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四月，整个国家再次陷入危机。康斯坦丁诺斯·科姆尼诺斯被迫关闭了一座库房。眼见自己缔造的商业帝国被内战的后患所侵蚀，他不禁怒不可遏。在德军占领期间，他财运亨通，志得意满，一直有从国外进货的路子，能满足富有客户和德国顾客的需求。可如今，在他看来，一小撮希腊人扼住了国家复苏的咽喉。
科姆尼诺斯已七十三岁，仍然保持着多年的习惯：黎明即起，在办公室忙到深夜，只有星期六除外——那是宴客时间。他苦心维持进步与成功的形象，始终以货品的种类和质量力压本城同行。奥尔加依然必须在家宴中穿上高级时装出场。卡捷琳娜每个月都要去她家好几次，为她试衣服、送新衣。
就是在这样的一次拜访中，卡捷琳娜告诉奥尔加，伊莱亚斯走了。帕夫林娜也在客厅，正擦拭一些艺术品——它们除了积灰尘，好像没别的用处。
“唉，至少他走的时候穿得还算体面，”帕夫林娜说，“迪米特里不在，那些衣服挂在衣橱里没人穿，真是浪费。”
卡捷琳娜心里一紧。帕夫林娜说话这样鲁莽，不仅伤着奥尔加，连她听了都不好受。
“可怜的伊莱亚斯，可怜的人哪……”奥尔加赶紧说，“那会是什么感觉啊？”
卡捷琳娜在用别针给奥尔加别裙边，房间里一阵静默。
“你要是收到他的信，告诉我一声，好吗？”过了一会儿，奥尔加诚恳地说。
“当然，我会的。”卡捷琳娜肯定地答道。
“恐怕迪米特里还是没什么音信。”奥尔加说。
“我还以为他们讨论的大赦能带来些变化呢。”卡捷琳娜答道。
“可是那变化没有持续多久，不是吗？”奥尔加郁郁不乐地说，“如今这样的时局，他可能回不来。”
“他就算回来也不安全，对吧？”帕夫林娜插了一句，手里的掸子停在半空。停顿了片刻，她又加了一句：“我想饭桌上暂时还不需要加一副碗碟。”
奥尔加盼望迪米特里终有一日会再走进这个家，不料当右派开始报复左派在沦陷期犯下的罪行，这希望化为泡影。全民解放军同反共势力以及曾投靠德国的卖国分子开战了，上千左翼分子被围剿逮捕。塞萨洛尼基在短暂的和平过后，又一次陷入恐怖。监狱中人满为患，他们唯一的罪状就是与政府观念相左。
无论如何，奥尔加都盼望丈夫能宽容对待儿子在战争中的行为，而不是以仇视儿子为乐。
为了对左派施行“白色恐怖”政策，警察和宪兵队伍招兵买马，不惜一切地摧毁共产党组织。他们搜集个人信息，罗织罪证。只要你支持过解放军，他们就有足够的理由逮捕你。
奥尔加开始祈祷迪米特里千万不要回家——这一点连她自己都感到惊讶。她提心吊胆，知道他回家之后性命堪忧。塞萨洛尼基本来就危机四伏，若连同一屋檐下的人都可能出卖你，则无异于身处龙潭虎穴。
奥尔加的担忧是没有必要的。此时迪米特里身在四百公里之外，随连队驻扎在希腊中部山区。此处崎岖难行，险要的地势本身就是抵挡德国人进攻的最佳防御工事。那里有迷宫般的小径、隐蔽的山谷和只有步行才可抵达的村庄，凭借这样易守难攻的地理条件，他们在德军占领时期几乎成了自治的国家。对于全民解放军战士来说，这里是最理想的避难所。
村民们听说士兵中有个医务工作者，都来向他求助。仅靠几块破纱布和一瓶消毒用的拉基烧酒，迪米特里竟开始行医了——包扎溃烂的伤口、接生、拔牙、诊断他治不了的疾病。给村民看病时，他从不过问对方的政治立场，有时候对大幅的乔治王画像也视而不见——德军撤退，政府重建，国王却依然流亡国外。但有一点他很确定：这些人多数并不情愿支持共产党——他们全家老小都食不果腹，还要被迫为解放军提供食物。
