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
他们望向自己的皮带，皮带头上刻着警徽。
“我想吃肯德基。”我说完，便睡起来。前头有点堵塞，他们拉响警笛，此后便再也不停息下来。他们喜欢这样，我何尝不是？
第十二章 审讯
我走到门前，驻足望了眼天空。
苍穹深处仍然什么都没有，空空荡荡，极其平静。
他们将我的头罩住。交谈声远了，我像是一个人被留在车上。车越来越快地奔驰，直到它猛然停下。窗外鞭炮拥挤着炸开，一个领导发表简短讲话，我被推下车，一路走。照相机咔咔地拍个不停。所有物体长着尖角，要撞向我，但前路始终空荡，我又感觉像是被推向黑夜的孤塘。
布罩揭开后，我看见四周是墙，一扇铁门和一扇小窗紧闭。他们出示一张纸让我签字画押，随后将我铐在吊着的铁环上。这样我就被迫总是踮着脚站着。我大声抗议，他们便给我装上脚镣。我决定不再提什么要求。
因为肉身不断下沉，我痛苦地分配休息权，有时委屈手让腿脚得到松弛，有时反过来。我曾经喊“我要撒尿”，门外传来嗡嗡的声音：“撒吧。”我便撒了，尿液沿着裤子、大腿冲下来，从脚趾缝溢出，像一瓶热牛奶被打翻了。我正在被观看，一定有隐秘的摄像头。我索性放了几个屁，将痰射到墙上，有时还唇语。我始终不能睡着。我开始羡慕吊在梁上或被打倒在地的人。
光阴沦陷时，他们解开手铐，我瘫倒了。他们将我拖进一间漆黑的屋，安放在低矮的椅子上，然后隐身不见。我正要睡去，一盏灯在面前啪地打亮，我吓了一跳。它就像照相用的背景灯，要将脸烤焦，迫使我眯缝着眼。墙头日光灯跟着亮起来，但瓦数很低，弱光如瀑布，落于一头茂密的银发上。我看见对方只有一个轮廓，高高在上地坐着，吃一样东西，舌头啧啧有声，不时吮吸着手指。烤翅应该趁热吃，一冷，油凝滞了，色香味尽失。我有些同情他。
热意像电流不时袭上脑子，汗却出不来。我真想死掉。有几次我试图问什么时候可以开始，但这样很操蛋，就像女人不能对罪犯说，你什么时候可以强奸我啊。
他一共吃了十二只（晚上回去一定腹泻），才慢悠悠地说：“姓名。”接下来是出生、籍贯、住址、学历，简短的问话像钟一次次敲响。差不多了，他又问：“出生。”我重新说了一遍。
“你确定？”
“确定。”
后来我清楚他纠缠于此是怕我还不满十八周岁。他用牙签剔着牙齿，直到我要栽倒了，才说：“你应该清楚顽抗是没有用的。”
“我知道。”
“那你知道我们找你为什么吗？”
我感到没有比这更愚蠢的问题。他们兴师动众，筹划良久，请来经验丰富的老警察，按照心理学设计审讯环境，安排审讯细节，以为只有这样我才会顶不住压力，却不知只要是问，我便会交代。我愤恨地说：“我杀了孔洁，残忍地杀了，杀了很多刀，血流成河。”
“记下来。”他说。我才知墙角还有一名警察。我根据笔沙沙游走的声音，判断出他们有着压制不住的兴奋。为了早睡觉，他们从此问什么我都抢着回答，包括怎么诱骗、怎么杀、怎么处理、怎么逃亡等等，就像财主倾其所有施舍佃户。然后我说：“水。”
“为什么杀她？”
“水。”
“你回答了，我们就给你水。”
我忽然感觉这是一桩可耻的交易，变得有尊严起来。他们说“请讲”，我偏过头，待水送来，看也不看。他们便揭开瓶盖，要喂，我将头高高仰起。老头儿说：“即使我们没有你一句口供，但只要证据充分，照样可以定你的罪。”
“那就快些定吧。”
老头儿尴尬地敲了一会儿笔，挥挥手。旁边警察拿着笔录过来，翻给我看。我说不用。我签字画押了，他说还是要看看，我就在上边写：都已看过，准确无误。
