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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天护送博斯走过万斯家宅子的不知名保安站在博斯家门前的台阶上。
“博斯，很高兴能截住你。”
他的目光落在博斯手里的一沓出生证明上。博斯不由自主地放下拿着出生证明的那只手，把出生证明放在左侧大腿后面。他对这个明显的遮掩动作感到又羞又恼，唐突地向来人开口发问。
“需要帮什么忙吗？”他问，“我正要出门呢！”
“万斯先生派我来的，”来人说，“他想知道你有没有取得进展。”
博斯久久地打量了他一会儿。
“你叫什么名字？”过了半晌之后他问，“昨天你一直没告诉我。”
“我叫斯隆。在帕萨迪纳万斯家主管安保。”
“你怎么知道我住这里？”
“我查到的。”
“你在哪儿查的？我没在任何地方登记过住址，这幢房子也不在我的名下。”
“博斯先生，我们有许多办法找人。”
博斯看了对方一会儿才答上话。
“斯隆，万斯先生交代过我，采取什么行动只能跟他汇报。所以我只能跟你说声对不起了。”
博斯想关门，斯隆连忙伸出手拦住他。
“你真的不会想这么做的。”博斯说。
斯隆退了几步，举起双手。
“我道歉，”他说，“但我必须告诉你，万斯先生昨天跟你谈过话以后就病了。今早他派我过来找你，看看你有没有取得什么进展。”
“在哪方面有进展？”博斯问他。
“雇你干的活。”
博斯竖起根手指。
“能等我一会儿吗？”
没等斯隆来得及回话，博斯便关上门，把出生证明夹在胳膊肘下面。他走到餐厅的桌子旁，拿起桌上惠特尼交给他的那张印着手机号的名片。他在手机上输入惠特尼给他的手机号，然后听着手机里的铃响回到门旁打开门。
“你在给谁打电话？”
“你老大，”博斯说，“想确认一下他是否同意让我和你讨论这件事。”
“他不会接你的电话。”
“我们先等等——”
长长的嘟嘟声过后，手机在没有万斯先生接听的情况下嘀的一声转到语音信箱。
“万斯先生，我是哈里·博斯，请给我回电。”
博斯复述了一遍自己的电话号码，挂断手机，然后和斯隆攀谈起来。
“知道我不明白的地方在哪儿吗？我不明白万斯先生为何没告诉你雇我干吗，就派你来问我进展怎么样。”
“我已经告诉过你，他突然生病了。”
“那好，我会等他身体好点以后让他给我打电话。”
博斯看出斯隆的表情很犹豫。他一定有什么难言之隐。等了一会儿以后，斯隆终于开口。
“万斯先生有理由相信，他给你的电话号码被人泄露了。他希望你通过我对他进行汇报。我负责他的安全警卫已经二十五年了。”
“他得把这事亲口告诉我。等他身体好点以后，你跟我说一声，我再去那儿找他。”
博斯砰的一下把门关上，斯隆猝不及防，很是吃惊。门楣砰的一声发出巨响。斯隆连忙敲门，但此时博斯已经悄悄地打开了前往路边车棚的边门。博斯离开屋子，偷偷打开切诺基的车门坐进去。发动汽车以后，他把车倒了一段距离，悄悄地开上了路。博斯看见一辆赤褐色的汽车停在路对面，车头冲着下山的方向。斯隆正走向那辆汽车。博斯打过方向盘，把车转到路的右边，然后从切诺基车门旁的斯隆身边加速经过，朝山上开过去。因为路很窄的缘故，斯隆必须开到停车棚里掉头，出其不意的策略让他争取到时间摆脱了斯隆。
博斯在这儿住了二十五年，开过弯曲的伍德罗·威尔逊道对他来说已经算种本能了。他飞快地开到穆赫兰道的禁行标志处，直接在标志下向右拐。接着他沿沥青的羊肠小路往前开，一直开到前方与莱特伍德道的交叉口。博斯查看了下后视镜，没看到斯隆的车或其他车辆跟踪的踪迹。他右拐进入莱特伍德道，飞快地开下山地北坡进入影视城，并在文图拉大道进入谷底。
