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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家新公司开始不断成长时，每个人都要面临取得平衡的问题。几个月过去了，汤姆、拉塞尔和我花了越来越多的时间，来确保我们拥有足够的类型合适的法医学家，并确保我们的设备都能处理我们接手调查的所有案件。不过随着法证联合公司规模的扩大，对一家小公司来说生死攸关的业务起伏也渐趋平缓，这方面的情况总算变得简单了一些。
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我们已经为多塞特郡警署和其他警方完成了很大一部分案件。我还很清楚地记得其中的一个案件，能够很好地说明统筹各项法医调查所能产生的效果。案件中，伯恩茅斯成人用品商店一位老板被害。该案由生物学家罗伊·格林调查，他后来还成为法证联合公司旗下卡拉姆悬案调查小组的明星人物。此外，杰出的“老派”化学家雷·詹金斯也参与其中，他几乎可以研究所有与化学物质相关的东西。
商店老板亚当·肖的尸体被发现时，他的店里到处是血。我们把从现场发现的带血鞋印放进鞋类数据库中进行搜索，却未能发现匹配对象，因此我们无法通过鞋印上的图案找到鞋子的生产厂家。但我们能确定的是，有人在进入店里并锁上门后，捅了被害人几刀，然后翻找现金，又洗去了自己身上的血，最后打破一扇用木板封住的小窗户，翻到花园里逃走了。除了鞋印，几乎没有其他能识别凶手的法医证据。从疑似行凶者逃跑的窗户周围，我们发现了一些紫色的聚酯纤维（俗称“涤纶”）。虽然这些纤维看上去可能没多大作用，但是在调取商店周围街道上的监控录像后，它们就成了非常关键的线索。
袭击发生后，警察查看了监控录像中拍到的所有来往行人，发现其中有一名男子走过街道，重点是他身上的夹克里面穿着一件紫色毛衣。此人鞋面上的商标清晰可见，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信息，因为我们查询商标后发现，这种鞋子只能通过一种专门的邮购商品渠道才能买到。
根据商店里的带血鞋印，我们已经知道了凶手的鞋码，因此警察可以筛选出在这个地区订购过同样品牌、同样鞋码的人，然后一切就简单多了。警方逐一登门检查，很快找到了那个和监控录像中的男子十分相似的人。
虽然警方在嫌疑人的屋内没有找到紫色毛衣，但是他们将嫌疑人的其他多件衣物送交我们检查。罗伊在检查一件皮夹克时，发现右边袖口上有一些血迹，血迹的DNA与亚当·肖的DNA相吻合，而这份血液来自其他人的概率只有一千二百万分之一。随后罗伊还在衣物上发现了一些紫色聚酯纤维，这与犯罪现场小窗户周围发现的那些一致。
1999年11月，此案开庭。面对这些证据，十九岁的特里·吉布斯承认杀害亚当·肖，并被判处终身监禁。
正是我们在该案和其他案件中取得的成功，使得法证联合公司成了人们眼中能够提供优质法医服务的独立公司，一时间名声大噪。不过真正促使公司迅速壮大的，是我们在数次受托调查警方未能破获的悬案之后产生的另一个想法。自从悬案成为公开案件以来，我一直对它们格外感兴趣。于是我们向警方提议将悬案交给我们调查，并说如果我们未能成功破案，他们也不会有任何损失，因为不会有人知道我们曾对这些悬案进行过再调查；但只要我们成功破获了其中任何一个案件，那么警方就能得到全部的功劳。这让警方很难拒绝我们的提议，其中对他们更有吸引力的一点是，我们还在要价上尽量给予优惠，以此得到了调查悬案的机会。