不久我被带回军校家属院。警察拉了很长的警戒线，还是架不住围观的人。我走到哪里，他们便拥到哪里，就像我是一只被捕获的野兽。我露出笑容，扫了一遍。这个姿态惹怒了一位中年男子，他越过人群，举起枝条，以前所未有的道德感来抽打我。我猛烈挣扎，试图朝他迎去。眼前的人像潮水般退缩，他则僵住。
树叶黄了。
在过去，我不知道树叶的生树叶的落，现在树叶黄了。这应该是它最后一次黄掉。邻居何老头儿无声而矫健地走在前头，脚下像有尘土飞扬。遇有拐角或楼梯，他便亮出右手，提醒后头。他在完成治安积极分子的使命后，仍然没走，而是跟着望着，好像随时还有什么事会请教到他，但其实就是这事，也不用劳烦他的。
我走到门前，驻足望了眼天空。苍穹深处仍然什么都没有，空空荡荡，极其平静。我想这就是死亡就要发生的征兆。
在我住过的房内，两边窗帘紧闭，洗衣机被搁置门边，透明胶则撕开，粘在墙上。他们拉亮电灯，给了我一个塑胶模特和一把塑料匕首，说开始。我不知道怎么开始，他们便说开始杀人。由于没有裤兜，我将匕首插进裤头，然后从后抱住模特，捂住它的鼻子、嘴巴。我僵立在那里，他们说“继续”。
“它应该挣扎，很用力。”
“你自己晃它。”
我晃它，对它耳语，松开手，扯下透明胶，粘了一会儿它的嘴又撕下，然后猛烈地叫喊。他们十分震惊，围上来捉住我。我说：“这是它在尖叫。”
“这个步骤可以省掉。”
“省不掉的。”
我重新尖叫一声，像演员一样表现得极其慌张，捂住它嘴巴，抽出匕首，刺向它的腰腹。很遗憾，它像阳痿一样滑向一边。但我还是连刺了几刀。我拖着它走到窗前，用刀拨开窗帘，又放下模特，在墙边干呕。然后蹲下，划它的脸，又朝它身上扎去。就是这会儿，我感到迷离（就像洗衣妇举着棒槌发呆）。我看见墙上有巨大的影子，接着是疯狂的扎刺，就像真的扎她一样。影子不停地复制这个场面，我的记忆深处不停抽搐。
软绵绵的匕首断了。
然后我将它抱起，倒放于洗衣机内，说：“我觉得应该是一把弹簧刀，我记起来了。”我以为还要去那座充满鱼味的城市指认另一处现场，但他们说不必。那个摔下车的警察命大，已经没多大事。
第二次讯问换到会议室，红桌反射着上午的光芒，一位女警给我泡茶。他们拿着本子、架着摄像机坐在对面，好像要开会。我看清老头儿的脸像块重石，皮肤坑坑洼洼，器官窝在里边（特别是鼻子只有两个外放的鼻孔）。也许他曾是一个麻风病人。就是这么丑陋的人长着一双寒光般的眼睛，几乎将我的五脏六腑捣烂。我想头一次讯问他就这样，我笃定会把一切交代掉。
我低下头，握住茶杯，看手铐之间的链子。
“抬起头来。”
我抬起头。
“看着我。”
我被迫看他的眼，觉得自己正在熔化。就像一堆干柴烧着那样，我的身体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接着杯子晃动，热水溅出，烫了我一下。我很难形容这种遭遇，说出来你们也许不信。我感觉正走进一个隧道，他一边向光明的洞口退去，一边招手，我默然跟着走，就像这是唯一必要的事情。如果他在此时重复上次的问题，我一定和盘托出，但他只是要求我重复作案的细节。我便又将那些事讲了。短信，耳语，挣扎，透明胶，弹簧刀，窗帘，洗衣机。他不时点头，旁边的警察则隆重地记录，他的眼神跟着温柔起来，像是鼓励我往下说。但我感到厌烦。我讨厌把一件事说上几遍。
他说：“还有呢？”
我说：“没有了。”
