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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织曾向上尾警察局求救，仍未逃脱被杀害的命运。
她在“遗言”中记述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按照“遗言”所讲，那个杀人犯应该就在小松周围。我在采访中得知，声称自己是汽车销售员而接近诗织的小松，实际上经营着一家风月场所，年龄也是假的。诗织在完全不知道他真实身份的情况下被杀害了。
这群人的根据地在池袋。我不断地蹲点埋伏、打探消息，最终发现，小松的手下当中，有一个长相和穿着都跟凶手十分相近的人。我还打探到此人的名字，了解到他在案发当天行踪诡异。
通过T先生，我将情报提供给了警方。结果证明这个男人果然是凶手，小松和这伙人一直跟踪诗织。接下来就是逮捕与审问了，警方却弄不清楚这伙人究竟在哪里。
于是，我继续蹲点，追踪凶犯的下落。
在这伙人必去的池袋公寓中，我发现了凶手及其团伙，与摄影师樱井修拍到了这伙人的踪影。我们比警察先找到了凶手，却无法报道，因为一报道就会打草惊蛇。我太想为诗织报仇了，决不能让凶手跑掉。我再次将情报提供给埼玉县警察局，警方却迟迟不采取行动。
噩梦般的日子开始了。我不是侦查人员，不为警方服务，只是个记者。杂志的截稿日期是年底，总编告诉我已经无法再延期，无奈之下，我独闯上尾警察局。面对依旧“拒绝采访”的副局长，我终于忍不住隔着服务台怒吼，告诉他们我不是来采访的，而是来让他们知道，下周杂志会刊登一篇关于桶川杀人案的重要报道，侦查本部应该对报道内容十分了解。
我告诉他们杂志的发售日，故意大声嚷嚷，直到警察局内人尽皆知。我不想事后被他们说，是我们的报道导致凶手闻风而逃。不知情的警员一定以为我在发疯。可我要是不这么做，警察什么时候才会行动？
杂志截稿当天，警方终于踩点逮捕了凶手。随后，小松的哥哥等数个跟踪狂也因与案件有关被逮捕了。可警方没有要调查关键人物小松的意思，仅以“名誉毁损”的罪名对其秘密通缉。
小松一直东躲西藏，后来有人在北海道发现了他的尸体。收到“小松在北海道”的消息后，我与樱井立刻赶往北海道，想按惯例完成对冲突双方的采访，没想到小松冻死在屈斜路湖上。警方判定为自杀。
然而，“桶川事件”并未完结。
警方的应对成了舆论焦点。诗织在案发前就向警方求救，说有跟踪狂会杀了她，警方却没有任何作为。这不就是见死不救吗？然而，没有一家媒体报道这件事。警方不可能自曝其丑，那些需要官方担保的媒体就算想报道也没素材。
从那一刻起，我的采访就渐渐被孤立了——与冤案报道一样，这是在与日本司法，尤其是与警方对着干。
受到小松威胁的诗织多次到埼玉县上尾警察局求救。当时日本没有《跟踪骚扰行为规范法》，完全不当回事的警方告诉诗织没法立案，还说这种男女问题，警方是不能插手的。诗织担心这么发展下去自己会被杀掉，便递交了“名誉毁损”的起诉状。
没过几天，刑警找上门来，希望她撤回诉讼。诗织拒绝了，她感到警方不会认真对待这起诉讼，十分沮丧。最终，诗织给朋友们留下“遗言”：“小松早就打点好了警察。警察已经不能依靠了。我一定会被杀死。”“如果我被人杀了，就是小松杀的。”
诗织最后真的被杀害了，不难想象上尾警察局有多慌张。
影像记录了警方在记者见面会上的丑态。上尾警察局含糊交代了诗织递交起诉状的事，还将诗织的衣服与随身物品一一陈列出来——黑色迷你裙、普拉达背包、古驰手表……似乎意有所指。
