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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安迪·麦克唐纳对我们在私密部位的胶带上提取的东西进行了另外几种DNA检测，想要尽可能多地从中获取信息。这些检测中有两项特别适用于男性与女性DNA混合在一起的情况：一项叫作Powerplex Y的检测法，另一项叫作Y-Filer检测法。它们只针对男性独有的Y染色体进行检测，因此就可以排除掉瑞秋自己的那一部分DNA。第三项检测法叫作Identifiler检测法，与我们常用的短串联重复序列检测法相比，它的检测面积更广，因此识别能力更强。所有这些检测结束之后，我们获取了大量的信息，汇总起来后，就可以在国家DNA数据库里进行检索了。
罗伊早在调查初期就注意到，凶手杀害瑞秋的作案手法与一位名叫罗伯特·纳珀的男子很相似。后者因杀害了另一名年轻女性和她四岁的女儿，从1995年开始就被监禁在布罗德穆尔医院。我们将调查杀害瑞秋的凶手时所提取出来的“外来DNA”样本放到国家DNA数据库中进行检索，发现与罗伯特·纳珀的DNA相匹配。
对DNA检测结果的描述必须非常精确，因为稍不注意，数据便会南辕北辙，对人产生误导。在这个案件中，安迪对DNA检测结果的描述如下：“如果这些DNA来自于与罗伯特·纳珀无关的人，那么获得确定的短串联重复序列成分的概率大约是一百四十万分之一……我认为，这些短串联重复序列分型检测结果提供了非常有力的科学证据，能够断定从死者阴道取样的胶带上检出的少量DNA成分来自罗伯特·纳珀，而非来自与他无关的男性。”
这是一个很好的检测结果。但是为了进一步核实，我们开始寻找其他相关证据。而且我们考虑到，通常发现了一个证据，往往就会开始发现其他证据。有一处可着手的地方是纳珀的一些私人物品，这些物品在几年前警方归还给他后就一直存放在布罗德穆尔医院，未经触碰。警方探员对其中一个红漆工具箱格外感兴趣，这似乎让纳珀的神经紧绷。而我们在梳理瑞秋儿子的头发时也发现一小片红色油漆，这让我们也对这个箱子产生了兴趣。迈克·高恩将发现的那一小片红漆与工具箱进行了比较，发现二者是匹配的。此外，那片红漆的一面有一层金属，经检测发现是钢，与工具箱的材质一致。
和往常一样，我们还在考虑能否在犯罪现场找出任何与纳珀有关的东西。思来想去，我们想到在瑞秋被人袭击不远处的一条泥泞的跑马道上有几个鞋印。负责初次调查的人员对鞋印进行了铸模，其中一个鞋印上有鞋后跟的痕迹，和纳珀的一双鞋的后跟样式类似，不过尺码似乎要略小一些。
正常情况下，在法医学中如果有一个印记（或者任何证物）与可疑来源不同，即使只有一点不同，也不能将二者联系起来，除非出现一个足以让人信服的理由。在这种情况下，想要找出一个“让人信服的理由”的唯一方法就是回到犯罪现场，像我哥哥杰里米说的那样“做一做实验”。所以没过多久，迈克和罗伊便亲自到了温布尔登公地，想要看看穿上类似的鞋走在现场的泥泞路上会有怎样的情况出现。他们发现在抬起脚迈下一步的时候，会产生一个局部真空，从而会将鞋子边缘的泥土吸进去。然后他们用石膏对鞋印进行了铸模，将其与所穿的鞋进行对比，发现泥浆中的鞋印比正常地面上的鞋印略小。
这个例子又一次证明了实验的重要性。本实验证明了最初犯罪现场的鞋印铸模完全有可能来自纳珀的鞋子。
此案开庭的时候，面对包括DNA、油漆和鞋印在内的压倒性证据，罗伯特·纳珀承认了自己的罪行。2008年12月，他因患有精神疾病而被从轻判决，被判过失杀害瑞秋·妮寇，并无限期监禁于布罗德穆尔医院。
