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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孩子留在车里，是人在特殊情况下做出的决定。报道时不能无视这一点。要走近当事人，倾听他们在痛苦中发出的声音。
我想起采访横山由佳梨的父亲横山保雄时发生的一件事。
我硬着头皮问他，如今想起由佳梨是什么心情？如何看待自己把孩子带去弹珠游戏厅的行为？
横山先生顿时语塞，低头不语。良久，他才哑着嗓子说道：“是爸爸不好……”
面对摄像机，他潸然泪下，仿佛在向自己的女儿道歉。我把这个场景放到了专题报道的开头，因为不久前的报道收到了观众这样的评论：“把孩子带去弹珠游戏厅，是做父母的不对吧。你们应该播出这样的内容。”
的确，弹珠游戏厅不是小孩子该去的地方，如果父母不带孩子过去，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可是，这是一起诱拐案，有个穷凶极恶的凶手做出了残忍的事。不对的难道不是凶手吗？
根本无须旁人指指点点，被害人家属一直在忏悔。他们为将最心爱的女儿带去游戏厅而懊悔不已，终日以泪洗面。听到“弹珠”，他们内心的伤口得多疼啊。记者们的报道，难道是为了对这些人穷追猛打、让众人心安理得地认为与己无关吗？
小真实失踪的时候，面对拼命找寻爱女的父亲，警察是怎么咆哮的？
“你为什么要把孩子带到弹珠游戏厅？！”
因为这些父母根本不知道足利市连续发生了几起未侦破的重大案件。
案发前四十天，小真实一家才从关西搬到了栃木县，新生活刚刚开始。他们怎么可能知道足利市发生过连环杀童案呢？
群马县的“大泽朋子事件”也是如此。
“那一带一向安全，我始终无法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大泽朋子的父亲大泽忠吾在家属会上这样说过。他也完全不知道邻县发生了未侦破的案件。
朝着小真实父亲怒吼的栃木县警方在之后做了什么呢？
他们逮捕了菅家，对外宣称足利的三起案件全面侦破。
“警方消除了十二年来足利地区的社会不安定因素，值得庆幸。第三起案件发生后终于逮捕凶手，全要归功于警方的执着与努力。”“三起案件全面侦破。十三年来坚持不懈的侦查工作终于取得成果，令人万分感慨。”这样“堂堂正正”抓捕凶手的警察获得了嘉奖，真实情况却是他们错抓了人，三起案件中只起诉了一起。
警钟从未响起。
在这种外部环境下，由佳梨的父母怎么可能有危机感？谁又能够责备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于七夕这天前往弹珠游戏厅的他们呢？
不能再有小女孩无辜丧命了。
我们迫切需要真相。
可警察厅甚至不承认这是同一个凶手连环作案。无论我如何报道，他们就是不承认“横山由佳梨事件”与之前几起案件的连续性。被害人家属召开记者见面会之前，警方拜访各个家庭做说明；T先生发表了有关松本女士证词的报道后，他们又拿出奇怪的物证来牵制报道。
为什么他们要如此大动干戈地将“横山由佳梨事件”孤立起来？
一九九〇年，“足利事件”发生。
一九九一年，菅家错误被捕。
一九九六年，“横山由佳梨事件”发生。
如果承认这两起案件是同一凶手所为，就意味着“足利事件”侦查错误，警方根本没能防止同类案件的再次发生。警察厅将会颜面扫地。
“足利事件”发生后，警察厅派侦查一科科长去栃木县警察局当本部部长，强行抓捕菅家，将尚未完备的DNA型鉴定用于侦查工作中。