一个女大学生白天在JR站前被刺死，本就骇人听闻，她随身携带的奢侈品更是让人产生了某种印象。侦查本部深夜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道：“被害人生前在夜店打工。这其实是个风尘女子的三流案子。”“那个跟踪狂是一家风月场所的老板。”很多记者将这两条讯息联系起来，在报道中将诗织塑造成一个“堕入风尘、生活奢靡、与风月场所老板交往而被杀的女大学生”。这样的报道显得被害人本身也有过错。可事实并非如此。
我见过诗织的遗物，那些奢侈品是二十多岁少女都会有的物品，是诗织打工一点点攒钱买下的。至于“风尘女子”这一形容，诗织曾受朋友所托，在一家卖酒的店里短期打工，但她觉得这份工作不适合自己，很快就不干了，连薪水都没有领。警方是不是认为，无论是夜店、舞厅，还是夜总会、酒吧，只要是在《风营法》
提及的场所里工作的女性都是风尘女子？可一个公民，不管他（她）在何处干了何事、为人如何，都不是他（她）被杀的理由。
警方的这种行为，已然可以称作“形象篡改”。
没找到跟踪狂也未获知“遗言”的媒体包围了被害人的家。被害人家属在相机与话筒的围攻下，无法出门采买日常用品。于是，警方以警备为由，派刑警常驻被害人家中，切断了家属与媒体之间的联系，情报流出的唯一途径，就是警方。
当时一直追踪犯罪团伙的我对诗织“遗言”中关于警察的部分非常在意，尤其是刑警来找诗织让她“撤诉”的事。我通过T先生去询问上尾警察局此事的真伪，得到了这样的回答：“我们调查过了，没有这样的刑警。没有记录也没有报告。我们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绝对是假的。也许是跟踪团伙耍了花招，想让对方撤诉。”
我最后之所以能百分之百确定警察局在撒谎，缘于一件意外的小事。
报道案件时，我一直很想见见诗织的家人，给他们写了封信，在信的末尾留了自己的手机号。
一天夜里，猪野先生来电了。
由于之前我写的都是忠于诗织“遗言”的报道，没有出现警方给出的消极内容。诗织的朋友们告诉诗织的父母，有一个记者值得信任。于是，我成了唯一能够采访诗织父母的记者。
我挑了一个刑警不在的时间去拜访猪野家，得知一个令我震惊的事实。当时我问了一句上尾警察局的事，“我听说家里来了假刑警，让诗织撤诉……”
猪野先生的回答出乎意料：“不是，是真刑警。那人就是收取我们起诉状的H巡查长。”
受理起诉状的负责人，竟然让诗织撤诉？如果情况属实，上尾警察局岂止是渎职，根本就是见死不救。
我立即要求采访埼玉县警察局与上尾警察局。然而，警方回复说不接受非记者俱乐部成员的采访，还将责任推给媒体，说记者俱乐部的成员知道了非得抗议不可。
我不再忌讳什么，把事实原原本本报道了出来。记者俱乐部的成员们看了这些报道，想挖掘更多的内幕，却没办法采访被害人家属，不得不依赖警方的消息，报道一些“据上尾警察局称”的新闻。可那都是警方的谎言，媒体在担保这条路上越走越远。
我再次感到恐惧。公权力一旦与媒体联手，不负责任的言论将在社会上蔓延。
猪野先生不再隐忍。
案发五个月后的三月二十四日，猪野先生在埼玉律师会馆举办记者见面会，说出了真相。“警方上门要求我们撤诉。我可怜的女儿曾经向警方求救，可仍旧被杀了。我们无法接受上尾警察局的所作所为。”
可这次记者见面会的内容只刊登在了埼玉县地方报刊和主流大报社会版块不起眼的角落里。俱乐部的记者们听了家属的控诉后，立刻向警方寻求担保。警方私下告知记者：“这一家子脑子都有病。”“《FOCUS》的报道是胡说八道。”
