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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进行调查时，事件已经发生了十年之久。前警官说，十年来他只在室内穿过那双靴子。因此，基于任何优秀的法医学家都具备的开放性思维，克莱夫非常仔细地检查了靴子。他发现靴帮有许多裂口和折痕，靴垫和靴跟里衬也已经褪色并变形了，靴底和后跟也有磨损的痕迹。两只靴子都至少换过一次靴底和后跟。因此，基于以上事实，克莱夫在报告中写道：这双靴子已经被人穿了相当长时间。
在克莱夫的调查发现中，这一点也许是最重要的信息：原来的左靴靴底已经完全磨坏，或者说已经从前脚掌处断裂。替换后的靴底也是如此，形成了锯齿状的边缘。左靴的靴底扎了一颗钉子，而穿透靴底的位置正好是警官的大脚趾肚。所以，很可能这颗钉子才是造成警官脚上“发痒的灼烧痕迹”的罪魁祸首，而不是外星人的激光束。用于娱乐之类的散射激光束威力并不大，不足以造成伤口。同时也没有迹象表明，靴子上的灼烧痕迹是由工业级激光束造成的。
这双靴子上没有任何特别的东西，只有在任何一双靴子上都能发现的矿物沙砾、植物物质和沥青痕迹。即使有少量松散的残渣（主要在靴子的舌头和花边孔眼的下缘之间），当使用显微镜进行检测后，也证明它们是皮革本身在抛光工序中产生的。
克莱夫尴尬而不失礼貌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调查工作没有必要再继续下去了。所以非常遗憾，我们未能解开外星人与警官靴子之谜。我猜，这个谜团直到今天也未能解开。
第9章 跌宕起伏的悲剧：成为犯罪小说作家的被告人
1989年，我接触到一宗发生在意大利的案子。当时我受邀代表国际人权联盟，对法医证据进行质证。那一次，对证据的解释再一次发挥了颠覆性的作用。
1976年1月20日傍晚，一名十九岁的学生马西莫·卡洛托来到意大利北部帕度亚的警察局，讲了下面的故事。
马西莫·卡洛托经过姐姐住的公寓楼时，听见有人大声呼救。姐姐住的套间在公寓底层，当时她本人外出不在家。而卡洛托在意识到声音是从楼上的套间传来的，又发现大楼的门没锁后，便走了进去。进入楼上套间的卧室后，他发现一名略有些面熟的年轻女子满身是血，赤身裸体地倒在衣帽间内置壁橱里。
场面十分恐怖，卡洛托吓坏了。他弯下腰来，用他的身体右侧靠近女子的身体左侧。正当他越过女子胸口，朝她的脸上望去时，女子抬起右臂，做了个类似画弧线的动作，然后右臂垂落下去，摔在了她右侧的地板上。女子闭上了眼睛，卡洛托以为她死了，便赶紧跑出了公寓，去了几个朋友的家里。朋友们建议他报警，于是他就来了警察局。
卡洛托和警察解释完这些之后，警察逮捕了他，并指控他谋杀了二十五岁的女学生玛格丽塔·麦吉罗。他被拘押两年之后，于1978年3月在帕度亚法庭受审，因证据不足而被无罪释放。
在当时的英格兰，只有被告才可以对定罪或宣判提起上诉，但是意大利法律系统与之不同。1979年，意大利司法部启动了诉讼程序，试图推翻原判。案件交由威尼斯上诉法院重审，法院判定卡洛托犯有谋杀罪，并处以十八年监禁。
出于某种我不清楚的原因，卡洛托在听证会后获准离开了法庭，在家里住了一段时间，然后去了墨西哥。1985年，墨西哥将他驱逐出境，他返回意大利时再次被捕入狱。
卡洛托一直坚决否认自己与玛格丽塔·麦吉罗的谋杀案有关，他进监狱后开始得到意大利国内和国外，尤其是法国的支持。最终于1989年，意大利最高法院下令重审，我正是在这个时候开始介入案件。
