熟时，用绳缢之，气将绝，用太医张某之药而愈。
金恒源先生说，这是子虚乌有的事。在明朝倒发生过类似的事。明世宗在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世宗被宫婢杨金英等缢而未死，用太医许绅之药而康复。雍正和嘉靖都庙号“世宗”，民间传说，把明世宗事安到清世宗身上，也是难免的。
没有资料表明雍正被谋刺过，倒是雍正的孙子嘉庆真被人谋刺过。嘉庆八年（1803 年）闰二月二十日，嘉庆从圆明园返回大内，进神武门，至顺贞门，突有旗人陈德向他行刺，未及近前，已被拿获。这个发生在宫禁的行刺案件，也可能成为后人附会刺客杀害雍正的版本。
雍正对道家的长生成仙非常痴迷，丹药中毒的猜测是否可信？
清末民国初年就有人提出：“世宗之崩，相传修炼饵丹所致，或出有因。”当代学者杨乃济先生通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内务府造办处《各作成活计清档》等第一手资料，撰写了《雍正帝死于丹药中毒旁证》一文，金恒源先生认为，杨乃济先生的论述是客观、可信的。
雍正年轻时即好佛、崇道。做了皇帝后，他求仙访道、企求长生，更是为此忙得不亦乐乎。他不仅把道士请进宫内，待以上宾为他炼丹、服用，还希望自己住的皇宫能像有名望的佛寺、得道仙观，包括周边环境制成模型以利仿建，可见他对道家的长生成仙说已经到了几乎痴迷的地步。 有一份史料上说，雍正宾天时“七孔流血” 。七孔流血是严重中毒的反映，雍正长期服用道士所炼之丹及所谓的“长生不老之药”，这些丹药中汞、铅、朱砂等矿石含量较高，又都是高温烧煅而成，热性很大。十三阿哥允祥去世后，为渴求长生不老，雍正加大剂量服用丹药终致中毒，是情理中事。
乾隆还未正式登基前，已急急传谕驱逐宫中道士，可见雍正之死同道士有密切关系，因为乾隆深知丹毒之害，才会把驱逐宫中道士放在诸多国事之上立马行之。
长期贪图女色，乃至乱服□可能是导致雍正最终猝死的直接原因之一金恒源先生认为，雍正称帝执政13年，基本上处在众判亲离、孤家寡人之态势。他在生命垂危时请同胞兄弟出山辅助又遭坚辞，其情其状其心态之苦也就可想而知了。此外，雍正的身体状况，在雍正七年后，由于政敌被杀的杀、关的关，基本上也都摆平了，相对以前而言，雍正多少有了一点“闲”。而帝王一旦有了些 “闲”，也就开始贪图女色，病也就随之暴露了出来。
朝鲜史料有一条说法，“雍正晚年贪图女色，病入膏肓，自腰以下不能运用者久矣。”朝鲜使者在给本国国王的报告中没有必要去故意捏造、肆意攻击雍正，这条史料当可作为雍正晚年身体亏损的一条辅证。
概括起来，雍正之死同他多年勤政之累的体力透支有很大关系；同他心神长期不得安宁、夜不能寝、精神不能贯注、惧怕报应有很大关系；更同他长期以来不断服用丹药、体力大量积毒有关；他晚年为求长生加大剂量服用丹药，乃至乱服□更是导致他最终猝死的直接原因。将雍正之死单一归结为纯被工作“累死” 未必全面。
民间所传吕四娘复仇、斩雍正之头云云纯系民间想象之说，没有可靠证据，不是历史事实。
专家简介金恒源满族，康熙皇十四子胤祯之第七代孙，主要从事清史研究。
(网上近期新闻转载)
最大的历史失误
如何正确看待康雍乾之世
——北京语言大学周思源教授在文学馆的演讲
汉朝当时在世界上的领先程度只有横跨欧洲、北非的罗马帝国可相比。而唐朝在当时的强大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且不说其疆域之辽阔，就唐朝的富庶也是康雍乾时期无法比拟的。
当时两个世界强国拜占庭帝国和阿拉伯帝国都不如唐朝，因此最重要的是看这个朝代在当时世界上的先进程度。康雍乾三代显然远远不如汉唐。
汉唐之所以被认为是盛世，并不仅是由于其当时高居世界首位的物质生产水平，更重要的是汉朝和唐朝的文化与精神面貌。汉唐时代政治环境比康雍乾时期宽松得多。汉代的皇帝总的说来比较开明，社会洋溢着一种进取、开放、昂扬的大汉精神。