几分钟后他把车拐进了瓦恩兰大道，把车停在一幢名叫“山风”的公寓大楼前。公寓建在101号高速公路高架桥旁，看上去又老又破。公寓楼靠高速公路的一侧建了一面二十英尺高的水泥隔音墙，但博斯觉得即便有面墙，公路上的噪声也会像山风一样卷入这幢两层高的公寓大楼。
如果特恩布尔没住在退休中心，博斯找到她家就不会费太大力气。这是个很好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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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博斯佯装打电话，在公寓大楼锁着的入口处徘徊。实际上他在听女儿自一年前进入查普曼大学以来给他发的语音信息。
“爸爸，今天真是太激动人心了，我想谢谢你在升学路上为我提供的帮助。我很高兴这里离你不远，一小时就能见上面。不过路堵的时候也许得花上两小时。”
博斯笑了。他不知道这些语音信息能在手机上保留多久，但他希望一直能听见女儿声音中的这份愉悦。
看见门内有个男人正要出来，博斯算准时间，几乎和对方同时到达门口。他假装一边打电话一边从口袋里取钥匙。
“很好，”他对着手机说，“我一样有这个感觉。”
门内的男人开门出来。博斯嘟哝了声“谢谢”走进门。他再一次保存下女儿发来的语音信息，把手机放回口袋里。
石头小道上的指路标志指引他走到要去的那幢楼，他在一楼找到了阿比盖尔·特恩布尔的公寓。走到门口时，博斯发现纱门后面的门开着。他听见公寓里传来人声。
“阿比盖尔，都好了吗？”
博斯没敲门，直接走到门边透过纱门往里瞧。顺着短短的一条走廊，他看见一个老太太正坐在客厅折叠桌后面的沙发上。老人一头棕色的头发，戴着镜片很厚的眼镜，看上去年老虚弱。一个年纪轻点的女人正一边收拾餐具，一边拿起桌上的一个盘子。博斯猜测是阿比盖尔要么早饭吃得晚了，要么早早地吃了午饭。
博斯决定等等，看看护理员打扫完以后是否会离开。公寓正对着一个小院子，院子里有个三层的喷泉，水落下的声音几乎完全盖住了公路上的车流声。特恩布尔多半是因为这个敞开着门。博斯坐在喷泉前面预制水泥砌的石凳上，把那沓出生证明放在身边。他一边等，一边查看手机里的信息。没到五分钟，公寓里又传来人声。
“阿比盖尔，要我把门留着吗？”
博斯听见一声含混不清的答复，看着护理员走出公寓，手里拿着隔热袋，里面还有更多的饭要去送。博斯认出这是个送餐服务慈善组织用的隔热袋，女儿高三时参加过那里的志愿服务。博斯心想，女儿也许还给特恩布尔老太太送过餐呢！
护理员沿着小道走向前门。博斯等待了一会儿，然后走到纱门边上往里看。阿比盖尔·特恩布尔仍旧坐在沙发上。折叠桌已经被搬走了，刚才放折叠桌的地方放着一架两轮助步车。特恩布尔正瞪眼看着客厅对面某样东西，博斯看不见她在看什么，但似乎听见了电视里发出的窃窃私语声。
“特恩布尔女士？”
博斯生怕老人失聪，所以嚷得非常响。他的声音显然让特恩布尔吃了一惊，老人满脸害怕地看着纱门。
“对不起，”博斯飞快地说，“我没想吓你。我只是想知道能否问你几个问题。”
特恩布尔朝四周看了看，像是想知道需要时有没有人能帮上忙。
“你想干什么？”老太太问他。
“我是个警探，”博斯说，“我想就一个案子问你几个问题。”
“我不明白，我不认识什么警探。”