就我了解，本案中没有争议的事实如下：袭击者丧心病狂，玛格丽塔·麦吉罗大概被刺了六十下。案发当晚，受害者母亲下班回到两人同住的公寓，在内置衣橱里发现了女儿赤裸的尸体。除此之外，其他细节均不够明确。各方面专家递交了数不胜数的医学和科学证据，其中有些似乎能给卡洛托定罪，但另外一些又似乎能帮助他脱罪。
关于此案的文件，我读的是从意大利语翻译成英语的版本，包括一份尸检报告，以及警察和各方面专家关于谋杀现场的检查报告。这些报告记录了从现场取得的卡洛托衣服和其他物件的实验室检测细节，以及卡洛托本人和受害者母亲的问讯笔录。
验尸报告显示，玛格丽塔·麦吉罗的尸体里没有精液，因而无法说明凶手是见色起意。手臂上有许多抵抗的伤口，表明她曾极力格挡过刀子的袭击，但由于多处关键器官被刺中而死亡。她的一只手的两根手指间夹着一根头发。在她右脚内侧附近发现了带图案的血印，可能是鞋底印。但并不是卡洛托被捕当晚穿的那双。
我介入这起案件的时候，病理学家已经为控方重新审查了一些证据。卡洛托当时穿的衣服已经被无数次从袋子里拿进拿出，供不同的人在各种场合进行检查。但是，我没能得到许可亲自查看衣服或其他物件，也没能到访犯罪现场，或者检查法医分析的原始记录。因为考虑到查看的照片拍摄于十四年前，照片中没有比例尺作为参照，拍摄技术也很差，所以现在查看时，我常常搞不清照片的准确内容。有些医学和科学文件也存在一些问题，很明显是翻译造成的，也许是翻译人员没有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无法传达出原文的真正含义。
我很快还意识到，在早期调查阶段，血迹鉴定与分析也存在问题。1979年为上诉听证会进行的法医检测相当周密，与严谨的科学实验并无二致。然而，在1976年初次调查案件时所使用的技术，即使按照当年的标准来看，也与法医科学中心同期的技术水准相去甚远。此外，血型检测被限定在ABO系统中，这一系统对不同血型的区分度不高，这也就意味着与受害者血液的任何联系都是间接推测的，而非客观分析的结果。比如说，警方确定受害者的血液是O型之后，就很有可能推测现场所有的O型血迹都是她的。然而，却完全忽略了一个事实，O型血非常普遍，属于这个血型的人能占到意大利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九（在英国人口中则大约占到百分之四十五）。因此，不能排除这些血迹中也有一些是行凶者留下的。
凶手持刀疯狂捅向受害人，刀柄可能因沾血而湿滑，导致他的手从刀柄滑到刀刃上，从而被割伤。单是考虑到这样一种可能性后，原先对于距尸体较远处血迹的推测便会受到质疑。由于当年并未对卧室、浴室和栏杆上的血迹全面进行血型鉴定，所以这个假设的可能性就更不能排除了。事实上，在楼下的洗衣房里也发现了血迹。相关鉴定结果表明，该处血迹既不可能来自玛格丽塔，也不可能来自卡洛托。
控方就现场血迹提出的主张共有四个方面：（1）卡洛托手套上的一些割伤痕迹与玛格丽塔·麦吉罗尸体上的伤口相似；（2）卡洛托洗过自己的外套，可能还洗过手套；（3）卡洛托手套上有一些可见的污渍，尽管没有进行过分析鉴定，但极有可能是血迹；（4）袭击者身上不一定沾染了大量血迹。
卡洛托衣服上的血迹确有可能来自玛格丽塔，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说明他洗过外套。事实上，一开始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卡洛托衣服上的血迹被清洗掉了，后来是两位法医调查员提出了这一可能性。两位调查员进行了一些实验并得出结论：在血液沉积之后，衣服上的血液确实被稀释了。但我又一次无法亲自检查这些痕迹。在查看了原始证据，并结合自身对于血迹的经验和知识判断后，我推测它们可能只是一两个小血滴轻微接触的痕迹。如果事实是像卡洛托描述的那样与受害者有过接触，那他身上也同样可能染上这点血迹。没有证据表明卡洛托的手套已经洗过，而在最初查案的科学家进行了详尽的检测后，也没有证据表明手套上发现的污渍就是血迹。而控方只是在审判时直接下了结论。