即便之后被国会问责，警察厅还是搬出了追诉时效的借口，拒不查案。
他们只是怕“足利事件”的侦查错误暴露吗？
我想起“饭塚事件”中DNA型鉴定照片被篡改的事。
如果被剪掉的“41-46”是凶手的DNA型，久间就不是凶手，其他证据将不再有意义。
得知这个篡改行为时，我觉得自己触及了科警研的黑幕。难道是“饭塚事件”成了警察厅重点关注的案件，面对警方与检方的施压，科警研只能出此下策？
负责“足利事件”与“饭塚事件”DNA型鉴定的科警研主任研究官S女士，在“足利事件”DNA型鉴定成为神话的一年之后出了一本书，名为《血迹会讲话》，其中写道：
我写下的每一行字，都可能令被害人与嫌疑人的命运发生改变……在试样状况恶劣、难以鉴定的情况下，书写鉴定书，我都感觉自己会折寿。
在“DNA型鉴定的陷阱”一章中，她这么写道：
只要推断出凶手的DNA型就能破案的想法大错特错。（中略）DNA型鉴定只不过起到辅助侦查的作用。如果没把这点搞清楚，
……我一直心怀畏惧。（横线为笔者所加）
我无法感受到她字里行间的痛心。
身为警方内部人员、科学侦查的专家，她在书里写下DNA型鉴定只起到辅助作用，不可能成为杀人案中的绝对证据，却在现实中将菅家送进了监狱，让久间走向了刑场。这些难道不是她在书里写的不堪设想的后果吗？
S女士在“饭塚事件”的调查书中写过，没有剩下足够鉴定的量。这行字与我曾听到的一句话重叠在了一起：“唯独那件衬衣，希望能让我们来保管。”
只要封存两起案件中凶手的DNA型，就能永远拉上鉴定的黑幕。
我也曾听过侦查机关的真实声音。
那天，我与衫本部长和侦查机关的高层碰头，告知对方我们目前掌握到的信息——我注意到“鲁邦”的契机、被大家忽视的调查书、目击到“鲁邦”的证词、“鲁邦”的住所与姓名，以及他的DNA型是“18-24”。
这位领导并不知道在“足利事件”的侦查过程中出现过目击到“鲁邦”的证词，听完后无法掩饰内心的惊讶。看了我带来的资料，他开口说道：“这人就是凶手啊！”“我认为他诱拐了小女孩，牵着她走到河边，然后杀死了她。”
他看着照片，深深叹了口气。“居然还有这样一个人存在。”然后用低沉的声音继续说道，“我会想办法，你们能不能再等两个月？”
他要求我们暂时不要报道“鲁邦”。破案优先，这点我没有异议。至于时效障碍，他建议我们从《日本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四条第二项的解释入手。
可是，六天之后这位领导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变。
他打来电话，告诉我DNA型不吻合，言语中满是放弃的意味。
只是因为不吻合吗？致使那么多无辜女孩丧命的案件，他要就此放弃？他们眼中的正义就这么不堪一击？
我回想起那位领导在餐厅里说的一句话：“那么，‘18-24’你们可以不追究吗……”
空气突然凝固。
“18-24”果然是他们的致命弱点。
我并没有觉得和他们做了一场交易。为了抓捕真凶，破案当然应该优先于报道。于是，我暂时中断了“18-24”的报道。
结果，我们的约定破裂了。
如今想来，这个连环案被掩埋是有原因的。如果DNA型是“18-24”的“鲁邦”被捕，科警研的错误鉴定就昭然若揭。这一定会对死刑执行完毕的“饭塚事件”造成巨大影响。没有人会愿意冒着引爆这么一颗“炸弹”的风险下令逮捕“鲁邦”。
于是，“北关东连环杀童案”与“炸弹”同归于尽。
可是，有些话我不吐不快。