唐朝的李世民、武则天、李隆基都是比较注意”纳谏”的，对臣工相对比较尊重，产生了像李白、杜甫这样伟大的诗人。
李白坚信”天生我材必有用”，”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多么豪迈自信！在清朝找不出一个李白这样的诗人来。
总之，汉唐之所以能够成为公认的盛世，最重要的是其具有世界上的先进文化和高昂的民族精神，而这是一个民族最宝贵的品格和财富。
一。 彻底扼杀民族精神是康雍乾三代最大的历史失误
要想正确地评价康雍乾三代的历史地位，最重要的是应当将其置于世界历史的总坐标中。著名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公元1500年以前，人类基本上生活在彼此隔绝的地区之中。而在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1500年前后，各种族集团之间才第一次有了直接交往。因此，1500年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我们不能将后来中国落后挨打的责任都归咎于康雍乾三帝。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以大量事实证明：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明朝的政治、经济、教育制度的弊病如果和已经处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相比，落后已经非常明显了。
但是由于当时中国整体实力遥遥领先，而欧洲则刚刚起步，中国本来完全有可能发现自己的弱点和别人的优点，进行赶超。
但明朝末年政治动乱、农民起义和清兵入关改变了历史的进程。1644年清朝在北京正式取代明朝统治以后，中国要发展也来得及，但遗憾的是，清朝统治者使中国失去了整整250年，而关键就是康雍乾三代的134年。
制度是否进步或完善，主要看它是否有利于社会进步与生产力的发展。康雍乾的一系列措施都是为了进一步加强已经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皇权，使数亿臣民俯首贴耳听命于皇帝一人，使各级臣工绝对服从上司，从而使整个国家机器完全僵化，失去活力。
鸦片战争后中国屡战屡败，表面原因是西方的”坚船利炮”，实际上清朝这种极端落后的封建专制制度才是根本原因。
以文字狱为代表的极端专制制度彻底扼杀了中国人的思想活力，举国奴性泛滥，尤其是使得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噤若寒禅。
明朝也搞思想禁锢，也有书籍被禁，有人因文字招祸。问题是清朝的文字狱比秦汉、比明朝要严重广泛的多之又多，时间也长得多，不但规定苛刻，而且面广，动辄斩首、弃市、凌迟、门诛，甚至灭九族，连已经死了多年的都要开棺戮尸。
康雍乾三代，搞文字狱一个比一个历害残酷，时间长达100多年。
康熙五十年，已经”宽文字之禁”，但刑部仍然将真实记载南明政权年号以及记载明太子死于狱中的戴名世定为”大逆”之罪，拟将戴名世凌迟，弟兄叔侄处斩，妻女给功臣家为奴，给其书作序者绞刑。过了两年，康熙”法外施仁”，”从宽免凌迟，着即处斩”，两个重要人物已故，开棺戮尸；作序者、出钱刊印者和看过此书未首告者统统问罪，牵连族人、门生、朋友及其亲属三百余人，其中有平日与他论文的尚书、御史等京官32人。因此，文字狱造成的影响决不仅仅止于文字作者及其家人、亲友，而是全民性的灾难恐惧。
