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边走一边将掺着鼠药的饼干渣倒在路边，后来手实在抖，便扔了袋子。哨兵背对着我，笔直地站着，我将拖鞋拖得很轻，想悄无声息地走过去。但随着距离越来越近，我明白这自信其实一击即溃，我的背部说不定就有块血迹像花朵般愚蠢地开着。在穿上它前是不是检查过，已不记得了，我想走回去。这时他的右腿像是抽筋，轻抖一下，接着一只鞋离开地面。我眼睁睁地看着他转过身来。我僵在原地，双腿狠狠摇动，发出要命的声响（我怎么就不穿一条长裤出来呢）。我哆嗦着嘴唇，不知作何解释，就等他走下来逮住我。但他认出帽子下的我后，露出亲密的笑容。他嘴唇启动，像是有很多话说。我绵软无力地摇头，他便只说了一句：“你不舒服？”我点点头，走过去。我想他很孤独，找不到分享秘密的人。
我的身躯完整通过岗哨时，所有器官都解放开来，鼓噪着要抬起我，拼命跑。没有什么比压制这种冲动更痛苦的事。我僵硬地抬起腿，放下腿，一步一步，朝前走。走到一定距离，才试着快一点，但又不敢让他看出来。我想他正将手指叼在嘴里，看着我的背部，苦苦思索。他是换岗上来的，不知院里来过一位女生，否则很快就可以在我和一声尖叫之间建立起联系来。他一联系起来，就会像火箭般飞来，一脚将我踹倒，然后用反关节技术将我死死锁住。
一辆出租车停下。我将旅行包扔进去，挤进后车厢，嘭地关好车门，猛然瘫倒。数秒后，师傅转过脑袋来问：“去哪里？”我才急忙说：“快，火车站。”出租车穿过一条街又一条街，驶上主干道，像摩托艇在宽阔的水面飞行。我回头看了几次，确信无人跟踪，方拆下手机电池，将帽子扔到窗外，并翻出剃须刀，慢慢刮起胡子来。这时，我看到窗外从来没有这么好看的阳光，也从来没有这么和善的人。他们像儿童，天真地奔向鲜艳的花丛，载歌载舞。
第七章 逃亡Ⅰ
我不是离开这里，而是斩断。
永别了。
赶到车站时，只有一分钟列车便停止检票，而前边排着漫长的等待安检的队伍。有几次我想插到前边，但并没这么做。赶也没用。候车室里的人应该像漏斗里的沙子漏得干净，工作人员在过道走上最后一圈，锁上铁门。我对此早有心理准备，时间早被耽误了。
我拖着旅行包走向候车室，仅仅只为佐证这一事实。但在那里，乘客死坐着，列车的铁牌还挂在检票口上方。也是到这时，我才意识到广播里屡次播放的是这趟车晚点的消息。我想天助我也，天助我也，就是这个意思。
我将T恤、短裤、拖鞋扔在厕所，换上衬衣、皮带、西裤、皮鞋，梳好头发、用啫喱水定型，喷上香水，戴上眼镜，夹着公文包，才又拖着旅行包回到候车室。我的腰和肩膀不由自主地往下松塌。我命令它们挺直，浑身不自然。但当有位中年男子亲密地看我时，我便不那么觉得了，在他眼里我是有稳定工作的斯文人。我们七七八八地聊起来，他问我干什么的，我说是IT公司的。我一点也没有说谎的感觉。我觉得他要是有女儿，一定会许给我。
不一会儿，乘客们鼓噪起来，我加入进去，拍打栏杆，像他们一样极其愤怒。很久以后，过道里才走来两个人，将检票口打开。我朝前瞎挤，回头看上一眼，又觉得没必要。那里什么人也没有，没有警察，没有保安，也没有车站工作人员。我等乘客走完了，才像赶着一群鸭子，慢腾腾地走进过道、台阶和月台。一辆绿色的火车静卧着，散发出远方才有的自由气息。我像是不得不走进去，走进倒数第二节车厢。
人们踩着座位将东西塞向行李架，或者端着滚烫的方便面，跌跌撞撞行走。我等他们忙完，走过过道，后三排全部空着。车厢中部坐着一个可怜的农民，脑门出汗，双手颤抖，衣服湿透了（就像刚刚浆洗过），正歪躺着呻吟。有位女乘客拿出藿香正气水，他艰难地摇头。也许他会死。我坐到最后一排。