这起案件还引起了后续行动。由于法医科学中心在DNA检测中出现了纰漏，导致初次法医调查未能发现证据，这就意味着他们在其他案件中也有可能犯过同样的错误。于是警方发起了一项大型行动，并将之称为“魔方行动”，重新审查其他运用了LCN检测法但没有得出结果的案件。随后法医科学中心对每起案件的样本再一次进行分析，纠正了技术上的错误。最后，一些在重大犯罪案件的初次调查中躲过了刑事指控的人，突然身陷法网；也许还有一些被误判的人最终得以无罪释放。
此案结束后有人询问了法医科学中心，他们声称出错的原因与时间和技术有关。换句话说，如果在1992年他们调查此案的时候我们也进行过调查，可能得出的结论和他们是一样的；而如果他们像我们一样是在2004年做的调查，也能得到和我们一样的正确结果。他们的说法并非事实，当然是就2004年的情况而言。正如我在写给伦敦警察厅的报告中所解释的那样，出现这样的错误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法医科学中心的法医学家们急于使用敏感度最高的技术。这是因为他们考虑到，从瑞秋身上取证的胶带中可能只存在极少量的男性DNA；但他们却没有考虑到，这种检测技术会扩增瑞秋的DNA，从而覆盖掉其他DNA结果。第二，他们在使用这一技术的时候没有采取基本的防护措施。第三，他们没能停下来好好想想，为什么他们没能在样本中发现瑞秋的任何DNA。当然，伦敦警察厅对我所说的原因也表示同意。
也许我们的优势就在于处理过大量的悬案，并创造出了处理这类案件的独特方式。也许是我们对案件的思考要比法医科学中心的法医学家们更全面，因为我们并不像他们那样面临着持续不断的压力：他们曾经是法医服务领域的垄断者，现在却不得不与我们这样的公司竞争。虽然他们在诸多案件中都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但你无法确保他们总能看到所有的细微之处，而这些细微之处恰恰能帮助你在调查中找到突破口。有时候你只能得到一些暗示，就像眼角处一丝微不可察的闪光。在法医科学中心初次调查瑞秋·妮寇一案时，这一丝微光曾经出现过，却未能被糟糕的检测方法捕捉到。但你必须继续追逐这些东西，甚至为此开发新的技术，而这正是我们团队和赛尔玛公司的伙伴擅长的事情，也是我们大获成功的部分原因。
事实上，我们在调查瑞秋·妮寇谋杀案时所开发的强化版DNA检测技术，在后来也帮助我们解决了其他几起案件。这是个相当不错的结果，不仅是因为它将杀害瑞秋的凶手绳之以法，还因为所有其他依靠这项技术调查的案件都得到了解决。不过本案也带来了深刻的教训，即不能简单地进行完检测就走向下一步。你应该认真思考每一次检测的结果会在特定的背景下产生什么含义，因为除了检测结果对于所有的调查都极为重要之外，每起案件中的具体情况都会稍有不同。
第25章 人与人的联合：法医事业的中流砥柱
从事法医职业的过去四十五年中，我一直喜欢与人打交道，这也让我始终保持着洞察力。早在学生时代，我便将更多的精力放在社交而不是学业上，还差点因为这点找不到工作。不过在那之后，这种性格也让我受益匪浅。
在任何行业，为每个岗位选择合适的人选都是非常关键的。我想，这么多年的经验，已经让我将挑选人员一事变成了一门艺术，我会安排一些人轮流尝试各个岗位，直到他们发现自己最适合做什么。我很幸运，在我创办的公司和与我有业务往来的公司里，都有一批相当优秀的科学家和行政人员，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从过去到现在一直都很出色。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能完美地适应这里的工作。就比如在我们公司的行政岗位上有一名非常友好的女士，她常常提到自己显赫的家庭背景和为人风趣的男友。后来，她向一些同事发了婚礼请柬，却又突然宣布取消婚礼，理由是男友惨遭杀害。还好，所有这些让人心碎的事，什么男友、婚礼和谋杀，全部都是在她丰富的想象之下虚构出来的，还有她告诉同事的所有关于她的事情也几乎都是假的。这位可怜的女士显然存在一些心理问题。但是，她也给公司员工们造成了困扰，有些同事还为她的“悲惨经历”操了不少心。最后，我们不得不辞退了她。如果说她能从这次工作经历中学到什么，也许就是：不能坦诚对待法医学家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因为他们会穷其所能揭露出事件真相！