我已经说过无数次，我对冤假错案、DNA型鉴定没有兴趣。我执着的原因只有一个——那五个孩子的生命。
孩子们做错了什么？
杀人凶手逍遥法外，没被问罪，没有忏悔，安然无恙。
日本司法机关就如此放任不管了吗？
一个法治国家，可以对此视而不见吗？
***
我站在田中桥上，俯瞰渡良濑川。河水向右前方奔流，那里就是案发现场。
距离我第一次来，已经过去多久了？
我在枯萎的芦苇丛中踩出一条路，缓缓前行。湛蓝的天空下，寒风拂面。
五个圆脸小女孩：活泼的小万弥、爱撒娇的小有美、温柔的小朋子、爱猫的小真实、爱放烟火的由佳梨。
你们一头黑发，戴着红帽子，背着黄色书包，满脸笑容，晃动着小辫子。
你们出生时，父母沉浸在多大的喜悦当中啊。你们的笑容让他们无比安心。
你们和爸爸妈妈一起手牵手走路，热热闹闹地围坐在餐桌旁；与朋友嬉笑打闹，睁大圆圆的眼睛观察小动物，手握小蜡笔开心画画。
你们本该拥有这样的未来：在教室里学习，在校园里奔跑，在礼堂里唱着欢快的歌；长大后或许会遇到一个优秀的人，与他结婚，成为母亲。
可是突然有一天，这一切被斩断了。
“鲁邦”，是你干的吧。
你为什么要带走她们？你对她们做了什么？她们在最后说了什么？你现在还大摇大摆地走在街上，周末玩玩弹珠吗？你快乐吗？
这些小女孩会到你的梦中去吗？
你根本不懂她们的家人有多痛苦，他们突然失去了至爱，再也不能呼唤孩子的名字。你体会不到那种令人疯狂的失落感，不知道身处永无终结之日的地狱是什么滋味。你永远不会知道，通知死讯的冷漠声音、太平间的冰冷地面，还有回荡在那里的哭号是什么样。你也无法明白，发现曾经温热的身体只剩无尽冰凉、家中缺失一人后，那无处不在的寂寥。
你为什么要杀人？
由佳梨究竟在哪里？
我疯狂地想要知道一切。
寒风呼啸，我伫立不动。枯萎的芦苇丛沙沙作响，仿佛有人在低声呢喃。
“她当时很害怕吧。天都黑了，被陌生人带到这样的地方……”
“我好想见一见姐姐……为什么遇害的会是她呢？”
“妈妈也不知道。妈妈好希望老天爷把她还给我。”
我一遍又一遍地将这些微弱的声音传播出去。
“鲁邦”，你听到被害人家属的恸哭了吗？
我现在还不能揭露你是谁、你在哪儿。可是，我要在此记录下你的存在。
你逃不掉的！
第十二章 后记
我突然睁开双眼，昏暗的房间里，有个人站在我的床边。
是个圆脸黑发的女孩，有着黑黑的皮肤，圆圆的眼睛，赤足站在木地板上。她是我的女儿。
你别走……我心里哀求着，伸出手想抱住她，让她坐到我的腿上。然而却扑了个空。
我醒了过来，只看到头顶的天花板，还有又暗又冷的房间。
我经常做这个梦。
我在一场事故中失去了女儿。我恨我自己，也非常悲痛。有些生命无法挽救，有些人无法守护。
人的生命，是上天赐予的。当婴儿发出第一声啼哭，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家人都会心怀喜悦地给孩子命名。名字里饱含了家人深切的爱。一天天过去，喜忧交织的日子缓缓流淌，他（她）会自己用手拿奶瓶，踉跄学步，接着上学，交友，有了学历、头衔、地位、财富……世间的一切，他（她）都会拥有。或许偶尔受挫，因失去心爱之物而感到绝望。不过没关系。什么都可以挽回，什么都可以重来。
唯独生命不同。生命独一无二，无论如何哀叹都无法挽回。女儿的死给了我最痛苦的领悟。
因此我才要亲赴现场。那里有令人肃然起敬的生命。
我经历过许多地狱般的时刻——日本航空123号班机空难、阪神淡路大地震、3·11大地震……我采访过从惨烈事故现场中获救的人们，也目击过许多生命的消逝。