雍正六年（1728年）发生了曾静企图策动陕甘总督岳钟琪反清事件，曾静被捕，招供说自己受了吕留良著作的影响，这时吕留良已死了45年，连其子吕葆中也故去，结果此案定为”大逆”。吕留良父子开棺戮尸，另一在世儿子斩首，其余叔伯、兄弟、妻妾、儿女等均受牵连一一治罪。吕之门人严鸿逵戮尸枭首，严的门人沈在宽因刊藏吕留良著作有4人被斩首。
文字狱最厉害的是乾隆皇帝。在整个清朝160余起文字狱案中，乾隆时期就有130余起，占全部案件的百分之八十。乾隆时期的文字狱之多和他在全国范围内彻底清查禁书有密切关系。
因此，一些不是文人的老百姓也因禁书而被杀。乾隆时期文字狱的主要案犯，被处以”大律论拟”的就有47例，生者凌迟，死者戮尸，亲属男15岁以上皆斩，15岁以下及女性给功臣家为奴。
甚至连张廷玉、沈德潜这些备受乾隆恩宠的重臣，一不留神都会大祸临头，其他臣工就不必多说了。整个朝廷上下都是一种精神萎靡的状态，这样的朝政还能盛世吗？
康雍乾三代，尤其是乾隆时期，不但对清朝统治不满或对明朝有所怀念的书籍统统禁毁，而且连与和朱理学相抵触的书籍也不得超生。
从乾隆三十九年到四十七年，光是浙江就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查和毁书24次。乾隆一代，全国禁毁书籍”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部以上”。
中国落后于西方自然并非自清朝始，但明朝的思想比清朝活跃得多，出现了不少进步思想家，如王阳明、李贽、黄宗羲、东林党等。也就是说如果不是康雍乾三朝那么残酷严密的文字狱，而让明朝已经初步活跃起来的思想界继续发展下去的话，那么具有爱国主义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完全有可能认识到中国的问题，寻找到对策，而不会失去整整200年。
康雍乾之际，凭当时中国的经济实力与人才资源，完全可以在几十年内迎头赶上，比乾隆末期还要晚70年的于1868年开始的日本的明治维新就是一例。
康雍乾三世，世界发生了许多推动历史前进的重大事件和重大发明。牛顿于1687年提出了万有引力定律；富兰克林于1753年发明了避雷针及电学理论；瓦特于1769年发明了蒸汽机；卡文迪什于1781年证明了水是由两份氢和一份氧组成的。1662年英国国王查理二世颁发特许状，成立”促进自然知识的伦敦皇家学会”。四年以后，一个科学院在法国成立。
更重要的是西方的政治环境有利于产生大量的思想家、发明家，而康雍乾时期的中国则根本不允许有自己的思想，自然就不会有思想家、科学家了。
事实上康雍乾时期的经济发展只不过是明末以来的一种恢复性发展，而并不是由于新的生产方式和使用新的科学技术提高的。
从乾隆年间到鸦片战争仅仅50年，中国工业生产总值占世界的百分之六，而欧洲占百分之六十二，中国一下被抛到后面了。
明朝永乐（1403-1424）年间，中国能造世界上最大的船，有世界最强大的舰队。郑和下西洋的船队有几次多达二万七千人，远达东非。
明朝末年军队已普遍使用火器，在造炮技术和火枪质量上与西方没有多大差距。而康雍乾三代这100多年的耽误，彻底沦落于被动挨打和任人宰割的地步。
二． 20世纪中国的巨大变化充分证明康雍乾三代的严重失误
古今中外文化史都毫无例外地证明，社会生产力的任何历史性的大发展都来源于思想解放、思想认识上的大提高。没有欧洲的文艺复兴就不会有欧洲的工业革命，中国在二十世纪的两次巨大飞跃都源于思想解放、思想认识上的大提高。
中国的第一次思想解放是”五四”运动。”五四”运动的最伟大的功绩就是将中国人的民族精神的积极因素，从康雍时期几乎彻底失去并将落后因素发展到极致的奴性中解放出来。中国人的民族精神重新被激活和大大发扬了，而且引进了许多新的思想文化，尤其是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主席说：中国人民有决心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之所以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研制出”二弹一星”，是因为中国人在民族精神上掌握了”二弹一星”，中国人从此找回了自信，找到了民族复兴之路。