对一名优秀的科学家来说，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法医学家，还需要接受非常专业的训练。如果在法庭上做报告的时候不能用足够通俗的语言来表达，或者在对方咄咄逼人的反复质询之下答不上来，那么即便法医工作做得再好也毫无用处。
所以，我们法证联合公司为员工提供了一门“专家证人培训课程”；理解律师所提问题的真正含义，就是其中的要点之一。培训材料中还有一份标题为“法庭简介与出庭须知”，其中
便包含了下列“对律师黑话的解读”：
※谢谢（用短促但不友好的音调说出来时）——我赢了你一分。
※感谢你说这些——比分一比一平（你没有说出他想要你说的话）。
※我稍后再谈那个问题——我的思路断了，但我肯定抓住了什么要点。
※我想知道你能不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他即将在新的阵线上对你发起进攻。小心点！他可能把话题引向任何方向。
※是——的（如果“是”这个字拖得很长，而且他一边说一边转头看向陪审团）——他正在辩论中占据上风，你说的话正朝着他希望的方向发展。
※我理解你的立场，但我只想重点谈谈你所提供证据的一个方面——这一点是你证据中对我来说唯一有利的；如果你偏离了这一点，你就完蛋了。
※我只是个律师，也许你解释的时候可以说得通俗一点——我除了有律师证，还在分析化学方面取得过双科第一的成绩。我刚刚发现你的技术论点中存在一个根本性缺陷，马上我就会指出来。
※这对你来说可能根本不是问题，但能否请你对此发表评论——我知道这远远超出了你的专业范畴，但只要你瞎说上几句，干掉你就容易多啦。
※也许你认识今天坐在我身后的这位（某人姓名）——我这儿有一位世界级的专家，刚根据你的证据给了我建议。所以何不乖乖束手就擒？
培训结束后，我们会让这些未来的出庭报告者进行实操演练，看看他们是否做好了出庭的准备。首先我们会给他们一个案件，要求他们在看过之后写一份报告，然后让他们展示证据，并回答问题，而这些都是他们在法庭上要做的事。我们想让演练尽可能逼真，以确保受训人在情感和智力上都足够坚强，从而具备抗压能力。所以我们会从同事中选派一些人，有时甚至是真正的律师，来扮演法官和出庭律师，提出一些报告者在出庭做证时可能被问到的问题。大部分接受培训的人都能以优异的成绩通过测试，也有人需要继续接受培训。极偶然的情况下，我们会发现有人不太适合这种工作。
有一位受训人让我印象非常深刻，那是一名略显谦逊的年轻女士，克莱尔·贾曼。她似乎本能地知道哪些观点是重要的，并能清晰简洁地表达出来。事实上，她回答每个问题的答案都正好与我心里的答案一致，而那时候我已经拥有许多年的工作经验了。2000年，法证联合公司开始招收第一批实习生，克莱尔和她丈夫埃德都在其中，后来两人双双成为卓越的法医学家，而克莱尔现在在法证直达公司工作。法证直达公司还有另一位极具天赋的生物学家，卡罗琳·克劳福德，她是法证联合公司招收的第二批实习生。毫无疑问，我们的培训非常有效！这多半要归功于给我们提供培训的资深生物学家，包括罗伊·格林和罗丝·哈蒙德（这两人我在前面的具体案例中都提到过）；还有珍妮特·曼纳斯，她有着惊人的血型鉴定技术，我们在奥尔德马斯顿的时候就接受过她的帮助。