记者见面会的内容没能引起轰动，还有别的原因。
就在同一时间，警方爆出了另一个大案。
猪野先生召开记者见面会那天，埼玉县警察局开始了“本庄保险金杀人事件”的侦查工作。他们逮捕了八木，大量媒体都转而去报道那起案件。
警方对八木置之不理了十个月，却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将人逮捕。而且逮捕的理由不是涉嫌杀人，是假结婚。很多记者误以为大案侦破，晚报及隔天早报的头条都被“本庄保险金杀人事件”占据了。
那么，警方是如何得知诗织家属当天要召开记者见面会的呢？
猪野先生与律师是在十天前开始准备记者见面会的。召开前三天，律师将计划传真发送给了记者俱乐部。应该是有记者将计划“泄露”给了警方，警方迅速做出了反应。
当我深感焦躁和无力时，朝日电视台的新闻播音员鸟越俊太郎等人在节目中播报了上尾警察局玩忽职守的新闻。
一位女议员收看了节目，认为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便越过上尾警察局与埼玉县警察局，直接在国会预算委员会上朗读了我的报道并质问警察厅刑事局长，报道上的话是否属实。
国会上的质询使得事态出现了转机。
埼玉县警察局不得不开始内部调查，调查的结果出人意料：去猪野家要求“撤诉”的H巡查长擅自将诗织的“起诉状”改成了“受害申报”。这是警察的犯罪行为。
H巡查长当时将诗织的起诉状呈交给上司，上司担心未处理的起诉案影响警察局的业绩，便将起诉状返还巡查长，让他不要管，还说这个起诉状要是受害申报该多好。左右为难的H巡查长把“起诉状”几个字划掉，改成了“受害申报”。这么一改，警察局怎么可能出警呢？
这次篡改行为演变成了刑事案件，三名警官因“伪造公文”被问罪，包括县警察局本部部长在内的十二人受到处分。
埼玉县警察局失去退路后，召开了记者见面会，终于承认了错误。可是距离案件发生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
县警察局本部部长在记者见面会上低头道歉后，俱乐部的记者们突然翻脸不认人，开始猛烈抨击警察。他们对家属召开的记者见面会充耳不闻，警方一认罪，却全都上了头版头条。简直是黑色幽默。
在“桶川事件”中，警方只要认真对待诗织的话，就会比我更早找到小松，不至于发生后来的悲剧。
可是，他们不仅不出警，还要求诗织撤诉，甚至篡改文书，让事情一步步发展到无可挽回的地步。
日本警方总会隐瞒一些对自己不利的事。如今的我，在“北关东连环杀童案”中，再次面临相同的境况。
[1]
日本手机有隐藏号码的功能，设置后，给别人打电话时不会显示号码，而会显示“非通知设定”的未知来电提示。
[2]
《关于风月场所营业的规制和业务正常化的相关法律》的简称。
第六章 成果
刚从千叶监狱离开的菅家先生
根据目前的采访资料可以断定，栃木县警察局的侦查工作十分草率。现在，唯一的证据——科警研的DNA型鉴定——仍处于黑箱状态；菅家的再审申请被驳回也是个很大的问题。
我调查了美国等DNA型鉴定技术成熟的国家才知道，DNA型鉴定多用于死刑犯、无期徒刑犯的无罪证明。如前所述，DNA型鉴定结果一致，只能说明嫌疑人有可能是罪犯，但凡有一个型号数值不同，就会指向完全不同的两个人。这是证明无罪的强有力武器。
一九九二年，美国一个法律组织发起了“清白计划”（Innocence Project）运动，被判决有罪的服刑人主张无罪时，可鉴定DNA型。大学研究团队通过DNA型鉴定，已经成功证明两百多名服刑人的清白。于是，节目编导田中尚被派往美国进行相关采访。