博斯推了推纱门。门没锁。他把纱门打开一半，让老太太能清楚地看见他。他举起圣费尔南多警察局的警徽，对老人笑了笑。
“阿比盖尔，我正在进行一项调查，我想你能帮我。”他说。
刚刚送饭的护理员直接叫了她的名字，博斯觉得自己也可以试一试。特恩布尔没有回复，博斯看见她两只手紧张地握成了拳头。
“能让我进来吗？”博斯问，“几分钟就好。”
“没有谁会来看我，”她说，“我也没钱买什么东西。”
博斯慢慢走进过道。尽管他因为惊吓了老妇人感觉很糟糕，但还是一直保持着脸上的笑容。
“阿比盖尔，我向你保证，我不会向你兜售任何东西。”
博斯从过道走进狭小的客厅。电视开着，屏幕上播放着艾伦·德杰尼勒斯的脱口秀节目。客厅里只有沙发和角落里的一把厨房椅。客厅后面是个小厨房，厨房里放着台小冰箱。博斯把出生证明夹在胳膊底下，从证件包里拿出圣费尔南多警察局的警官证。老太不情愿地接过警官证审视起来。
“圣费尔南多吗？”她问，“是在哪儿？”
“离这儿不是很远，”博斯说，“我——”
“你在调查什么？”
“我在找一个很久以前的人。”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想和我谈。我从未去过圣费尔南多。”
博斯指着墙边的那把椅子。
“能让我坐下吗？”
“坐下吧。我仍然不知道能从我这里问出些什么。”
博斯拿起椅子，坐在老人面前，两人之间隔着助步车。老太穿了件宽松的便服，上面绣了几朵褪了色的花。特恩布尔仍然在打量着他的警官证。
“这个名字怎么念？”她问。
“希罗尼穆斯，”博斯说，“我是以一位画家的名字命名的。”
“我从没听说过那位画家。”
“没听说过这个名字的人很多。我在报纸上读到几年前一篇有关圣海伦收容院的报道。报道提到你在庆典上所做的演讲，就是你女儿去收容院寻亲，结果找到了你的那次演讲。”
“那次演讲怎么了？”
“我为一个男人工作——一个年纪很大的男人——他目前也在寻亲。他的孩子出生在圣海伦收容院，我希望你能帮我找到当时出生的男孩或女孩。”
特恩布尔像是不想再谈似的把身子靠回去，然后对博斯摇了摇脑袋。
“那里出生了好些孩子，”她说，“我前后在那里待了五十年，不可能记得所有的孩子。大多数孩子离开后都有了新的名字。”
博斯点点头。
“我知道。但我觉得这个案子有点特别。我想你多半还记得那位母亲。她叫维比亚娜。维比亚娜·杜阿尔特。我说的是发生在你进入圣海伦收容院一年之后的事情。”
特恩布尔像是要避开痛苦似的合上眼睛。博斯立刻意识到老人认识并记得维比亚娜，他的时光之旅找到了终点。
“你一定认识她吧？”博斯问。
特恩布尔点了下头。
“我当时在场，”她说，“那是可怕的一天。”
“能告诉我当时的情况吗？”
“你为何想知道？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博斯点点头。老人的问题很合理。
“记得你女儿到圣海伦收容院找到你的事情吗？你把它称为奇迹。我的这次调查也是如此。我为一个想找到自己孩子的男人工作，那个男人想找到他和维比亚娜生的孩子。”
博斯发现特恩布尔脸上腾起一股怒气，马上为自己的用词不慎后悔起来。
“那是两码事，”她说，“他不是被迫放弃孩子的。他遗弃了维比亚娜，遗弃了他的儿子。”
博斯想马上弥补自己的话所造成的伤害，但他注意到特恩布尔无意中透露生的是个男孩。
“阿比盖尔，我明白你的意思，”他说，“两者完全不是一回事。我知道这个。但他同样是位想找到孩子的父亲。他老了，很快就将死去。他有许多遗产要留给后人。这弥补不了什么，当然弥补不了。但这个答复应该由我们来给，还是他儿子来给？我们难道连他儿子选择的权利都要剥夺掉吗？”
