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利女童连续失踪事件(6)免费阅读全本番外

“现在才说这种话……我相信那个男人就是凶手。”
“他现在在申请再审。您去旁听过庭审吗？”
“现场有媒体，所以没去。新闻应该报道了，但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松田一家遭遇过严重的报道伤害。媒体在他们痛失爱女的绝望时期包围了他们家，日夜不停地拍摄，连守灵夜与葬礼都进行了直播。
“事情发生后，我们家一直窗帘紧闭。外头都是媒体，晾在阳台的衣物挂了两个月都没能取进来。身边的人都很照顾我，从不让我看电视和报纸。”
那些日子，她的耳边总是回响着人们的质疑：为什么要把孩子带到弹珠游戏厅？！
“面对媒体与社会的中伤，我背过身，不听，不说，换了住所，也换了工作。现在，我不再相信任何电视、报纸、杂志。这十七年间，我一直沉默……”
警方没有告知松田女士详细的犯罪过程。为了旁听第一次公审，他们夫妻俩去了法院，可刑警拦住他们，说：“里面媒体很多，你们最好不要进入法庭。”两人只好回去了。关于菅家的供述内容与判决，松田女士还是从我这里得知的。
“那个叫菅家的男人不是已经承认了罪行？”
“没错，他当初是招供了。”
“是他把小真实带走的吧？刑警告诉我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是骑着自行车把小真实带走的。”
松田女士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什么？自行车？不是走路吗？”
“不是，他说是让小真实坐在后座上，审判也是沿着这个思路展开的。”
“后座？”
“嗯，就是自行车后面的那个座架。”
“不可能啊！小真实还不会坐自行车的后座呢。”
“是吗？”
“她不会坐啊。她只能坐自行车上的儿童椅。”
小真实很喜欢自行车，出事之前，家人一直骑车接送她上保育园，当时小真实还没学会坐后座，自行车上放置了儿童椅。
这是只有母亲才知道的事实。
随着交谈的深入，我们彼此对事实的了解、菅家供述内容的矛盾点、侦查工作的可疑之处都清晰起来。我甚至向她说了自己对DNA型鉴定以及没有目击者的疑惑，她也感到疑点颇多。
这时，我问出了一个最想问的问题：“小真实是个什么样的孩子？”
我发自内心地想了解这个无缘一见的孩子。问的时候，我下意识捂住夹克的口袋，里面放着女孩们的照片。
松田女士叹了口气，说：“她很喜欢猫咪之类的小动物，家里养了两三只。有一只黑白相间，像熊猫，她睡觉时要双手抱着它……”
案发当天，小真实就是在弹珠游戏厅的停车场找一只褐色小肥猫。
“或许你会说，父母眼里孩子都是完美的，可她真的是个很聪明的孩子。四岁零八个月的时候，就已经会加减法了。”说到这儿，松田女士脸上终于露出一丝笑容。我忍不住想象，脸蛋圆圆的小真实认真地掰着指头数数的样子。
松田女士手握玻璃杯，继续往下说：“为什么偏偏是她？这是命吗？那时的她就像一个小天使。我一直在想，对一个天使下手，根本不是人！小真实是那么无辜……”她的脸上浮现出无限寂寥的神情。
我在餐厅门口目送松田女士离去。是我让她回忆起了这些事；是我在一个坐满了就餐家庭的餐厅里，请求她正视案情。
可是如果菅家是冤枉的，我必须报道出来。
被害人家属会心平气和地接受这一切吗？只要告诉他们，你们一直以为是凶手的人实际上是无辜的，就可以了吗？告诉他们搞错了，这一切就可以结束了吗？