当然，法医学是一项团队事业，我们拥有太多杰出的科学家，无法在此一一列举。当我回想那些对我产生巨大影响的法医学家，以及我一直想要达到的目标时，我的脑海中便会不自觉地浮现出那些首批加入法证联合公司的人。他们中的许多人为了帮助我们实现雄心壮志而离开了原来稳定的工作岗位。在公司筹备阶段和成立初期，商业运作还没走上轨道的那几个月里，他们一定也曾紧张不已。我对他们的勇气、信任和辛勤的工作永存感恩之心。
公司开始走向成功时，压在我们心头的巨石总算落了地。这里面其实有很多原因，比如我真的非常担忧那些跟我出来创业的人是浪费了整整一年的生命，就像海蒂·霍尔斯特德这样的人物。她先是在法证直达公司进行项目调查工作，等到法证联合公司步入正轨之后，在我的劝说下，她留下来成为一名非常优秀的法医毒理学家。
我在本书的多个案例中已经提到过一些人，还有未提到过的优秀人才，比如罗杰·罗布森。当年我还在韦瑟比法医科学中心实验室工作的时候，他就是我的助理，如今已经成为法证联合公司一名优秀的纺织纤维专家。此外还多亏他向我们推荐了他的妻子艾普丽尔，一位能够同时从事化学和生物学两方面工作的法医鉴定师和培训师，否则我们就错过如此杰出的人才了。
安·弗兰克是另一位与我在法医科学中心共事过的杰出科学家。作为奥尔德马斯顿的一名药物学家，她因在大麻方面知识渊博而被誉为“大麻皇后”。了解大麻种植的产量具有重要意义，可以据此区分种植者是计划供自己使用，还是计划进行售卖。安·弗兰克似乎只要看一眼大麻，嗅上一嗅，就能知道这属于哪一种情况；更厉害的是，数据分析总能证明她的猜测是正确的！正是由于她的专业技能和不屈不挠的精神，让她成了负责法证联合公司毒品调查工作的不二人选。在这方面协助她工作的还有卡西·弗鲁和凯西·克拉克。卡西·弗鲁擅长处理复杂案件，凯西·克拉克在毒品情报方面拥有丰富的知识。事实上，凯西·克拉克最终还接管了我们公司的质控部门，在确保我们达到并保持那些非常重要的ISO标准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在前文中提到过亚历克斯·艾伦在药物和毒物方面有着惊人的学识，而毒理学部门还有其他与艾伦一同共事的中坚力量，包括我在法医科学中心时就认识的艾伦·塞斯库特和丹尼斯·斯坦沃斯，后者曾成功地从咖喱中识别出带有剧毒的印度乌头草成分。一个女人在咖喱中下毒，想要毒死前男友和他的未婚妻，最后男子被毒死，他的未婚妻活了下来。当然还有一同共事过的波林·拉克斯，他在调查伊普斯威奇地区连环杀手案时，鉴定出导致多人死亡的毒物为海洛因。但是因为部分尸体一直泡在水里，所以这项任务在技术鉴定上颇有难度。
我们公司也有非常杰出的化学家。即使人数不多，我们也能以质量取胜。比如帕姆·哈默，她是英国最杰出的法医化学家之一，大概也是本地最好的法医显微镜专家，同时也是公司里许多年轻科学家的榜样。在她调查的一个案件中，警方怀疑有人踩过一名男子的腿部，但该名男子的裤子外部并没有踩踏的痕迹。而帕姆却在裤子的内侧发现了鞋印痕迹，这正是由于腿部的皮肤组织在外力作用下印到裤子布料上的。除了她，谁还会想到从这里搜寻线索？我们还在另一起案件中使用了同样的方法，来识别白色衬衫内侧的鞋印。在具体过程中，我们使用增强指纹的化学试剂茚三酮，对衬衫内侧的鞋印进行了可视化处理，因为衬衫外部的鞋印细节已经被血液掩盖了。
帕姆·哈默和雷·詹金斯（后者我在前文中提到过）都是和我同时代的人，所以他们俩几乎可以干自己领域的所有工作，包括识别鞋印、工具印、轮胎印等印迹，以及破门而入后留下的玻璃碎片和油漆碎屑等化学痕迹。雷·詹金斯还非常擅长调查纵火案，在这方面还有另一名化学家罗杰·贝雷特辅助他。罗杰身材高大、性格随和，他曾是伦敦警察厅法医科学实验室的毒理学负责人，后来转到纵火案调查部门，再后来就跳槽到了我们公司。他热衷于重构犯罪现场，因此总在他家后花园里放火烧东西。他对“人类自燃”这个时不时就被炒作一番的概念特别感兴趣，但却并不相信真会发生这样的事！