狭小的医疗救护机上，有人在我触手可及的地方停止了心跳。他的妻子在我身边不停地哭泣，我握住她的手，试图给她力量。
我也拍摄过消防队长生前的影像，他为了救人，奋战到最后一刻，壮烈殉职。
极端困境下，总会出现救援队员、消防队员、军人、医生、护士的身影。我深知这些身影的伟大，也相信支撑这一切的，是警察、检察官、法官。如果没有严格的日本司法制度，就无法守护日本人民，更没有安全与和平。
这本书对这群人过于苛刻。然而，我是真的希望他们代表正义的一方，骄傲自信地专注于工作，惩恶扬善。当有一日从岗位上退下时，他们都能问心无愧。
报道工作亦是如此。声音再弱，也要倾听，声音再强，也敢质疑。为何报道，报道何事，必须时刻自省。
本书记录了我对生命及周围各色人物的见解。要严正声明的是，批判与追究某个人或某个机关的责任并非本书的目的。
任何人都会犯错，我亦如此。知错能改，善莫大焉，逃避不是办法。
“北关东连环杀童案”的电视报道，仅特辑与企划节目就不下五十个；月刊杂志的报道连载也超过一年。我们竭尽全力地报道，收获了多方评价，甚至多次领奖，然而遗憾的是，真凶如今依然逍遥法外。
菅家无罪释放后，“布川事件”“东电职员杀人事件”
等重案在再审中获得无罪判决。DNA型鉴定的绝对地位被撼动了。这也给了我希望，我将继续关注“北关东连环杀童案”与日本司法的动向。
在此，我要向被害人家属表示深深的感谢。
同时，感谢“足利事件”的目击者与相关人员对采访的真诚以待。还要感谢一起制作节目的同事们，感谢当时的报道局局长足立久男先生，是他把我这个小记者拉入电视圈，任我大展拳脚。还有许多一直在默默支持我的人，因无法一一罗列，在此一并致上我最深的谢意。
本书的出版有赖新潮社的北本壮先生和内山淳介先生的大力支持，我对他们不胜感激。
更重要的是，我要为四个死去的孩子祈福。她们分别是福岛万弥、长谷部有美、大泽朋子、松田真实。
最后，还有失踪的横山由佳梨，希望早日得到她的消息。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
清水洁
[1]
1967年，茨城县利根町布川发生一起抢劫杀人案，住在案发地附近的两名男子被捕，判处无期徒刑，2009年该案再审，2011年两人被判无罪；1997年，东京电力公司的一名女职员被勒死，一名尼泊尔籍男子被捕，2012年，该男子被无罪释放。
第十三章 文库本后记
自本书的单行本问世，已经两年过去了。改版为文库本之际，我想谈谈各方对本书的看法。
本书发行后，首先在网上引起了轰动，书评之多，超出我的想象。虽然发行时已近年末，但很多评论称其为“年度最佳”。许多知名作家与撰稿人评论书中内容，书评网站“HONZ”上的书评多达四篇。不仅如此，我之前写的《桶川跟踪狂杀人事件》一书，以及取材于“北关东连环杀童案”采访过程的漫画《VS.》再度受到关注。报刊上刊登了许多关于我的采访。凭借这本书，我获得了“大宅壮一非虚构文学奖”提名、“新潮纪实奖”，被纪伊国屋书店店员评选为“纪伊最佳”，被《书的杂志》评为年度第二，还获得了“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的评论部门奖。日本推理作家协会把奖项颁发给非虚构作品，非常少见。我心怀感激地接受了这些荣誉，希望能有更多人通过本书了解案件的全貌。任何采访我都来者不拒，电视台与电台的邀约也每场必到，我还走进大学发表演讲。我相信，邀约我的各位必定是在看完全书、了解真相后，满怀热情地希望将正义之声传播出去。我非常感激参与其中的每个人。