我以为火车这就开走，它却长时间停着。乘务员走进乘务室，将自己锁在里边。我想过去质问：“我一切都按规矩来，但是你们呢？你知道你们会耽误多大的事吗？”
有阵子，火车像是在无声无息地走，我甚至能感到风吹。但等旁边火车不见时，我才知那是视觉误差。我心如刀绞，时刻要发作。说起这种禁锢，就像几十里外的情人要走了，而我还待在雨夜，徒劳地推着泥潭中的马车。很长时间内，窗外的月台都是空荡荡的，静默一片，我恍若看见自己被警察带离此地，我决定届时大喊：“谢谢你们，谢谢铁道部，还有火车。”我喊得出口。
孔洁的母亲应该报警了。学校五点放学，现在是六点。警方根据卫星定位很快能找到我家。一想到这里我便后悔莫及。我完全可以将孔洁的手机带出门，随便丢到哪里，但我让它的信号消失在我的房间。我开始蛮横地说服自己。我要让自己相信，孔母也在说服自己，女儿快毕业了，总会有点事，比如手机没电，和同学聚餐去了。“也不知道打个电话回来，看我不骂死你。”她一定这样安抚自己。
后来我数数字，数到二百它会开，数到六百也会，但它不开。及至我下定决心去找乘务员让她放我下车时，它又发出长长的嘶鸣。我僵立半路，似变换一人，欢快起来。天快黑完了，大片暗蓝色下坠，树枝在后退，房屋在后退，一轮月亮慢慢跟着。万物终于他妈的在运动。我又哀伤起来。我不是离开这里，而是斩断。永别了。
我就这样开始逃亡生涯。
我在哐当哐当声中睡去。在梦里，我恐惧地走向检查线，老警察拍打完我全身，几乎是不耐烦地叫我走，我想振臂呼喊，又感觉另一名警察抬起头来。这是一道带有可怕责任心的年轻人的目光，它像探照灯一遍遍扫来，不时停留于我的背部——还有十来步就平安了——我在他的狐疑中强撑着前行。但只走了几步，我便听到他索命般地喊：“瞧，他身上有血。”瞬时警笛四鸣，我夺路狂奔，腿像装有弹簧，大踏步飞过屋顶。飞了很久落地，我以为将他们甩远了，回头又见他们百折不挠地跟过来。我急忙蹿入路边的老楼。
我是在噔噔噔的追击声中醒来的。完了。火车在朝前开，我还是想我完了。直到周围那些素昧平生的面孔一个个浮出来，浮清楚，我才回到现实。我去上厕所，那里被锁死，我便走到过道吸烟。火车像是鱼，在黑蒙蒙的海底穿梭，我感到一点点的诗情画意。
走回座位时，我却看见车厢那边真站有两名警察。他们拿着刷卡器那样的东西，像扫荡，极为有效率地检查每个乘客的身份证，而这些清白人，几乎是欣喜地从包里翻出它，呈上去。我无法判定这是一次有目的的检查还是只是例行检查，我甚至连往下考虑的时间也没有。我折回到厕所，能感觉到他们两人都抬起头看我。我弯着身子，捂住肚子，拍门，听到里边说：“急什么急。”我装作到下节车厢寻找厕所，走到一半，悲凉地想起这是最后一节。我坐上一个空位，呆若木鸡。也许可以躲到座位底下，但那是个蠢办法。
过了一会儿，那边过来一人，是那个农民。他的肩膀不时碰向座位和车壁，应该是要找个地方呕吐。他没能拉开厕所，继续朝前走，我低声厉喝：“回去。”他朝我分辨着，嘴角抽搐。我像守卫领土那样重复着命令：“回去，回去回去。”他便想到什么，软塌塌地往回走。
不一会儿厕所传来锁把转动的声音，我快步走去，和那一边朝外走一边系腰带的妇女挤来挤去，挤了好一会儿才挤进去。我用肩膀顶住门，锁上三次方锁好。我想待半小时，等他们检查完，走了，再出来。外边传来手忙脚乱的声响和人们的低呼，我想准是警察明白了。我意识到自己是将自己幽闭了。下半截车窗封死，上半截则开着，能看见擦过的黑魆魆的天空，我拉它的把手却拉不动。