也许控方最重要的主张就是现场发现的血迹——大多位于发现尸体的衣橱里。根据最初两位法医学家的描述，刀子袭来的时候，玛格丽塔“几乎呈仰躺姿势”。因为大部分伤口都在身体前面，所以血液不会从伤口喷溅出来。言外之意，他们对从凶手身上找到血迹已然不抱希望。而卡洛托的衣服上也只有一些轻微的血迹，在他的针织套衫的右边袖子上和外套左下方有一些血迹，牛仔裤裆部和小腿部有少量单独的血迹。这让控方认为他无法摆脱行凶的嫌疑，但是控方的主张里忽略掉了许多重要的事实。
比如，大部分袭击都发生在衣橱的狭窄空间内，受害者和行凶者难免会有身体接触。袭击中伴随大量的击打，其中一些用力甚猛，加之受害者试图顽强抵抗，这些都会使行凶者身上沾满大量的血迹。玛格丽塔没有穿衣服，所以没有东西能吸收伤口流出的血液。她的尸体可以说是现场最重要的染血物证。然而在意大利法医学家到达现场的时候，尸体就被转移了，这可能会影响他们对凶手衣服上血迹浸染程度的鉴定。如果像之前所推测的那样，行凶者经过邻近的卧室时，血液从他身上滴了下来，那至少他衣服上的某个地方会浸满了血液。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我认为从常理来推测：在当时的情况下，曾有大量血液从受害人的身上转移到凶手的衣服上。
这与最初的法医学家们得出的结论截然不同。然而，幸运的是，我可以用以前案例的证据来支持这个观点。法医学家并不倾向于保存血迹分布模式的正式记录，但显然案件存档是个例外，有时还会留作教学或演示的参考资料。我手头就有一张照片，拍下了一位男子前去帮助受暴力袭击的受害人，和卡洛托描述的行为差不多。在这张照片的案例里，警方在找出真凶之前并没有怀疑是这位男子袭击了受害者。然而，他上衣沾染的血迹可比卡洛托多得多。
虽然根据我得到的信息无法确定事件发生的顺序，但是我最终确信，从我获准查看的所有文件或照片来判断，并不能证明卡洛托衣服上的血迹是在犯罪时沾染的。同时也没有证据表明，这些血迹是他像自己描述的那样和死者接触导致的结果。
卡洛托声称，是玛格丽塔的呼救声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才走进公寓。在他发现玛格丽塔的时候，她还说了几个零星的词。然而，根据两名意大利法医学家的描述，她根本不可能说话，因为她在受伤后立刻就死了。随后，另一位法医学家驳斥了这一断言，但这显然在审判时对卡洛托产生了不利影响。
还应该考虑的是卡洛托的证词，他发现玛格丽塔躺在衣橱地板上的时候，以为她身上只有几处伤口，肯定不是尸检报告的六十处或更多，但是控方略过了这一点。实际上，没人考虑过这样的可能：卡洛托进入房间之前按了门铃，也许惊扰了真正的杀人凶手。也许杀害玛格丽塔的真凶就藏在洗手间，因为在那儿也发现了一些轻微的血迹。也许凶手是在卡洛托离开之后又返回衣橱，去完成之前中断的谋杀，确保受害者无法活着指认他。
这的确是一种值得调查的假设。但是，最初的法医学家都忽略了这一点，他们认为所有的伤口都是在短时间内造成的，受害者也几乎是当场死亡。然而，随后介入此案件的三位法医学家却支持这一假设：他们一致认为刀子袭击发生在两个不同阶段，第一阶段并不致命。
案发现场的实际情况与卡洛托所描述的情况大相径庭，这似乎也能佐证卡洛托在场时，凶手就藏匿在公寓里的可能性。比如，卡洛托在他的陈述中提到，他经过洗手间门口的时候，注意到地板上有一些碎布，但是之后警察却并没有发现。他描述称，浴缸里放了半缸的水，但是他没有看到后来在浴缸一端发现的紧身衣和裤子，它们就漂浮在水上，从门口一眼就能看到。卡洛托还说，进入房间的时候，浴室和卧室的灯都是开着的。但是，玛格丽塔母亲回家发现女儿尸体时，卧室的灯是关着的。