一位科学支持经理，默西赛特郡警署一位经验丰富的高级调查官戴夫·史密斯，老早就对法证联合公司的工作表示出了浓厚的兴趣。当他给我们第一份案件的时候，我认为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都不会知道我们将会取得多大成功。会面时，他请我们所有人喝了一杯咖啡，然后马上就开始测试我们。他说：“我不打算告诉你与这个案子有关的任何内容。我只给你们看一段犯罪现场的录像，然后请你们告诉我，你们打算怎么破案。”
所有的谋杀案都是令人痛心的，幸运的是我很早就发现，一旦完全投入到工作中，投入到需要尽快认真处理的事情中，就不会有太多时间去纠结“人类相互残杀的暴行”，或者去思考这种暴行的本质。但是有时候，发生在他人身上的事情还是会让你感到恐惧，让你在工作中短暂地失神。艾丽斯·赖伊遭到残杀一案便是如此。
艾丽斯遇害的时候已经七十多岁了。1996年12月，人们在她默西赛特郡的家中发现她的尸体时，她的双手被绑在背后，双眼各插入了一把菜刀，嘴也被人塞住。此外，她还遭受过拷打和性侵，胸口也被刀捅过。案件发生的时候我们并未介入，警方在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工作后，一无所获。大约十八个月后，一位名叫凯文·莫里森的警方眼线向默西赛特郡警署侦探透露了未公开的案件细节，并声称凶手就是他的一个朋友。
按照莫里森的说法，艾丽斯被害当天，他的朋友请他帮忙看着一包东西，说是抢劫得来的。莫里森打开包后，发现了大量明显属于艾丽斯·赖伊的东西，然后他的朋友承认自己杀了艾丽斯·赖伊，因为她不肯把银行卡密码告诉他。莫里森的朋友似乎还说，他刺了被害人的眼睛，那样警察对凶手进行心理特征描述时就会受到误导，“他们会去寻找一个疯子”。
莫里森似乎没有考虑过，如果他把这件事告诉警察，他自己也会成为被调查的“嫌疑人”。也许他已经考虑过这种可能性，只是觉得警方应该早就找过与他相关的犯罪证据了。他的这种设想也许是合理的，但前提是，他在与警方交谈之前，就已经将自己车库里的许多女式内裤处理掉了。
警方搜寻了莫里森的车库，发现了多条女式内裤，其中就包括一条老式内裤，警方认为这可能就是被害人半裸尸体上失踪的那条。尽管乔利镇的法医科学中心实验室在这条内裤上检测出了莫里森的DNA，但是他们却没有能将内裤与艾丽斯·赖伊联系在一起的证据，只发现了少量疑似来自她的套头衫的纺织纤维。莫里森声称这条内裤本来是他从跳蚤市场买给他女儿穿的，但最后还是他自己穿了。当然，我们也没有证据能证明他说的是假话。
法医科学中心的法医学家们意识到，如果艾丽斯穿过那条内裤，上面很有可能留下她的DNA。所以他们将内裤剪成二十二块布，随后对所有这些布块进行测试。关于处理悬案，我们已经学会的一件事情是：永远不要理所当然地相信之前的测试，即使它是由能力与经验兼备的法医学家进行的。因此我们团队在优秀的罗丝·哈蒙德（本书前面提到过她）的带领下，谨慎地选取了从裆部剪下的两三片布，再次进行分析。
在提取技术得到完善之后，我们能够“榨取”织物的碎片，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碎片中提取出所有化学物质。于是我们完成了分析，获得了两份完整的DNA图谱。其中一份图谱与凯文·莫里森相吻合，另一份几乎可以断定是来自艾丽斯·赖伊。来自与她无关的其他人的概率只有六千九百万分之一。
我们发现的其他证据中还包括一些能与莫里森联系在一起的纤维和油漆。还有一点也能与他建立联系，那就是他有一把埋在旅行车附近土里的刀，他声称那把刀是他朋友交给他的那个包里的东西。1999年7月，此案接受审理，法官判定莫里森“残忍谋杀”艾丽斯·赖伊，并判处有期徒刑不少于十八年。依据当时的法律，莫里森必须至少服满这一刑期，才有资格申请假释。