怎么可能。
因此，必须抓住真凶，只做冤案报道就是半途而废。
我冲着松田女士的背影，深深鞠了一躬。
两个月过去了。
十二月一日，冷风呼啸的午后，松田女士站在渡良濑川的堤坝上。不久之前，这里还是她不愿回想的地方，现在，她来了，右手紧握一捧粉白相间的花束。
她身边有两个十几岁的孩子。他们是小真实的妹妹和弟弟，在案发两年后相继出生。
他们都知道自己有个姐姐，却是昨天才知道姐姐是怎么死的。松田女士选择告诉孩子们真相。
她的决定令我心口一紧——这一切都源自我的采访，源自我执意要追寻的真相。
在松田女士看来，接受媒体的采访毫无意义。话筒齐刷刷地伸到面前，好多相机不停地拍。“请您说一下现在的心情。”“您对凶手怎么看？”“你们为什么要带孩子去弹珠游戏厅？”……在这样的声音中，他们把家搬了又搬。可无论怎么搬，总有记者找上门来；对凶手进行逮捕、起诉、判决时，家里的电话与门铃总会响起。松田女士不愿原谅媒体，不想跟媒体再有瓜葛。
可如今，手塚扛着摄像机站在松田女士面前，摄像机上的红色显示灯亮起，机器安静地运转起来。
这个瞬间让我明白，人原来是很坚强的。
“我以前，来过一次这个地方……”松田女士静静地说。那是小真实被人们发现之后。“当时媒体在这里蹲守，警车过来时，他们就紧贴着警车。”
今天，我们要步行前往河边。
松田女士牵着两个孩子走下堤坝，沿着棒球场朝沙洲走去。望着这三人的背影，我忍不住想，松田女士这样一步一步向前走，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呢？
我将他们三人带到那根木桩前。我毫无顾忌地称作“现场”的地方，对松田女士而言，却是女儿的丧命之地。
松田女士蹲了下来。
摄像机没有进行正面拍摄，而是在稍远的位置捕捉她的身影。手塚熟练地操作着机器，滨口将混音器的音量开到最大。
冷风萧瑟，枯萎的芦苇和芒草在风中沙沙作响。
出人意料的是，最先掉下眼泪的并不是母亲，而是从未见过小真实的妹妹和弟弟。
麦克风在潺潺的流水声中清晰地收录了他们的对话。
“来，向姐姐打个招呼，告诉她你是弟弟。”
弟弟的眼泪滴入脚下的沙土中。
松田女士继续说：“她当时很害怕吧。天都黑了，被陌生人带到这样的地方……”
妹妹抽泣着说：“我好想见一见姐姐……为什么遇害的会是她呢？”
“妈妈也不知道。妈妈好希望老天爷把她还给我。她若活着，今年也二十二了……”
松田女士将手腕上的银色手镯摘下，轻轻地放在祭奠的花束上。“就当给她过个成人礼吧……”
双手合十的松田女士双肩轻轻颤动着。她的啜泣声在流水声中依然清晰可闻。
滨口戴着耳机，眼眶泛红。
妹妹喃喃说道：“姐姐虽然只活了四年，可这四年里，她与爸爸妈妈在一起一定很快乐。所以，妈妈你不要责怪自己。我很高兴有过小真实这个姐姐……”
我仰头望天。冷冽的风中，阴云密布的冬日天空在我眼里渐渐模糊。
这样做真的对吗？
我打破了他们十七年的岁月静好，妹妹和弟弟一夜之间知道了一起他们本可以不用知道的案件，主角是他们的姐姐。
我不知道这么做到底对不对。但我听到了一个微弱的声音：“为什么遇害的会是她呢？”
我要把这个声音传递出去。
节目正式定名为《ACTION：撼动日本》，在二〇〇八年一月播出，衫本部长担任总制片人。
当天，临近黄金时段，名为《“连环杀童案”的真相》的特别报道播出。
报道的目的是提出连环案的可能性。
我们整理出五起案件的共同点，例如诱拐地点大多是弹珠游戏厅，小真实与万弥的抛尸地点隔河相望等。得到五个家庭的许可后，我们在报道中使用了五个被害人的名字与照片。