我觉得我完成了任务，便扑在桌上睡觉。一名警察过来捉头，我恼恨地甩来甩去。老头儿摆摆手：“我们讲道理。”接着又说，“你说你将她倒放在洗衣机里，我想问你，为什么这样？”
“不为什么。”
“好，我再问你，当你在窗口前放下她时，她是不是已经死了？”
“应该死了。”
“你确定？”
“不能确定，但我觉得她应该死了。”
“既然她都已经死了，你为什么还要在她身上再捅三十七刀？”
“不为什么。”
“你知道吗？我们的老法医出现场从来不呕吐，也从来不流眼泪，但看完这个现场后她担惊受怕，住院了。孔洁的血流满了半只洗衣桶。老法医说，她从来没见过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怀有这么大的仇恨。”说到这里他揉搓眼皮，“你到底和她有什么仇恨？”
“没有仇恨。”
“不可能。”
“真的没有。”
“既然没有，你为什么这么残忍地杀害她？”
“不为什么。”
他将茶杯猛然掷在地上，他的同事吓了一大跳。他倾过半个身子，敲着桌子，对我咆哮：“什么叫做不为什么？”
我低下头，感到一丝不安，但我知道，他无论是在气势上还是在技术上都输了，他很明显走进了一条错误的轨道。“你说呀。”他继续敲着桌子。
“没什么好说的。”
他走过来，提起我的衣领，抡起拳头要揍我。我一点也不害怕。如果他揍了左脸，我还会将右脸送上去，胜利者是不会气急败坏的。他的同事劝住他。很久以后他才平静下来，像是对我说，又像是和别人闲聊，说到他有一个像我这么大的儿子，高考考得不好，不敢回家，在外鬼混，被他找回来狠揍，但是揍一下对方就是揍一下自己，“揍完了，我就觉得没什么不可以原谅的，人生也没什么过不去的事。”
他陷入自己的情绪里，泪眼汪汪地看着我：“我们应该一起渡过这难关。孩子，你真就和她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心结？”
“没有。”
“没有为什么还在她死后扎上三十七刀？”
“你不懂。”
“是不是你喜欢她，而她不喜欢你？”
“不是。”
“是不是她曾经无情地羞辱过你？”
“也不是。”
“那是为什么？”
我直视着他，说：“我也很想知道。”
血液蹿上他的脸，使那里变得像炸药桶一般阴沉。他战栗着走向电视柜，取来相框。他的手不停地颤抖，口吃着说：“告诉我，他是谁？”
“我爸爸。”
爸爸眼神枯竭，皮瘦进骨头里，彼时他正处于癌症晚期，却对着镜头摆出一个巨大的笑容。我想到他的一生，长大，读书，挖煤，结婚，生子，得病，死亡。甚至可以更简单点，出生，死亡。每个人都是这样，正陷入审讯僵局的老头儿是这样，他旁边的我也是这样。
他摇动相框，激动地说：“你知道是谁供养你长大的吗？”
我没有回答。
“是他。”接着他又说，“你知道为了供养你他遭了什么罪吗？”
“癌症。”他又回答了自己，接下来还讲了一通可怜天下父母心之类的道理，最后以一句话总结：“你对得起他吗？”
“挺对不起的。”
他将脸转向与席的众人：“你们说是不是？谁没有父母，干出这样的事情对得起他们的在天之灵么？”那些人愣着，接着此起彼伏地应承。我觉得这游戏太低级了。随后他把遗像端端正正地摆在我面前，要我悔过，并说：“你是不是多少可以和他掏掏心窝子？”
“不可以。”
我感觉除他之外的所有警察都很满意这个答案。我又微笑着强调了一遍：“不能。”这个二级警督倒向座椅，像蒸汽机一样冒气，不停地说，畜生，畜生。我知道审讯快结束了。不久他果然站起来，手一挥，以极大的愤怒冲我喊：“滚。”