特恩布尔安静地寻思着博斯的话。
“我帮不了你，”想了一会儿以后她说，“我不知道被收养后那孩子究竟怎样了。”
“可以的话，把你知道的告诉我就行，”博斯说，“我知道这件事很可怕，但我还是想请你把当时发生的事情告诉我。如果可以的话，跟我说说维比儿子的事情。”
特恩布尔低头看着地板。博斯知道她在找寻记忆，准备告诉他当时发生的事。她伸出两只手抓住助步车，似乎在寻求某种支持。
“他生下来很纤弱，我是说那孩子，”特恩布尔开始讲述当时的情况，“出生时体重不足。收容院有条规定，五磅以下的孩子不能送出去。”
“那他怎么样了？”博斯问。
“收养他的夫妻无法接他出去。体重不足的婴儿不给办理收养手续。他必须更重、更健康才能被收养。”
“收养被延迟了吗？”
“有时的确会发生延迟。他们告诉维比必须让婴儿增加些体重。她必须把婴儿留在房里，用她的奶来喂他。在婴儿变得重些、健康些之前持续给他喂奶。”
“她喂了多久？”
“一周。也许还要多几天。我知道维比获得了和孩子待在一起的时间，我们其他人都没这个待遇。但那周过后，孩子就得交出去。那对夫妻再次过来，办完了收养手续。他们把维比的孩子带走了。”
博斯点点头。事情从每个角度都开始变得更糟了。
“维比怎么样了？”他问。
“我当时在洗衣房工作，”她说，“那里工资不高，也没有干洗机。我们把所有洗好的衣服挂在厨房后面院子里的晾衣绳上，后来那里盖了附楼。”
“孩子被收养后的那天早晨，我拿床单到外面晾，看见有根晾衣绳不见了。”
“维比亚娜。”
“接着我就听说了。有个女孩告诉我的。维比上吊自杀了。她走进浴室，在一根淋浴管道上用晾衣绳自杀了。有人发现了她，但已经太迟了。她就这么死了。”
特恩布尔低头看着地板。讲述了这么可怕的故事以后，她似乎不愿和博斯有眼神交流。
博斯被这个故事弄得很不愉快，他感到一阵恶心。但他还需要更多信息。他要找到维比亚娜的儿子。
“没有后续了吗？”博斯问，“那个男孩就没回来过吗？”
“走了以后，他们就再也不会回来。”
“你还记得他的名字吗？收养他的父母给他起的名字。”
“维比亚娜叫他多米尼克。我不知道他还叫不叫这个名字。他们通常不会沿用以前的名字。我叫我女儿萨拉。回到我身边时她叫凯瑟琳。”
博斯拿出那沓出生证明。他确信早晨在屋后平台翻看出生证明时见过这个名字。他快速翻看这沓证明，查找多米尼克这个名字。找到那张出生证明以后，他看着证明上的婴儿全名和颁发日期。多米尼克·圣阿内洛出生于一九五一年一月三十一日，可十五天后才在记录办公室登记了。他知道这个延迟也许是婴儿体重不足继而收养被推后造成的。
博斯把出生证明拿给特恩布尔看。
“是他吗？”博斯问，“是这个多米尼克·圣阿内洛吗？”
“我告诉过你，”特恩布尔说，“我只知道维比叫他的名字。”
“这是唯一一张那个时段出生的名叫多米尼克的婴儿出生证明。维比生的孩子应该就是他。上面写着在家出生，在收容院生的孩子都是这么写的。”
“我猜你找到想要找的了。”
博斯瞥了眼出生证明，在证明上种族的格子里写着“西班牙裔”。圣阿内洛家住在文图拉县的奥克斯纳德。收养多米尼克的父母名叫卢卡·圣阿内洛和奥德蕾·圣阿内洛，当时都是二十六岁。卢卡·圣阿内洛的职业被标注为设备销售员。