这次报道还传达出了被害人家属——渡良濑川沙洲上的母子三人——的声音。
而关于冤案，报道有两个疑点。
首先是菅家含糊不清的口供。我们尽可能在节目规定时长内放入所有疑团，例如没有目击者、没有“秘密的暴露”、没找到购物小票等。
我曾在现场让松田女士看了菅家的那辆自行车，问她有什么想法。她低头看着自行车的后座说：“小真实坐在这上面吗？我们每次送她去保育园时，都让她坐儿童椅，我实在无法理解她会坐在后座上。”
第二个疑点是DNA型鉴定。要让观众理解这个鉴定很难，在对佐藤博史律师的采访中，他强调早期DNA型鉴定的精确度很低。最关键的是要将菅家希望再做一次鉴定的信息发布出去。
这次报道时长四十多分钟，由导演田中尚执导，他的老搭档杉浦润子负责剪辑。报道开头是五个案发地点的航拍。不久前我从东京起飞，在直升机上完成了这次航拍。
当时，直升机在东京湾上空绕行了一大圈后，离开了市中心的上空，前往埼玉县，短短二十五分钟就到达足利市上空。
手塚用遥控器操控着摄像机，画面中出现渡良濑川的河岸。我对照足利与太田的拼接地图，确认下方的位置，手中还拿着一份飞行计划。
两千英尺
☆、渡良濑川　从下游前往上游方向
☆、运动公园　盘旋
☆、从弹珠游戏厅飞往案发现场
三千英尺
☆、栃木与群马的县界
☆、沿着日本国道前往太田市
我从文件夹中取出另一张纸递给衫本纯子，那是要在空中播报的内容。由于机内噪音巨大，我们都头戴耳机，我只能边说边比画，让她把上面的内容念出来。衫本纯子用洪亮的声音对着收音话筒读出了这段话：“北关东的一个城市里，发生了连环杀童案。数名小女孩在这里失踪，甚至被杀害。”
飞机窗外是一望无际的北关东地区。从上空俯视这片土地，它既辽阔又渺小。
日本电视台S1摄影棚内搭起巨大的节目背景，观众席上坐满了五十位报道局的工作人员，我们也在其中。无数照明灯投向舞台，报道开始播放。
“如果服刑人菅家是清白的，就意味着这五起案件全部没有侦破。”
这句话使用了新闻报道中罕见的“如果”句式，在摄影棚中回响。
报道播出“服刑人菅家希望实施DNA型再鉴定”的消息时已经接近尾声，紧接着画外音响起：“我们将彻查这五起杀童案。如果是同一人连环作案，凶手很有可能仍逍遥法外。”
结束后，我拿起话筒做了一番简短的解说，以明确我在此次报道中的责任。
《ACTION：撼动日本》就这样开始了看似鲁莽的冤案报道。日本电视台在网站主页上新设了节目的专属版块，我与衫本纯子则开了追踪连环案的博客。
节目播出后，我意外收到了菅家的来信。监狱的多人间里有电视，可以在规定时间内收看节目。
我看了你们的节目，回忆起不少当年的事情。我对当时警察的粗暴行径十分愤怒。
菅家也看到了站在渡良濑川岸边哭泣的松田母子三人，他在信中写道：
小真实的父母好可怜。我决不会原谅凶手。
他在信中再次请求重做DNA型鉴定。
第二期报道在午后节目《新闻特辑》中播出，时长十七分钟。这个时间段应该会有不少家庭主妇收看。
我们收到了各种各样的反馈。有的很惊讶：“我竟然不知道有这样的案件！”有的评论道：“查证供述内容真伪的场面很有趣。”也有人提出质疑：“这样的节目可以播出吗？最高法院不是都判决了？”“你们打算怎么结束这个报道？”报道节目没有脚本，要怎么完结，我不知道。唯一能做的，是原原本本地将采访到的事实报道出去。
另一方面，我们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节目播出后，并没有激起什么水花，一个跟风报道都没有。