迪米特里无法自欺欺人地认为自己为之战斗的一方无可指摘。和大多数战友一样，迪米特里加入抵抗运动是为了打德国佬，卷入共产党和政府之间的恶斗实是身不由己。他不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但有一点他是相信的：比起政府，共产党的理念更接近民主。
几年过去，他发觉这场战争中没有谁的手是干净的。他自己的双手上也沾满了血：共产党人的血、法西斯的血；德国人的血、希腊人的血。有些人死有余辜，而有些是无辜的。每一个人的血都是那样浓稠而鲜红，汩汩而出。
大多数情况下，他是在努力拯救生命，而不是结束生命。可是，治好任何一个游击队员都意味着这个人还会去杀人。这个国家似乎陷入永无休止的野蛮杀戮之中，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变成一头凶残的魔兽，吞噬掉越来越多的生命。
他才二十多岁，可瞅一眼自己的双手，发现它像是垂暮者的手，苍老的十指疙疙瘩瘩，皮肤皱得如同树皮。
强烈的思乡之情时时涌上心头，但他迟迟未踏上还乡之路，除了担心被捕，还有难言的原因。他宁死也不愿返乡，因为那无异于承认自己失败。在父亲面前，在这个他打心眼里蔑视的人面前丧失自尊，简直无法想象。
奥尔加设法避免和丈夫起冲突，却无法避免听到餐桌上的讨论。康斯坦丁诺斯邀请的人都和他政见一致，他们都支持铲除那些曾经抵抗德国入侵的人。
“瞧瞧现在的局面，政府怎么解释这一切呢？”她问帕夫林娜，“他们正听任这些恶棍迫害无辜者！”
“他们可不认为那些人无辜。事情就这么简单。”
若有客人向康斯坦丁诺斯·科姆尼诺斯打听他儿子的情况，他总是巧妙地避开话题，让那些人误以为他儿子在为政府作战。
宴会上，谈话主要围绕周边的巴尔干国家中社会主义兴起的问题。显然，他们偏执地担心希腊也会走那条路。客人们对政府军队的暴行避而不谈，而是热烈地讨论英国人如何帮助他们反击共产党。按他们的话说，现在正在打一场游击战，一场剿匪战。奥尔加则把它看成是一出兄弟阋墙，一场手足间的自相残杀。
已是炎夏，气温陡升，提到“红色威胁”，仿佛火上浇油。只要有人一提到这个词，太太们便焦躁地拿扇子往脸上扇风。那年和随后几年的夏天，红色，哪怕只是一点儿粉红，都被排斥在时尚潮流之外。
豪门高墙外，普通百姓的生活每况愈下。农业和工业产量都不及战前的一半水平，海上不见进出口货船的踪影。公路、铁路、港口、桥梁仍和沦陷后的情形一样，一派破败。
所谓祸不单行，一场严重旱灾又导致那年庄稼颗粒无收。国内同室操戈之际，连大自然也似乎跟人们作对。孩子们沿街乞讨、在垃圾箱里翻找食物的景象，又变得司空见惯。虽然外国提供了援助，但被贪官私吞，全国一半人口的温饱缺乏保障。
迪米特里仍在山区，已经好多天没有看报纸。他听说有一次全民公投，就是否迎回国王进行全民投票表决。
“国家如此动荡，他们怎么保证表决的公正性呢？”
这是普遍的看法。混乱的局势好像并不利于民主程序的进行。
选举如期进行，但是左派弃权，并举行游行以表达不满。国际观察员证明了选举的公正性，右翼势力毫无疑问大获全胜。九月，就君主制去留问题举行了全民公决，保皇派以百分之六十八的压倒性优势获胜。