博斯注意到阿比盖尔·特恩布尔用双手紧握住助步车上的铝管。多亏她的帮忙，博斯相信自己找到了惠特尼·万斯失散已久的孩子，但付出的代价实在太高。博斯知道维比亚娜·杜阿尔特的事将在他心头压上很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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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博斯把车从山风公寓大楼往西开，开到月桂谷大道又折转向北。上高速公路会开得快一些，但博斯并不着急，他想把阿比盖尔·特恩布尔告诉他的事好好琢磨琢磨。这时他也饿了，于是把车开进了一家汽车餐厅。
在路边吃完东西以后，他拿出手机，重拨了刚刚那个手机号码——惠特尼·万斯给他的那个。手机还是没人接，博斯又一次给惠特尼留了言。
“万斯先生，又是我。我要您回电给我。我想我已经查到你要的信息了。”
他挂断手机，把手机放进中间控制板的杯托，然后重新汇入车流。
博斯又用了二十分钟才从南至北穿过月桂谷。到了麦克莱街他往右拐进入圣费尔南多。侦查处办公室还是没人，博斯直接走向了自己的小隔间。
博斯首先检查了发到他圣费尔南多警察局邮箱的邮件。收件箱里有两封新邮件，从标题可知，两封邮件都是针对“割纱工”一案问询的回复，第一封来自洛杉矶警察局谷西分局的警探。
亲爱的哈里·博斯，如果你是那个控告了自己服务了三十多年的警察局的家伙，我想说我希望你患上癌症，缓慢而痛苦地死去。如果你只是和他同名，那我错了，并祝你过得愉快。
博斯看了两遍邮件，感觉火都快冒上来了。发火不是因为对方表现的敌意，他不在乎这个。他按下邮件上的回复按钮，很快打了封回信。
马特森警探，很高兴得知谷西分局的警探们的职业水准完全符合洛杉矶市民的期望。你们没有把请求者的请求视为有助于警局服务和保护市民，而是极尽能事加以侮辱。有你这种态度，我就放心了，看来谷西分局的性罪犯已经生活在极大的恐惧之中。
博斯正要按下发送按钮时，突然觉得还是删掉为好。他试着把恼怒抛到一边。对方不在博斯觉得“割纱工”活动频繁的米森分局和山麓分局工作，没必要和这种人动气。
他继续打开第二封邮件。邮件发自格伦代尔的一位警探。这是封确认收到博斯互通信息请求的确认函。这位警探说，他会在局里四处问问，之后会尽快给博斯回复。
博斯漫无目的的询问获得了几封类似的回复。幸好，没几封像马特森那样。大多数博斯联系的警探都很职业，在处理成堆经手案件的同时，他们答应一有消息会尽快给博斯回复。
他关上邮箱页面，登录机动车辆管理局的平台。该找找多米尼克·圣阿内洛的信息了。博斯用出生日期算了一下，多米尼克应该六十五岁了。也许刚退休，靠退休金过活，完全不知道自己是笔丰厚遗产的继承人。博斯不知道他是否离开过收养地奥克斯纳德。他是否知道自己是领养的以及刚出生不久母亲就死了呢？
博斯输入出生证明上的姓名和出生日期，数据库马上给出了匹配信息，但内容非常短。多米尼克·圣阿内洛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十六岁生日那天拿到了驾驶执照，但驾照既没有换代也没有上交。记录的最后一行简单地写着“已故”两个字。
博斯靠在椅子上，感觉肚子上像被人踢了似的。刚接手案子三十六小时，博斯却感觉耗尽了精力。维比亚娜的事、阿比盖尔的事，还有惠特尼几十年后依然无法走出当年行径所带来的负疚感，现在又来了这个。照机动车辆管理局的记录来看，惠特尼的儿子在第一张驾驶执照过期前就已经死了。
“哈里，你还好吗？”
博斯往左看了看，发现贝拉·卢尔德警探正在向隔断墙另一边自己的小隔间走去。