急促的敲门声传来了。我不敢吭声，他便踢门，并发出不容辩驳的命令：“滚出来。”我觉得力量这东西在体内将我撑得很难受，它们需要我跑，我却寸步难行。我快为此疯了。外边咒骂声越来越厉害，当他终于骂到我妈妈的肥屄时，我勉强找到支撑点。我想，不就是这么回事吗？我杀了人，但你也不至于侮辱我的老娘。你怎么侮辱我都可以，但你凭什么侮辱我的老娘？我因此凶狠地转开锁，拉开门。来者捉住我的衣领，我试图推开，但他力量巨大，几乎像拎小鸡一样将我拎出去。然后他急急闯进去，门也没关好，便褪下裤子，拉起肚子来。
过道只有安静的空调风，我从未闻过这么多的空气。
没人来过问我。我爬起身，甚至感到失落，就像事情最终只被完成一半。乘客们在议论：那个农民走过去时，忽而猛力朝前撞，将年轻警察撞翻在一边，但老警察只一拍，他便被拍倒在地。老警察用手肘压住他的喉咙说：“我早就看出你这老东西有问题。”
我听明白了，面如枯木，心下却疯狂、不可遏止地笑，直到尿意袭来。我在厕所那么长时间不撒，现在却要撒到裤裆上。我吸紧阴根，去敲厕所门，敲不开，便走到盥洗室，瞅瞅没人，掏出家伙。好像撒了几分钟，十几分钟，好像还会往下撒。我羞愧死了。
第八章 逃亡Ⅱ
我和他，我们都像是自己
不得不承受的垃圾，我们没有一天不渴望天空的飞机停下来，好甩出绳梯，将我们捞走，带我们去一个充实的地方。
火车在第一站停靠时，我跟随很多乘客下来，躲进阴影中的花坛，蹲在那里。很久过后，一辆动车驰过，这列火车才开走。小摊小贩推车而去，远处铁门关死，我下到铁轨，像穿行于墨汁朝前走。脚下不时踩到屎，这使我感到屈辱，好在只走上十分钟，便有灯火显现。
我是急切走去的，就像这地方是我熟悉的，但一靠近，便看见那些路灯、房屋、招牌甚至阴影都长着锋利的刀子，残忍地割我。几个青年停止打台球，一动不动地看着，不清楚我是从黑暗的哪处钻出来的。而旁边坐着的老头儿，则摇着蒲扇，张开没有牙齿的嘴笑（我想即使他们将我杀了，他也会这么赞许地看着）。很快，一群摩的冲来将我围住。他们说着急切的方言，眼神毫不掩饰地露出凶残。我甚至觉得他们都不想等待我的答案。我被一只坐骑带走，听任它东南西北绕上一圈，收走五十元。
我提着包走进这家叫利民的旅社。它是民居改建的，厅堂摆着香炉。一楼窗户安着铁栏杆，地上很潮，能闻到被窝的馊味儿，我要了二楼的房。他们登记我的假身份证，见我是北京的，有些恭维，但后来当我提出换电视机时，他们便关上门。黑白电视机屏幕上只有一条白线。窗帘是破的。单人床上铺着发黄的床单，枕头黑不溜秋，没有枕套。卫生间有人字拖，其中一只卡带脱落。
我插好插销，走到窗口，看见孤零零的后院和太空。我一人在此，不知道为什么在此。
起先几天我不出门，只是下楼吃饭。厨房建在后院，有矮墙围着。有次吃过晚饭，我用石头敲掉几块扎在墙上的碎玻璃，将原本随意支着的木梯架在我的窗口下。我觉得自己心思缜密，但这时毋宁说是无事可干。
我总是睡觉，睡过分了，就手淫。墙上的派出所通告，已能背诵，合计八十五字，包含三个感叹号。有一次闻到浓烈的死鼠味道，我去寻找，发现卫生间里有一盆洗衣粉泡着的臭袜子。我像高贵动物厌恶自己的粪便，厌恶这自我制造的孤独。我开始极其耐心地编织仅剩的生活。我给地板冲水，用拖把拖，再跪在地上用抹布擦，然后拿出鞋油，细细擦鞋，随后又拉紧抹布，在鞋面扯来扯去，直到它光亮得可以照见影子。