在这些细节上撒谎对卡洛托没有任何好处，这或许能表明他说的是真话。如果他说的是真的，一定有人在他走之后将紧身衣和裤子丢进了浴缸。也许卧室灯具开关上留下的些许血迹，正是在卡洛托离开后，某个手指沾满血的人关灯时留下的。也许浴室里面的门把手和旁边一个相对难以够到的毛巾架上的血液，也是某人沾满血迹的手留下的。也许在卡洛托按门铃的时候，“某人”已经开始袭击玛格丽塔，之后躲进了洗手间。
案发时，为控方服务的科学家们多为病理学方面的专家，他们也许经验丰富，却不具备法医专业知识，这也进一步加剧了问题。之所以说他们缺乏法医专业知识，是因为他们曾用鲁米诺检测血液。
鲁米诺与血液可以产生一种化学冷光反应，在黑暗里发出微光。1974年，在我进入法医科学中心工作之前，英国早就开始用这种检测了。事实上，在当时，那已经是一种非常陈旧的方法，很少有人能记得如何运用。这项检测的敏感度非常高，可以检测稀释度高达百万分之一的血液，所以它的作用非常强大，既可以检测血迹，还能使肉眼无法查看到的血迹模式变得更清晰。在困难的背景下，如在深色、图案复杂的地毯等一些难以分辨的背景上，试图辨识出血迹时，或者在血迹斑斑的鞋印褪色之后再来追踪时，这项检测都很有用。但是它也存在缺陷，比如必须在黑暗中操作，并记录下在你观察时逐渐变得更加分散的反应。
由于存在上述缺陷，英国放弃了使用鲁米诺，转而采用灵敏度相同的现代检测方法，那样就可以在白天进行检测。但是有些场合还是可以用的，我也曾经常使用，但绝对不是他们在这个意大利案子里的用法。
造成卡洛托的案子复杂化的，是一位意大利病理学家的如下断言：血液一旦在纺织纤维上干涸后，就不可能再转移到其他东西上。但这并不是事实（也许病理学家是跟别的科学事实混淆了——血液保存时间越久，就越难溶解，而鉴定血型必须先对血液进行溶解）。血液干了之后，一碰就很容易变成粉末状，比如将衣服折成一团、弯曲、折好又打开，或者是从证据袋子里提出来。这便意味着，即使衣服上只有一些相当轻微的血迹，干了变成粉末状之后，它也很容易撒到衣服上的其他部位。如果这个时候用非常敏感的鲁米诺技术来测试，血迹面积就会比原先大得多。
为了证明这一点，以及进一步补充我在鲁米诺方面的知识，我当时进行了大量实验，得出的结论是：在某些情境下，使用这种技术可能会对物件上的染血程度造成误解。我觉得卡洛托的案件正是这样。虽然那位病理学家认为实验证明卡洛托的衣服上沾满了血迹，实际上那只是一些轻微的血迹，与卡洛托描述的当时的情景完全一致。
意大利的法律系统是审问式的，而非英国那种对抗式的。这意味着在调查和判决案件的时候，意大利的法庭职能略有不同。因此，当时的专家们“备受尊崇”，能够得到更多的许可，甚至很少受到本应有的质疑。英国过去也曾如此，直到七八十年前，人们发现连著名学者和病理学家伯纳德·斯皮斯伯里这样的人也容易出错，这时对专家学者的迷信才开始瓦解。
当然啦，我出席威尼斯听证会的时候，这位杰出的病理学家在法庭上出示了大量证据。这些证据根本就不属于他的专业范围，却没有人打算质疑他。病理学家似乎和警察一样，认定了就是卡洛托杀害的玛格丽塔·麦吉罗，出示证据的时候也非常自信。卡洛托的家人这么多年都在尽力为他翻案。虽然卡洛托因病获准保外就医，但仍然被视为罪犯。所以，当我不得不坐在那里，听着所有这些极不科学的证据和基于这些证据得出的荒谬结论时，我为卡洛托及其家人感到非常难过。
