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悬疑小说上一章：最漫长的那一夜·第2季
- 悬疑小说下一章：虚拟街头漂流记 日本推理小说之神/島田莊司
虽然DNA分析在1988年才刚刚起步，但这一项旨在区分男性和女性DNA的新技术已在奥尔德马斯顿的法医科学中心研究实验室得到了运用。在阅读最初的法医报告中有一点让我感到吃惊：报告中显示了在丽奈特牛仔裤和袜子上的外来血液中存在Y染色体。因此，血液一定来自男性，因为男性的性染色体是XY，而女性是XX。这意味着除非帕塞拉的血液与男性血液混合，否则这部分血迹不可能是她的。这项发现在当时应该起着关键作用，但实际上却被忽视了，可能是因为这个结果不符合预期，也可能是因为科学家们并不相信这项新技术的鉴定结果。不管是出于什么缘故，当时都不应该忽视这一点，因为现象背后总有其原因。
警方饱受批评，不光是因为造成了冤假错案，还因为始终没有找到真凶。不过他们一直在努力破案，并且每当有新的DNA技术出现的时候，他们都会将外来血液送去检验。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他们也想要找到一些证据来证明他们最初的怀疑是正确的。而有意思的地方在于这个案例反映出，在初次调查的那个时代，DNA分型技术需要相当多的血液。事实上，法医科学中心在伯明翰进行的多位点探针测试，以及之后在赛尔玛公司进行的单位点探针测试之所以不成功，部分原因可能就是获取的血液量不能满足测试需要。
1992年，奥尔德马斯顿法医科学中心实验室受其中一名嫌疑人的律师委托，进行了一项新的DNA检测，即聚合酶链反应。通过成倍增加提取的DNA数量，可以从比之前更小的样本中获得结果（在HLA血型系统中）。但是实验并没有成功。1996年，第二次使用聚合酶链反应进行DNA检测，这次检测的对象主要是从尸体附近的壁纸上采集的血液。聚合酶链反应在当时是短串联重复序列分析的一部分，而短串联重复序列也是我们今天仍在使用的一种检测类型。同样，第二次测试也失败了。1997年又一次进行了测试，用聚合酶链反应检测了丽奈特牛仔裤上的血液，但同样没有产生任何有用的结果。当对她右脚的袜子，以及卧室和走廊的墙纸进行短串联重复序列分析时，唯一得到的成功结果就是：袜子上的血是她自己的。
我们读完这些报告后清楚地发现，初次调查受到了多种因素的阻碍。其中之一就是，没有充分地思考在公寓套间里观察到的血液模式，以及它们的真正含义。当我们开始关注血液模式时，情况就变得愈加明朗了；这种思路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框架作为我们调查的基础。外来血液就是我们的首要关注点之一。
很明显，从外来血液中提取的DNA图谱有助于识别其来源。如果我们足够幸运，我们甚至可以在国家DNA数据库中找到与之匹配的DNA。尽管这个数据库到1995年才建立，但是理论上仍然可以包含相关的DNA，因为该案发生时数据库已经建立一段时间了。此外，外来血液的分布可以帮助我们查明，它与谋杀案之间确实存在联系，还是纯属巧合，比如说，它可能来自于案发之前的某个时候在房间里待过的人。
在初次调查中，每次执行新的DNA测试都要从丽奈特的牛仔裤和袜子中取出一部分外来血液样本。这些血液样本总量有限，而进行的实验却都没有成功。因此，在我们着手调查此案之前就决定，如果要对犯罪现场的血样进行更多的检测，就必须遵守严格的指导原则。随后我们组建了一个由当地专家构成的小组，为我们自己的调查小组提供建议。专家小组中有两位DNA专家，一位是法医科学中心科学家彼得·吉尔，另一位是德国教授贝恩德·布林克曼；此外还有贝恩德的助手史蒂夫·兰德，他起草了一份用于指导进一步测试的方案。我们在对可能是外来血液的少量血液样本，特别是丽奈特的牛仔裤和袜子上的血液进行任何检测之前，必须征求专家小组中两名DNA专家的意见并征得他们的同意。虽然这使得调查过程变得漫长而缓慢，但也有明显的好处，因为可以从专家处得到有关最新技术的建议。