然而，最关键的案件本身却毫无进展。
菅家出狱后，我数次在电视上报道“北关东连环杀童案”的后续情况，月刊杂志上刊登的文章中也做了详细论述。相关讯息已经传达给县警察局，惊动了检察厅高层。这些疑问甚至被带进了国会，当时的首相做出指示，日本国家公安委员长也承诺侦查。可是，侦查触角始终未能伸向“鲁邦”。因此，我孤注一掷地在书中披露这一切，希望能唤起一些正义之声。
“就让鲁邦这么逍遥法外吗？”“为什么警方不采取行动？”“真相无法揭开吗？”这些声音在本书发行后陆续出现。
二〇一五年七月，参议院议员有田芳生在行政监督委员会中发出质询，要求相关人员确认这五起案件是否是同一凶手所为。
做出答复的是警察厅的官房审议官露木康浩。“这些都是以年幼女童为对象的诱拐或杀人案，被害人失踪的地点也非常接近，不可否认有同一凶手作案的可能性。”
有田议员进一步询问目前的侦查状况。“据我所知，群马县警方与栃木县警方联手，正在侦查时效未到的‘横山由佳梨事件’。”
随后，官房审议官复述了一遍以往的侦查方针。他们没想越过时效的障碍，也并不重视案件的连续性。
本书问世的这两年间，某个电视节目曾讨论过，“‘横山由佳梨事件’的凶手会不会是女性？”
节目中的推测十分大胆，案发时，监控摄像头捕捉到的头戴棒球帽的墨镜男身高一米五八，从体格上判断，可能是个女人。可由佳梨在失踪前向母亲提过的“和蔼的叔叔”要怎么解释？如果从监控录像中无法分辨凶手的性别，指认凶手相貌和着装特征，警方所谓的“人像”便毫无意义。
对于凶手身高一米五八的描述，我一直持怀疑态度。我在本书第六章里写道：
我采访过群马县警察局的前侦查队长，他说身高可能有前后两厘米的误差，即一米五六到一米六之间。
关于如何推断身高，这位前侦查队长告诉了我更详细的内情。采访前，我以为他们是从监控摄像头的角度以及录像中的背景等方面科学推算出可疑男子的身高。可实际上，他苦笑道：“我们让大中小三个不同体型的侦查人员站在录像中相同的位置，发现那个体型最小的人看上去与录像中的人大致等高。那个侦查人员身高一米五八，因此，嫌疑人的身高就在一米五六到一米六之间……”
我险些拿不住手中的笔记本——居然用这种方法来判断嫌疑人的身高？我并不想指责当初的侦查方法，只是觉得可怕——用这种随意的方法，便将身高一米五八变为确凿的事实。
不妨再以知名的未破案件“府中三亿日元抢劫事件”举个例子。一九六八年，一辆白色摩托车将运钞车拦下，抢走了三亿日元。这个嫌疑人的模拟画像被大量印制，散布在日本各地。可三年后，侦查本部宣称“凶手长得不像模拟画像”，大幅度修改了侦查方针。可模拟画像上的样子已经印刻在人们脑海里，无法轻易替换。案件陷入了僵局，至今还有不少人相信凶手就是模拟画像上的人。
“横山由佳梨事件”中的棒球帽、墨镜、长袖夹克，以及肥大的裤子，可能是凶手的伪装，却被当作凶手的特征广为传播。如果这个“人像”毫无意义，不仅在初期侦查时没有起到任何效果，还给当时看过这个影像的人们植入了错误的印象。
在“足利事件”现场目击到“鲁邦”的松本女士，留意到了监控录像中男子的走路姿势。虽然只是从中觉察出了什么，但是侦查人员应该追查这些细节背后的关联。
有田芳生议员在国会上向官房审议官提出这样的问题：“清水洁记者在《足利女童连续失踪事件》一书中明确写道，用最新的STR法鉴定疑似凶手的试样，有三十多处位点与该男子（‘鲁邦’）的DNA型一致。您知道吗？”
“我知道。”
有田芳生议员继续问道：“那您知不知道，检方的最高层也知道这件事？”