清朝十大罪状
清朝非盛世，相反，清政权统治的几百年，败尽中国积累了近5000年的文明和文化。
满清对中国近代的贫困愚昧与落后承担第一责任。是主要罪状有十二：
一、歧视妇女：清之前的妇女都是被允许学习文化的，明朝连很多□也受到过很好的教育。
二、摧残中国传统文化：有清两三百年，中国的传统文化奄奄一息，不但各种高雅艺术和体育项目基本绝迹，连文学也不敢有半点建树。人们都知道，唐诗宋词元曲（还有戏剧）明小说（还有民歌），清除了照搬和模仿以外，能创造什么呢？大兴“文字狱”吗？
三、败坏民族道德：中国人一向是讲正气的，但是满清的杀气统治使道德感在邪恶面前噤若寒蝉。明朝的文人还可骂骂皇帝，针砭时政什么的，满清造就了一群伸长脖子看热闹的愚夫，造就了在茶馆里幸灾乐祸的清谈客，造就了一批出卖人格苟且生存的懦夫，造就了一批唯唯诺诺的奴才，造就了无数不辨是非的所谓文人，造就了一批没有廉耻感的譬如曾国藩李鸿章一般的官员…
四、篡改历史：中国历史学向来有很好的实事求是的学风，在清一代，消灭殆尽，历史完全被政治所操控。《明史》虽然多偏假，仍有野史和实录可寻，清史料的真实性，至今难定。
五、荒废科学：清之前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一直在持续不断地发展，虽然可能在明朝略逊于西方的发展速度，但是满清以来科学探索精神几乎变成了人人不齿的东西。
六、闭关锁国：中国上下几千年，唯有满清才是真正彻底的闭关锁国。除了鸦片，对其他一切外来的东西不感兴趣，特别是意识形态方面的，狂妄自大之极。
七、压制言论自由：万马齐喑，史无前例，也开了极坏的头。
八、压抑工商：宋元明工商业大发展的局面被急遽破坏，城市人口萎缩，生产技术出现倒退。
九、挑拨民族关系，进行民族歧视：被歧视不仅是汉族，清朝政府对其他各民族和海外华侨的猜忌心理极强。
十、出卖国家民族利益：所签订的卖国条约数量之多，屈辱性之强，对国家民族发展的消极影响之深远，也是空前绝后的。
十一、阻止改革：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之际，仍然拒绝必要的改革。
十二、灭绝人性，杀人如麻：包括扬州十日在内的对南方各省人民的大屠杀，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残酷的反人类暴行。清庭还屠杀了包括新疆、东北、西藏、云贵等各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众。
（以上转载自网上评论资料。）
清末陈春生：丙午萍醴起义记。载建国月刊,摘自《中华国民军起义檄文》：
鞑虏逞其凶残，屠杀我汉族二百余万，窃据中华，一大罪也。鞑虏以野蛮游牧之劣种，蹂躏我四千年文明之祖国，致列强不视为同等，二大罪也。鞑虏五百余万之众，不农不工，不商不贾，坐食我汉人之膏血，三大罪也。鞑虏妄自尊大，自谓天女所生，东方贵胄，不与汉人以平等之利益，防我为贼，视我为奴，四大罪也。鞑虏挟“汉人强，满人亡”之谬见，凡可以杀汉人之势制汉人之死命者，无所不为，五大罪也。鞑虏久失威信於外人，致列国乘机侵占要区，六大罪也。鞑虏为夸外人保护虏廷起见，每以汉人之权利赠给外人，且谓“与其给之家奴，不若赠之邻封”，七大罪也。鞑虏政以贿成，官以金卖，致政治紊乱，民生涂炭，八大罪也。鞑虏於国中应举要政，动以无数中止，而官中宴饮，颐和园戏曲，动费数百万金，九大罪也。鞑虏假颂立宪之文，实行中央集权之策，以削汉人之势力，冀固虏廷万世帝王之业，十大罪也。其余种种罪恶，不能尽书。特举大略，以昭天讨。