随着默西赛特郡警署对我们产生了初步信任，他们开始让我们来处理更多的悬案。其中一桩悬案是发生于1983年10月的谋杀案，受害者是一位名叫辛西娅·博肖的女性，媒体将其称为“浴室中的美人”。辛西娅住在威勒尔半岛的一个小镇里，受到很多镇民的喜爱。根据她的日记内容来看，她有很多遍布全球的男性朋友，其中有一些在她死后接受过警察的讯问。
经过初次调查，人们认为辛西娅是被人掐死在床上然后转移到浴室的。但是除了床上的一件睡袍上有一块精斑外，并没有发现其他任何证据。那时候，负责此案的法医学家们将这块带有精斑的样本剪下，进行血型检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DNA分型尚未出现，血型检测是唯一可用的方法；但是血型检测没能识别出杀害辛西娅的凶手。在1999年我们介入此案的十八个月前，法医科学中心复查了案件，仍然没有进一步的发现。
眼前的案情让我们无从下手，不过我们决定要更仔细地检查睡袍。可问题是，之前的检测好像已经耗尽了可能与嫌疑人有关的那块带有精斑的样本。所以我们必须想出另一种获取精斑的方式。
对精液进行检测时，需要先在样本上压上一大块湿的吸墨纸，使之吸收上面稀释了的精斑成分，然后在吸墨纸上喷上化学试剂使之产生反应。通常这么做的时候是看不到任何反应的，但是精液痕迹将弥散到织物的外部，扩大之前的精斑区域。因此我们决定从之前剪下过带有精斑布块周围剪下一些边缘部分，然后我们挤压薄长的布条，以尽量获取依然留存的精液。这值得一试，但出乎意料的是，我们居然设法获得了一份完整的DNA图谱。
自从辛西娅·博肖谋杀案发生以来，DNA分型技术已经成为法医学中的一大新兴手段。然而在我们介入时，DNA数据库才建立了四年时间，里面包含的DNA图谱非常有限，没有一个与睡袍上发现的DNA图谱相吻合。所以警方只能借助媒体提出所有的常规问题，提醒人们关注这个案子，并希望知情人士能够提供任何与本案相关的信息。
我不知道他们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了多少反馈，不过这确实是帮助我们走上正确方向的关键。当时有一位叫芭芭拉·塔夫脱的女士提供了重要信息。在辛西娅·博肖遇害后的十六年里，芭芭拉和丈夫离了婚。不过虽然两人已经分开，但芭芭拉依然按照丈夫的要求，在最初接受警察问讯期间为他保守着秘密。如今她向警察坦白，案发当天约翰·塔夫脱并不像他自己说的那样和她一起待在家里，而且那一整天他的行为都很古怪。据她所说，她在半夜醒来看向窗外时，发现她丈夫正在花园里烧东西。
辛西娅·博肖遇害后，约翰·塔夫脱曾接受警方的讯问，声称自己从未见过这个女人。现在前妻出来指证，我们又发现他血样中的DNA与辛西娅睡袍上的DNA图谱相吻合时，他又换了一套说辞。据他所说，他在玻璃装配公司工作的时候，曾来到辛西娅·博肖家给她报价，两人随后就发展成了情人关系。而他之所以先前让妻子给他提供不在场证明，是因为辛西娅·博肖被害当天他曾经到过她家，并且和她发生了关系。但他坚称，自己离开的时候辛西娅·博肖还活着。
除了DNA图谱，还有其他证据可以证明约翰·塔夫脱的罪行。其中包括我们在一些珠宝上检测到了微量属于辛西娅的DNA，而这些珠宝正是在约翰·塔夫脱住所附近电话亭里的一只袜子里发现的。1999年11月，他因谋杀辛西娅·博肖被判处终身监禁。
我们很幸运，不论是法证联合公司还是法证直达公司都拥有一批杰出的法医学家，他们拥有特殊的技能，使我们得以开展广泛的案件工作。有一名非常有趣的法医学家叫鲍勃·梅斯，他之前带领过英国皇家空军的一支毒理学队伍。当默西赛特郡警署请我们调查另一起悬案时，正是鲍勃对南美直升机飞行员方面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关键证据。