我感到劳动的愉悦，很快却又泄气了。我听到体内无法抗拒的命令：出去。好像外头有节日永不谢幕，烟花在砰砰作响，好像还有爱情留给冒险家。但当我走进它，所见无非是一块水泥砖重复另一块，一根电线杆重复另一根，一张似曾相识又极其陌生的脸重复另一张，我穿越一条又一条街，不曾逢迎一次车祸、一场打斗，甚至连轻微的吵架也没有。我不便用假身份证也不敢用真身份证进网吧，当老远看见“电影院”三字兴冲冲赶去时，只见着一片废墟，人们在那里卖着十元三样的杂碎。邮亭没有新闻报纸，我买上晒得发黄的《体坛周报》和《旧闻周刊》，回来一字一字地读，读了七小时。
第二次出去时，希望死得更快，还没走远，我便听到同样无法抗拒的命令：回去。也是在此时，我比谁都懂何老头儿遭受的折磨。他在冬天想念夏天，在夏天想念冬天，出去想回来，回来想出去。但是无论在哪里，世界都是坚壁清野。也因此，这个鳏夫在频繁进出家属院后，给自己定下严苛纪律，使这荒凉的出行与回归也变得有秩序起来。
我和他，我们都像是自己不得不承受的垃圾，我们没有一天不渴望天空的飞机停下来，好甩出绳梯，将我们捞走，带我们去一个充实的地方。甚或那地方一点自由都没有也可以。但是什么奇迹也没发生，我们不得不继续忍受着时间。
第二次出门我买了望远镜。我坐在楼顶观察县城，所见无非是一人在厨房洗碗，另一人坐在床边一针一线地纳鞋底，然后所有窗帘拉上，灯灭了。我走回死闷的房间，终于急不可耐地翻出手机。这是最后一个还能带来奇趣的物件，自逃亡之始，它便像婊子一般诱惑我。
我忍住，没有打开它。
次日下午我去往人民公园。那里的山丘近似高尔夫球场，间隔有几座树林，林中伸出烈士墓尖角。丘前有人工湖，湖心建有一亭，一座白玉桥将它连到岸上。岸上是万人广场，无数喷泉头立着（像竖琴）。广场上晒着草药，远处停着一辆时风农用车，它缺少后轮胎，用一根木桩顶着。此刻除了我，公园里空无一人。
我走上烈士墓台阶，给手机装上电池，打开它。信号不好，走到最高处时，它才艰难地弹出一条未读短信。我是怀了很大期望的，但它是：我是幸福大街二手房置业顾问张宾，出售房屋请与我联系，这是我的号码，请保存一下！谢谢！
没有鸟叫，没有风。光线透过树枝铺泻到石子路面，一动不动。我想起一篇小说，一位作家在被世界冷落后，孤独地走向坟墓，在要盖好棺材板时，竖耳倾听，万一有人唤他呢？但是没有。我现在的感觉就是这样，我想坐在这里等警察。在被枪毙前，我没什么好向人类说的，也没什么好交代的。最后我是哭着跑掉的。我拆掉电池，快步翻下烈士墓，追上一辆三轮车。
在远处的山顶，我用望远镜遥望公园。湖水、广场和树枝泛着空荡荡的光芒，广场上多出一位拾垃圾的。接下来几次仍是这样。我在暗淡下来的光阴里打盹，醒来时照例举望远镜，却见那里车来车往，站满了人。我甚至看清了他们的愤怒。他们目光如炬，仇恨地扫来扫去，手上不时挥舞着木棍或狼牙棒，好像随时要对蹿出来的我来一下。一条警犬不停地吐着舌头，像桀骜的马猛拉缰绳，走在前面。他们哄着它，跟着它嗅来嗅去，一通瞎跑。
他们将公园踩坏了。
我站起身，朝山下跑。坚硬的路面将我的脚蹬上来，牙齿上下磕碰，脑壳都要被蹬破了。我在山下等到一辆三轮车，急急说，去利民旅社。在车上钱就付好了，但当它快开到时，我又叫它继续开。旅社门口停着一辆白色仪征车，那里一直不曾停过车。司机说：“你到底要到哪里？”我争辩不过，在一处公厕下来，躲进拐墙，窥伺旅社。好一阵子，旅社才走出臃肿的两个人，他们面红耳赤，剔着牙齿，缓步走向汽车。在那里他们摇上车窗，开了一会儿空调，才走。我瞅着两边无人，走出，沿一条直线急速闪进旅社。