当然，我们所依赖的不仅是科学家，还有一些优秀的行政人员。比如洛兰·威廉姆斯，多年来一直为我们负责至少四家公司的行政工作。同时，也正是洛兰帮我润色演讲稿，让我的演讲显得非常专业，并确保我能在正确的时间、合适的地点参加所有约定的会面。约翰·巴兰德负责公司的基础设施，他几乎可以在一夜之间建立一个新的实验室；还有人力资源部主管约翰·卡梅伦，他能确保我们在正确的时间和地点找到合适的人选。
任何成立过公司并雇用过员工的人都知道，这两件事都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除了商业和管理方面的所有事务，你还必须确保每个人都发挥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完成工作，并对公司具有归属感。当然还要有一个领导者来确定工作基调，并保持一切都能正常运转，但是关键还是要看团队建设得怎么样。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汤姆和我大约从1999年开始，就在实验室附近的一家大型乡村酒店组织起了年会。
举办年会就是希望让法证联合公司的员工们一起分享集体成就感，对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然后再一起放松一下。汤姆和我常常会在晚宴开始前发表讲话，总结一下每个部门的工作，挑选出一些亮点，然后谈谈我们这一年来处理过的有趣或离奇的案件。然后，我们会总结公司的财务状况，以及在扩展设施和设备方面的成就。随着法证联合公司不断发展壮大，我觉得每个人可能已经听腻了我们的讲话，所以是时候把舞台交给他们自己了。于是我们开始每年举办一次极其精彩的滑稽剧。
到了公司足够大的时候，每个部门都可以上演自己的短剧。内容可由各部门自行决定，只要具有信息性和娱乐性两大特点即可。大家的表演也都非常精彩。不过，我一开始就意识到这种拿自己开涮的方式会让员工们感到紧张，所以我觉得只有我们这七个决策层的高管以身作则，先带头表演一番，才算得上公平。
我们将这一想法付诸实践的第一年，正值警方和内政部开发了一种新的采购系统，并刚刚度过困难的适应时期。他们所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叫停了法医服务供应商之间互相分包工作。这种做法背后的目的是保护法医科学中心，因为法医科学中心一直在失去工作机会，而抢走他们工作的主要就是我们公司。虽然人们可以理解这种做法是对稳定的渴望，但对市场的干预只会给将来埋下隐患。这也意味着，短期内我们公司的平稳增长轨道突然被切断了。所以那一年的公司年会上，我写了一个滑稽剧的大纲，内容是一个病人正在手术室里进行手术。
这位病人就是我们公司，在剧中情况很不好，正在接受一次可能性命攸关的手术。除了我之外，高管团队中的每个人都在积极地执行这项手术。在手术过程中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包括许多尖叫声，不时还会有人消失在橱柜里。但最后一切都很顺利，病人完全康复了。在他们演出的同时，我站在一旁旁白，因为这确实需要解释。我打扮成女王，抓着两只充气的柯基犬，代表我们经历的“可怕的一年”。
第二年我改编了“灰姑娘”的故事，这次的主角还是我们公司，而灰姑娘那三个丑陋的姐姐就是我们公司的主要竞争对手——经过了一些艺术加工。我相信你是知道这个故事的，但我把它改编成了“法医版”，处处影射我们的工作。比如说，灰姑娘的裙子上镶嵌着一千个闪闪发光的实验室试管，裙子花边则由无数个微型拭子组成。