这时，我想起了一个人，立刻打电话过去。
“喂，你好。”
T先生是个可靠的新闻记者，我还在杂志社工作时就已经跟他成为朋友，我们一起采访了“桶川事件”。
我在电话里跟他说明了北关东案的具体情况，没想到他的反应十分冷淡。“那个……我最近比较忙。”
“这个案子很快就会引起轰动，其他媒体也会迅速跟进，我们合作调查吧！”
“不好意思，真的不好意思！等真引起轰动了，我再给你打电话好吗？再见！”
我不怪T先生，他的反应，是其他记者也会有的正常反应。
倍感孤单的我，完全没料到接下来的事会如此令人措手不及。
二月十三日，节目播出一个月后，“足利事件”的再审申请被驳回。
这份申请在宇都宫地方法院被搁置了五年，偏偏在冤案报道不久后立刻裁决了。
根据日本大学医学部押田教授对菅家头发的鉴定，菅家的DNA型与科警研得出的凶手DNA型不一致。辩护团将这个事实与小真实死因的疑点作为新证据提交，但宇都宫地方法院的池本寿美子审判长否定了押田的鉴定结果。否定理由很奇怪：
没有证据证明鉴定材料中的毛发来自申请人本人。
这么一个结论竟然花了法院五年的工夫，鉴定人员听到后都很吃惊。我只能认为，这是因为法院不愿面对再鉴定的结果。
再审申请被驳回的第二天，佐藤博史律师去了一趟千叶监狱。
北风呼啸，他裹着围巾站在监狱的大门口流泪说道：“如果老天可以实现我的一个愿望，我希望菅家能无罪释放……”说完，他转身消失在那堵红墙之后。
我后来听说，菅家得知这个结果后，低头哭泣不止。
深夜，节目筹备间里空空荡荡。四周静悄悄的，与白天判若两样。
报道才刚开始，再审申请便被驳回，这对我来说是个天大的打击。眼下我担心的不是节目要不要播下去，而是会不会是我们的报道让法院仓促地做出错误的决定。这样的自责让我很不安。
梦中的铁皮盒子在我脑中萦绕不去。那个眼看已经开了一条缝的盖子，又啪的一声合上了。
走廊传来了笑声，仿佛警方和其他媒体的嘲笑。台里也有人对这个报道表示担忧。这些声音兜兜转转传进了我的耳朵：“真的是冤案吗？”“就算是冤案，想要在节目中推翻判决，根本就是痴人说梦。”“清水是昏了头了……”
调查报道如果不见任何结果，例如让侦查机关承认报道内容或让其他媒体进行后续报道，就相当于没人承认它。
我原本要报道整个“北关东连环杀童案”，可一个“足利事件”已经出师不利，让我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菅家与辩护团向东京高等法院提出了再审的即时抗告，对此我却不敢抱太大希望。再审之门不仅没打开，反而被彻底焊死了。我不由得想起千叶监狱那扇沉重的铁门，以及那位身穿笔挺制服的刑务官。
就这么半途而废吗？
衫本部长知道菅家的再审申请被驳回后，没有中止报道。我坐直身体，从上衣内侧口袋中掏出记事本，轻轻翻开，看着五个小女孩的照片。
不行。我还没找到真相，必须想办法突破。
我要从头再来。
《再审申请被驳回背后的疑团》，这是下次报道的标题。再审申请被驳回的理由太不充分，我们的报道不会停止，我们坚持要求DNA型再鉴定。我相信一定会找到突破口，至少会有转机。
一个清晨，转机来了。
前一天我采访到很晚，上床时天已经快亮了。九点多时，我迷迷糊糊地起床，发现手机在响。拿起来一看，是个不认识的外地号码。我接起电话。
“你好，我叫松本。”
松本？我像被雷劈到似的瞬间清醒了。
消失的目击证词！对方是跟目击者松本女士有关的人吗？难道是松本女士的丈夫？
