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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运动鞋上血迹里的纺织纤维，以及运动衫袖口上的血迹，都是可以用作证据的。我们对两个血液样本进行了DNA分型测试，发现它们都与达米洛拉的DNA相匹配。
2005年，控方起诉了十九岁的哈桑·杰哈德和佩迪两兄弟（后者当时对公众匿名，因为事件发生时他们两人还未成年），指控他们犯有过失杀人罪和袭击罪。
这一次辩方的立场仍与第一次审判时相同，一名创伤专家提供了证据，试图证明达米洛拉并没有受到攻击，而是自己倒在一块玻璃碎片上，造成腿上的动脉被切断。最后，陪审团裁定杰哈德的罪名不成立，但未能就这两兄弟做出裁决。几天后，英国皇家检察署宣布他们打算重审丹尼·佩迪和瑞奇·佩迪，这兄弟俩参与过多起抢劫案，似乎已经是警方的老熟人了。2006年8月，兄弟俩被判过失杀人罪，随后被判处八年管教。这是一场奇怪的审判，法医科学中心的法医学家最终为控辩双方均提供了建议，可以说是极不寻常了。
法官当时解释说，这两名少年并非蓄意杀害达米洛拉，到现场时也没有携带武器，而那个破瓶子是原本就在那里的。这起案件有一处不幸的地方是，尽管警方对佩迪兄弟有怀疑，并在袭击发生五天后就没收了他们的衣服，但却漏掉了关键证据。结果，另外四个无辜者接受了审判，达米洛拉的家人也经历了更多的痛苦。
伦敦警察厅再次因为“制度上的种族主义”遭受批评，人们认为他们没有从斯蒂芬·劳伦斯案中吸取教训。不过这次的指责对他们来说是不公平的，因为达米洛拉·泰勒死后他们实际上做得很好。这一次，警方并未像有人批评的那样，因为受害者是黑人而对调查不感兴趣或不出力，他们也没有故意拖延。这一次导致破案不力的不是警方，而是法医学。
内政部显然非常担心证据会遗漏，也非常担心法医科学中心的工作出错，因此他们委托进行了一项独立质询。这项质询由英国王室法律顾问艾伦·罗利领导，布赖恩·卡迪教授协助——前面提到过，后者是斯特莱斯克莱德大学法医学中心的前负责人。布赖恩还曾参与过其他的政府质询，质询对象包括导致“伯明翰六人案”被定罪的爆炸物证据、与“马圭尔七人”有关的法医炸药实验室污染物，以及在肖恩·霍伊因奥马爆炸案受审期间用来检测DNA的、饱受批评的LCN检测法。因此，由布赖恩来帮助艾伦·罗利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我在听证会之前与艾伦·罗利进行了会面，以确保理解质询的职权范围，特别是考虑到法医科学中心有法律代表；并向他保证，我们一定会尽可能提供帮助和建设性意见。我们不会因自己在本案中的“成功”而自鸣得意。如果在法医调查中出现了错误，唯一重要的是找出出错的原因，然后确保安全措施到位，防止同类事件再次发生。
然而不幸的是，随后的听证会简直是一场噩梦。除了艾伦·罗利和布赖恩·卡迪围坐在大圆桌旁，还有站在法医科学中心一方的一名高级王室法律顾问及其下级助手；另外还有一名法医科学中心的高级经理为他们提供建议。我很快就发现，这些来自法医科学中心的人显然不太配合质询。
法医科学中心在初次调查时漏掉了最重要的证据，即两件衣物上的血迹，其中就包括丹尼·佩迪的运动鞋上的九毫米血迹。更重要的是，血迹中嵌入的一种纺织纤维，有助于证实这一血迹对本案的重要性。
在这次质询中我们没有见到负责初次调查的法医学家们。但我作为一名法医学家，对他们只感到深深的同情，而且我并不认为他们应该承担所有的责任，因为在那种情况下遗漏证据是常有的事。没有法医学家会独自工作，他们总是团队的一部分。在我看来，这次失败很可能与培训、检查或实验室工作管理中的某个因素有关，或者与这三个因素都有关。因此，为了避免其他案件再以此种方式受到影响，弄清楚原因是极其重要的。
最终，整个质询程序完全被法医科学中心一方的王室法律顾问主导了。当我们这边的一名检查员正在解释我们是如何完成某些事情时，王室法律顾问对她摆出了一副咄咄逼人的架势。我对此无能为力，因为王室法律顾问暗示说是我告诉了这名检查员该说什么。如果我打断他，似乎就正好证明了他的观点。
我其实也采取了预防措施，就是带着我们公司的内部律师一同出席；可她并不习惯这种事情，因此一言不发。罗丝和艾普丽尔在工作上都很出色，可她们也没有承受过这样的压力。不出所料，那名检查员后来泪流满面，并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不时地想要彻底离开这个行业。要是她真这么做了，我将为始作俑者感到羞耻。