每个人都看懂了剧里的梗，看得非常投入。除了开心地玩闹一番，同事们的创造力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发现大家都是被埋没的演员和编剧。我印象最深刻的画面之一，是毒品化验部门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热门歌曲《基督教会青年》的曲调，高唱着一首关于摇头丸的动听歌曲。化学家们做了一个精彩的广播节目。质询文件部根据一个真实的案例编排了一场精彩的短剧，讲述了有人试图用他伪造的一张百万美元大钞蒙混过关。还有一些数字黑客现场黑入一个观众的手机（当然是在得到允许的情况下）；一位毒物学家戴着一顶鲜红的假发，之后他还把假发交给了业务主任（他的假发是不那么鲜艳的红色），在整个演出过程中非常亲切，幽默感十足。有些部门没有在晚宴上表演滑稽剧，而是制作了视频。例如，塔姆沃思实验室的一个小组展示了他们制作的一部非常有趣的影片，影片讲述了他们在实验室的一条走廊里发现了他们生物学部门领导的尸体后是如何破获这起（虚构的）谋杀案的。
由于每个人的工作都完成得很出色，我觉得应该对他们予以认可和奖励。于是我们颁发了各种成就奖，比如“最具创新性法医科学应用奖”和“最有趣的检测结果奖”。问题是，因为几乎每个人都非常优秀，所以很难只从中挑选出几个获奖者。于是我们挑选了在某些方面做得更好的人。
来自所有不同实验室的人都很享受聚在一起吃顿美餐，聊聊天，整个年会笼罩在一片欢快的气氛中。然而，策划颁奖的这一年也是我们最后一次以这种方式举办年会。因为在我开始移交法医公司控制权的一年左右，也就是2010年，我离开了公司。
当然，我们也组织了一些专业活动。由于许多犯罪案件都发生在室外，法医调查会因各种原因遭遇诸多挑战，而变化多端的天气导致物证遭受风吹雨淋只是其中一个方面。或者你可能不太容易连接到灯光和电路，或者物证可能会包括不容易处理的植被、土壤和其他户外痕迹。因此我们在2002年开始接触法医昆虫学和孢粉学之后，就首次为警方、犯罪现场高级调查员和法医学家们举办了一系列为期两天的户外犯罪现场研讨会，结果很受欢迎。
研讨会由帕姆·哈默组织，其目的是增强大家的证据意识，提升大家的取样技术。因此，除了第一天是理论版块，探讨一对一的胶带取证（每个胶带来自物件表面的一个不同位置）、考古学和人类学、植被和土壤，以及昆虫学和病理学的价值外；到第二天还会有一些户外实践。实践内容包括利用受过特训的狗进行搜索；挖掘掩埋的（猪的）尸体；在部分掩埋的尸体上绘制纺织纤维图谱（这次的“尸体”是警方借给我们的人体模型，是他们平时在培训课程中使用的）；从（猪的）尸体中收集昆虫，以及检查表层骨骼。为了圆满完成整个活动，我们提供了不限量的冰激凌，这是帕姆·哈默用以鼓舞人心的策略，好让所有人都能留到最后。
2003年，我们在卡拉姆科学中心的实验室主办了一场主题为“但这是证据吗？”的年度验尸官协会会议。来自英国各地的一百名代表出席了会议，其中包括来自法证联合公司的高级警官、法医病理学家、毒理学专家、昆虫学专家和DNA分析专家。
同年，我们与英国法医协会合办了一场周末交通研讨会。这次活动是由一位出色的毒理学家比尔·韦斯滕布林克组织的，我们从加拿大将他和他出色的法医生物学家妻子盖尔挖了过来。顺便说一句，我们好像挺擅长干这种“买一送一”的事情。比尔与英国、美国和德国的其他法医专家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主题包括酒驾、毒驾、交通事故重构，还提到了各种检测和量化损伤的方法。所有来自不同组织的人都进行了同一项展示：当人们试图沿着一条白色直线行走时，不断增加酒精的摄入量会发生什么。第二个大家都谈到的方面，是吃一顿大餐是否会影响酒精的吸收率。第三个方面是使用漱口水是否会影响酒精含量探测器的结果。事实上，他们还全面总结了肇事者给出的所有解释和借口，以及交警会就酒驾提出的所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