第十三章 游戏Ⅰ
接下来，关于我为什么杀人，
像困扰法老的谜语，引起人们的兴趣。
接下来，关于我为什么杀人，像困扰法老的谜语，引起人们的兴趣。他们好像终于等到可以证明自己比别人聪明的机会，兴冲冲地接踵而至。他们也不尽是想当然，有些看过我的书信、课本，有些则调查过我的同学、亲戚和老师，但我让他们统一带着挫败感回去。我觉得既然有这个筹码，何不多玩一会儿。
那些狱友甚至对我产生嫉妒。
一般说来，看守所关押的都是变态的家伙。他们有着隐秘的自尊心，不愿讲述犯下的罪行，就像那是喝多后一次让人痛心的失误，却又总是在彼此面前注意保持由不同罪行带来的威严。比如杀过人的总是要比小偷来得趾高气扬。我进去时被问及，说杀死人，死后捅三十七刀，肠子流满洗衣机，他们便不再与我说话。
他们恼火于我总是被提审，每当此时，他们都会吹口哨，阴阳怪气地说些“又要挨打了”之类的话。这是因为面子，他们很早就交代一空。
有一夜，我轻声地，几乎像是鬼魂般飘向墙角。他们盖着毯子，面朝着墙，正打着呼噜。可当我刚掏出东西撒尿，他们便悄然围过来，将我的头扳进他们的臂弯。我听说过类似的事，便极度恐惧地弹跳，大声喊叫。
他们差点将我捂死。
我不知道挨了多少个耳光，就像总有一个农民用打谷板子拍打着土地。然后他们提起尿桶，将尿浇到我脸上。我感觉那铺天盖地而来的不是液体，而是浓烈的固体肥，头顿时歪斜下来。牢头揪住我的头发，将我的脖子几乎扭断。
“就你逞能。”他说。
“为什么杀她？”他接下来说。
我拒绝回答。他的拳头便要揍向我的面颊骨。我闻到青石呼呼飞来的腥气，全身战栗，号叫道：“婶子，因为婶子。”
“婶子？”
“是，婶子歧视我。”
“她歧视你跟你杀同学有什么关系？”
“我想向她证明，我不是好惹的。”
他的喉咙像是被一块铁轻快刮过，接着是猛烈的、难以遏制的笑声。整个牢房跟着笑起来，就像花儿开满原野。他们觉得我的回答很可笑，但是又很满意。牢头说：“你完全可以杀你婶子，杀同学干吗？”
“婶子力气大，不如同学好杀。”
牢头把另一只手伸出去，轻微摆动，像是提醒大家不要笑。“我开始还以为你是个东西。”他这样说完，大家才一个个弯下腰，捂着肚子念“力气大”、“不好杀”，跳来跳去，笑闹了很久。我决定像香港电影教育的那样，在长长的岁月里慢慢磨牙刷柄，等有一天它尖到足够杀人时，从牢头开始，逐个刺杀。这本是隐忍的事，但当我看见歪倒在地的尿桶，屈辱的泪水又冲出来。此时牢头正打着哈欠，往松弛的肚皮上抖毯子。我扔掉擦拭的毛巾，猛然提起尿桶，砸向他的头。他往下倒去。随后我像抓着巨石，不停地朝他仰起的脸砸去，几乎将它砸烂。
我觉得他死了，转过身来扫视那些瑟瑟发抖的狱友，叵耐牢头又伸手抓我裤腿。我听到他啐出一口血，说“来啊，来打死我”，我便又操起尿桶重击下去。他哦了一声，四肢摊开，沉稳地睡着了。“是他叫我打死他的。”我对着低呼的他们说。我觉得这样说很软弱，又咬牙切齿地补充：“杀死一个是死，杀死两个也是。”这些人便像明白了什么，不停地敲脸盆。看守所很快充满辟邪的声音，像菜市场一样热闹。
最终我被换到单间去了。
审讯人员提审我：“为什么要杀孔洁？”
“我恨我的婶子。”
“恨你的婶子，为什么要杀孔洁？”
“我杀不了婶子，但我要让她知道我不是好惹的。”