1998年10月，四十三岁的律师谢丽尔·刘易斯死于酒店房间，那时候她正和男友在埃及的卢克索度假。虽然从谢丽尔的尸体里发现了少量氰化物，但很难解释它可能具有的意义，因为氰化物在血液中并不稳定，如果血液样本储存不当，便有可能造成氰化物的流失。在极少数情况下，氰化物也会在腐烂的过程中自然生成。最终经过尸检后，死亡原因被定为由某种反应剧烈但来源不明的刺激物引起的胃部大出血。
谢丽尔生前立有遗嘱，遗嘱中指定她的男友，也就是四十八岁的工业药剂师约翰·阿伦为唯一的遗产继承人。她的家人说这不像她平时的作风。所以我想在谢丽尔死后几个月，阿伦的新女友珍妮弗·休斯因胃疼匆忙赶往医院之前，谢丽尔的家人就已经怀疑阿伦是凶手了。幸运的是珍妮弗活了下来，虽然测试无果，但阿伦还是被立即逮捕了。
一位从一开始就介入此案的侦探始终怀疑约翰·阿伦是凶手。正是在他的坚持下，戴夫·史密斯最终被说服，并找到我们调查案件。
此次调查由另一位杰出的毒理学家亚历克斯·艾伦指导，他知识渊博，对毒药非常精通，就像是一本百科全书。我们在检查谢丽尔的血液和其他未经检查的尸体样本时，发现了含量不容忽视的硫氰酸盐。硫氰酸盐是氰化物的一种分解产物，可认为是吸烟产生的结果。事实上，我们还在样本中发现了尼古丁及其代谢物“可替宁”。谢丽尔显然是个烟瘾很大的人，所以被告方驳回了上述发现，认为更重要的线索是她体内含有大量的氯喹。
辩方声称导致谢丽尔死亡的真正原因是服用了过量氯喹，这正是她服用的抗疟疾药物中的一种有效成分。而鲍勃·梅斯对南美直升机飞行员的研究恰巧给案件提供了关键证据。该研究围绕着失事直升机的飞行员都曾服用过抗疟疾药片展开，结果显示这些人的血液中都含有高浓度的氯喹，它们是从死者的肝脏中释放出来的，但并非致死的原因。
审判约翰·阿伦的时候，媒体在报道中总说，“尼罗河上的死亡”是因为约翰·阿伦在杜松子滋补酒中放入了氰化物，谢丽尔正是在死亡那天夜里喝了一杯。但是，我们总觉得真实情况可能并不是这样。
逮捕约翰·阿伦的时候，警察在谢丽尔驾驶的公司车里发现了四个小方块状的氰化钠。自从谢丽尔死后，这辆车一直由约翰·阿伦驾驶。我们在检查这些氰化物方块时发现，其中一块似乎有被刮过的痕迹。如果消失的残片曾被进一步分割，那么割下来的部分完全足以制造几个小“药片”，它们的大小和形状与谢丽尔正在服用的抗疟疾药片相同，正好可以替换掉后者。这样就能解释最初的尸检中发现她的胃壁有部分区域变薄的现象了。或许这也是她躺在酒店房间的床上奄奄一息的时候，阿伦没有给她进行人工呼吸的原因。因为他知道她中了氰化物的毒，当然就不会想要冒着中毒的危险与她直接接触了。
病理学家埃迪·塔普博士说，胃黏膜变薄是由于接触了腐蚀性物质。氰化钠在有水分的情况下会产生氢氧化钠——后者常被用作排水沟的清洁剂！亚历克斯还在死者脾脏较深处的组织中发现了氰化物，由此他得出结论，谢丽尔的死因很可能是服用了氰化物。与此同时，他还排除了另一种可能性——这种氰化物来自某种产氰植物，或在埃及时使用过的某种防腐液。
2000年3月，约翰·阿伦因毒害谢丽尔·刘易斯被判终身监禁。对于他的新女友珍妮弗·休斯来说，这次逮捕很可能正是时候，因为在她胃痛住院之前，两人原本计划去埃及度假两周的。
到2000年，默西赛特郡警署交给我们的工作越来越多，因此我们决定在柴郡的沃灵顿附近，靠近里斯利的地方建立第二所实验室。这所新实验室的职员中有两位天才法医化学家，格里和安迪·戴维森。我曾经看格里处理过一个案子，印象非常深刻，于是我就将她从格拉斯哥市的斯特莱斯克莱德刑侦实验室挖了过来，而她的丈夫安迪也就跟着她一起过来了。
戴夫·史密斯委托我们调查的另一起悬案，就是由格里负责的。那是一位酒馆老板被人杀害的案子，也是戴夫从警署退休前重查的最后一起悬案。