“我很好，”博斯说，“只是……又走进了一条死胡同。”
“我知道那种感觉。”贝拉说。
贝拉坐下来，从他的视线里消失了。贝拉身高还不到一米六，隔断完全遮没了她。博斯只能干瞪着眼看着电脑屏幕。记录上没有提到死亡的细节，只知道死亡发生在第一张驾驶执照的有效时间内。博斯比多米尼克早一年拿到驾驶执照，是在一九六六年，他知道当时的驾驶执照是四年一换。这意味着多米尼克是在十六到二十岁之间死去的。
他知道报告客户儿子的死讯时，一定要把能让人信服的全部细节提供给惠特尼。他同样知道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大多数年轻人不是死于车祸，就是死于战争。他身体向前倾，调出搜索页面，输入“搜索老兵纪念碑”这串字，搜索带出一连串与华盛顿特区越南战争老兵纪念碑有关的链接，那座黑色的花岗岩纪念碑上刻着五万七千多名越南战争中战死的美军士兵的姓名。
博斯登上越南退伍军人纪念基金的网站。他曾经作为捐赠人上过这个网站，而且还在这个网站上查过没有回国的战友的信息。输入“多米尼克·圣阿内洛”这个名字以后，一个士兵的名字和服役的细节跳了出来，他的预感应验了。
阅读多米尼克的服役经历之前，博斯打量了一会儿网站上的死者照片。在这之前，博斯还没有见过被调查对象的照片。他只是在想象中描绘过维比亚娜和多米尼克的身影。此时电脑屏幕上却出现了多米尼克穿西装戴领带的黑白照片。这张照片也许是在高中毕业时拍的，也许是入伍时拍的。年轻的多米尼克有着一头黑发和一双锐利的眼睛。即便是黑白照片，博斯也能看出他具有白人和拉丁裔的基因。博斯看着多米尼克的眼睛，觉得在这双眼睛里看到了与惠特尼·万斯的相似之处。博斯本能地知道他面对的正是惠特尼的儿子。
记录多米尼克信息的页面列出了他的名字在纪念碑上所在的大致位置和行号，并且记录了他服役和死亡的大致情况。博斯把这些内容都记录在笔记本上。记录上显示多米尼克是个海军医务兵，入伍日期是他十八岁生日仅仅四个月之后的一九六九年六月一日。他的阵亡日期是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九日，他死在越南的西宁省。阵亡时多米尼克被分配在岘港的第一医疗营服役。葬礼举行地点是洛杉矶国家公墓。
博斯作为地道工程师在越南服过役，那时他们通常被人们称为“地沟鼠”。由于这项专长，博斯经常被召到发现有地道系统的不同省份和战区，去那里对敌方的地道进行破坏。他得以和空军、海军、海军陆战队等不同的部队协同作战。在越南的经历和对那场战争的了解使他对网站上多米尼克·圣阿内洛的描述有了基本的了解。
博斯知道海军医务兵是个对海军陆战队进行支持的医疗救护兵种。每个海军陆战队的连队都配备一名海军义务兵。尽管被分配在岘港的第一医疗营，但他却死在和老挝接壤的西宁省，通过死亡地点，博斯知道多米尼克是在海军陆战队下属连队执行救护任务时牺牲的。
和纪念碑上以阵亡者死亡年份的先后顺序排序不同，纪念基金的网站以阵亡者的死亡日期精确排序。这意味着博斯可以通过点击屏幕上的左、右键查看和多米尼克在同一天阵亡的士兵的大致情况。他点击着左键和右键，发现同一天在西宁省的阵亡美军士兵共有八人。
越南战争中每天都有几十个年轻士兵死去，但博斯认为在同一天同一省份死那么多人颇有些不同寻常。他们不是死于伏击，就是死于本方部队的误炸。博斯查看了所有死者的军衔和兵种，发现他们都属于海军陆战队，其中有两个飞行员，一个是战斗机上的机枪手。