他听起来非常愤怒，将我劈头盖脸臭骂了一顿。“你是怎么知道我在哪里工作的？”“你为什么现在还要采访？”“这个案子不是已经破了吗？”对方态度强硬，抛出一个又一个质疑。
自从看到松本女士那张素描后，我就非常想采访她，只要有机会，就一直寻找她的新住址，可一无所获。不过，采访过程中我意外获知了松本女士丈夫以前的工作单位，于是往那里寄去了一封信。这封信辗转多时，终于送到了松本先生手里。
案发十八年后，媒体突然寄来一封信，令他十分不快。但他生气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你们这群人根本不值得相信！”松本先生的声音震得我耳膜嗡嗡作响。案发后，松本女士作为目击者配合警方办案，去了案发现场，参与了查证工作，配合警方完成了调查书。可她配合完的那天晚上，他们家厨房后门闯进了一个陌生记者。
当时足利市发生了数起伤害儿童的案件，凶手下落不明，居民们生活在恐惧中，而松本夫妇正好就有一个与被害人年纪相仿的孩子。一个善良的目击者的姓名与住址居然被泄露给了媒体记者，他们夫妇又怒又怕。
其实只要警方不泄露，记者不可能知道松本女士的存在。问题应该出在栃木县警察局的情报管理上。可松本女士的丈夫把一腔怒火全倾泻到记者身上。
“你们这些媒体人，只会考虑自己，自私自利，只会见风使舵！”
我握着手机的手心满是汗，一时不知怎么办才好，只能默默听着松本先生的严厉指责。
“这个案子不是已经结案了吗？你们的报道要慎重啊！万一那人真是凶手，你们不是白忙活吗？”
一个多小时后，电话终于挂了。我低头看了眼手机，发现上面留下了松本先生的手机号码。这条比头发丝还细的线索，也许就是我的突破口。
几天后，我厚着脸皮给松本先生打了电话，不出所料，又被骂了一顿。不过他说，如果我打算道歉，他愿意见我一面。
于是，我和衫本纯子提了盒点心当见面礼，前往松本先生的公司。
到了接待室，一个很面善的女人满脸笑意地迎了上来——松本先生将夫人一起请了过来。
我费尽心思四处找寻的人，此刻就在面前。
松本女士将案发当日的情况告诉了我们。
那天傍晚，天微阴，松本女士带年幼的孩子到渡良濑川岸边的公园玩耍。附近的草坪上有个男人在练习高尔夫球，那就是提到鲁邦三世的吉田先生。松本女士陪着孩子在秋千附近寻找四叶草，无意间一抬头，看见橘红色的夕阳下，一个小女孩与一个男人远远地走了过来。
“那个小女孩迈着小碎步，紧紧地跟在那个男人身边，二人非常自然，就像正常的散步。孩子看上去很放松，很信任地跟着那个男人走。”
那时差不多是下午六点四十分。
“男人穿着一件泛白的外衣，不是很高大，大步朝着河边走去。”
松本女士口中小女孩的特征，与小真实一致。“她剪着娃娃头，红色的裙子非常显眼，上衣的颜色比裙子稍微浅一点……”
松本女士的描述仿佛给黑白素描上了色。因为松本女士的女儿那天穿着粉色的裙子，所以她会下意识地比较，记住了小真实衣服的颜色。
松本女士的丈夫也对当初发生的事记忆深刻。“我妻子当过美术老师，有过目不忘的本领。案件发生后，当新闻里出现小女孩的照片时，她惊呼见过这个孩子，我们立刻报了警。”
松本女士的印象并非模糊，而是肯定地说她见过这个孩子。这么重要的信息，仅靠查阅调查书根本无法获知。
采访接近尾声时，松本女士的丈夫突然对我说：“其实，我们家被记者骚扰后，我就一直想狠狠教训媒体一回。可无论我如何责难，你都默默承受，从不为自己辩解，非常了不起。我妻子以前非常害怕媒体，可我跟她说，你可以信任清水先生，说服了她接受你的采访。”他边说边点头微笑。
那一刻，在这对初次见面的夫妻面前，我有种想哭的冲动。