从逻辑上说，这个理由很牵强，但还能成立。为了增强说服力，我交代我其实也想顺便强奸孔洁，同时把隔壁何老头儿也扯进来，编造出他和婶子大量残害我的事情，就像他们是勾搭已久的团伙。最后我说，我的婶子是一个有着农村思想、小农意识和市侩哲学的女人。他们眼睛亮了，看得出，原本松动的逻辑链因为这几个词一下变得坚实无比。我很满意。
事实证明，一个男人很难被杀死。在放风时，我看到牢头被搀扶着行走，脸又青又肿。他看见我，眼里露出有仇不能报的焦躁。我知道这不是装的，如不是有看守，他笃定愿意付出死刑的代价冲上来将我掐死。我斜视着他，抛了个媚眼。我想这对他的健康有害。
几天后，我被带进会议室。坐了好一会儿，门才被推开，一个戴老花镜、白发梳得分毫不乱的男子连续向检察人员鞠躬，谄媚地说“要得要得”，才走进来。这是一个很坏的印象。我意识到他是一个走狗。
他像早就认识我，客气地问他应该坐在哪里。我说这有什么关系吗？他说只是不想给我带来任何压力。他最终搬凳子坐到我对面。这时我才知道他说得对，他坐在这个位置，让我感觉整个身体落在他的眼神之下，很不舒服。但我什么也没说。
第十四章 游戏Ⅱ
“你可以放松点，”他说，“我既不是警察，也不是法官，不会在法律上制裁你，也不会对你作任何道德评判。我是一个六十四岁的老头儿，而你只有十九岁，但这并不影响我们之间的平等地位。我们可以交交心，我们能在这个特定的地方交心，是缘分。”
我接过他递来的名片，上边写着：市教育学会副会长、省家庭教育研究会研究员。
他看着我看它，说：“这只是一个普通身份。”然后从口袋里掏出香烟，问我是否也来一根。我默然接过，他凑过来点火。我想到在一部电影里，一个点火的人被囚犯用手铐勒住咽喉，成为人质。打火机老也打不着，他便一直耐心地打。我因此对他的印象好了起来。我觉得也许可以和他交流一下内心的真实想法。这个想法有着一种近乎数学的美，和由美带来的妥帖，它需要一个值得托付的知音来听。我觉得他只要听就可以了。
他从包内翻出一堆活页材料，蘸着口水翻，看见有红笔做过记录的，便抽出放在一边。他一直这样忙活着。我孤独地抽着烟。这是很久以来第一次抽烟，我不知道它的味道竟是这样的，有些粪气，我像喝了很多劣质啤酒，脑子晕晕沉沉。阳光这时从窗外大把射入，我在狱中曾无数次渴望它，现在却感觉身体又热又痒。
过了好一阵子，他才将材料在桌面上抖齐。他抬起头，嗯了一声，将左手五指拢在一起（就像要捏住一只蚊子），说：“你认为这件事是个别事件，还是社会普遍性事件？”
“个别事件。”
“嗯。它看起来是个别事件，但个别和普遍是对立统一的，普遍性寓于个别之中，个别又体现着普遍性。我们必须找出这里边的原因。”
我觉得对话关系被破坏了。他说得没错，但这是没有任何营养的正确。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到这个地方来显摆一下学问。他的声音像老绵羊，透露出让人温暖的阴柔，长相也和善，他本可以充当好一个聆听角色的。
他果然问到我五岁之前和谁一起生活。
“爷爷奶奶。”
“你在他们身上得到了什么？”
“爱。”
“是什么形式的爱？”
“溺爱。”
“溺爱到什么程度？”
我信口开河，讲出许多感人故事，他捉笔快速记录。在我停止讲述的空隙里，他在材料上来回画线，就像在推算一道算术题。我看到他这样就像要得出答案了，便蔑视得不行。他只要稍微动动脑子，就知道一个人不可能对五岁前的时光存在过多记忆。此后我顺应他回溯了短短的一生，我何时回到父母身边，何时离开，如何在乡村、县城和省会之间转学，如何因为各种压力的增长、缠绕而走到临界点。