官房审议官回答道：“我不知道其中的经过，但我们已经竭尽全力调查了嫌疑人与相关人员。”
可凶手依然逍遥法外。
关于第十章里“饭塚事件”的后续，我也想在此稍作介绍。
二〇一四年三月，福冈地方法院做出驳回再审申请的决定。审判长平塚浩司几乎全盘采纳了检方的主张，对辩护团的疑问持否定态度，确切地说，是连谈都不谈。那天，辩护团毫不掩饰自己的愤怒，认为法院的决定有结论先行的嫌疑——反正死刑都已经执行了。
在辩护团的众多主张中，唯有一点被法院承认——对科警研DNA型鉴定的疑问。法官判定：“现阶段，案件当事人与凶手DNA型一致的鉴定结果无法直接作为有罪认定的根据。”
可是，福冈地方法院最后依然得出结论：“排除鉴定结果后，仍有证据可有力证明案件当事人就是凶手。”
这个判决令人诧异。
如果一个重要证据被认定为“无法作为有罪认定的根据”，接下来应该开始再审才对。
DNA型鉴定显示，被害人与久间三千年有直接接触。如今排除了这个证据，久间与被害人的直接联系就消失了。剩下的只有目击证词与车内残留物等有限的证据。可法院却认为这些证据“可有力证明案件当事人就是凶手”。
从始至终都否认有罪的久间在从狱中寄出的信件中这么写道：
除了DNA型鉴定，他们还实施了纤维鉴定，可这不足以成为关键性证据，因此，DNA型鉴定会极大地左右审判结果……
这就是被判死刑之人的认知。
如果法院不是在执行死刑后，而是在执行死刑前就做出排除DNA型鉴定结果的判定，法务大臣还会毫不犹豫地签署死刑执行命令书吗？辩护团说法院的决定有结论先行的嫌疑，并非空口无凭。
随后，久间的妻子与辩护团向福冈高等法院提出即时抗告。
去年冬天，我去了一趟韩国首尔。
“饭塚事件”的采访过程中，我强烈感受到死刑的封闭性。第十章中我曾提到被涂黑的文件，从起草文件到执行死刑，全部在密室中完成。旧东京监狱的刑场曾对外开放，但我没有进去看过。
我曾乘坐直升机，想从上空拍摄刑场——旧东京监狱角落里一处独立的建筑。这个小小的建筑位于被称作“鬼门”的东北角上，连环强奸杀人案的凶手大久保清等死刑犯就在此被行刑。我可以从高空拍摄建筑，可密室内部长什么样我却不知道。
我在一个意外的地方知道了答案——首尔。
西大门刑务所遗址位于露出白色岩石的山顶下，一排红褐色砖墙围住一栋古老的建筑。如今这里作为历史博物馆对外开放，参观者可以看到当时的漆黑牢房与拷问室。这个禁止拍照的独栋小屋，与旧东京监狱的刑场完全一样。
从一个带有十字窗棂的推拉窗向内看去，墙上钉着木板，有一个木制祭坛，还有褐色的长椅，也许是供检察官与所长落座。而眼前这个仿若小舞台的地方，正中央有个一米见方的踏板，顶上有个白色绳圈。
我绕到屋子背面。从滑轮延伸下来的绳索缠绕在墙上的金属部件上，可以根据死刑犯的身高来调整绳索长度。地上还立了一根木头手柄，手握之处黑得发亮——那是无数次使用后留下的痕迹。有多少人在这里被执行死刑？又有多少人含冤而死？
本书中提及的“饭塚事件”引起了特别的反响，我在此一并记录。网上有很多匿名评论：“久间绝对有罪！”“看判决书就知道他是凶手！”这些评论认为“足利事件”是冤案，而“饭塚事件”不是。评论里长篇累牍地引用判决书中的内容，批判那些怀疑DNA型鉴定的报道与书籍（我的书当然也无法幸免）。
评论中出现了很多专业术语，如“推定无罪”“诱导”“供述调查书”“一审判决与二审判决的评价”等，似乎是精通刑事审判的人写的。他们盛赞本书中“北关东连环杀童案”的部分，却对“饭塚事件”相关内容展开猛烈抨击，令我十分疑惑。调查后才发现，很多评论的IP地址都来自福冈县，应该是司法领域中与“饭塚事件”有利害关系的人干的。那一秒，我深刻感受到了此事的水有多深。