之后，松本女士来到渡良濑川，在她目击到两人的地方接受了我们的视频采访。她回忆了当时的证词，又画了张素描。小真实在弹珠游戏厅附近被目击到的时间是下午六点三十分左右，十分钟后，就有人在河边目击到一个步行的红裙女孩。之后，人们在这两人前往的地点发现了小真实的尸体。
这绝不是偶然。
然而，这么重要的证词，一年半后居然离奇消失了。DNA型一致的鉴定结果和菅家的供述让“步行”的目击证词变得多余，松本女士与吉田先生的调查书被雪藏。而松本夫妇完全没被告知菅家的供述内容，在接受我的采访之前，他们一直相信是自己的目击证词帮助警方抓到了凶手。
我拿着目击证词再次去询问栃木县警察局的前侦查队长：“案发当日，的确有个走下斜坡的男人，身边跟着一个穿红裙子的小女孩，对吧？”
对方一脸不耐烦地回答道：“这个最终都没搞清楚真假。哪个案子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有些目击者唯恐天下不乱，随口胡说，还保证绝对没错。而且河边有的是穿红裙子的小女孩，那人看到的一定是别人。”
他的回答让我非常愤怒。
我去渡良濑川岸边的次数已经不下一百回，到处观察、拍照，工作日去、周末也去，白天去、夜里也去，然而我从来没在那里见过一个穿红裙子的小女孩。案发当日的同一时刻出现两个穿相同衣服的小女孩的概率太低了。
此时，我已经不再信任当时的侦查工作。
其实，除了松本女士与吉田先生，还有人目击到了步行的男人与小女孩。在草坪另一端，有个小男孩也看到了这两人。如今他已经长大成人，我从他那里问到了重要的信息。
案发当日，他和朋友在河边的浅滩处玩石头，玩得正高兴时，他回头瞥了一眼水泥护岸，看到那里站着一个男人，身边还有一个小女孩。沿着护岸往前走一点，就是人们发现小真实尸体的地方。这两个小男孩当时也被警察问话了，可是他们的证词也无故消失了。
侦查人员向法院递交的材料，不过是冰山一角。
一般来说，警方与检方会留存没有在审判中递交的调查书和办案记录。起诉后，这些材料由刑事部检察官移送到负责公审的检察官手里进行筛选，只有适合定罪的有利证据才会提交法庭。我采访一位前检察官时才知道，未提交到法院的证据，在检察厅内部被称作“残留记录”。
证据本该为追寻真相而存在。可现实中，证据仅仅为侦查人员的立案工作提供了方便。
检方甚至将残留记录称作“消极证据”，像上文出现的前侦查队长一样，用“这种事情有的是”“这是毫无意义的”之类无关痛痒的理由一笔带过。发现误判、残留记录才是“积极证据”时，他们依然装聋作哑。
评估证据难道不应该是法院的工作吗？
我曾数次向栃木县警察局提出采访请求，对方总是回复我说：“对于正在申请再审的案件，我们无可奉告。”
当初在记者见面会上自信地声称足利市三起案件全面侦破的警方，在被爆出可能造成冤假错案后便拒绝采访。
我也曾被卷入类似的案件，那就是“桶川事件”。我一直认为，“北关东连环杀童案”与“桶川事件”在某种程度上极其相似。
一九九九年十月，埼玉县的JR桶川站，一个名叫猪野诗织的二十一岁女大学生被人刺死。
有人在现场目击到了逃跑的凶手，身材微胖、短发。
案发后不久，我便参与到这个案子的采访工作中。由于我没有加入记者俱乐部，辖区的上尾警察局拒绝了我的采访请求。工作毫无头绪时，我与诗织的朋友们见了一面。她的朋友们战战兢兢地告诉我，诗织是被一个跟踪团伙盯上了。“诗织曾说，如果她被人杀了，就是小松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