“离开以你为中心的生活环境，对你有利还是不利？”
“弊大于利，因此我杀了孔洁。”我这样说完，他跟踪记录的笔也兴奋地蹦跳起来，最后重重戳在笔记本上。然后他站起来，像科学家配置出新药水，文学家写完代表作，陷入到创造的巨大喜悦当中。如不是警察阻拦，我想他会将我严严实实地抱住。最后他几乎是用了极大的痛苦才控制住这种喜悦，故作忧伤地说：“你啊，你就是典型的失宠王子。”
“不，我是救世主。”
我对他掸掸手，心里交织着无尽的嫌恶和失望。
两天后，我被再次带进会议室，那里架着一台摄像机。我感到一种庄重的压力，就像自己站在高台之上，被风刮动衣襟，底下有成千上万人翘首以待。我将习惯塌着的腰身挺直，表现得既不颓丧，也不轻佻。我在刻苦表演一个完全不同的自己。
消解紧张局面的是对面的女记者。会议桌早已搬开，她和我之间没有任何阻隔，她留着烫起的短发，皮肤白皙，脸庞微胖而圆润，穿麻灰色西服、黑蓝色套裙，正倾着上身，将交叉并拢的十指落放于跷起的膝盖上，微笑着看我（就像微笑是作为器官长在嘴角一样）。她的头是抬着的，因此目光略微仰视于我。她的目光从不脱离我。
我像被施了魔咒，突然涌现出强烈的诉求冲动。我在等她的指示。她点了下头，说：“不要老想着镜头。”
“嗯。”我甚至变得羞涩。她的牙齿洁白而整齐，语调缓和，像轻拂树叶的风，低沉而富有磁性，每个字都能让人清晰地感触到。她递给我一张当天的报纸。那位教育学会副会长在接受采访时认为有三个原因导致我杀人：一、家庭教育的失败；二、高考的压力；三、社会环境的不良影响。同时他认为应该用三句话来防范此类事件：一、了解和理解；二、细心和耐心；三、平等和对等。
她问：“你怎么看？”
“放屁。”我已经揣摩到她的意思，她果然宽和地笑了。
“那么你认为主要原因是什么？”
“排解，我想排解。”
“排解什么？”她点点头，眼神放射出鼓励的火光，这让我更加迫不及待地往下说。我确实说了一句两句，但会议室突然闯进一位中年男子（就像一只陌生的雄狮悍然闯入我和一只母狮的领地）。他递上纸条，她看过，斜靠在椅子上，和走出去的他极为默契地对视一眼。这让我觉得她和我不再有什么关系。
我住了嘴。
“排解什么？”她忧心忡忡地问，并没有记住我刚才说的。
“没什么。”我说。
接下来我又说：“我一度觉得你像我表姐。”
她似乎很感兴趣，将头倾到前边来。我感到没有比这更虚伪的事了。我本来觉得她像表姐一样值得信赖，但现在却看出，她的一切真诚都只是技术层面上的。她在试图骗取我的答案。她每一步都是为着这个，甚至于连早上怎样化妆也是为着这个。一旦我交代完毕，她便会毅然决然地离开，与同事击掌相庆。
“接着刚才的说。”她说。
“没什么好说的。”我说。
场面因此陷入尴尬，这大概也是她没预料到的。随后为完成任务，她开始不着边际地发问：“寄居在别人家里是种什么感觉？”
“我可以告诉你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并不总是充满火星。”这个回答几乎是我对她最后的仁慈了，但她没有把握住，她仓促地接着问：“为什么没有找到灭火器？”
“灭火器？”
“我指的是消除杀人冲动的灭火器。”
“不存在灭火器。”
“为什么？”
“因为整个土壤都在燃烧，即使有灭火器也无关紧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