还有比听病理学家胡说八道更令人沮丧的事，它就发生在法庭后面的一个房间里。法官、律师、家属和其他几个人，包括我和巴黎一家法医实验室的主任，在休会的时候来到这里，好让这位病理学家用幻灯片给我们展示卡洛托衣服上的血迹。正当他快要放完时，我们听到外面有人一遍遍地喊着什么，喊声似乎来自法庭内部。我问翻译他们在喊什么，她告诉我：“Assassino，就是意大利语的‘杀人犯’。”有人在法庭里喧哗就够夸张的了，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竟然没有人阻止他们。
法国那家实验室的主任也一直为卡洛托的家属提供咨询，她的发现和我的几乎一致。然而，经过控辩双方的反复拉锯之后，法庭决定不允许被告方指派自己的专家。我无法断言马西莫·卡洛托不是杀人凶手，但是也没有任何科学证据证明他就是。然而，这些可怕的“专家”却极力使所有人相信，给他定罪的证据是存在的。我明知自己有证据能够质疑他们的假设，却没有机会到法庭上去解释，这让我感到非常无助。
最后，卡洛托再次被判谋杀玛格丽塔·麦吉罗，并处以十六年监禁。他的家人依然决心证明他的清白。三年后，在一场国际性的司法公正运动之后，他最终得到了意大利总统的赦免。我听说他后来成了一名成功的犯罪小说作家。我想，他亲身经历的这场跌宕起伏的人生悲剧，对他的写作一定颇有助益。
第10章 独立证据的局限性：纤维与毛发
1990年9月的一个晚上，刚退休的直布罗陀总督，空军元帅彼得·特里正坐在斯塔福德郡的家中读书时，有人从窗外朝他开了几枪。其中两发子弹险些打中元帅的大脑，其他子弹严重伤害了他的脸部。元帅的妻子也受了伤，只是伤势较轻。
彼得在直布罗陀任职期间，爱尔兰共和军曾计划袭击直布罗陀。他接到英国情报局的报告后，便授权开展了一项安全行动。在执行任务期间，三名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成员被特种空军部队射杀。警方根据上述背景推断，元帅遇袭是一场早有预谋的复仇。两个月后，三名男子被拘捕，并被指控为袭击者。也正是这个时候，其中一人的代理律师请求我们介入案件。
我们介入之后，拉塞尔和克莱夫·坎迪访问了伦敦警察厅法医科学实验室，那里的法医学家们对警方从伦敦某些区域和汽车上缴获的物件进行了检测。然后，我进一步分析了作为控方核心证据的一些纤维。
“我方”被告被捕时，警方从他的夹克口袋里，以及在他穿的套头衫和牛仔裤上发现了一些纤维，这引起了我们的兴趣。经检测，这些纤维的成分似乎与犯罪现场附近发现的黑色丙烯酸面罩的成分一致。这个面罩其实是从一件套头衫上剪下来的袖子。根据伦敦警察厅法医科学实验室的报告，从彼得·特里家的窗台上采集到的一根纺织纤维，可能就源于这个面罩；从另一名被告的头发上梳下来的两根纤维也可能来源于此。
某件衣物或其他纺织品能否被判断为已转移纤维的来源，这取决于一系列因素。例如，衣物中单一纤维成分的染色深浅、脱落的难易程度（法医学家通常称之为“可脱落性”），以及这些纤维在整个纺织纤维群体中有多常见。显然，耗费掉大把时间在一条蓝色牛仔裤上寻找纤维是不值得的，因为纤维与特定物件的联系通常并不紧密。
要从物品表面取得纤维，最常见的方法是系统性地在物品表面贴上一系列透明带子（这种带子也叫编带、提取胶带，或者简称胶带），以收集所有纺织纤维和其他松散的碎片。科学家会把这些带子贴在透明的塑料片上，再用胶带密封边缘，然后立即放入单个的保护性信封或聚乙烯袋中。为了确保从每条胶带上取回的纤维能够得到准确识别，信封和袋子都会被密封并贴上标签。
当你重新调查旧案时，你可以处理多年前初次检查过的物件——那时警方和实验室执行的规程不像今天这么严格，但是你必须非常小心地检查，不能让最初的调查对你现今的检测造成干扰。这时候胶带就起到了很大作用，因为它们是从证物上采集到的第一批样品。这些胶带上会采集到各种各样的痕迹，你可以对这些痕迹进行广泛处理。无论过去多久，这些痕迹都会得到保护，不受污染，以便将来再次进行检测。