康斯坦丁诺斯·科姆尼诺斯仿佛双喜临门，喜不自胜。
“你看，民众已经表达了意愿，两次！现在有一点我们确定无疑——民众宁愿要国王，也不愿共产党领导我们的国家！”他的兴奋溢于言表。“这次我们大概可以重新振兴国家啦。”
“民众的选择！”自以为是的格里高利斯·古尔古利斯说，那天晚上他也出席了尼基街的晚宴。
男人的选择，奥尔加心里说。她在想，假如妇女有选举权，结果会不会有所不同呢。
她环顾席间那些太太，纳闷她们是否和她有同感。她们脸上大都戴着整齐划一的面具，做出略有兴致的表情。和奥尔加一样，她们学会了什么时候点头，什么时候附和，什么时候默认。她们异口同声，配合得和谐完美，宛如管弦乐队的第二小提琴。一起扮演着三重角色：妻子，母亲，以及优雅的影子。
交谈还在继续。
“如此说来，我们现在可以进步些了，”古尔古利斯说，“我想这个国家打的仗已经够多了，可漂亮衣服还不够多！”
哄笑声在房间里荡漾开来，可笑得最起劲的要数格里高利斯自己，笑得眼泪在肥厚脸颊的褶子间流淌。
大选和全民公投的结果最终迫使共产党做出推断，即他们唯一可走的道路就是有组织的武装斗争。一九四六年十月，他们宣布建立民主军。
“你瞧见了吧？”康斯坦丁诺斯怒冲冲地朝奥尔加吼道，“那帮人不控制这个国家就不肯罢休。你甘愿接受莫斯科的统治吗？你想想，我的生意会怎么样？它们会被收归国有，我们会失去一切，一点儿不剩！”
“可能有人就是不想让国王回来吧。”奥尔加说，明知劝说不了丈夫。
“现在用不着怀疑这些人是谁了吧！”他吼道，“奥尔加，你不能再自欺欺人，以为这些人是开明左派了！他们是苏联扶持的共产党！你真瞎到连这点都看不出来吗？”
她注意到了他眼中的恐惧。她早已习惯他的辱骂，对他的斥责也一贯无动于衷。
那一周，谣传消息制造了更多恐慌。据说民主军领袖打算与全国现存的游击队协作，统一征兵，壮大实力。
科姆尼诺斯笃信，任何与政府作对的人打的都是共产党的旗帜，他的儿子正听命于共产党将领。
无论他走到哪里，身边似乎总伴随着奚落：“科姆尼诺斯……科姆尼分子……共——产分子……”这声音无休无止，在他的脑袋中嘁嘁喳喳，嘶嘶不休：“科姆尼诺斯……共产尼诺斯……共产党分子……”
人们看他的眼神都不一样了，并在他背后议论纷纷。深夜回家时他都听到娼妓在门洞里窃窃低语：“瞧他又来啦，那个康斯坦丁诺斯·科姆共产托斯！”
这些幻觉纠缠不休，犹如猎犬般紧追不舍，直侵入他的梦乡。夜复一夜，他在噩梦中惊起，浑身冷汗，气喘吁吁，如同被追捕的猎物。
有一两次，奥尔加听到睡在隔壁的丈夫在睡梦中惊叫。对儿子的恐惧与愤怒交织在一起，他仿佛中了邪。
客户们不拿正眼看他，或者只是他这么以为。他也确信员工在用怜悯的目光瞧着他。“想想吧，”他想象他们这样说，“共产党哎！”他感到身上被烙了记号，受人蔑视、嘲笑。
要想睡个踏实觉，他必须采取措施。
在过去几年中，他既没想去找寻迪米特里，也没有办法找到他。现在两者兼具了。共产党对军队进行了组织整编，这让他能比较容易地确定儿子的所在地。他回到位于市中心的办公室，写了两封信。第一封是写给儿子的。
信的开头几段写得伤感而克制，反复提到他的失望。
亲爱的迪米特里：
你短短一生中做出的一系列决定，都让我失望。你在大学的专业选择和政治倾向都让我极度失望。尤其是，你竟然在沦陷期选择为抵抗组织作战。