厅堂无人，电风扇吹着账单，应是走掉没多久。我踏上楼梯，弯到过道，走至门口，打开挂锁，推开门，又关上门，插上插销，没发出任何声响。我将手机、望远镜丢进旅行包，背起它走到门前。此时外边异常寂静，阴得让人恐惧，我站着没敢动。不一会儿，楼梯间果然传来男性的脚步声。他一步一步，不是那么急，但也绝非无所事事。他朝二楼走来，也许会上三楼。但他只在二楼口稍微停顿，便轻声走向这边。也许是隔壁住客，脚步消隐了。也许是隔壁住客，我等着他开锁，但是没有任何动静。
我向后退却，看见门底缝隙有两团阴影。在我面前站着一个穿着巨大皮鞋的男人，我们隔着门对面站着。我觉得连呼吸也停止了。随后阴影像空气毫无预兆地消失，是他躲到一旁去了。这是一个极富耐心的警察。
不久楼下又噔噔噔蹿上一人，老远喊道：“这么久你干吗呢？”
“我不是叫你在楼下守着吗？”先来的人低声骂道。
“守什么守？”后来者大步走来，伸拳敲门，咚咚咚，咚咚咚，像是一拳拳擂进我的心窝。“没人。”他恼恨地说。但是先来的提醒他：“怎么没有？你没看挂锁是开的？”
“你他妈给我滚出来。”那脾气暴躁的人狂踹起门来，好像要将它笔直地踹翻在地。钉住插销的螺丝很快松动了一颗。我焦灼地走动起来——哪里都让人窒息，我快炸裂了——直到自己一把推开窗户。我喘着粗气，看见后院空无一人，阳光照清楚地面的每一颗颗粒。
我背着旅行包，爬上窗户，反身抠住窗沿，够上木梯。我想快点下去，腿脚却因总是被迫向上用力，极不协调。也许他们正站在下边等着，但是没有。我将旅行包扔出去，急忙地翻越围墙，翻到一半回头，看见一双牛那么大的眼睛惊愕地看着我。他是厨师，双手垂着，嘴巴一开一合。这个口吃一定是在组织语言。楼上传来门裂开的声音。我说嘘，从兜里摸东西，他更紧张了，我便跳下，将兜里的二百元蛮不讲理地塞进他手里。他像是看见可怕的事，孤零零地摇头。我捉住他汗津津的手，让他将钱捏紧，然后推着他，直到他自己能走了。他几乎是无声地哭着，走进厨房。
我只用三步便翻过矮墙。在那里我捡起包，背着它，一路跑进蒿丛。
第九章 逃亡Ⅲ
我跑在时间的最前列。
在过去，时间是凝滞的，过去是现在，
现在是未来，昨天、今天、明天组成一个混沌的整体，疆界无穷无尽。
车灯像金箍棒一样在天空扫来扫去，狼狗发出叫声，城郊所有的狗跟着叫起来。此后天下寂静，只剩青蛙啼鸣。我在鸭塘的石棉瓦后边蜷缩半夜，瞅着无人才走掉。
远处有县城的灯火，我沿着山脚走，有时无路，就走到公路上，然后再回到山脚。我像是迷路了，走了很久，走到水边。淙淙水流让我安静。我解下汽油桶做的船，吃力地朝下划。后来累了，知道其实是不用划的。我像一团黑影在黑暗中飘移，飘到宇宙深处。
天蒙蒙亮时，我看到江潮，它们吐着白沫，像泳者展开双臂朝下游齐齐游去。头班船的腥气飘来。我吃上早餐，精神振奋，感觉什么都补足了。它鸣笛时，我过去买票。它鸣笛真好听，好像巨人站在江心吸足气从鼻腔发出一段呻吟。我站在甲板上等，等待浪花撞上船体，溅于我脸，但终于还是抵挡不住瞌睡。我学着《乌龙山剿匪记》里逃亡的土匪，点着烟，沉沉睡去。这样我便能在它烧到手指时醒来。
醒来时，手中空空如也。我一定睡死了，在睡梦中将烟扔掉。包还夹在我和船壁之间，那些旅客和我一样东倒西歪。太阳老高，像炼钢炉子炼着我们，我全身淌满油，臭死了。
我随着船来到一座充满鱼的气味的城市。我用假身份证登记，住进钟点房，就像回到家，鞋也不脱，扑床上睡死了。醒来时天色已暗，也许睡了三十六个小时，结账时才知只有四小时。我去大学城寻到日租房，是学生转租的。我觉得它比旅社安全。