罗利最终发表了质询报告，表示没有发现法医科学中心系统性失败的证据，还就其建立的“优秀”标准向他们表示祝贺。我觉得，他们只要确保员工遵守程序就好了，而不是额外地发明一堆东西。报告里还有一些与法医调节作用有关的建议，这部分还是提到了点子上。其实我还是为这个结果感到高兴的，起码没有哪个法医学家被当成替罪羊。不过我也发誓，以后在答应参加内政部的任何独立质询之前，都要更加小心！
不管怎样，达米洛拉的家人终于知道了孩子的死因，凶手已经被绳之以法。归根结底，这才是唯一真正重要的事情。
第28章 奋斗不休的法医：新的挑战
大约在我离开LGC公司的时候，官方宣布将要关闭法医科学中心。这对法医行业的所有人来说都不是好事，甚至对我们这样的竞争对手来说也是如此。因为法医科学中心不只是当时最大的法医服务供应商，还是一个强大可靠的组织。它本可以，也本应该在几年前就实现现代化和适度的商业化，就像LGC公司在其首席执行官理查德·沃斯威克的领导下实现的一样。我原以为法医科学中心终于等到了有能力带领他们完成这一切的人，也就是他们最后一任首席执行官，西蒙·贝内特。但是内政部显然已经失去了耐心，因为据报道，法医科学中心给内政部造成的亏损高达每个月两千万英镑。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造成这一巨额亏损的部分原因，恰恰就是内政部对法医服务提出的额外要求，比如科研任务和提供咨询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严重的财务困境。法医科学中心一直乐于接受这些要求，因为这给了他们相对于其他供应商而言更大的商业优势，并使他们能够时不时地把手伸进政府的腰包。而最近一次，也就是在2009年，政府向他们注资了五千万英镑。但如此明显的赤字危机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他们本该早点警觉的。
我离开LGC时知道公司运行得很好，有能力处理任何事情，包括最引人注目、最复杂的刑事案件。有些时候，LGC成功处理了法医科学中心未能完成的调查。所以毫无意外，当法医科学中心最终于2012年被关闭时，LGC随即成了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法医服务的主要供应商，也是欧洲最大的法医服务独立供应商。
我离开LGC公司达成的协议，其中一条是离开英国法医服务市场一年。最近，克里斯·格雷格和我一直在努力为一些利比亚科学家争取培训机会，我认为LGC一直有点怀疑这类培训的价值所在。因此当我们暗示LGC高层，我们的新公司——艾克欣国际公司，将专注于海外法医培训时，他们相当爽快地把这类培训工作移交给了我们。同时，LGC公司也借机修改了与我之间的协议，要求我离开英国市场的时间增加到两年，此外还禁止我与六家英国法医公司有任何接触。这六公司中有一家就是我亲手创办的法证直达公司。但我们认为一切都是值得的。尽管这一计划此前从未出现在我们的整体规划之中，我们的目光还是坚定地瞄准了海外市场。
非常幸运的是，我们说服了约翰·史蒂文斯勋爵担任我们的主席。另外，我们特别关注的还有一点就是，过去几十年来我们在英国学到的所有经验，能否帮助其他国家应对执法和法医学方面的挑战。我们成立新公司时没有任何办公场所，就只有英国阿宾登附近的一个大谷仓。我们很快就改建了一部分谷仓，以容纳小部分行政和科学工作人员。
我此时已经忘了从头创办一家公司有多难。人们不是说，你更倾向于记住生活中美好的部分，而不是糟糕部分吗？人们不是说，你年龄越大，做事越靠谱吗？然而，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我发现自己已经忘掉了建立法证直达公司和法证联合公司时的痛苦教训，如今不得不从头学起。
我和克里斯·格雷格从LGC公司离开时签订了合同，内容是设计和组织一次大型培训课程，将一百零七名利比亚科学家培训成法医学家。由于失去了与LGC公司的亲密联系，我们不得不寻找另一个大型合作伙伴帮助我们实现这一目标。克里斯·格雷格的家乡是哈德斯菲尔德，他还在西约克郡警署工作的时候对哈德斯菲尔德大学非常熟悉，该大学为西约克郡警署提供了相当多的警务培训课程。因此他与这所大学进行了联系，看看他们是否有兴趣为我们提供支持。之后他经别人介绍，认识了该校诊断工程系的教授，也是分管科研和企业的副校长，安德鲁·鲍尔。