此外，我还听到了各种各样关于“鲁邦”的评论：“鲁邦”究竟是谁？他住在哪里？你是如何追踪到他的？你应该多写一些他的特征吧？
我在执笔之初就料到会出现这样的声音。“鲁邦”的细节特征让我相信他就是凶手。我最想写的也正是这些。
可为何剔除这些细节了呢？我想基于这本书的结构来稍加说明。
本书是关于案件的非虚构作品，除了案件本身，案件的侧面、后续以及记者的行动也占据了不少内容，我想让读者了解到，在每日源源不绝的新闻报道背后，有多少信息被我们忽视了。
很多报道会将消息来源与获取方法处理得很含糊，如只写“据相关人士透露”。从接受信息的一方来看，“相关人士”出处不明，很不可靠，但这其实是在遵循隐匿消息来源的原则。公开消息来源，会对提供消息的人不利，以后就没有人愿意这么做了。
我在本书中详细写出了一般报道中不会出现的内容，比如我采用何种方法找出受访者、如何说服对方、在何种情况下展开报道等。我认为，在一个没有担保的报道中，最好尽量公开采访背后的故事。与我的上一本书《桶川跟踪狂杀人事件》相同，本书也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事手法。也就是说，“北关东连环杀童案”的报道，是我本人的实名责任制报道。
如果我擅自做出锁定某人的报道，就会触犯法律。在这个大前提下，我不触碰隐私雷区，最大限度地在书中据实相告。我无法公开找到“鲁邦”的详细经过。如果公开，其他同行可能依葫芦画瓢去找人。本来我希望其他媒体能够伸出援手，可“鲁邦”是侦查机关不愿承认的人。到时，那些得不到担保的记者可能会犹犹豫豫地前往现场——“现在虽然无法报道，可以先采访一下，以备日后案件出现转机。”“就先拍个视频吧。”在侦查机关有所行动之前，这些采访是破坏现场的行为，相关报道将被雪藏。曾经有个《朝日新闻》的记者从我这里获取了大量信息，承诺一定会报道，最后却再无下文。
或许有人会说：“你们应该让真相广为人知，独享真相的记者很自私。”
这样反而会催生出更大的问题。在这个网络时代，对案件感兴趣的人可能会独自展开行动，根据书中信息“人肉搜索”出“鲁邦”，出现我最不愿看到的“私刑”。
报道有时会带来可怕的后果——左右一个人的命运。这也是知名报道机构寻求担保的原因。
这个案子上，我选择了没有担保的实名责任制报道。因此，无论舆论多么关注，无论我自己多么想写，我还是严守着可报道与不可报道的界限。
***
最后，虽然我经常感到孤立无援，可能够坚持至今，还是要感谢各位相关人士以及诸多支持这本书的人。大家共承一志，多么令人振奋！我在此向各位表示衷心感谢。
我时时回想起菅家出狱那天，监狱门口的喧闹：头顶上盘旋的直升机、严阵以待的报道阵营……自那以后，时光似水流逝。
重获自由的菅家为支持申诉冤案的人们，奔波在日本各地。如今的他充满活力，坚定地诉说着自身经历，与刚出狱时寡言少语的他判若两人。
由佳梨至今仍旧下落不明。
“鲁邦”仍然在弹珠游戏台前消磨时光。
每次与被害人家属见面，那种无法消融的悲伤总能刺痛我的心。事态可能真的不会有什么进展。心中的悲痛无法言说。
可我还是要说。
无论时光如何流逝，我都会紧盯这个案子，不会让悲剧再度上演。
我相信这就是案件报道唯一的存在价值，作为记者，我奔赴现场，采访报道，即使眼前一片黑暗也不放弃。
绝不会变。
二〇一六年三月
清水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