酒馆老板菲利普·李的尸体于1998年被发现，报纸上将发现他尸体的地方称作利物浦南部“臭名昭著的同性恋聚集地”。一年之后，一位名叫罗伊·乔根森·克里斯滕森的男子因一起与此案完全无关的抢劫案被逮捕。警方讯问克里斯滕森时，在“未被录音”的情况下他承认自己杀了菲利普·李。但在警方要录音的时候，他却拒绝重复这一供词，因此警方没有足够的证据对他进行指控。不过他似乎很了解菲利普·李那辆被人丢弃在犯罪现场不远处的奥斯汀曼斯特汽车的后备厢里装了什么东西。于是警方开始重视起来。
菲利普·李去世两年后，警察在一场拍卖会上找到了克里斯滕森的雷诺梅甘娜汽车。格里的调查重点之一就是上述两辆车之间的二次纤维转移。初次调查的时候，警方从菲利普·李的车上用大量胶带进行了取样。我们查看胶带后，发现上面有少量与众不同的橙色聚酯纤维，这与从克里斯滕森的车上发现的一些纤维非常相似。我们通过显微分光光度测定法确定了纤维颜色的详细特征，然后在染料工业数据库中进行搜索，并发现了一家大型制药公司提供给一家汽车厂的某种染料具有相似的特征。
我们经过更详细的检测后，最终确定在两辆车上发现的纤维来自同一生产批次。在拿到雷诺车的质保文件时，我们发现该车原本所用的染料与所发现纤维上的染料属于不同批次，从而怀疑在雷诺车上发现的纤维很有可能来自克里斯滕森的汽车座椅。这就意味着，很可能曾有同一个人坐过这两辆车。
眼看我们就快要获得证据证明克里斯滕森是杀害菲利普·李的凶手了，但我们还是没能赶在戴夫·史密斯退休前解决他手上的这桩悬案。到戴夫退休时，他在警署已经干了四十五年。好在最终结案的时候，他来我们法证联合公司，担任了业务发展经理。2004年1月，法院接受了我们的证据，克里斯滕森承认自己杀害了菲利普·李，并被处以二十二年监禁，与他当时已经开始服刑的终身监禁合并执行。
自从一些案件成为悬案以来，法医学又有了新的发展，特别是在DNA分型技术这方面。除了运用新技术外，我们还需要从另一个角度重新查案，并利用我们积累的知识和经验，以及坚定的决心，来帮助破获这些悬案。在证明了我们有这个能力之后，我乐观的预言很快就实现了。我们开始招聘新员工、建立新实验室、扩大法证联合公司的规模，努力为即将到来的工作做好准备。
第22章 服务范围的拓展：法医事业的新阶段
所谓科学，就是以一种全面系统的方法，来回答与我们自己相关，或与周边物质世界相关的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解决问题、拓宽视野，更好地了解使我们身体正常运转的东西，了解我们来自哪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等等。法医学与其他类型的应用科学不同的一点是：法医学会不断地提醒人们，人类能够做出不那么令人钦佩，甚至有时是邪恶至极的事情。幸运的是，虽然看到某人犯罪所导致的后果会让我有点难过，但是这种情绪从来不会在我心里停留太久。因为我通常马上又会接到看起来更紧急，有时又特别有趣，很有破解价值的案件，从而帮助我迅速摆脱难过的情绪。
除了调查涉及法医生物学、法医化学、法医物理学以及法医药物学等方面的案件外，我们还在里斯利的法证联合公司内专门设立了一个装备齐全的小型枪械部门。这个部门内设一个枪械检查车间、一个服装检查室、一间干净的DNA实验室，以及一个安保严密的枪械库，其中枪械库里有一个拥有高科技音质效果的房间，可供安全使用枪械。该部门由北爱尔兰一名枪械专家菲利普·博伊斯领导，每年可能要处理八百起案件；同时他的妻子玛吉，一位经验丰富的法医生物学家也加入了我们。这个部门自2003年正式成立后，使我们的服务范围上升到了一个全新的维度。