在校长鲍勃·克赖恩教授，以及企业与创业学教授格雷厄姆·莱斯利先生的全力支持下，安德鲁表现得非常英明，慨然保证我们能从哈德斯菲尔德大学得到一切可能需要的东西。除了实验室和设备，我们还可以接触到学术教师，还能使用照顾一百零七名学员及其家人所需的必要基础设施，我们认为这对为期十八个月的培训十分有必要。同时，我们还能为学员提供广泛的操作实训，利用专业设施，帮助学员亲身体验“现场法医调查”的过程。通过这一合作，我们得以建立一个独特的课程体系，将学术教学和操作培训结合起来。学术教学是为了确保科学家了解法医测试背后的科学原理，而操作培训是为了让他们能够向本国警方和法院提供高质量的法医服务。这一计划显然给利比亚当局留下了深刻印象。2010年12月，在下着雪的寒冷日子里，我们迎来了第一批学员。
在课程开始之前，我们对学员进行了为期六个月的英语培训，使他们达到适当的语言级别，以确保他们能够理解所教的内容。然后我们向他们介绍了“法医意识”的概念，这一概念贯穿法医学的全部领域，也是我始终强调的东西。尽管他们应该专门从事法医学的某个特定领域，比如犯罪现场或者毒理学，但对其他领域有一定的了解和理解也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他们不了解其他领域的工作内容，也就不知道该如何与之配合，很可能会导致我们在从事复杂调查时，无法与其他领域的法医学家进行正确的沟通。课程的下一阶段是将他们分成十三个不同的专家小组，并为他们提供操作取证方面的深入培训。最后阶段，我们会让他们进行一些多学科协作的练习，以及一些个人的研究项目。
这次培训课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一百零七名学员中有八十五名获得了理科硕士学位，四十五名获得了“优异”成绩，十二名获得了“卓越”成绩。在我写此书的时候，这批学员里有十三名学生刚从这所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所以他们都成了非常优秀的学员，事实上，他们中的一些人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都绝对是相当杰出的。
我们与这些学员的合作并没有就此结束。利比亚曾计划在其首都的黎波里建造一个新的、永久性的大型实验室，但是该计划在2011年该国内战期间遭到中断。所以课程结束后，我们和学员们一起去了利比亚，花了五个月的时间帮助他们建立一间临时的法医实验室。他们也开始使用新学会的专业知识帮助当地警方解决案件。我说“我们”，但实际上我并没有在那里待满五个月，而是根据情况提前离开了。
看到利比亚法医学员们刚返回的黎波里，便立即取得了一些成功，我们深感欣慰。例如2013年，他们破获了一起案件，该案共造成大约六十人死亡、七百人中毒。我们学员中的毒理学家发现，这起事故是由于饮用了当地制造的酒而造成甲醇摄入过量。在另一起案件中，他们证明了原本归咎于电力故障的火灾实际上是由故意纵火引起的。
自此以后的几个月乃至几年里，我们参与了世界各地的诸多项目。这些项目都与战略能力建设、体制改革和国家安全发展有关。我们还通过海外各国政府，或是代表英国政府，与欧洲其他地区、非洲、中东、加勒比，以及亚洲的海外警务、国家安全和刑事司法部门合作。
我们的部分工作显然与法医学相关，这为我提供了极好的新挑战，让我可以思考当地警方需要什么，以及同样重要的一点是他们能做什么。大约在三十年前，我曾和拉塞尔一起为尼日利亚的实验室提供建议，也正是借助了这次经验，我们根据各国的具体需求，分析出建立什么样的实验室才是对当地人最合适的，并告诉他们应该订购哪些设备。
我从事法医行业有四十五年了，也算得上见多识广；而早在还没干这一行的时候，我就不是一个容易被吓到的人。即便如此，当我在世界各地的实验室看到他们浪费的金钱时，还是把我吓坏了。而造成浪费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负责采购设备的人并不了解设备的用途。除了想快速销售并赚取利润外，人们往往认为套件越大、灯管越多，这台设备就越好。结果呢，我见过一些非常昂贵的设备被当成咖啡桌使用，或摆在大楼里无人光顾的地方积满了灰尘。这要么是因为它们并不是法医学家所需的设备，要么是设备没问题，但当地的供电能力却跟不上！
还有一些挑战与当局需要聘用什么样的科学家有关。只是成为普通的法医学家是不够的，他们还需要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特定地区普遍存在的犯罪类型、警务和政府的优先事项以及文化价值观，接受专门的培训和指导。他们需要能够提供安全、可靠的服务，而不是拥有一份毫无意义的光鲜履历，实际上却在维持或加剧司法的不公。我在上文曾提到，法医学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工具；但如果使用不当，这个工具也是非常危险的。不管他们的法医学水平是否先进，这一点在所有国家和地区都是如此。