他带回了一个案例，一名男子因涉嫌强奸杀人，被判无期徒刑，入狱后通过DNA型鉴定证明无罪，出狱后，他成了一名律师。
美国部分州已经将相关条文写入法律，只要服刑人提出要求，就必须实施DNA型鉴定。由此可见早期DNA型鉴定技术的不成熟。
“足利事件”有没有必要实施DNA型再鉴定？我以此为主题，在新闻节目《番记者》《新闻特辑》中分别推出了专题报道《美国DNA型再鉴定》《“足利事件”中的草率侦查》。只是，这些报道依然孤掌难鸣。
要说没有挫败感是骗人的，但毕竟当时，日本尚未实施过一起审结案件的DNA型再鉴定。好在经过反复强调“应当实施DNA型再鉴定”，舆论最终指向一点：“真凶如今仍逍遥法外。”
不仅“足利事件”，整个“北关东连环杀童案”的采访都收获颇丰。为了采访“横山由佳梨事件”，我在与案发时间相同的七月前往群马县太田市，拜访了横山家。
横山家玄关处悬挂的七夕节
装饰随风摇曳。红色、蓝色、黄色……色彩斑斓的纸条上，写满了家人的思念——“希望由佳梨平安归来”。
这起连环案中，只有由佳梨至今下落不明。
父亲横山保雄低着头说：“我们只盼着由佳梨能够平安归来。我们一刻也不曾忘记案发当天的情形……”
说完，他深深地叹了口气。房间里依然贴着由佳梨最喜欢的“美少女战士水兵月”的海报。母亲横山光子为由佳梨准备了各个年龄段的衣服，这样，不论她什么时候回来，都有衣服可穿。
由佳梨失踪那天正好是七夕，天有点阴。
他们一家原本要去商场，可是父亲无意间看到一张写着“七夕感恩日”的宣传单，横山家的命运就被这张纸改变了。
上午十点三十分左右，父母带着由佳梨和她的妹妹出门，前往宣传单上的弹珠游戏厅。这家名为“P”的游戏厅离家大约一公里，不是大型店铺，而是日本国道边上的一家小店。
由佳梨来到店里的奖品兑换台。
奖品是一盒烟花套装。父亲说要拿到这个奖品送给由佳梨，由佳梨听了十分开心。她在玩游戏的父母与奖品兑换台之间兴奋地来回穿梭，当时，她的父母并没意识到游戏厅里会有危险。
中午，母亲让由佳梨坐到店里的长椅上，递给她饭团与果汁后，又返回游戏台。不一会儿，由佳梨跑到母亲身边，对她轻声耳语了几句。
“店里太吵了，我没听清她在说什么，但听到她很高兴地告诉我，有一个很和蔼的叔叔。”
母亲警告由佳梨，不许跟陌生人走掉。由佳梨又返回长椅。
大约十分钟后，母亲不经意回头看了一眼长椅，发现由佳梨不见了。长椅上只留下了没吃完的饭团与果汁。
父母没命地在店里、停车场、附近的公园到处寻找，可由佳梨就像人间蒸发了一般。下午两点十分，父亲到附近的巡查岗亭报案。
群马县警方从案件、事故两方面展开侦查工作，侦查员在横山家的座机上安装了录音器与信号追踪装置，一旦绑匪打来电话，便可探测他的位置。屋内还有两名便衣警察二十四小时待命。可是，毫无线索。
两天后的傍晚，警方正准备进行公开侦查时，电话响了。
室内空气顿时凝固了。
横山先生拿起听筒。用耳机监听通话的警察们以事先准备好的卡片示意横山先生：“麻烦你再说一遍”“请你慢点讲”。他们希望借此延长与凶手的通话时间，以便追踪信号的来源。当时电话局用的是纵横制交换机，而非现在的数字交换机，要追踪信号，需要人工监测大量的线路。
可是，打进来的都是骚扰诈骗电话。听筒那头的人口气都很大：“你把五千万带到濑户大桥上！”“由佳梨现在就在我手上，她被倒吊在车后头。”
太田警察局将原本的“女童失踪案对策室”更名为“诱拐女童案侦查本部”，调出弹珠游戏厅里的监控录像进行分析，发现了一名身高约一米五八、戴着墨镜与棒球帽的可疑男子。