我们一直在努力提高质量和运输服务，并寻找控制实验室环境的方法。在法医实验室来回运送证物，一直是由警方自己负责的事情，但并不总能在理想的条件下进行。因此，我们有一个很受欢迎的想法：为证据提供免费的收集和递送服务。
我还继续在报纸发表讲话，撰写文章和信件，就像我在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做的那样。我的大多数言论是关于法医学的使用和滥用，以及我们该如何小心谨慎地正确理解和恰当使用它。虽然在有分歧的时候，法医学能够很好地帮助我们解决问题，但它也可能存在误导性和迷惑性，从而导致司法不公。因此，我的这些言论通常不是为了给自己公司打广告，而主要是为了普及我强烈认为人们有必要了解的知识。当然，这是在受到别人邀请的时候！
长久以来，我与同事们都在关注一个现象：任何具有某种科学知识背景的人都可以站在法庭上，声称自己是一名法医学家。这种情况往往出现在为辩方工作的科学家身上，他们可能具有优秀的科学资格，但并不一定是在法医学领域。他们有时候甚至连如何操作显微镜都不知道，而显微镜是用来检测证据的基本工具；他们有时也意识不到在某一特定的情景中，从某人套头衫上找到的六根红色尼龙纤维可能具有怎样重要的意义。专业知识的贫乏会不可避免地反映在他们对于证据优势和劣势的总结上。在其他情况下，这可能只是遭人嘲笑而已；但是在刑事司法领域，后果可能是极其严重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一直与一些具有真正水平的组织进行合作（近来还包括法医科学中心），试图为法医学家引入某种执业资格认证制度。在这件事上，法医科学中心总干事珍妮特·汤普森和我的意见完全一致！2000年，我成为法医执业者注册委员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第一个当选的理事会成员。这是我们第一次拥有资格认证系统。该系统的基本原则是针对科学家的工作进行独立的同行评审，而不是仅仅基于客户对他们的评价。不幸的是，仅过了几年，法医执业者注册委员会系统就被摒弃了，因为它的流程过于烦琐、价格过于昂贵，无法在这个相对较小的行业中支撑下来。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事情有所变化，比如我们拥有了一个法医学监管机构——虽然这个机构还没有法定权力来强制执行其建议——并且还促使大部分为警方提供法医服务的外部供应商达到了国际ISO 17025标准。
ISO 17025规定了能力、测试和校准方面的要求，有人认为它已经涵盖了法医执业者注册委员会系统的主要方面。但由于它主要针对的是实验室的系统和过程，而非法医学家个人，所以后一方面还存在空白。同时，该标准显然也未能解决另一个存在至今的严重问题——针对被告方法医学家的工作，尚无认证要求。因此，自封为“专家”的人仍在继续夸大自己的资历，不仅会把法医学领域的水搅浑，还有可能给刑事司法带来真正的风险。因为这部分科学家通常无法有效地发现科学证据中的真正弱点，无法为法医学和法医学家获得必要的信任保障，法院也可能会因此对法医学家的作用产生怀疑。
2001年，我当选为英国法医学协会主席。这一竞选结果令我非常满意。因为另一名候选人是法医科学中心的一位资深成员，他似乎还发起了一场反对我当选的舆论战，然后还跑到所有的法医科学中心实验室高喊“支持盖洛普就是反对法医科学中心”的口号。我听到这件事的时候忍不住笑了，特别是在宣布结果的时候，显然很多法医科学中心科学家都给我投了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