初次调查中还有一个较大的问题是，警察专注于指纹采集，从而几乎忽略了其他一切可能的证物。在发现丽奈特的尸体后，虽然有很多人进出过公寓套间，但警方仍有很大机会发现那些由血液或沾满鲜血的手指留下的印记，而这一点至关重要。因此对于他们寻找指纹的执着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他们在所有的东西上都喷洒了茚三酮用于显示潜在即不易被发现的指纹，但这种物质会降解DNA，导致其无法用于分型。
不过警方专注于寻找指纹也给我们带来了好处：他们把发生袭击的卧室，以及外面通道上的墙纸全都揭了下来。因此在我勘查犯罪现场并进行各种测量之后，我们便将这些墙纸拿到实验室，贴到了适当尺寸的木板上，然后将木板进行组合，重建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房间区域。在我们试图更精确地了解那里发生了什么的时候，能够在重建的场景中推演，并详细检查血液模式，这对我们是很有帮助的。
为了重建场景我去案发公寓进行测量时，发现那里正在重新粉刷，这好像是丽奈特死后第二次粉刷了。不过能够看到实际的房间还是有一些帮助，我在了解到这些房间其实空间相对较小之后，就能推测出哪些情况可能发生，哪些不可能发生。警方到现在仍然认为丽奈特被杀害的时候，帕塞拉和五名最初的嫌疑人都在卧室里。当然，一个小空间里的人越多，就越有可能留下痕迹。因此，如果事实的确如此，我们就有很大可能从那里找到一些至少证明所有这些人都在那里的证据。
我们从最初的报告中得知，丽奈特被害时公寓因为没有付电费而被断了电。卧室里唯一的灯光来自外面的街灯，而公寓狭窄的走廊几乎是一片漆黑。公共楼梯的灯泡也坏了，没人换新的，所以从公寓大门到丽奈特所住套间大门之间的这段区域也没有光线。考虑到这一点，当我们开始思考杀害丽奈特的凶手是如何从卧室走到外面的人行道上时，公寓套间大厅墙壁上的血迹开始变得至关重要了。
从警方提供的各种报告和大量犯罪现场的照片，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卧室里面有大量血液，还有许多不同的物品。血迹最多的区域是床尾及周围，还有附近的墙上和地板上。其中有一些血迹呈现出典型的动脉喷洒形式，这就表明这里是丽奈特最开始受到攻击的地方，她的脖子和手腕也是在这里受的伤。同样在这个地方还有其他的血迹玷污和涂抹的痕迹，这表明靠墙处曾发生过打斗，或者行凶者在刺杀受害人的时候是靠着墙的。
在丽奈特尸体附近的墙上发现了一些斑点状和飞溅状的血迹，很明显这是从某样鲜血淋漓的物体上抛洒出来的，我们怀疑是刀或是行凶者当时正在流血的手。尤其是那个人如果受了伤，并抓住丽奈特脚踝，把她从一开始发生袭击的角落拖到窗户下面，也就是最后发现她尸体的地方，那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她大腿底部的牛仔裤和右脚袜子上会有外来血液。