我采访过群马县警察局的前侦查队长，他说身高可能有前后两厘米的误差，即一米五六到一米六之间。监控录像中，这个男人在店里大步闲逛，随后坐到长椅上抽起了烟，将脸靠近由佳梨，亲密地和她交谈起来。警方将该男子定为此次诱拐案的重点嫌疑人，向全社会公开了这段影像。
大家都乐观地认为能够早早破案。
然而现实令人大失所望。虽然录像与照片都已通过媒体公开，可并没有收集到有力的线索。
如今，距离案发已经过去很长时间，我决定在节目中再次使用这段监控录像，同时通过分析男子进店后的动作，制作了一段CG动画。七月二十七日，录像通过《番记者》节目向全日本播出。
一条意料之外的线索出现了。
节目播出后的第二天，我收到了一封邮件。写信给我的是在“足利事件”现场目击到红裙女孩与“鲁邦”的松本女士。自从接受我的采访后，她一期不落地收看了我们的节目。
我看了你们的节目，看到了由佳梨案的嫌疑人，从监控录像与CG动画中清晰地了解到当时的情形。（中略）我感觉小真实案的嫌疑人在脸的轮廓与走路姿势上和他非常相似。当时我曾接受警察的问话，竭力回想过嫌疑人的样子，我的感觉不会错。
那个人就是“鲁邦”。
“足利事件”中，吉田先生说嫌疑人跟鲁邦三世很像，而这人居然酷似“由佳梨事件”中的重点怀疑对象。若把这些案件看成连环案，早该发现这一点。松本女士完全没留意过“由佳梨事件”，第一次看到这个墨镜男，却立刻发现了相似点。
我想起松本女士的丈夫说过，他妻子“有过目不忘的本领”。
我们将松本女士请到日本电视台，让她在大屏幕前再次观看墨镜男的影像。再三确认后，松本女士坚信自己的看法。
可他到底是谁？
监控录像中的墨镜男穿了身怪异的衣服，大步在店里来回转悠，看上去是个非常值得警惕的危险人物。可与他交谈的由佳梨却一脸喜悦，还跑去跟母亲说“有一个很和蔼的叔叔”。难道影像与现实有很大的差别？比如，墨镜后面的那双眼睛其实非常温柔？
我一有空就反复观看这段录像，也请由佳梨的父母尽可能地回忆案发当天的细节，整理出案件的时间线。我还仔细研究游戏厅的建筑图纸，多次去已经重新装潢的店里，尝试再现墨镜男的行动轨迹。
最终，我找到了或许可以抓住凶手的线索。
十二点二十分左右，从店里出去的由佳梨跟着母亲返回游戏厅。
下午一点二十七分左右，墨镜男从自动门径直走进游戏厅，好像去了最里面的厕所。之后，墨镜男在过道上来回走动，一直左顾右盼，似乎对周围的游戏台没有兴趣。
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做出这样的举动？莫非是在找人？
后来，墨镜男发现了由佳梨，跟在她身后，走到奖品兑换台附近站住了，抽着烟，好像在观察由佳梨。
一点三十五分左右，墨镜男靠近坐在角落长椅上的由佳梨，一边抽烟，一边跟由佳梨讲话，由佳梨开心地用手甩动着裙角。最后，墨镜男向店外的方向指了三次。
一点四十二分左右，墨镜男通过自动门走出游戏厅。
一点四十五分左右，由佳梨也离开了游戏厅。
从进来到出去，墨镜男大约花了十五分钟，在这期间，他与由佳梨搭话的时间不过四五分钟而已。
最重要的是，墨镜男对游戏台不感兴趣，明显不是为了玩弹珠而来。他进来后直奔厕所方向，完全没有犹豫。可见他熟知游戏厅的内部结构。
监控录像显示，墨镜男是在由佳梨跟母亲返回游戏厅一个小时后才进来的。可事实真是如此吗？他会不会早就已经在店里了？
接下来是我的假设。