在近十年中，你走的每一步都令我深感沮丧和难堪。
假如你在政府重新掌控国家、国王复位之后能幡然醒悟，那么可以既往不咎。我知道你在为共产党卖命。你在支持企图抹灭个人自由的运动，而个人自由正是我们科姆尼诺斯家族所一贯支持的。
接下来语气变得尖酸刻薄，尽是污蔑谩骂。它是一个遭受幻听折磨、精神近乎失常的人的胡言乱语。他在写的时候，不仅心冷如冰，而且字斟句酌，用意明确，这样的信，只有极度斤斤计较的商人才写得出。
你玷污了家族门楣，你的所作所为令家族蒙羞，令人忍无可忍。我每天都盼望听到你的死讯，但每天只是得到更多的失望，就连这点期望，你也辜负了。我想你是个胆小鬼，甚至不敢为信仰豁出性命。我已经尽我所能掩饰你罪恶的政治立场，但已经力不从心。
在我心里，你已经死了，不再是这个家庭的一员；过几天我会告诉你母亲你已经丧命。终有一天，你们会一败涂地，这一点我确信不疑。但我要建议你，离开希腊，去阿尔巴尼亚或南斯拉夫，那里你的共产党伙伴会欢迎你。这样才能不辱没家门。永远——我重复一遍，永远——别再回到塞萨洛尼基。
他雇人仔细打探了儿子的行踪，把信交给他。他估摸这顶多需要两周时间。墨迹未干，信就上路了。
第二封信他只写了个草稿，需要人代为抄写。每一个细节——从收信人到邮戳都要逼真。这不难办。四十年代初伪造文书的生意很兴隆，一张假身份证件可以赚取天价的收入。一些犹太人为了不被送到聚居区，会倾其所有购买一张可以乱真的假身份证件。精明的伪造者只收金子，因而当通货膨胀致使国民纷纷破产时，这些人丝毫不受影响。
当所有人的积蓄都化为乌有时，伪造者又有了生财之道。面额越来越大的钞票面市，很多人还没来得及熟悉这一批钞票，新一批就又印出来了，因而高仿真度的假钞大行其道。这些人是画家，有的如今比科姆尼诺斯还要富有。科姆尼诺斯去找伪造者中的佼佼者。
科姆尼诺斯等了几天才发出第二封信。他早上离开家，知道等晚上回来时，她已陷入悲痛之中。
当帕夫林娜用一只银色小托盘把信送上来时，奥尔加正在客厅里。时间是十一点。“星期二从来就没什么好事。”后来她流着泪说。自从近五百年前的一个星期二，土耳其人占领君士坦丁堡之后，星期二就被看作不祥的日子。
奥尔加拿起信，盯着它看。那是一封公函，信封背面盖着印章。这类信里面装的从来不会是好消息。有那么一会儿，她想是不是等丈夫回家再打开，但立即打消了这念头。这封信与她儿子有关。她的儿子，她心爱的迪米特里。
帕夫林娜惴惴不安地望着女主人。她在门厅里已经对着光瞧过，但信封太厚，无法探得其中的秘密。她屏住呼吸，看奥尔加的手指在章下面一划，从信封中取出一张纸，对着几行字看起来。
她抬起头看着帕夫林娜，眼中是深不见底的悲伤。
“他死了。”她说。
她抽泣起来，身体激烈地颤抖着。
帕夫林娜在她身旁坐下，为那个她亲眼看着来到这世上的男孩而哭泣。尽管这种可能性一直存在，可真正到来时，仍不啻为晴天霹雳。帕夫林娜没想过，她为迪米特里做了那么多祈祷，上帝竟然置若罔闻。
而此时此刻，迪米特里远在山区，待命行动。他立即认出父亲的笔迹，旧恨又一次被引燃。信的内容令他心寒。从写信的时间来看，他推测母亲已经得知了他的“死讯”。他想不到父亲会这样绝决，不惜让母亲遭受如此打击，这真令他作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