走出卧室可以看到正前方有一面墙，也就是说想进入大厅必须向左急转弯，虽然在公寓的这一块地方几乎没有血迹的书面记录，但还有一些照片，以及我们在实验室里用来重建现场的墙纸。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卧室门对面的墙上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标记，上面有一个接触性污点，下面有溅出的血迹。这或许是有人在走出卧室的时候撞到过这面墙，并且在手碰到墙面之后才意识到要向左急转弯，走向大厅。在大厅的墙上，大约在手肘和肩膀高度之间的位置，还有其他的片状血迹，这应该是同一个人在黑暗中探路时留下的。然后这个人走下了楼梯，摸索着前门的门闩，开门走到街上。
在对可能发生的事情有了一个行得通的解释之后，我们的重点是从外来血液中获取一份DNA图谱，并确定它的广泛程度。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将能确定这些血迹是否与本次袭击有直接关系。但是，由于此前这些地方已经被检测了多次，所以留下的痕迹太少。所以我们必须找到更多血迹，这就意味着我们要尽可能多地拿到在案发现场找到的原始物品。
原始物品中有一些已经交还了警方，并被存放在警方仓库里；还有一些存放在伯明翰法医科学中心实验室的档案馆里，包括所有检测过的样本。所以在完成这项艰难调查的三四年里，我们经常在各个调查阶段向档案馆请求调取一些特殊物品，如果没有获得任何发现我们还会反复检查。不过幸运的是，事情总会有柳暗花明的时候。我们极力劝说，称根据案件记录来看，样本一定仍然存放在某个地方。警方在我们的鼓舞下也坚持这一点，最终多亏了他们，我们获得了初次调查中没收的大量物品，随即开始逐一检查。
总是需要从头再来的原因之一，就是没有人能保证万无一失，即便某些东西已经由技术高超、经验丰富的法医学家检查过。也许你可以采取和他们略有不同的方法，使用一种不同类型的技术，或以前没有的新技术；也许你会在之后检查其他东西时受到启发，联想起之前遗漏的地方。此外，这种方式可以很好地帮助你理解案发时所拍照片中的一些细节，从而重新审视某些证据的价值。
有些证物已经被检查了无数次，比如丽奈特的牛仔裤和袜子，但它们显然极为重要，所以我们仍会再次检查，以获取有用信息。不过我们需要克服更多困难，比如牛仔裤裤腿的底部现在只剩下网格状的织物碎片了，每一个被挖掉的洞都代表之前的一次取样检测。
取得了专家小组的批准后，我们DNA小组中的两人，本公司的马特·格林哈尔希和赛尔玛公司的安迪·麦克唐纳也表示同意之后，我们开始试图改进自己的DNA分型技术。为了避免不必要地消耗宝贵的外来血液，在我们确定准备好测试外来血液之前，只能使用那些确认来自丽奈特本人的血液。尽管我们的技术得到改善，但牛仔裤上的靛青染料仍然给我们提出了难题，那就是染料抑制了DNA反应，就像之前在墙纸上喷洒茚三酮导致的结果一样。
在我们检查的众多物品中，包括在房子后面发现的一串沾满血迹的钥匙，据说是进入丽奈特公寓套间门的钥匙；还有尸体头部附近地板上的两个堆叠的硬纸板箱子；窗台上的一盒避孕套；光秃秃的床垫上一个未使用的避孕套；一些烟蒂；初次调查时没有引起重视的一两个血迹拭子；尸体周围的地板上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垃圾，包括一些饼干包装以及香烟盒外面那层玻璃纸套。任何法医学家都会对你说，一堆不起眼的杂物中说不定就会有重要发现。在这个案子里，我们的第一个突破口就是那层不起眼的玻璃纸。
由于这层玻璃纸离丽奈特的尸体很近，我们非常确定上面的片状血迹应该来自于她。不过上面还有一个小而圆的血迹似乎更让人感兴趣。因为这种血迹呈现出一种从空中滴落的形态，似乎是从某种沾血的物体上甩出来，然后被玻璃纸拦截。