在案件工作方面，我们在与世界各地的警方、涉案人亲属和律师开展各种工作的同时，还帮助处理了一些案件和司法不公的问题。这是一项令人着迷的工作，也为我们能做的事情带来了一个全新的维度。当然，一些法医学家拒绝在有死刑的国家工作，其原因是可以理解的。但我对此持有不同观点：如果要用到法医学，那就要正确使用；如果我能够通过做些什么让事情变得更好，那我就该去做。而我“能够”做的，就是为当地引入一些他们没有的检测方法或检测类型，或者向他们强调技术性能或结果解读方面的缺陷。
下面这个案件说明，准确的法医证据可能带来关键的、生死攸关的影响。这起案件是一名伊拉克渔民被指控杀害一名科威特海岸警卫队队员。据称，这名渔民当时似乎正和其他几名渔民一起在科威特沿海非法捕鱼，一名科威特海岸警卫员登上他们的船只准备逮捕他们，却被这名伊拉克渔民开枪打死。在这起控诉渔民的案件中包含了一些弹道证据，据说这些证据能够表明子弹是由渔船上的人发射出来的。此外，DNA证据也能够证明那把枪是这名渔民使用过的。
伊拉克驻科威特大使馆要求我们检测证据，并确认是否真实可靠。因此艾克欣公司的团队花了一些时间，在科威特检查相关物品和当地实验室里的记录，并与律师进行了交谈。他们得出的结论是，那次致命射击的弹道轨迹表明，子弹不可能是从渔船里发出来的，而是从水中发射到这一侧的。换句话说，枪击肯定来自海岸警卫队自己的船，也就是一场“友军误伤”事件。至于上面提到的DNA证据，根据案件细节来看，该渔民的DNA可能是后来转移到枪支上的。法院似乎接受了这些说法，将渔民原本一定会被判处的死刑减为无期徒刑。有时候你不得不承认，你拼尽全力也未必能取得理想的结果；但就挽救生命而言，这是一个重要的案例，因为它证明了法医证据的潜在错误，以及不加思考地接受法医证据，可能造成非常可怕的后果。
艾克欣公司参与过许多不同的案件，其中有几例贩毒案，发生在另一个有死刑的国家。每起案件都是被告的代理律师找到我们。这些案件都有来自隶属于该国政府的法医科学实验室的起诉证据。每一次我们都成功地证明了，由于那家实验室的调查工作不符合标准，所以他们的发现和结论中存在诸多疑点。法庭接受了我们提供的证据，那些本应被判处死刑的“罪犯”都得到了减刑。我希望有朝一日，我们能够直接帮助那家实验室得出更可靠的结果。
我们在艾克欣公司处理过的其他案件中还包括：一名荷兰检察官要求我们重新检查当地的一所房子，寻找证据证明该房子可能与正在调查的一起暴力犯罪事件有关；在另一个国家，我们检查了一系列的历史文件和签名，试图为一个神圣的宗教秩序选出一名合法继承人；我们还在欧洲、非洲和加勒比地区，代表私营企业、涉案人亲属和他们的律师处理了多个广受瞩目的悬案，这些人都是因为对警方查出的谋杀案结论不满意，而找到我们的。
艾克欣公司专门在世界许多地方，尤其是在脆弱的、发生过冲突的地区提供安全和司法服务，并且拥有不同寻常的强大法医学能力。我们利用这一能力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不仅能协助办案，还能协助各种基础工作，例如当地设施中的设计、建造和装备工作，建立情报数据库和电子案件管理系统，以及就各类法医学科提供国际标准的培训。无论是最初提供法医学培训，到后来为被告提供服务、协助警方工作、参与新型案件和复杂案件，还是如今提供海外法医学服务，所有事情都在有条不紊地发展，这让我非常高兴。
多年前，我在怀特岛郡的海滩上快乐地收集海蛤蝓的时候，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会成为一名法医学家。我也从未想过，自己不仅在英国，而且在世界各地，会以一种与影视作品中截然不同的方式与犯罪和司法不公做斗争。我更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年近七十，仍然奋斗不休！
你可能会想，我在做了四十五年的法医学家之后，应该什么都见过了。但是我要告诉你并非如此，因为案件的多样性是无穷无尽的。此外，尽管我擅长的调查方式永远都有用武之地，因为人类的行为方式整体上是相似的，但一个全新的犯罪领域也在发展之中，那就是网络犯罪。我们需要全新的视角、不同的技能和前沿的工具与之斗争。
第29章 法医服务的问题与局限：展望未来