法医学家所谈到的转移纤维，可能并不是指我们认为的纤维束，而是这些纤维束的各个组成部分。通常情况下，每根纤维的长度不超过一毫米，细到肉眼不可见的程度。因此，将回收的纤维与它们的最初来源（目标纤维或参考纤维）进行成分比较时，必须借助显微镜。首先，在低倍显微镜下，将胶带上的纤维与参考纤维进行比较；然后，从两边分别取下所有看起来相似的纤维，分别安装在显微镜的载玻片上，再进行一系列更加清晰详细的对比程序。
第一阶段，在高倍显微镜下排查纤维，比较纤维类型和颜色。所有看起来与假定来源不同的纤维都会先被排除掉。第二阶段，使用显微分光光度测定法技术进一步分析看到的纤维颜色，这样可以对颜色进行更详细、更客观地评估。合成纤维的化学成分也可以用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复制技术来测定，这种技术可以将聚丙烯腈与尼龙、聚酯纤维和其他各类纤维区分开来。在任何一种纤维中，染料的成分都可能是非常复杂的。因此在最后阶段，可以选用薄层色谱分析法或高压液体色谱分析法，对一些剩余纤维中的染料进行提取、分析和比较。
薄层色谱分析法也有不足之处，当碰到的纤维颜色太浅或长度太短时，这项技术就无法发挥作用。但是，在我们调查彼得·特里案的过程中，纤维分析的最后一个阶段可能最具有决定性。因为即使在显微镜下，其中一种蓝色纤维看起来也可能与另一种非常相似，但在这两种纤维中造成颜色的染料混合物可能是不同的。这就意味着，即使两种纤维看起来可能来自同一件衣服、地毯、毛巾等，但它们实际上的来源可能完全不同，并且彼此没有任何联系。
虽然面罩上的纤维用肉眼看起来是黑色的，但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会发现它们其实呈一种斑驳的绿棕色，那是一种被称为“虎尾”的颜色。当时英国有一家专门的纺织品制造商，大部分的虎尾纤维都是在那里生产的。经确认，我们搜集到的纤维的确是他们销售的一种产品。之后伦敦警察厅法医科学实验室的一位法医学家分析了这种染料，确定它与这家公司的纤维并无不同。
在犯罪现场找到的面罩，与从一名被告夹克口袋中发现的纤维有可能相匹配，这就为案件的控方提供了有用的证据。然而，这家制造商近两年来生产了大约三千六百吨类似的纱线，所以要想由此定罪是不够的。
在进一步的调查中，我们未能发现关于上述“袖口面罩”衣料的生产厂家。不过纤维来源已经不重要了。与被告案件相关的是，市面上有大量类似面罩纤维的纱线，这意味着不能确认在被告夹克口袋里发现的纤维就源自这个袖口面罩，而不是来自这种用纱线制做出的数百万件衣服中的任意一件。更有意思的是，在该面罩中并未发现任何唾液或毛发。一般来说，只要有人在头上戴了面罩，不论时间长短，总会留下这两样东西。
拉塞尔问被告律师，能否找出当事人其他含有黑色聚丙烯腈纤维的衣服；这样就可以说明，被告口袋里的纤维可能来自与罪案中的面罩无关的地方。于是，他寄给我们一些纤维样本。仔细查看后，我们发现有两个纤维样本与袖子面罩上的纤维没有任何区别，拉塞尔要求看一下两个样本的来源衣物，结果发现那是两件由多种混合纤维织成的套头衫，且外观上完全不同。但当我做薄层色谱分析并进行其他检测后，我发现其中至少三个样本中都含有黑色的聚丙烯腈纤维，这与从被告衣服上收集到的纤维几乎没有区别。随后，伦敦警察厅法医科学实验室的法医学家们重复了我的测试进行验证，他们也一致认为，从纺织纤维中得到的证据并不像最初认为的那么具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