案发当天，“鲁邦”在那家游戏厅玩弹珠，之后，由佳梨一家进来了。“鲁邦”想和由佳梨搭话，可由佳梨跟父母在一起，天花板上又装了好几个监控摄像头。于是，他离开游戏厅，到附近套上一件夹克，戴上棒球帽与墨镜。也就是说，他这身在夏天看起来很诡异的装束，是为了伪装。
“鲁邦”于下午一点二十七分返回店内。他的目标是由佳梨，自然不会去关注那些游戏台。
由佳梨的父亲回忆道：“我现在才想起来，那个男人正好坐在一个死角上。我们看不到有人与由佳梨坐在一起，以为由佳梨是一个人坐在那儿……”
我再去看录像，发现从父亲的角度看过去，有其他客人挡着，根本看不到墨镜男。反而墨镜男可以借他人的掩护偷窥父亲。一个伪装的男人，在孩子父母毫无察觉的情况下靠近由佳梨，短短几分钟内便成功得手。
要抓到凶手，还得再分析监控录像。
这次我们要查横山一家进店后，那天整个上午的未公开录像，注意有没有戴墨镜的男子出没。
遗憾的是，我手头没有那天上午的监控录像。我无数次请求游戏厅的老板接受采访，却遭到拒绝，只能把我的设想告知群马县警方。
结果还是行不通。
等我终于迎来一个突破口，已经是特别报道节目播出九个月之后了。
夏日的酷热逐渐褪去，东京街头开始刮起阵阵秋风。手机响时，我正坐在新桥小巷一家烟雾缭绕的烧烤店内吃烤秋刀鱼。
“足利事件”有了最新动向。
由于宇都宫地方法院驳回了再审申请，菅家与辩护团提出即时抗告，向东京高等法院申请实施DNA型再鉴定。对此，东京高等检察厅的检察官出具了一份名为《检察官针对DNA型鉴定申请的意见》的文件，文件里这么写道：
为识别本案短袖衬衣上的遗留精液与申请人材料之间的异同而实施DNA型再鉴定，本厅认为毫无必要，但也不反对。
也就是说，检察厅认为可以实施DNA型再鉴定。
这个信息十分重要，它不是高等检察厅的某位检察官决定的，而是经部长、副部长、检察长等领导审批，同科警研与栃木县警方协商后得出的结论。只要法院拍板，再鉴定便可开始实施。
我立刻赶回报道局做新闻快报。
十月十六日，新闻节目《NEWS ZERO》报道了《“足利事件”有望实施DNA型再鉴定》的一分钟短讯，意味着冻结十八年的“足利事件”开始解冻。新闻播出前，我特意打电话给菅家的支持者西卷女士，告诉她马上要播一条非常重要的新闻。在报道间看到渡良濑川的航拍镜头时，我突然有种难以言明的预感。
第二天，其他媒体开始陆续跟进。这是日本首例审结案件的DNA型再鉴定，各大媒体争相报道。辩护团召开了记者见面会，冤假错案的可能性终于得到关注。
二〇〇九年一月，DNA型再鉴定终于开始了。
鉴定人由东京高等法院指定，分别是检方推荐的大阪医科大学教授铃木广一与辩护方推荐的筑波大学法医学教室教授本田克也。两位教授都是世界级知名专家，警方和检方曾多次委托他们实施DNA型鉴定。
一月二十三日，在法官、检察官、律师的见证下，法院委托栃木县的大学医院将小真实冷冻保存的衬衣用剪刀一裁为二，分别交给两位鉴定人。二十九日，菅家在千叶监狱中被提取血液与口腔黏膜样本。上述的鉴定试样会被两位鉴定人带回研究室，通过最新技术实施鉴定，鉴定结果预计会在四月最后一天提交给法院。
此时，东京高等检察厅的检察官与衫本纯子进行了一次非正式会面。“贵社对‘足利事件’展开了多方报道啊。听说还去美国对DNA鉴定做了调查。”如此开场后，检察官说明了此次决定进行再鉴定的原因。
“审判长正好对欧美法系非常有兴趣。不过，”他继续说道，“试样（物证衬衣）的状况太糟糕了，不知能否得出结果。很有可能会得出一个‘无法鉴定’的结论。如此一来，就没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