当年还在法医科学中心时，我就对法医学充满了热情。每起案件各不相同，当你展开调查时，总觉得手头这起案件是天下最具吸引力的。每一次复杂的难题得到解决时，你都会获得巨大的满足感。而你决定采取的每一种创新方法，你开发或使用的每一种新技术，都会提醒你：科学的力量有多么伟大。
过去四十五年来，法医学的发展突飞猛进。到今天，如果有罪犯能逃脱惩罚，也极有可能是刑侦预算不足而间接导致的结果，并不是因为犯罪现场没有留下痕迹。如果警方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在每一项调查中投入尽可能多的精力；如果法医学家们都接受过适当的培训，并且能够掌握足量的，与背景相关的证物，那么在今天，侦破绝大多数案件的概率是相当高的。
毋庸置疑，DNA分型方法是我从事法医职业以来最重要的发展成果。另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数字取证的出现，这反映出各种数码产品的普遍性和广泛性，尤其是移动电话、个人电脑、笔记本电脑等等。它们改变了我们的日常生活，监控摄像记录了我们的生活。
这些数码产品可以提供非常有用的证据，能够证明谁正在和谁通话、他们在哪里做的这件事、最近一次出现在哪里、他们对什么感兴趣、买过什么东西等等。你还可以查看记录犯罪现场，以及进出犯罪现场人员的监控摄像。数码产品有时可以提供直接证据来证明身份，有时可以告诉你该从何处采集样本进行传统分析。但是数字取证和DNA分型一样，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数字取证的不足之处与大量数据有关，相关人员经常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来对这些数据进行检查。警方在预算上存在压力，而且需要足够多的、有资质的人员做这项工作——这些都不可避免地成了制约数字取证的因素。此外，我们也在几个庭审案件中见过因为数字记录缺失而造成的影响。数字记录的缺失要么是因为没有搜索到信息，要么是因为相关信息没有被公开。不管是哪种原因，这些数字记录的缺失都有可能导致案情翻转，并削弱公众对法医学和警方，甚至是检察机关的信心。
几年前开始推行的精简法医报告（SFR），如今看来并无帮助。这种报告意在及早编写简短的事实报告，以协助调查人员和检察官寻找犯罪线索。这一行为是为了对法医证据采取更加恰当的措施，从而降低刑事司法系统的费用，并减少官僚作风和司法延误。精简法医报告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SFR1，这种报告会介绍案件的基本情况，通常是由非科学家编写的；第二种是SFR2，虽然有法医学家参与编写，但也只是提供证据事实，并不涉及任何背景信息。
如果SFR1未受到质疑，则可作为证据提交。如果SFR1存在问题，则必须准备SFR2。而这正是问题所在，因为单从SFR1中找到可能存在的疑点是很难的，尤其是对法医学家之外的人来说。最近有一名出庭律师告诉我，如果律师没能理解SFR1中对证据提出质疑的具体理由，他们就无法申请必要的资金。因此，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控方过分依赖包含科学证据（如DNA鉴定结果）的SFR1，却没有将证据放到特定的案件背景中审视。SFR原本是一种有效的方法，却没有得到很好地理解和正确的应用，结果不仅造成了普遍混乱，还给刑事司法带来实际的风险。
过去几年里，更令人担忧的是送检的物品数量大幅减少，价格也下降了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四十，然而由于预算削减，警方也越来越依赖内包法医服务。与此同时，国外市场已经从接近两亿英镑缩减到大约六千万英镑。再加上一旦错过极其紧迫的时间期限便不得不缴纳服务费（其实就是罚款）、不断上升的认证成本，以及为了留住员工需要支付更高的薪水，才导致传统的法医服务供应商要么亏损，要么利润率极低。另一方面，学术机构正在招募许多法医学家。这样一来，恐怕我们都会离开一线法医工作，跑去从事法医教学了。所有这些，加上不平衡的招标时间表（去年有百分之七十五的警务工作是通过招投标进行的），以及在“赢家通吃”模式下供应商之间工作的巨大波动，影响了整个法证市场的稳定性和最终寿命。因此，一些供应商已完全关闭了，而另一些供应商已不向警方提供服务。就在最近，三家主要供应商中的一家进入了破产清算阶段，在找到新的投资者之前不得不接受警方客户的援助。人们都想知道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