有一天，我买到和过去差不多的T恤、短裤，以及一顶大遮阳帽，搭黑车过长江大桥，来到邻省。我让车停在派出所附近，自己走过来，接通手机。办证窗口内有一名女警一言不发地盖章子。我低着头看手机，问：“你们上班到几点？”
“五点。”她头也没抬。
我关掉手机，走到路边搭乘出租车，找到那辆黑车，风驰电掣般奔回大桥这边。手机上有二十条未读短信，都是妈妈发的，都是一句话：儿子，你回来自首吧。我知这是警方的攻心术，却仍感到悲愤。她完全可以拒绝别人征用她的手机。她怎么能背叛自己唯一的亲人，她算什么妈啊。我甚至觉得都不是别人强制，而是她自己想到的。她觉得对不住死者和社会，因此请人按好字，发过来。她就是这样的人。
我买票登上电视塔。直梯上升时，能看见江那边的小镇霓虹初上，车灯像流水一顿一顿地移动，但是具体的就看不细致，即使带上望远镜。我想，他们会一直在那里找我，找累了，便会抬头看这边的塔，就会明白我在对岸。但事情的距离要远过两地的距离。他们得上报县局、市局、省厅，再由省厅汇报公安部，协调这边省厅、市局和基层警力。或许他们觉得过于麻烦，索性只是等待事发地的警察过来。说到底案件是发生在我们省的。
我想乘船去下一地，又觉得他们不来我为什么跑，因此又住了些时日。
我在这里认识了一个小孩。他十二三岁，骨瘦如柴，总是穿着宽大的绿色军服。我当时在离住处不远的地方吃馄饨，他带着全然的焦急（好像马上就要死了），脸颊上下晃动，像阵风跑过去，随即又跑回来。我刚站起来看，他就钻进了身后的墙缝。三四个皮肤粗黑、面相凶恶的青年接着跑过去。他们肩膀上文着脏兮兮的大龙，手里提着刀。
我能感觉到捉住我衣襟的手在不停地发抖，但过了一两分钟，他便闪出来，堂而皇之地坐在对面。我继续吃剩下的馄饨，心里局促不安。而他像是母亲看着怀中的婴儿，或者乡下孩子看着城里的发达表哥，一直亲密地看着我。我说：“你怎么还不走？”
“我说呢，我说你就不是本地人。”他笑着坐过来，摸我浆洗得干净的白衬衣，“多好的料子啊。”我感到讨厌，结过账便走，他却跟着。我说：“回你自己的家。”他笑得声更大。我强调道：“我要去办事，别跟了。”他便待在原地。我朝着与住处相反的方向走，又有些想他。萍水相逢，可能是孤儿，或可称兄道弟，让他像仆人一样做些事，但我叫他走了。
第二天我照例来吃馄饨，他出现了。我们都不奇怪。他说：“我早知道你会来这里。”然后默默地看着我吃。我抬头望了望两边的街道，给他也叫了一碗，谁知他还是默默地看着我吃，就像我的吃法和当地人不同，是值得炫耀的事。
吃完，他问去哪里，我一时语塞，他便带着我瞎跑。他是一个坏得可爱的小孩，将我带到小商品街，反复摸着水枪，眼巴巴地看着我。我要走，他拉住，又不好意思总是拉，便像女孩那样扭着腰撒娇，直到我掏钱。我们买了四五样东西，走进游戏厅。他打飞机，右手紧张地摇动操纵杆，左手间或猛拍一下，眼睛自始至终不眨一下。我玩几下就死了。我要走，他不答理。我强调几遍，他便啪啪啪把储积的炸弹都按炸了，才恋恋不舍地离开。
街上有很多人围着布告栏看。我们也去看。那里有一张新贴的通缉令，主角是一个粗头粗脑、眼神低垂的中年男人，杀了十七个人。角落里一张较小的通缉令则像配角，那上边的年轻人只杀了一人。不过那年轻人更招人恨，他头发蓬松，胡子拉碴，穿着脏兮兮的T恤，正咬紧腮帮，仰着头，以一种冷漠到近似挑衅的眼神看着所有人。这是二十多天来我第一次看到自己。“逃走时穿人字拖和裤衩”的我，被定价五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