这些血滴可能来自丽奈特的尸体，也可能是凶手受伤的手。我们测试后，得到了一份基本上完全属于男性的DNA图谱。之后不久，我们从两个堆叠的硬纸箱外部的血液中得到了同样的测试结果。那一刻开始我们觉得可能发现了什么。但是我们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才能够将这个“玻璃纸男子”与丽奈特的谋杀案联系起来。
我们从最初的血型测试中了解到，卧室窗户下面的墙上有一些外来血液。所以我们查看了犯罪现场的照片，这一次我们要寻找的是一些斑点状或飞溅状的血迹，就像玻璃纸上面的血迹一样。可以设想，这部分血液可能是从某个人的手上甩出，然后沾到我们要检查的物体上的。但我们寻找的过程并不顺利，感觉就像“它本来在这里，现在却不见了”。直到我们找出一片也许有价值的护墙板。
警察回到公寓截下了一段护墙板供我们检查，还将楼梯下通向街道的前门取下来交给我们。而我们对那扇门感兴趣的点在于，初次调查的时候从上面刮取了一片血迹用于检测，但没有得出任何有用的结果。虽然案件发生后这扇门已经被粉刷了两次，但我认为还是值得一探究竟的。所以我请同事艾普丽尔·罗布森刮下护墙板上的涂料，因为她做事一丝不苟，且天生具有观察力。进行这个任务的时候需要非常细致，使用手术用的解剖刀和放大镜，一次刮取一丁点儿。艾普丽尔是那种能在检查证物时触类旁通，联想到其他线索的人，并且过目不忘。这是一门与生俱来、无法传授的技巧；在寻找事物之间或许存在，却不知以何种形式存在的联系时，这种技巧至关重要。
艾普丽尔觉得我的想法很疯狂，所以刮取涂料时并不是特别上心。我能理解她为什么会这么想。这件工作劳神费力，还很不容易把握刮取的度——不能太深也不能太浅。刮得太深，就会刮掉那些位于涂料层下面的血迹；刮得太浅，就无法使血迹显露出来。但千万不要随便给某件事打上“太难”的标签，而轻易放弃。艾普丽尔小心翼翼地进行着这项任务，终于设法从护墙板上找到了一些血迹。这些血迹没有被警方喷洒过茚三酮来寻找指纹；事实上，涂料对它们起到了很好的保护作用。她还在踢脚板的后面发现了一些血迹，这就证明那里肯定有一个缺口。
我们从这些血液中得到的DNA图谱与“玻璃纸男子”相吻合，所以艾普丽尔又在公寓大门上继续刮涂料找血迹。她在这次刮取涂料的过程中没有发现任何血迹，因为这扇门上的大部分血迹已经在初次调查中被人擦拭用去测试了。不过她进行了血液测试，化学反应为阳性。然后我们从染过血的区域取样并进行测试，结果发现其中包含了两份混在一起的DNA，一份是“玻璃纸男子”的DNA，另一份是丽奈特的DNA。既然门上的血迹可能是凶手在黑暗中慌忙逃离房屋时，双手摸索门闩留下的，DNA测试结果就正好符合我们的预判。
我们又对卧室门外的墙壁和楼梯的顶部取样进行了检测——之前还没有人调查过这两处地方。结果我们再次得出了和“玻璃纸男子”DNA相同的图谱。接下来，我们把注意力转向了丽奈特的上衣。这部分检测更具有挑战性，因为衣服完全被她自己的血液浸透了，所以要想从中找到行凶者的血迹，确实有点像大海捞针。
丽奈特的尸体被人发现的时候，她的一只手臂在所穿夹克的袖子外面，夹克的背面则横放在她身体的正面。这副样子看上去就很奇怪。艾普丽尔在被这个问题困扰了许久之后，也以同样的形式穿上类似的衣服躺在地板上。然后她让我猛拽她的衣服，于是丽奈特被人拉扯或粗暴对待的方式就变得清晰起来了。这样一来，我们就能从她的衣服上确定一些关键信息。对从衣物上提取的血液样本进行测试后，我们得出的DNA图谱再一次与“玻璃纸男子”的相吻合。当然，样本里面也混有丽奈特自己的血液。
真是太棒了！我们从丽奈特的汗衫、夹克、牛仔裤的两条裤腿、袜子，以及硬纸箱、香烟盒的玻璃纸包装、靠近尸体的墙上、从卧室通往公寓大门的过道上、公寓大门上，全都发现了同一名男子的DNA。毫无疑问，无论他是谁，他都与这次谋杀案有着直接联系。