文明断裂的悲剧
：被满清割断的明朝与近现代中国
本文转自百度“四大发明吧” 作者：杜车别/日期：2007-07-14
看了一本《李渔传》，作者在楔子里说“李渔是被历史超前三百多年制造出来。李渔这样一个另类的人物，创造出他的是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而能够理解他的只有我们今天吧”。
作者认为李渔有着多方面的成就，他是一个杰出的小说家，是一个杰出的戏剧家，是一个伟大的戏剧理论家，创造了一个中国戏剧叙事文学理论，堪称“东方的黑格尔”，李渔还是一个出版家，运用五色套版叠印这种当时最先进的技术出版《芥子园画传》，还是生活美学家，是园林建筑艺术家。
作者认为李渔多方面的成就和思想，只有到了近现代的中国才能得到充分理解，所以称他是超前三百多年制造出来。然而我却不同意这样的看法。
李渔生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到明亡的时候，他已经三十三岁了，比后来壮烈殉国的明朝少年英雄夏完淳还大上十九岁多，他的个性和思想都在明朝形成，明朝的文化氛围经济氛围政治氛围哺育了他的成长。如果说在他所处的时代，和他同一个年龄段的人物中，只有他这么一个人，那么或许可以说他超前三百多年，可如果是有一大批的人物，那还能够说他是超前三百年吗？
比如和李渔同时代的有一个张岱，在夏咸淳著的《明末奇才——张岱论》中有这么一段话：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光辉灿烂的文化，大批多才多艺的人物，乃是人类的骄傲。明朝时期，中国也出现了群星灿烂，人才辈出的文化景观。当时思想文化的精英们，不论在自然科学领域，还是在人文科学领域，抑或是在文学艺术的园地，都有着超越时代的卓越建树。李时珍，徐光启，吴有性，徐弘祖，宋应星，李贽，唐顺之，王阳明，黄宗羲，方以智，朱载堉，兰陵笑笑生，汤显祖，袁宏道，袁小修，冯梦龙，张贷，张溥、唐伯虎，石涛，八大山人，徐文长，李渔，傅山这一颗颗明星将中华文明点缀得格外绚丽夺目，那时中国也有自己的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菲尔，莎士比亚，塞万提斯”
其实说那个时代的人超前历史三百年的声音不绝于耳，比如有人说李贽是超前了三百年，有人说黄宗羲超前了三百年，王夫之是超前了三百年，顾炎武是超前了三百年，方以智是超前了三百年，等等，当这么多的人都是所谓的超前了三百年的时候，我们不得不问，究竟是他们超前了三百年呢，还是中国在后来的发展中了落后了三百年，停滞了三百年，以致三百年后回首古人，才发出这些古人超前三百年的感叹。
其实明朝晚期和中国近现代之间的关系，从中国在满清统治下沦为半殖民地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被人所注意。清末的维新变法派和革命党人使用的许多思想武器都是来自两百多年前的明末，甚至直接把明末的思想家的言论作为宣传的武器。
下面我们一一列举明代中国出现的与近现代文明接轨的思想和事实：
一、政治上
在君臣关系上，嘉靖万历年间的思想家何心隐藏提出君臣应该是完全平等的，“君臣相师，君臣相友”“相友而师”。
在舆论监督上，万历年间的东林党领袖顾宪成提出“天下之是非，自当听之天下”。
在权力分配上，东林党人钱一本提出“大破常格，公天下以选 举”。王夫之提出的虚君立宪思想：“有天子而若无，则无天子而若有，主虽幼，百尹皆赞成治之人，而恶用标辅政之名以疑天下哉？”，“预定奕世之规，置天子于有无之处，以虚静而统天下，则不恃贵戚旧臣以夹辅”，“以法相裁，以义相制，…自天子始而天下咸受其裁。君子正而小人安，有王者起，莫能易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