警方仍然怀疑凶手是“加的夫三人组”中的一个。所以我们获取了最初被逮捕的五个嫌疑人的样本，其中包括部分代替样本（比如我们从他们几人的衣服上发现且确信属于他们本人的体液），来进行DNA分型测试。然而，最终结果显示，五个人的DNA图谱都与“玻璃纸男子”的不同。那么，“玻璃纸男子”到底是谁？
我们查看了国家DNA数据库，警方也在当地进行了大规模筛查，都没有找到能与那名男子相匹配的DNA。于是我们决定采用家族搜索数据库，也就是查找与这名嫌疑人相近的DNA片段缺失结果，这样或许能找到他的亲属。首先我们选择了他DNA图谱中最罕见的一种等位基因（等位基因是基因的一种形式）：FGA27。它出现的概率大约是百分之一。然后我们要求选择性地搜索数据库，搜索范围限定在男性，搜索区域只能在加的夫，我觉得还可以限定年龄。
调查结果出来后，名单上一共有六百个名字。这牵扯的人太多了点，警方恐怕调查不过来，所以我们需要想办法缩小名单范围。在此，我们要特别感谢保罗·威廉姆斯，他是南威尔士警署的一名警官，做事细致入微。保罗警官挨个检查了这六百个图谱，看看哪些图谱具有至少七个与“玻璃纸男子”相同的等位基因（最大二十个）。在保罗的努力之下，名单上的人数减少到了七十个。接下来，我们逐一查看了这七十个人与“玻璃纸男子”匹配的等位基因，以及它们出现在普通人群中的概率。最终我们将单个图谱中的所有匹配率整合起来，得出一个总概率。我们发现，有一份DNA图谱与“玻璃纸男子”的图谱很接近。
这份图谱属于一名十四岁的男孩，因为他犯了一些（相对）较轻的罪，所以DNA数据库里出现了他的名字。但是丽奈特被人杀害之前，这名男孩就已经去世了。警方调查了他的家族成员后，让我们先检查了他母亲的血液样本。男孩的母亲当然不可能是“玻璃纸男子”，不过我想警方只是想知道那一份FGA27基因是不是从母亲一方遗传下来的。检测结果表明并非如此，于是警方又从男孩的父亲那里取来一个样本。虽然男孩父亲与“玻璃纸男子”的DNA图谱十分接近，但并不是同一个人。我们还对男孩的哥哥进行了检测，结果也不是他。就在我们准备把搜索范围扩大到其他家族时，警方发现男孩的父亲还有一个隐居多年的兄弟。
就在实验室的同事们极力从这名男子的样本中整理出DNA图谱时，我却不得不离开实验室前往伯明翰参加一个会议，真是令人气恼，尤其是我的手机在伯明翰地区信号很不好。我在火车上接到实验室同事的电话，在听到他说“得到了一些初步结果，好像能说明……”之后手机就断线了，给我留下好大一个悬念。等我到了伯明翰，才了解到检测结果。那时候警察已经将十四岁男孩的叔叔杰弗瑞·加福尔抬上车送往医院了。
因为警察十分确信凶手就在这家人中，所以当他们从男孩叔叔身上采样送检之后，就有意识地监视他。他们看到杰弗瑞·加福尔去了几家药房，然后一回家就猛地关上了门，于是警方立即破门闯入。幸运的是，虽然警方没来得及阻止他服下刚买的对乙酰氨基酚片，但及时将他送往医院，保住了性命。
也许加福尔觉得自己快死了，所以向警方招供了一半的罪行。我们快速检查了他的血型，发现确实与犯罪现场、丽奈特的牛仔裤和袜子上的血型结果相匹配。2003年7月，法庭重审了此案。面对所有证据，杰弗瑞·加福尔承认了罪行，随后因杀害丽奈特·怀特被判处终身监禁。
如果换成其他大多数案件，到这里就该结束了。但是加福尔刚被定罪，警方就开始调查最初负责此案，并导致“加的夫三人组”被误判的几名警官。2008年，安吉拉·帕塞拉、莉安·维尔黛，还有初次审判中的另一位目击证人因为做伪证，被判有罪入狱。一年后，三名在职警务人员、十名退休警务人员，以及两名文职警员也在调查中受到指控。2011年，起诉“蒙彻和其他警察”的案件开庭时，我再次参与了进来。
我知道这些警务人员依然坚信他们逮捕“加的夫三人组”没有错。但是直到我站在证人席上，我才知道他们居然声称，尽管加福尔的血液出现在犯罪现场，他有可能是相对无辜的。他们似乎认为，加福尔在和丽奈特因发生了“某种关系”争吵并打斗后，就离开了公寓，这时“加的夫三人组”进入卧室捅死了受害者。即使我无法说这种情况绝对不可能，但也没有证据表明袭击发生时有其他任何人在场。如果情况确如他们所说，那么在空间如此小的公寓套间里同时容纳五六个人也显得有点奇怪。因为房间里的人越多，行为越活跃，留下他们活动痕迹的可能性也就越高。
通常来说，在一项工作完成很久之后再回答相关问题，是很有难度的。不管你如何仔细地查看你的案件记录，都不可能回忆起你写过或见过的所有事情的细节，以及进行过的所有测试结果。在一个大型案件中，仅案件记录就能填满大量的活页夹。所以你会在最后出庭时带上大量的资料，然后在埋头翻找具体答案时惹怒所有人。我还记得我在法庭上出示证据并被问到一个具体问题时，我需要从成千上万的资料中找出相关文件，然后便遇到了麻烦。我记得那个问题大概是：你是否通过测试丽奈特衣服上被刀刺破的洞周围的血液，来判断是否存在外来血液。当然，辩护律师很快就利用我没能立即找出正确文件这一事表明，我可能有某种程度的偏见或者不称职。不过幸运的是，在回答另一相关问题时，我完美地找出证据，扭转了这一局面。
最后，因为一些关键文件的缺失，审判无法继续。不过几周后这些文件又浮出水面，并成了2015年另一起调查中的焦点。同时，八名被判无罪的前警务人员向高等法院发起了民事诉讼，控告南威尔士警署先前恶意起诉自己。因为法官驳回了诉讼，所以我不必为此提供证据，但还是得另写一份陈述。不过到2017年，蒙彻调查报告发布之后，法院开始全面调查当初针对那些警察的审判为何没有继续下去。
蒙彻调查报告的结论是：虽然警方调查员和控方人员的工作在许多方面存在管理不善的问题，但他们并不存在“故意欺骗”，而是因“人为失误”导致了误判。
自丽奈特·怀特在加的夫的一个公寓套间里遭到谋杀后，过去了足足二十九年，相关案件才终于全部结束了。此案在三个关键领域创造了历史。法律方面，这是第一次在有人被误判，然后翻案释放后，找出了真凶；警务方面，警方与被捕人员的所有面谈内容都必须记录在案；法医方面，这是第一次通过国家DNA数据库的家族DNA数据找出凶手，并以此为依据定了罪。去年又以这种方式识别了一名杀人犯，不过他已经死了。
我希望对丽奈特的家人和死里逃生的“加的夫三人组”来说，找出真凶并绳之以法能让他们得到宽慰，并感觉正义终于得到了伸张。
第21章 你们打算怎么破案：法证公司的业务拓展
法证联合公司成立后，我们接手的第一份案件与毒理学有关，还记得我当时因为公司终于“开张”而雀跃不已。那之后我们也断断续续接到一些案子，不过总的来说数量还是很少。所以那段时间我非常焦虑，原因有很多，尤其是因为所有人都在靠我们养家糊口、支付房贷。虽然我们预计能支撑一段时间的用工费用，但也清楚这绝不是长久之计。我告诉这些愈加焦虑的法医学家放松下来，享受难得的悠闲时光，因为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向我抱怨太忙了。然而，我自己都感觉我在说这话时不够自信。
两年前在新公司筹备活动上，所有受邀警方的科学支持经理都对我们表示了支持，但不幸的是，一到提供给我们实际工作的时候，每个警务机构都说起了类似的托词：“我们非常渴望选用你们的服务，但现在我们还有这个（或那个）问题要处理……”警方所说的问题要么是预算不足，要么就是已经安排了其他法医服务公司。但我认为警方最担心的还是，如果继续跟法医科学中心合作，没人会说什么；但要是转而跟我们这家新公司合作，一旦工作出现了问题，他们是要负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